锦泰商务酒店:台湾学者揭秘胡适

民声网按：这篇专访里揭出了猛料，原来胡适不但二十多个博士学位是假的，而且一直是嫖娼老手，这让经常拿胡适忠于旧婚姻为例，证明“左翼文化人道德底线低于右翼学者”的谢咏先生情何以堪！让那些拿胡适当祖师爷的精英学者情何以堪！好在这是台湾学者的发现，否则极左的大帽子一定逃不了。

江勇振：破解胡适之谜

前不久，江勇振著《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分5部，每部约50万字。到目前为止，本书为篇幅最大的胡适传记。作者在史料爬梳、细节考证等方面用力之勤，为胡适传记所仅见。对于此前余英时、罗志田、周质平、邵建等人的胡适研究均有点评，或表异议，或指研究者被胡适牵着走。此外，对于众多胡适之谜，江勇振也一一进行了破解。本书出版后，得到广泛好评。近日，记者专访了江勇振。

江勇振：破解胡适之谜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6月15日 07 版）

江勇振，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印第安纳州私立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张君劢传》、《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等。
已出胡适传记何以大同小异

资料之谜：

对于众多胡适传记的作者来说，《胡适四十自述》、《胡适留学日记》、《胡适口述自传》等等胡适留下的资料，是最为重要的参考。这些资料是否可信？胡适做过什么手脚吗？

江勇振解谜：

试问到目前为止，哪一个为胡适立传的人，对胡适早年生涯的叙述，不是跟着胡适亦步亦趋？胡适已经把那些不愿被人窥探的隐私，以及他思想成熟以后放弃的主张和想法，都一一删除了。《胡适四十自述》与他在上海求学时期的日记，以及他在《竞业旬报》所发表的文章相比，有明显的斧凿、嵌入、建构的痕迹。

相关细节：

胡适小时候曾沉迷于旧小说，既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面》等一类最无意义的小说以及《肉蒲团》之类淫书，也有《红楼梦》、《儒林外史》一类第一流作品。

胡适原名胡洪騂，在1906年六七月间，开始使用新名字。

胡适在上海《竞业旬报》工作的地点在上海公共租界爱尔近路（现在的安庆路）庆祥里。胡适每月主编费是10块钱。

访谈：

记者：胡适的传记，前后已经出版过数十种，您为什么要凑这一热闹？

江勇振：这三十年来中国所出版的胡适传记诚然足足可以排满书架的一整排。然而，我们可以试问这些胡适传记是否在内容上是大同小异？这大同小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资料的引领作用。这引领的意思，就是胡适已经替未来要为他立传的人所打好的传记的模本。《胡适四十自述》、《胡适留学日记》、《胡适口述自传》以及他所留下来的许多反思、自叙、甚至他所搜集保存下来的来往书信，都是他所预设、预留的传记的模本。套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所有想要为胡适立传的人，如果没有“一点点用功的习惯、一点点怀疑的倾向”，就会落入胡适所设下的传记模本而不自知。

历来胡适传记大同小异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先行意识的大同小异。这所谓先行意识，应该就是时下所说的问题意识，如果我对这个名词的了解不错的话。这三十年来重新发现胡适的热潮，跟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跟中国寻找现代化的出路的意图是息息相关的。换句话说，如果立传者的先行意识是把胡适看成是一个被遗忘、误解的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则大家笔下的胡适大同小异，也就不足为奇了。我的《舍我其谁：胡适》，就立意在超越这胡适为自己的传记所设下模本，重新呈现一个不同面貌的胡适。

记者：与此前的胡适传记相比，您认为自己最独特的地方在哪里？为了呈现一个不同面貌的胡适，您又做了哪些努力？

江勇振：用胡适说禅宗的话来说，真是说破了不值一文钱，不外乎就是胡适所说的：“一点点用功的习惯、一点点怀疑的倾向。”这所谓的一点点怀疑的倾向，就是要去怀疑、超越胡适为自己的传记所设下模本。用我在书中所说的话来说，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胡适这个传记模本的时候，必须要能取其所用，而不为其所制；要能不落入那“浮士德式的交易”的窠臼；要能不为了赢得了些许资料，却赔去了自己的灵魂。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能入胡适的宝山，得其宝，而且能全身而出，不被宝山主人收编为其推销员。要能入宝山、能得其宝、又能全身而退，当然要有一点点用功的习惯。那就是要读书，要立志去读胡适所读过的重要的书籍。这可能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理想，但所谓“取法于上，仅得乎中”的意思不就是如此吗？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立志去读胡适所读过的重要的书籍呢？就以杜威为例，如果我们对杜威的了解不超过胡适，我们不就正是胡云亦云，被胡适牵着鼻子走了吗！所以我说：如果我们对杜威的了解不超过胡适，我们就没有资格研究胡适。写胡适传，资料浩瀚诚然是一难；发现新资料诚然也是一难；但最难的是要有新的观点。如果我这本《舍我其谁：胡适》有什么独特的地方，那就是新观点的提出。

