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星龙王ad出装:“文革”中的龚澎和乔冠华

“文革”中的龚澎和乔冠华 ·张　颖·

[ 2006-8-23 16:49:19 | By: 逛逛 看看 ]

一

龚澎和乔冠华都是我数十年的战友、至交，他们离开人世分别有三十多年或十多年，仍令我时常想念。他们曾共同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过许多贡献。

尤其是龚澎，她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当年称情报司），业绩斐然。为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凡是曾经和龚澎一起共事的人，无不对她出色的工作和高尚品德倍加称赞，留下深深怀念之情，大家都为她的英年早逝感到十分惋惜。乔冠华在他人生的最后年月，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还有一些人在他的头上戴过无数耀眼的光环，但历史难以改写，人亦无完人，我也为他晚年一些作为感到悲哀和痛惜。

１９４９年后，因工作各异，我与龚澎夫妇接触少些，但我们还很有缘分。１９５４年章文晋调来北京工作，我们一家和龚澎一家始终住在同一宿舍大院。从无量大人胡同（现为红星胡同）到以后，我们都是近邻。平常往来虽不太多，但当心里装着无处诉说的话时，很自然就会去找对方倾诉。

１９６５年我调到外交部不久，即随外交部四清工作队到江苏南通搞四清。１９６６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风已吹了起来，６月我们回到北京时已是狂风骤至。首先是在文化部门，那时章文晋早已被任命为驻巴基斯坦大使，我也被任命为驻巴基斯坦政务参赞，立即要去赴任。当时我思想上很矛盾：“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又是先从文化部门开始，而我在文化艺术部门工作了十年，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虽说我已经调到外交部，但应回到原单位作个检查，有个交代，不应该就这样走了。我已经向外交部领导提出要留下来，领导却劝我还是应该走。一天晚上我正与文晋商量这事，文晋让我和他一起去巴赴任，飞机票都已经拿到了。这时龚澎来了，也劝我走，而我还是那股倔劲。他们都没办法，龚澎只好劝文晋一个人先去赴任，并提醒他要密切注意国内形势的发展。同时安慰他，因为我那时身体不好，她说她会照顾我，要他放心。岂料文晋走后不到１０天，北京就乱了起来，一夜之间我就成了“三反分子、牛鬼蛇神”，被揪出来。学生很快冲进各文化机关，砸四旧，斗牛鬼蛇神，并且把我们都关进地下室。因为文晋不在，我还有一个小儿子无人照管，造反派允许我晚上１０点以后回家给孩子做饭。外交部那时还比较平稳，在那幢宿舍楼中，我是第一个被揪出的“反革命分子”，哪还有人敢进我的家门？只有龚澎知道我的情况，晚上上我家来。我们两人都带着迷惑的眼光互相看看，好像根本就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都想。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还能有错么？她劝慰我说：你从小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但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认识了就好，对党对自己都要有信心。在那样狂风恶浪的时候，能听到这样的话，多么暖人肺腑啊！

时间没过去多久，“文化大革命”那股火烧到了外交部，开始是反资反路线，接着打倒陈、姬、乔的大字报也上了街‘外交部各级领导都被揪斗了，姬、乔被揪到王府井大街卖小报，龚澎也被揪，行动不那么自由了。相反，先乱起来的单位， 造反派内部打起派仗；把那些重要人物关押起来，对我这样的人倒放松了。只要每日向造反派交一份坦白材料或认罪书，就相对自由了，还可以出外看大字报”“受 教育”。我一有机会就跑到外交部老部转转，又到王府井看看：姬、乔真的被押到大街上卖小报，我看到了老乔一副沮丧狼狈的样子，但还没有挨打。隔两天等到天黑半夜，我悄悄溜进龚澎的家，告诉她我看到的情况，让她放心。有一天回到院子里就听人说：龚澎的家被抄了，她还挨了打。我非常焦心地等到半夜，又悄悄溜进她家，看到她双目眼失神，呆呆地独自坐在沙发上。我握着她冰凉的手，问她是否挨打了，什么被抄走了？她告诉我，造反派要她交出工作上所有的笔记本，她拒绝交出，有人发火抓她的头发想往墙上撞。他们最终还是到家里来把所有的笔记本抄走了。她最愤怒的是那些笔记本内有属于机密的内容。

