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决定武汉：极端和中庸的东方芝加哥   

 

 

   

2011年07月21日 18:21       来源：城市地理 作者：小箭

武汉户部巷，糊汤粉 摄影/谭霄

       在清代末期、国民政府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武汉就已经相当繁荣了，一度成为中国内陆规模最大的城市，与“大上海”并称为“大武汉”，要知道，中国历史几千年，能在城市名前冠以“大”的，只此两家。
       “大武汉”的光荣历史自与其城市性格匹配，在极端和中庸间游走，既造就了它的鼎盛，也带给了它黯淡。
       中国地理上的“天元”
       晚清时期，现代工厂数量居全国之冠
       从纯粹的地理上讲，中国的自然地理中心应该是兰州，但说起中国的经济和人文地理中心，往往论及的是武汉。武汉南及潇湘，襟带百里洞庭；北据襄樊，进窥关中和中原；逆江西上，扼天府之国的千里沃野；顺江东下，可虎视几代王都的金陵，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地理上的“天元”。
       因而在很多武汉人心里，都十分认同《吕氏春秋》中的说法：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武汉当然是个有王者之气的地方。
       在明朝末年，汉口与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并列为全国四大名镇。在清代末期，作为当时的商业重镇，武汉延续了传统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也有了现代商业的起萌，由一个商业城市变成了一个工商业城市。时间如梭，斗转星移，如今的汉口依然繁华，现代和时尚的钢筋丛林湮没了旧时的“泽口舟为市，人家起竹楼”，我们无法去感受当年“东方芝加哥”鼎盛的商业气氛，但依然有无数条走进晚清旧武汉的线索，去感受这个繁华的汉水码头的心跳脉搏。
       首先是一个既极端，又中庸的人——“冬常抱冰，夏还握火”的洋务重臣张之洞。而提起张之洞，还要提起当时的一项重大工程——全长1200余公里的京汉铁路。张之洞就是因为要督建京汉铁路，才由广东移督湖广。也因为这条铁路，武汉的货物流通更加畅快，成为国内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在张之洞的努力下，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机器厂、汉阳铁厂钢轨厂、湖北纺纱局、湖北制麻局等现代企业拔地而起，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
       不光是工厂，张之洞还改建了许多书院、学堂，使武汉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近代教育系统。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改制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与现代教育系统颇为契合。张之洞当时创办的自强学堂（现在的武汉大学）、湖北武备学堂（第一所中国近代兵工学堂）、湖北农务学堂（现武汉的华中农业大学）、湖北工艺学堂（现武汉科技大学）、湖北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就像是现代大学里的各个专业学院。所以可以这么说，没有张之洞，就不会有武汉晚清时的兴盛气象。直到现在，张之洞创办的工厂和学校很多都在原有基础上改造沿用。
       在武汉，曾经有一条叫“张之洞”的街道，1967年，武昌的“张之洞路”被更名为“工农路”，后又被改为“紫阳路”。在这条路上，有太多值得武汉人纪念的地方：有清末新军工程第八营，辛亥首义烈士祠等遗址。而在大武汉搜寻，还可以找到武昌抱冰堂、汉口张公堤、中山公园张公亭，这些与张之洞相关的景点，无一不充满了武汉人对张之洞的景仰和怀念。
       “东方芝加哥”时代的中西合璧生活：大清国的第二要港