记者：很少有人用二三百万字的篇幅给胡适作传，您是否认为，非如此的篇幅不足以与胡适的地位相匹配，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江勇振：我在我这本书的前言里说：“《舍我其谁：胡适》写五部、每部五十万字的构想，下笔不能自休非其咎也。所有的误解、传说、人云亦云、胡云亦云，套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都须要先去‘推翻’、‘打倒’。然而，这只是第一步而已。在抽丝剥茧、解构之余，还必须更上一层楼，要去重新分析、重新诠释、并重新编织出一幅不为胡适所预设的图案所羁、而且比它更全面、比它更花团锦簇的胡适的一生。所有这些，都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尽。予岂喜辞费哉？‘予不得已也！’”

胡适是值得用两、三百万字的篇幅去为他作传的。在西方世界里，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有多部头的传记的，比比皆是。胡适著作等身，他所留下的资料的浩瀚，光是日记就有四百万字！中国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思想界，他是龙头的人物，要了解当时中国的思想界，试想，舍胡适还有谁！

从民族主义者到世界主义者

转学之谜：

胡适在康乃尔念了两年的哲学研究所，只要再念一年，写完论文、通过考试，即可获得康乃尔的博士学位。但是，为什么他在1915年从康乃尔大学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此前的传记称，主要原因是胡适逐渐服膺杜威的实验主义，《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也是这样说。实情是否如此？

江勇振解谜：

胡适从康乃尔大学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的促因是，他1914年在康乃尔申请到了塞姬奖学金，1915年申请塞姬研究奖学金却失败了——因为胡适到处演讲，导致哲学课业荒废。胡适不愿有人知道自己曾遭此滑铁卢，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做了掩饰。幸好，在他写给韦莲司的一封信中，提到了真实促因。

相关细节：

《四十自述》里胡适说自己去上海求学时“所有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江勇振指出，“一点点怀疑的倾向”是胡适后来的建构。

胡适初到美国时，是伤春悲秋的悲观主义者，很快就转变成乐观主义者。早年在上海求学时期，胡适有民族主义思想，对爱国、尚武精神特别重视。到美国后，转变成一个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主义者。

访谈：

记者：您对于胡适早年成长和留学的资料爬梳特别细致，在资料的收集和甄别方面，您做了哪些工作？

江勇振：胡适在上海的阶段，没有研究者可以忽略他的《四十自述》。但是，除了《四十自述》以外，我们必须仔细地读他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的文章。但这还不够。我们必须去追溯他那些文章的思想来源。比如说，我为了找出胡适当时所引用的亚诺福斯特的《国民读本》、以及马奎克的《真国民》的英文本，为了追寻他当时所受的维多利亚思潮的影响，不知道用了多少时间在网上搜寻。他留美的阶段，我除了用他的《留学日记》以外，也尽量阅读了他当时所读的书，追溯他思想形成发展的来源和轨迹。此外，我也使用了康乃尔大学的学生报，以及康乃尔大学的课程说明。

记者：胡适少年时期和现在的网络愤青类似，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他到美国留学后变化很大。如果以吴宓和其他留学者相比较，胡适思想转变的原因在哪里？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转变？

江勇振：一个人的思想跟他的个性特质有很大的关系，激进和保守的倾向更是如此，完全是勉强不来的。胡适在留美时期，从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过渡到一个不争主义者（完全不抵抗主义者），到最后成为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这完全不是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典型。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是非常独特的，不具代表性。美国学者贾祖麟说胡适会有不争主义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一个弱国的国民，知道自己的国家没有武力作后盾，只能从道义上着手呼吁和平。这个说法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然而，胡适的思想里有他人道、公理的理想，他在他不争主义时期所服膺的世界主义就是这个理想的体现。胡适能超越他在上海求学时期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这就在在证明了他是一个好读书、能思想、会反省、肯觉悟的年轻人。他留美以后，因为读书、思考，眼界大开，于是也就得以脱胎换骨。

胡适当年何以未拿到博士学位

学位之谜：

前些年，关于胡适博士学位晚拿十年的讨论遍及华人学术圈。唐德刚、余英时等著名学者均卷入这一争论。那么，胡适1917年从哥大回国，为什么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没有给他颁发博士学位？