１９６７年初，刮起全面夺权打倒一切之风，外交部也越来越乱了。那时我常到龚澎家给他们夫妇二人传递部内外的消息，我们常常关着门议论“文革”蹿上来的“红人”，对江青的言行我们都不以为然，乔冠华最恨姚文元，因为乔与吴晗的交情不错。龚澎在政治上很敏锐，她想得更深更细，她常常和我谈起，外交部受到那么大冲击，矛头是对着周总理和陈老总的。她认为首恶之人就是江青，摇扇子的是张春桥。我们之间共同语言很多，互相又都信得过，可以说无话不谈。说实话，在政治上乔冠华远远不及龚澎。在那样的大风大浪中，龚澎在掌着舵。１９６８年春，外交部许多大使、司长们贴出大字报；要求恢复陈毅外长的工作，即外交部出名的“九十一人大学报”事件。龚澎、乔冠华夫妇都在幕后支持，但不久又被批为右倾翻案的典型，他们夫妇又—次受到冲击。许多同志竭力保护他们，但龚澎从来都表现得光明磊落，坚定不移。她也在保护大家。

１９６９年我下放到湖南　“五七”干校劳动去了，龚澎因为过度劳累，加上精神上不断受到刺激，不幸患上脑溢血病倒了，而且病情日渐严重。

恩来同志对她极为关怀。龚澎住医院期间第二次发病后，一直没能醒过来，医院曾建设开颅把血块取掉，有可能好转。当时老乔十分犹豫，怕有风险。恩来同志召集多方面的专家研究，认为既有一线希望还是应该争取。于是和老乔商量，决定开刀，争取能有好转。但最终因拖延时间较长，没能扭转病情。

１９７０年我从湖南干校回到北京，即去医院探望。那时的龚澎已完全靠各种器械维持着生命。我隔天都到医院探望，老乔常常坐在床旁，有时泪流满面，有时默默哀伤。有一次我又到病房，看见恩来同志正站在病床旁边，默默看着龚澎，在他脸上显出伤感和无奈。出门时看见了我，轻轻摇摇头走了。熟悉的人都知道，恩来同志对龚澎的才干和品德修养都很赞赏。对他们一家也十分关切，看到龚澎一病不起是十分难过的。

１９７１年龚澎离开人世。乔冠华和她共同生活、共同战斗近３０年，感情十分深厚。她走了，老乔悲痛欲绝，人都垮了，终日借酒浇愁。他家的向南阳台，以往堆放一些杂物，这时却堆茅台酒的瓶子。他两三天就一瓶，很快茅台酒瓶子堆满了阳台。那时住在报房胡同的几位和老乔过从较密的朋友，如符浩、陈楚、普生和我，几乎每晚都到他家陪伴他，通通消息，说说闲话，并劝慰他振作起来，把更多心思放在工作上。经过一年多，老乔才慢慢平复过来。
二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中国外交上经历了很多重大事情。１９７１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时，老乔正生病住在医院里，所以没有参加计划和接待工作。不久我和文晋到医院看望他，他很生气，责怪文晋不来向他汇报。文晋是寡言少语的人，没有说什么。倒是我向他解释了那次是秘密访华，是总理直接领导的，有保密规定。那次看望他，我突然感到他有点变了，火气很大还有点斤斤计较。随后基辛格第二次来访、尼克松访华，乔都参加了并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有一件事，使我难忘。在起草《上海公报》的过程中（当然这样重要的文件起草绝不是某人或少数人所能担当的，而是经过无数次的讨论，才有初稿，又经过无数次修改才有上呈稿），上呈稿基本完成，经周恩来总理审定，交给文晋主持作中英文校定，老乔等几人参与。当时老乔提出要修改其中某一重要段落的内容，文晋等人都不同意。但乔很固执，一定要改。因为他是领导，别人也只得同意修改。稿子送回周恩来总理处，他当即发现改得不对。在第二天接待组的会议上，总理发了很大的火，指着文晋严厉批评：胆子太大又不动脑筋，为什么要改？文晋没有作声，默默承受。会后他才告诉我实情，并说老乔变得狂妄了。我当时很不高兴，心想老乔为什么不站出来承担责任呢？