       另一条线索，是一纸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中国增辟了11个通商口岸，其中就包括汉口。1863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惊异号”进入汉口港，开辟了沪汉航线，接着，日、德、法等列强开辟了汉口至神户、汉口至汉堡、汉口至马赛等多条航线。就这样，不平等条约意外地给武汉带来了发展契机，对外贸易日渐兴旺。不光是对外贸易，史料记载，从1863年－1911年，列强在武汉开办各类工厂43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外商在武汉设立了多家金融分支机构，国内银行开始在武汉出现，而在此之前，武汉尚无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就因为一纸条约，列强涌入，武汉一举成为中国内陆较大的金融中心。
       汉口正式开埠后，开辟了英、德、俄、法和日五国租界，这下子，武汉涌入的不光是洋人和洋货，一些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也开始进入武汉。有钱人开始模仿租界的洋人建楼房、修跑马场、跳舞、逛夜总会、跑马变成了一部分武汉人新的生活内容。遗存至今的汉口邮政大楼就是“洋楼数层，规模宏敞”，连当时半官方的湖北专议局也采用了仿西建筑的现代结构来建造。至今，我们还可以在街头看到众多老建筑，这些老建筑大多没有被独立出来进行保护，解放后，或成为国家机关的办公地，或充公使用，隐于市井。如现处沿江大道上的光大银行分行，就是当年的汇丰银行，建筑的立面空柱廊运用了爱奥尼克柱式，为西方18世纪流行一时的古典主义手法，是当年汉口最典型的西方古典式建筑之一，后被翻修一新，但仍然可以看到大楼俯览岁月的痕迹。
       “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位于清国要港之第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这就是当年“东方芝加哥”的盛世辉煌。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强本抑末”与洋务的重商主义是两个极端，张之洞的洋务运动，也只有在“中庸”的武汉才能得以实现，武汉的折中和宽容程度让世人刮目。当时的武汉，人文和商业景观极为奇特，一边是传统的民族商业得以延续，如糕点名店“汪玉霞”、汉绣、姚春和的铜器远销欧美，叶开泰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广州陈李济并称为全国“四大中药名店”。汉锣与苏锣、京锣、秦锣并称四大名锣，武汉有300年的铜器制造历史，如今汉口仍有一处古老的街道——打铜街，即是当年汉锣作坊云集的地方。传统的生活方式得以保留，亭台楼阁名胜犹在，茶馆里说书、唱戏、皮影戏，悠然自得。另一边，是现代化的工厂如雨后春笋，日夜灯火通明，机器轰鸣。欧式的生活方式逐渐渗入。最有说明意义的，是保留至今的汉口古德寺，作为一座东方佛教禅寺，其建筑竟融和了西方哥特式教堂的风格。武汉的街道里弄，如昙华林，街道一头是当年旧时地主居住的院落，另一头，是西方教堂，赫然相对，却相安无事。中西文明在武汉的相融，完全可以用“南北兼容，中西合璧”来概括形容。1918年，美国《竖琴》杂志《中国的芝加哥》一文中写道，汉口在中国的地位，完全可以“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媲美。”
       极端又中庸
       从犷悍到市侩，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又成为了保守派的大本营
       武汉的性格就像那位给武汉打下深深烙印的张之洞一样，也是极端又中庸。正是这种性格，既造就了“东方芝加哥”，也使它成为了昨日黄花。
       武汉是极端的。比如武汉的天气是极端的：冬天极冷，那种冷，是浸骨的冷；夏天极热，是那种身子在蒸笼里蒸的热。再比如武汉人的商业发展，经济曾经相当滞后，也使当地人很少有商业牟利的观念，“不事工贾，工皆来自远方，不贵异物，不作淫巧”。直到明代成化年间，精明的陕西商人乘船顺流而下，来到武汉的汉正街，将货物贩运中转。那时候，一直频繁改道的汉水从龟山北麓入江，把汉口从汉阳的地界析分出来。当时的陕西商人甚至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只因为这里是汉水的出口，所以就把这里叫作汉口。