江勇振解谜：

胡适1915年9月从康乃尔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在康乃尔，胡适学习的主要是唯心论哲学，对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涉猎只是浮光掠影。胡在哥大只上了一年的课，第二年就专心写论文。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立论上与其导师杜威的实验主义的基本观点相抵触，胡适在枝节上呼应、征引杜威，反而捉襟见肘，自曝其短。胡适当年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主要是因为《先秦名学史》根本不符合杜威实验主义精神，这本论文无法过杜威那一关。
相关细节：

考取庚款留美之后，胡适出国的行囊里带了1300卷线装书。

胡适第二学期考试的分数是：英文一，89；植物学一，80；生物一，82；德文二，80；植物学二，64；气象学一，70。

访谈：

记者：胡适的博士学位拖了10年才拿到，这一问题曾引发争议，您在书中也有论及，认为唐德刚的观点最接近于事实。您认为，因为《先秦名学史》不符合杜威实验主义精神，因此没有通过杜威那一关。但是，您本人对于此事的前因后果的交代上不够明晰，您可否明确表达一下您的研究结论？为什么后来哥大10年后又授予了胡适博士学位？

江勇振：您说得很对，胡适的博士学位拖了10年才拿到，对这个问题我没作明晰的交代。这是有原因的。胡适的博士学位为什么晚了十年才拿到？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很大的兴趣。大家对这个问题聚讼纷纭，真是干卿底事？我在书中说：“对于一个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贡献那么大，影响那么深，著作等身，荣誉博士学位数目破纪录的人来说，晚了十年才拿到他的第一个博士学位，这丝毫都减不了他的光芒。”

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兴趣，我从来就没动念要向哥伦比亚大学申请调阅胡适的成绩单。美国大学保护学生、校友隐私权极严，不得当事人或家属的同意，外人是不可能一窥的。我在《舍我其谁：胡适》里之所以因为会触及这个问题，完全是因为我分析了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不符合杜威实验主义精神。我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提出了胡适博士学位为什么晚了十年才拿到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我在书中说：“当胡适的博士学位已经变成一个问题以后，那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变成了所有研究胡适的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到了这个时候，胡适的博士学位的问题，已经不只是胡适的问题，而且也是研究胡适博士问题的人的问题。”至于我自己，我是不在乎胡适什么时候拿到博士学位的。我所在乎的，是胡适的博士论文是否符合杜威的实验主义的精神。

记者：近年来，确有一些人说胡适“肤浅”（有人以鲁迅深刻对比），西学根底薄弱，中学亦有不足，对此，您认为这是“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那么，今天的读者和研究者应当如何看待胡适的“肤浅”？

江勇振：即使胡适真的是“西学根底薄弱，中学亦有不足”，试问，今天的我们有多少人敢说他的西学和中学根底超过胡适？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在重新聚合了从前打散了的胡适的藏书。大家可以去浏览胡适当时所读的书。他的阅读之广、用力之勤，绝不是一般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胡适“肤浅”吗？我在书中说：“在胡适出生百年后的人如果能看出胡适‘肤浅‘的所在，其所反映的不过是学术的渐进，而不是哓哓然贬抑胡适者个人的聪明与才智；反之，在胡适出生百年后的我们，既有坐拥群书之利，又有能坐在研究室里，随时手打键盘，上图书馆期刊网搜索、阅读论文之便，如果不能超越胡适，则该汗颜的是自己，而不是反其道而行，津津乐道地细数胡适的‘肤浅’。”

错综复杂的情感世界

婚姻之谜：

作为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者，并曾经在美国留学多年，并且与美国女友韦莲司相爱，为什么接受了幼年母亲定下的婚姻？

江勇振解谜：

学者周质平研究称，胡适早年认为中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不合理，去美国后“为宗国讳”，为中国传统婚制辩护。江勇振认为，周的考证不周全。实际上，17岁的胡适对婚制的看法是折中论，对传统婚制与自由结婚都有批评。到美国后，他在学生文艺刊物《康乃尔世纪》发表《中国的婚制》，继续发挥他在上海就已经形成的折中论。对于母亲安排的婚姻，一直到留美的晚期为止，胡适仍在接受、抗拒、矛盾；遐想、顾虑、随缘之间婉转与徘徊着。

相关细节：

1904年，不满12岁的胡适跟母亲去看庙会，江冬秀的母亲也去了，她相中了胡适，就将13岁的女儿许给了他。

1909年底，胡适所在的中国新公学解散，他搬到海宁路南林里的一幢房子，和几个四川朋友合住。他学会了打麻将，喝酒，叫局，到妓院吃花酒。1910年3月6日晚上，胡适与几个朋友一起上妓院闹了一通宵，次日早上六点才独自离开。