乔冠华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后的第一次大会，他的讲话（大家都知道，这篇讲话稿并非他个人的杰作，而是外交部有关方面集体的创作，代表国家的）受到极大欢迎。加上他个人的风度举止也起一定作用，自此他声誉大增，也身价百倍了。龚澎去世已两年多，老乔又恋爱了，他再寻伴侣是合情合理的事，朋友们也为此高兴。他的恋人就是章含之。我们与她还有过一点交情，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先生在解放前夕住在东四八条朱启钤老先生家。全国胜利后，章士钊全家也搬到北京，章含之和父母同住那里。朱启钤先生是文晋的外祖父，我们有时去探望，自然就认识章含之了。她那时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我们很少交谈。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后，她调到外交部工作，慢慢彼此才比较熟悉了，但来往也不多。１９７２年后有一段时间，章含之突然与我家关系密切起来。一次她来到我家，谈了一会儿她忽然对我亲切地说：听说你还在部里业余学校上英文课？我告诉她我的英文口语很差，到外交部工作很不适应，所以每周有几次去听课补习。她立即说，不要去上那种课了，我来给你当老师，保证你学得快。当时我以为听错了，只好回答她：我怎么当得起你这位老师的学生呢？别开玩笑了。她倒是挺认真的，那段时间她曾来过我家好几次，还给我带来《英语９００句》的书和录音带，有些还是她亲自录音当教学用的。那些书当时是很难得到的，我心里很感谢她那样热情指教。但她来我家时真正教书很少，倒是常常闲谈。她到外交部不久，情况不熟，常常问到一些情况，特别有兴趣问乔冠华。后来有人点拨我说，她的本意是想让我给乔冠华牵线哩。也许是吧，但我不愿去揣度别人。

乔冠华和章含之的恋爱中出现了插曲。老乔的子女对他的恋爱对象不大满意，我也曾劝说他们，父亲的事你们不必过问。老乔的儿子告诉我并不想干涉，只是想去拜访一下邓颖超大姐，要我联系一下是否能抽时间见一面。我当即答应了，不久老乔的儿子去见了邓大姐。我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随后我接到乔冠华的电话，在电话中他大为震怒，质问我为什么要给他儿子联系去见邓大姐，斥责我多管闲事。当时我惊愕片刻，即给他顶了回去：你儿子去见邓大姐有什么不对吗？你别忘了他同时还是龚澎的儿子！他把电话摔了。过了不多久，邓大姐给我来电话，听声音她有点不高兴地问我：老乔到底怎么啦？他居然打电话来质问我，为什么要见他儿子，都和他谈了什么？难道我不能见见，我会谈无原则的话么？……我劝邓大姐千万别为此生气。老乔已经在电话里把我责骂了一顿，我也不解为什么会这样。
三
１９７２年夏，美国一位中国问题学者洛克珊·维特克到中国访问，想了解中国妇女革命史。她与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老同志座谈两天以后又提出要采访江青 。几经周折，周恩来总理批示：可以礼节性接见。我们都了解，礼节性接见即无须多长时间，也无须谈许多内容。当时乔冠华副部长指定我作为外交部工作人员去陪见。一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江青和姚文元一起会见了维特克。外交部也派出了礼宾司官员、翻译、速记员等去工作，还有对外友协的负责人和陪同等，将近１０人。本以为礼节性会见不过是寒暄几句、互相认识；谈谈一般性问题。岂料 江青有备而来，对维特克大感兴趣，在人大会堂谈了几小时，设宴招待，还陪维特克去人民剧院观看样板戏《红灯记》。江青的这种做法使我们陪见人员大为吃惊。最后江青还特别约定在广州继续会见维特克，谈她自己的历史，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传。这一情况与周思来总理批示的礼节性会见完全不同。第二天上班时，我即向乔冠华汇报并请示他以后该怎么办？老乔皱了一下眉头说：江青的事情谁管得了？我没办法，随她去吧。当然，江青的事谁也管不了。７月间，她本人去了广州，随后把维特克也接到广州，我们陪见的全班人马也到广州。江青在广州会见维特克近１０次，讲了６０小时。内容无所不有，自我吹嘘、编造历史、诋毁别的领导，还有泄密内容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曾数次打长途电话向老乔等领导汇报情况，他们都只回答没办法，随她去吧。直至把维特克送走，我们回到北京，我又特别向他们汇报，江青还要整理记录翻译成英文寄到美国。老乔只耸耸肩，摊开两手，说，这事我真管不了，以后也别向我汇报了，你直接找周总理汇报吧。

此后将近半年时间，我和外交部翻译室徐尔维同志常常在晚上去钓鱼台江青住处，陪她整理、记录，整理好一部分就打印成册，编号登记，作为绝密文件，送给 周总理以及王、张、姚，还有外交部姬、乔、王等审阅修改。这期间我曾多次向周总理汇报情况。总理也曾审阅过一部分记录。最后总理认为这份记录实在不应寄到美国去，他曾和江青谈话，告诉她将文字的东西寄往美国会个分被动，劝她自动取消这件事。但江青不仅不听总理劝告，还纠缠总理帮她修改，批准寄出。总理无法处理，只好请示主席。毛主席立刻指示，这份记录绝不能寄出，立即停止整理翻译。总理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传达毛主席这一指示，并嘱咐我和徐尔维二人负责把这次谈话的所有记录，包括初稿、整理稿、部分翻译稿全部收齐，分类整理装进一个保密铁柜，贴上绝密封条，交由外交部保密室保管。以后谁也不许动这箱绝密材料。