从此，汉口逐渐成为了一个商业城市，成了一个因水而城，因水而兴的地方，一直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重镇，一个“货宝奇珍之所聚”、商贸兴旺的地域。与此同时，武汉人的性格也由古楚国时“楚地辽阔，民情犷悍，易动难安”、“山川平易，人民朴野”，变得机巧和市侩。当然，这样极端的性格突变，常常被外省人诟病，武汉就像古楚传说中的“九头鸟”，无端的由吉祥之鸟变成了市侩之鸟，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武汉又是中庸的。所谓“中庸”，用汉语词典来解释，就是不偏不倚，调和折中。因为中庸，处于冷热极端的武汉却没有狂暴的脾气，相反还很宽容，不排外，容纳了各地的移民，和平相处，文化交融。也因为中庸，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商业鼎盛后，武汉再一次让世人大跌眼镜，竟然选择了退步，这一退，就从当时“东方芝加哥”的山巅上退到了山腰，成为无甚特色的中国大陆七大中心城市之一。想当初，众口相传有一句话：“走遍天下，只有宁波、江夏”，说的是当年的两处繁盛处，这个宁波不用说了，作为百货聚散之地，也是鸦片战争后的通商口岸之一，繁华至今。但江夏，即汉口，就不同了。多少年后的今天，“宁波，江夏”竟然被以讹传讹，变成了“宁波江厦”——宁波的千年古街江厦街，可见时至今日，汉口的繁荣逐渐式微，早已不是当年的“东方芝加哥”了。这不禁让人想起词典中对“中庸”的释义：德才平凡，中庸之才。既然不偏不倚，又何曾德才平庸呢？词典作者对“中庸”这个词的难以判定，仿佛世人对武汉这个城市的莫衷一是。
       时光回溯到1911年，武汉打响了推翻封建帝制的第一枪，这让人十分费解，曾几何时，武汉的繁荣还直接受益于清朝的洋务运动和《天津条约》后的开埠，但也是武汉，竟然第一个站出来推翻了清政府，赶走了洋人。然而，还没让人从辛亥革命急转而下的形势里找出答案，武汉又做了一件让世人不解的事情：就在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第一枪后不久，武汉在世人的瞠目下，竟然迅速成为了保守派的大本营。从极端走向中庸，又从中庸走向极端，武汉，永远是这样一个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城市，也是这样一个无法定义风格，飘忽不定的城市，也正因为武汉的这种不确定性，才使得武汉几经沉浮。
       一个亦南亦北，不三不四的城市
       三次和首都只有一步之遥
       武汉曾有三次机会成为首都。第一次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决定迁都武昌，在后世看来，他的这个决定并不错，但是却遭到了东吴老臣们的一致反对，立场相当坚决，还用“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样的话来威胁孙权。第二次，是1926年，民国中央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但不久，宁汉分裂，被称为“首善之区”的武汉，当时驻扎的是汪精卫的临时政府，结果可想而知。最后一次是抗战期间，武汉被作为战时首都，但不久，武汉沦陷，重庆成为“陪都”，武汉再次成为流产的首都。
       这三次流产，如果换做其他城市，估计是哭天喊地了。可武汉没有，甚至还编出了一个笑话来奚落自己，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政协委员投票立都，湖北人董必武当时去解手，回来一看，投票结束了，武汉只差北京一票。所以后来有人笑说，如果不是董必武上了躺厕所，武汉就是铁定的首都了。
       解放后，武汉这座易中天先生笔下“最好同时也最坏”，亦南亦北，不三不四的城市，开始了新的征程：与重庆争直辖市之名未果、与郑州争国内交通枢纽之实暗战不休。但不管怎样，从1992年到1998年7年间，作为一座700万人口的大城市，武汉经济年均速递增16％，不能不说是成绩斐然。
       大江东去，汉水滔滔，“东方芝加哥”已成昨日剪影。如今的武汉，尽管也焦灼于经济发展及城市在各种排行榜中的序列，但浓烈的生活气息一直也不遑多让。夏日炎炎，旧时长街泼水，竹床遍地的景象已不复存在，但每到傍晚，吉庆街的大排档摆到了街口，人们衣着随意，携家带口，仿佛是去参加盛大的家宴。唯有那时，武汉才真实感受到，自己竟然也作为历史景观的一部分，与荆楚大地融为了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