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龙裁决 泰隆图片:国家机密

潜规则

于泽远先生这篇文章给我的的最大启发，是他提到了“三公经费”是“国家机密”这个说法。

国家机密，很有意思。原来以为导弹发射设计图，军事基地内部情况，自主创新的科研数据，相关经济数据，宝贵的矿藏地质资料……这些，才是国家机密，却不料，三公花费，官员们拿国家的票子，人民的劳动成果，咱们那个老百姓的纳税金，坐了轿车，吃了公饭，出了国考了察，这么一种特殊享受的花费，居然也是“国家机密”！

我插队的时候，生产队里有一家人特牛逼，原因是他们家是军属，而且那家老汉逢人就说他儿子是解放军里边“秘密的兵”，每月要拿保密费的。这当然就令人肃然起敬。我们都很爱国，对能够保守国家秘密的人，自然视为江姐许云峰李玉和一类伟大先烈一般的人。

国家机密，这个东西，按照政治术语来说，那是比我们的生命还要珍贵的东西。

比如说，我受的教育里，王二小，王孝和，江姐，刘胡兰，等等，为什么宁死不屈，永垂不朽，生得光荣死得伟大？全是因为保卫了党的秘密。而在今天的说法里，党国一家，党的秘密，不就等同于国的秘密吗？

因此，国家机密，很神圣的信息。和那信息关联的，是信仰，理想，追求，牺牲，抛头颅洒热血……，这样一些令人仰止的词汇。

今天的青年们别笑我，我就是被这些词儿教大的，所以一提国家秘密，我完全不敢大意马虎开玩笑。

可是，这些久久不敢公布的三公花费，并不是法律规定的国家机密，而是长期以来普通国人不得与闻的资讯，比如什么人来了吃什么饭，用几辆车，住什么馆子，什么级别的可以出国，什么级别的可以坐多少钱的轿车，什么级别的办公室里可以养多少钱的花，一把手的老婆可以随意使用单位的最好的轿车，二把手的老婆就不行，副县级以上可以上下班接送，正科级以上可以蹭车，副科级以下自己想办法，等等，这些，为有权势者独享的秘密，不得过问，无由知悉，弄不明白，得不到消息，就是“国家机密”，就是不能随意透漏给记者的、到处乱传的、传了要追查责任的、跟报社说了要追究行政责任的消息。可是，你却永远不能找到合法的规定、成文的规则、明白公开的纪律，说，该如何如何。这些东西，可以意会不可言传。查无实据，处处存在。聪明人心领神会，好同志一点就通，只有傻逼神经病不开窍的幼稚的家伙才会东打听西追问。

因为可以当着十四亿国民不公布，而且又握在吾国最有权势的部门和机关的手中，当然是“国家机密”。

这些“国家机密”，既然不是明文规定的官员享受花费，其使用方法，用现在时髦的话，应该叫“潜规则”。

在这些个潜规则制约下，尽管有国家命令，各部委的三公花费依然羞羞答答不肯痛快出世。显示出来的当然也不明不白含糊其辞令人生疑。

还有就是，这些“国家机密”，一般来讲有个特征，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哇呀，原来人家可以这样吃喝玩乐，我们活得那叫个啥人呀！

我想，任何一个中国人，一旦沾上点“国家机密”的好处，一定会铁了心跟D走，因为，这些好处如此甜蜜可爱令人生出无比动力——再不能当傻逼乱嚷嚷政治上不成熟了，弄上三公的好处你就偷偷乐去吧，然后坐在主席台上装比样子一脸马列主义三个代表四个现代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知道个啥？反正人民是个看不见的东西。反正有“国家机密”给咱们护着，反正报纸都是咱的喉舌给咱们说着大话遮蔽着，反正有人给咱们保驾护航让咱们出国游欧美回国坐轿车，什么都是公家的；反正人民又不能自动参加选举，把咱们挤下去，他们来享用“国家机密”。反正两会里边都是倪萍大姐那样的木头，哑巴，聪明人，忠厚人，无比爱妈妈爸爸不给家长找麻烦，放心！哪一天实在看他们可爱了，给上个“中华脊梁”光荣称号叫他们当当也就行了。