后来，１９７６年，“四人帮”被打倒，外交部’即把我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调回北京，成立专案组，让我和当年陪同江青见维特克的人员，把有关情况详尽整理成材料，供中央领导参考。要把谈话内容详尽整理，最可靠的原始材料就是当时的记录稿。我们立即想到外交部保密室被封存保管的那一大铁柜记录稿。经领导同意，我们到保密室去寻找，岂料保密室的同志说，材料在两年前被江膏连铁柜一起都搬走了。我们大为吃惊；这些材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指定封存不许动用的，江青经过谁人的批准能全部取走呢？经过了解，据江青当年的秘书和保卫人员回忆：１９７４年（或１９７５年），毛主席曾批评江青和“四人帮”，江青很紧张，怕那些材料可能出事，经当时外交部长乔冠华批准，把铁柜搬到钓鱼台江青处，随即在钓鱼台全部烧毁。我心中十分纳闷，这批材料须经周总理同意才可动用，怎么会这样呢？
四
１９７３年８月份，文晋被任命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同时任命我为政务参赞。 １９７３年７月，毛主席批评外交部“１５３新情况”时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从此开始，江青就抓住把柄，开始批判 周恩来总理。到了１９７３年岁末，讹传周总理与基辛格会谈时有错误，于是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外交部乔冠华等人参加，批判周恩来与 叶剑英同志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乔冠华参加批判，他在会上如何表现，现已很难查考。１９８３年他自己曾对采访他的人说，为此他曾向周恩来同志道歉，并取得谅解。 １９７４年三四月间，外交部内很不平静。曾经参加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政治局会议的外交部人员，要在外交部传达政治局会议的内容、精神，同时要对外交部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外交路线进行深入彻底批判。那年我们在加拿大工作。以后，据当时在部内的不少同志告诉我，当时气氛很紧张，以姬、乔为首的部党委既有有计划、有步骤的，也不乏有秘密、有公开的活动和布置。当时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同志是代表挨批判的，其实大家都清楚，批姬就是批周。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代表人物，难道是姬鹏飞吗？这帮从政治局回来的人也毫不隐晦地说：姬鹏飞算不了什么，上面有比姬地位高得多，权力大得多的。……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这就是批周恩来，把他在外交部批臭……

当年亚非司某负责同志曾带着义愤的口气对我说起当时外交部的情况：在一次亚非司和非洲司的联席会议上，乔身披灰色大衣，很潇洒地步入会场。在座的同志都很紧张，乔让大家发言，没有人应声。乔即说１９７０年以后外交部工作中缺点和错误是相当大的，概括地说就是右倾，就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严重右倾与修正主义没有多大区别。

在乔冠华为首的部领导掌握下，部内展开了严厉批判外交部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外交路线。要求到会的同志人人表态发言。有的同志思想不通，认为周恩来总理领导外交部执行的是正确外交路线；有的同志一直没有发言，后来也被批判了。

１９７４年在外交部许多同志的记忆中是难忘的。

我们在加拿大工作一年之后，使馆里的一位最年轻的馆员，有一天找我汇报思想（当时我是总支部书记），说一年多来，他都受外交部领导之命经常写信专门汇报大使夫妇的活动情况，使馆发生了什么特别情况也要汇报。他感觉到使馆内什么都不错都挺好的，没有什么要特别汇报的。他问我以后是否可以不写了。我有点吃惊，真没想到会如此不光明磊落啊！面对这位那么纯真的年轻人，我不在意地说，随便吧，写不写都可以。既然是领导指示你的，写与不写你都应该告诉他们啊。

１９７４年冬，我们回京述职并休假，我并不具体了解一年多来国内发生的事，这时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日渐沉重。