在1914年6月30日的日记里，胡适提出禁嫖。但他没有执行。1922年6月25日，他去北京新建的大森里堂子去拜访住在一家妓院里的哈佛大学毕业的唐钺。10月13日，他在济南开会，困得都能睡着了，但还要到济源里去看看济南的窑子是个什么样子。1925年他到武汉演讲，又跟朋友逛了两家窑子。1926年2月初，胡适留美期间认识的和平主义战友葛内特被《国家》杂志派到中国观察采访，住在上海的胡适带他去了两家妓院开眼界。惊异莫名的葛内特后来从北京写长信劝戒胡适，胡适觉得愧对旧友。

访谈：

记者：您在书中也细致描述了胡适的婚姻与感情生活。作为梁启超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界领袖的胡适，在婚姻问题上听从母命，你如何看待胡适身上的这种“悖论”？

江勇振：胡适对他与江冬秀媒妁之言的婚姻，一定有他错综复杂的情绪，绝不是外人所能体尝其万分之一的。他在接受、抗拒、矛盾；遐想、疑虑、随缘之间的婉转与徘徊，也绝不是外人所能道者。他跟江冬秀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外人所猜测的不能沟通、鲜花插牛粪的颠倒版。江冬秀不是一个平凡的女性。胡适与江冬秀之间自有他们的感情。比如说，胡适在婚后给江冬秀写的一首诗就极其缠绵：“前度月来时，你我初相遇。相对说相思，私祝常相聚。今夜月重来，照我荒洲渡。中夜睡醒时，独觅船家语。”

记者：但是，他在留学阶段对韦莲司也用情很深啊？

江勇振：他跟韦莲司以及其他女性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 胡适虽然爱跟女性朋友挑情传意，他还不算是一个会凭借着自己的声名与地位，见猎心喜或来者不拒的“掠食者”。他自诩为一个颇能坚持原则的男人，比如，他对江冬秀说：“我自问不做十分对不住你的事。”这句话的重点在于“十分”。换句话说，他对江冬秀虽然有对不起的地方，但他自己觉得不到十分。胡适是一个猎艳高手。从他出任驻美大使到卸任后勾留美国的十年，是他一生国际名望的顶峰。他既有位尊名高的本钱，又熟谙调情，艺高胆大。他这个阶段里的星星几乎全是白人，年龄也大多与他相仿。与白人调情，有额外的保障。它可以减少两情相悦之余所可能有的各种瓜葛，亦即必须做出承诺的风险；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担不起的“相思债”。

在胡适的情人里，韦莲司是最深刻一位女性的。她用情极深，对人生、亲情、友谊、与爱情，深得其三昧。在她给胡适的信里，俯拾皆是隽语，真可以把它们裱起来供人吟咏和咀嚼。

记者：对于胡适狎妓的行为，您也在第一部中直书，不为尊者讳。那么，您如何看待胡适的私德？

江勇振：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洗礼过的我们，应该不会再落入把私德与公德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界域的窠臼了。我在英文版的《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一文里强调说：胡适在他所谓“私”领域里的行为，包括他对婚姻与爱情的处理方式，与他在“公”领域里的作为，是息息相关，是有其共同的模式可循的。他在“公”领域——国际关系，和政治参与等等——所揭橥的行为准则，与他在“私”领域对自己所做的要求是一致的，那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他之所以认为他的婚约是“不可毁”、“不必毁”、“不当毁”，就正是这种理性、法治、井然有序的准则的体现。用性别理论的语言来说，就是他所私自期许的男性气概。在胡适的男性气概里最重要的一环，莫过于具有骑士精神的君子；胡适自己偶尔会用“gentleman”这个英文字来表达。一个具有骑士精神的君子，最具体、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他以平等、真诚的态度对待妇女，更重要的，是对把终生幸福托付给他的女子能信、能守的道义精神。

记者：但是，他有过好几次婚外情。

江勇振：胡适对江冬秀能信、能守的道义精神——胡适的男性气概的体现——显然与胡适的猎艳、调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我认为对胡适来说，重点在于他是否能行之有道，能本诸理性、法治、井然有序的准则去把持自己。有多少人为胡适唏嘘，说他是传统婚姻制度下的牺牲者，说他寂寞，说他的情感生活贫瘠。殊不知胡适是高段的调情圣手。用他晚年情人哈德门太太的话来说，胡适是一个能让她意乱情迷的卡萨诺瓦(Casanova(1725-1798)，意大利情圣，在自传里说他一生中有一百二十二个情人）。胡适在他的婚姻里并没有所谓的牺牲可言。江冬秀跟胡适的其他情人，相对于胡适这个太阳，是像月亮和星星一样，各有其运行的轨道，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重点端赖当事者的他如何拿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