还有，那些不愿意享用“国家机密”干活累死的，给上个“焦裕禄”“孔繁森”一类名头报纸上写写也就算了。

因此，才有那么多人死心塌地要当“公仆”。公仆者，可享用三公花费的仆人也。三公花费不说了，仆人的意思就是，让普通国人知道，咱们最辛苦劳累，在为大家服务。

我就想，哪一天你要是也能享有这些“国家机密”，你就算混得有个人样了。

转帖：

联合早报：拨开中国“三公消费”的迷雾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于泽远

中新网7月21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1日刊文说，在中国，“三公经费”的面纱相当难揭，原因至少有二：一是一些官员官本位思想和体制根深蒂固；二是“三公花费”确实如外界所料，有不少见不得光的“猫腻”。而一些部门在公布“三公经费”问题上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确实有损政府形象。

文章摘编如下：

眼看着中国国务院规定的6月底时限已过去20天，过半中央机关仍未拿出本部门的“三公经费”账单，尽管这种“晒”账单目前只需要在一张纸上填上几个数据就能过关。

按说，任何政府都有公费出国、公费买车用车以及公务接待，只要是公务所需，政府部门的“三公花费”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大方地告诉公众就是了。但在中国，“三公经费”的面纱却相当难揭，原因至少有二：

一是一些官员官本位思想和体制根深蒂固。他们不愿公开“三公经费”，说白了就是想维护给自己和部门带来诸多好处的特权消费。

二是“三公花费”确实如外界所料，有不少见不得光的“猫腻”。这些“猫腻”或包括违反明规则的特权消费，否则不会能拖一天算一天，或是用一些半夜公开、周末公开、在网站上隐形公开等小手段，尽量避开舆论的锋芒。一些部门在公布“三公经费”问题上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确实有损政府形象。

不过，在近半数中央部门已经“就范”，尤其是在舆论穷追猛打的大气候下，预计98个中央机关中的大多数将于近期公布“三公经费”。同时，北京市、江西省等省级地方政府也将步中央机关后尘。看来，从中央到地方，“三公经费”作为所谓“国家机密”的时代，恐怕会渐渐远去了。

但公布“三公经费”并不等于能遏制泛滥多年的“三公消费”。事实上，公布“三公经费”并不算难，大多数中央部门不愿按时公布，主要在观念上一时还不能接受自己也受监督的现实，而非怕人们从简单的数据中抓到什么把柄。真正的难题将是：“三公经费”公布后，如何判断这些经费的支出是否真实，是否合理？

从中央部门已公布的“三公经费”看，除审计署细化到每辆公车的平均费用外，大多数部门只是交代几个简单数据。由于目前还缺乏相对客观的比较标准，尤其是各部门对“三公消费”的解释惜墨如金，语焉不详，公众既看不出这些花费是否真实，也难以判断这些花费是否合理。同时，国务院要求中央部门公布的“三公经费”只限于财政拨款的部分，而在很多实权部门，财政拨款之外的行政收费、尤其是各单位不纳入财政预算的“小金库”往往是“三公消费”重要来源。因此，要通过“三公经费”公开来监督、规范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目前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纷纷向社会亮出“三公消费”账单的正面意义还是不容低估。从大的方面说，这是权力部门接受社会监督的一个新起点，是遏制权力腐败和社会不正之风的有益尝试，必将进一步唤醒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的觉醒不会导致中国落入什么“公民社会陷阱”，反而能真正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迈进。从小的方面看，“三公经费”公开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再关上，这将有利于限制不合理的“三公消费”，降低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规范政府部门正确有效地行使权力。

对一些权力部门来说，舆论以如此高的热情监督它们的“三公消费”或许有些意外和难堪。有些官员可能还会习惯性地质疑这种监督的动机，甚至上纲上线地怀疑幕后是否有“黑手”，从而为自己的拖延或瞒报寻找借口。但在信息流通便捷、公民意识觉醒的大背景下，曾经云山雾罩的“三公消费”已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各路媒体近期对“三公经费”的高度关注表明，公众亟需拨开“三公消费”的迷雾、让更多阳光照进权力部门的各个角落，这本来就是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于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