就在那年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和文晋约见乔冠华部长，向他汇报加拿大的情况并请示工作。老乔要我们去史家胡同他的“新居”，我们按时去了。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周恩来总理因为知道章士钊自北平解放前就一直住在朱启钤老先生家，所以特别命国务院拨史家胡同这所房子给章士钊先生长住。这时章士钊已不在，乔冠华这位女婿就住到坐北朝南的正房了。以前我曾来过这里，但如今室内陈设已完全变了。最显眼的是正面那张长条桌，除了不多的陈设品，最令人注目的是几张放大的照片：毛主席和乔冠华握手，章含之在一旁；还有一些较小的与领导握手的各种照片，后旁有周恩来的陪衬。由于太醒目我才仔细看了一遍。在房子正中有一张特为乔预备的安乐椅。他见我们进门即站起来与我们握手，并把我拉到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章含之则把文晋带到离得较远处的沙发上就坐，这样安排各自对话就不会互相干扰了。我们本来是要向乔汇报请示工作的，但文晋没说几句话，乔摆摆手制止了。倒是与我个别谈起来，那边章含之也和文晋单独对话了。

我记得乔对我态度很亲切，开始也问及加拿大大使馆一些工作情况，但很快就转了话题，谈起国内“文革”的状况，重点是谈江青。说她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毛主席的称赞重用。我觉得奇怪，“文革”初期乔对江青很看不惯，说她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这会儿怎么变了调。乔说：江青认为我很能干。她知道我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我去“文化组”负责什么工作。乔本来知道，在接待维特克的时候，江青对我很不满意，所以又特意解释，江青没和他提起这件事。我听着乔这些话，两眼直直瞪着他，不知道作何回答。乔感觉到了，于是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哩，于是又习惯地哈哈大笑。当时我感觉浑身发颤，难以控制。没想到，原来乔的人生哲学和为官之道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我们离开乔家，走过黑暗的胡同，感到寒气袭人。我忍不住问文晋，你们谈了什么。他冷冷地说：我根本就不认识江青，她却一个劲说江青对我有好感很欣赏，真是莫名其妙。我脱口而出，这是为江青收罗人才，真是拉帮结伙哩。以后我还听一位与乔过去关系较好的同志说过，他们两口子也遇到完全相同的情况。我感到精神上乔真有点堕落了。这是我与乔最后一次单独谈话。

周恩来总理病逝，首都人民十分悲痛，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加高压十分愤怒，于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前后自发前往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４月４日当天我曾接到外交部部长办公室打来两次电话，询问我是否离家？第三次居然是部长亲自打电话，当即引起我的愤怒，回答说：我什么地方都没去，也不敢去！但心中却感到悲哀，人怎能变成这样！
五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打倒，亿万人民欢欣鼓舞，感到又获新生。这时乔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回到北京。当时中央责令外交部对乔冠华与江青的关系进行审查，并请乔说清楚真情。组织审查合乎情理，并非个人恩怨或制造什么冤案。倘若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那么说清楚并非难事。当时乔住在家里，章含之住在办公室，组织上要求他们各自说清真情。在这期间，外交部曾召开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在北小街禄米仓北京陆军总院礼堂，可容纳５００人左右。两次会议我都参加了。我记得当时的情形：部领导坐在、主席台上，乔冠华也坐旁边，大会请乔说清与江青等的关系，并作自我检查。但乔一言不发，不作任何自我反省。这时部内有两三人在原位上发言，批评乔在“文革”后期的一些作为。部内一次大的批判会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千人左右，还有章含之和其他几个人。主持会议的部长还是希望乔作自我检查，但乔仍不发言。于是有几个同志对他们进行了批评，言辞虽然激烈，但仍是说理的。后来有人造谣说，在“文革”以后乔挨批判还被用“喷气式”、被打等等，这是对外交部广大干部的污蔑，不少同志感到愤怒。在“四人帮”拟定的夺权后的组阁名单中，乔冠华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四人帮”垮台了，乔还能当部长吗？这是怎样的冤案呢？既未定罪又无处分，就是不能继续担任外交部长罢了，但仍安排了他的工作啊。

１９８４年乔冠华在北京病故。当时我们正在国外工作，不久回到北京。外交部管组织的同志来看望我们，同时带来了一份有关乔冠华生平的稿子请我们审读，大概是准备印发或作新闻稿之用。此稿引起一些争议，因为我们和乔共事多年，比较了解，所以想听所我们的意见。稿子整篇看来是客观公允的，对乔的一生中的成绩都一一肯定，最后一段也写了乔在“文革”后期犯了政治性错误。当时的争议是章含之要把这一段删去，否则宁愿不发。但组织认为删掉就不全面了。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稿子写得不错，也客观全面。最后就因章含之不同意，文章最终没有发出。报纸上只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　《中外文摘》　２００５年第１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