铩读音是什么:汪东兴掉进林彪设下的圈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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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5日上午11点多,毛泽东通知汪东兴到他的住地。
汪东兴走进毛泽东的房间,毛泽东摆摆手说:“坐下吧,你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看到了。”汪东兴说,“我是在来的路上才看到的。”他说了谎。
毛泽东说:“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都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的影响很大,把人们的思想都搞乱了,这里有你的一份功劳。不过我不给你记,让别人给你记吧。这么一来,你们都成了英雄,而我成了孤家寡人,是不是?你们想逼我上梁山,我偏偏不上你们的当。你在我的身边,为什么有事不跟我讲,你想改换门庭就给我滚!”
汪东兴腿肚子一软,“扑通”一下跪下了:“主席,我错了。我不了解情况,我上了人家的当。主席,我向您检讨。”事到如今,汪东兴把责任全推到陈伯达的身上:“我听了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很气愤,就发了言。”
毛泽东盯着他的眼睛问:“难道就再没有人给你布置任务?我看还是没有把问题的真实情况说出来。”
        汪东兴不敢隐瞒了,把他和林彪、叶群的一些谈话和盘端出。
毛泽东说:“什么反革命听说不当国家主席他们高兴,是有人当不上国家主席而不高兴!这完全是阴谋诡计嘛。你作了人家的工具了。”
汪东兴流着眼泪说:“主席,我犯了错误我心里很难过,我自己辜负了主席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听您的话,再不会犯错误了。”
很快,他就写出了一份详细的检查。毛泽东对江青说:“看这个人的表现吧,希望他不是口是心非的人。”
       汪东兴,1916年出生在江西弋阳一个贫困农民家里,1932年参加共产党。1947年任毛泽东的贴身警卫,1949年任中央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副部长、毛泽东的卫士长。
       1966年杨尚昆被打倒后,他一跃成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从此进入了上层政治的漩涡中心。当时,他对毛泽东说:“我这一辈子都交给您了,永远跟着您老人家,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我都不会动摇。”
不了解真相的人,总认为汪东兴是在执行特殊使命。他自己甚至中央的许多人也这样认为,但江青除外。
       在江青的眼里,汪东兴不过是个不读书、不看报,唯上是从的保镖,当然是高级保镖。所以她从来不把他放在心上。到后来,连张春桥、姚文元也不把他当回事了.林彪和叶群对汪东兴却显得亲切得很。
       1969年3月,毛泽东准备召开中共九大时,林彪特意对毛泽东说:“汪东兴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参加政治局对中央的工作有利。他对主席忠心耿耿,是个难得的人才。”那天,叶群特意到汪东兴家串门,给他送来两筐橘子,说是林彪特意给孩子们的礼物。汪东兴感激地说:“叶主任,请您放心吧。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像保卫毛主席那样保卫林副主席的。”
        江青听到反映,说汪东兴经常到林彪那里去,于是向毛泽东说:“汪东兴这个人得小心,他不那么老实,他在给自己留后路。”
毛泽东很不高兴地说:“你怎么和谁也搞不到一起呢?汪东兴跟我这么久了他还会反对我吗?你不要疑神疑鬼。”
       1970年春天,毛泽东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并建议改变国家体制,不再设国家主席。他对江青和张春桥说:“有人想打倒皇帝自己做皇帝。我要给他们一个一针见血,干脆不设皇帝的位置,看他们再来争。”
       林彪果然着急了:“国家不能没有主席,没有主席则名不正言不顺。我坚决主张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主席继续担任国家主席。”
叶群找到汪东兴说:“现在到了关键时候了。你应该在合适的时候说句公道话,一个大国怎么能不设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摆?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目的是为了反林总。”汪东兴点点头:“你放心,我当然是听林总的了。”
        1970年8月24日,汪东兴参加华北组的讨论,陈伯达也参加了这组的讨论。陈伯达先说了一通设国家主席的必要后,汪东兴接着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代表中央办公厅和8341部队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建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当晚,全会的第六号简报出来了。简报并没有多印陈伯达的讲话,却把汪东兴的发言登得很详细。
       简报印出来后,汪东兴碰上江青要到毛泽东那里去,便主动打招呼。江青爱理不理地说:“你汪主任什么时候也学会讲演了?看来你是要和我们分道扬镳了。”
      汪东兴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他认为自己和毛泽东保持一致的。直到毛泽东找他谈话,他才认识自己错了。
毛泽东两召叶剑英
        8月26日至30日5天,各小组暂停开会,宣布大家分头看文件,为修改宪法补充意见,同时安排了游庐山、看电影、看戏等休闲活动。可陈毅哪里也没有去。所谓“二月逆流”后,他和谭震林、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一起挨批,工作基本上被挂了起来,1969年10月被下放到铁道部石家庄车辆厂,身体衰退,脾气日见暴躁、心烦。这次上山虽受“老机待遇”,但以长期党内斗争经验,林彪第一天讲话,他就嗅出了“异味”。两天小组会议,陈毅一言不发。停会休闲,陈毅犯了起“棋瘾”,拉住人就下围棋。
       叶剑英和朱德、聂荣臻一起,游了五老峰。三位老帅坐在岭上,朱德笑着说1959年自己还做诗,这一次是做不出来了。叶帅来一首吧?叶剑英摇摇头说:“我也做不出来。8月25日董老写了一首《牯岭即景》诗。”
山中连日雨阴沉,秋肃为功动鬼神。      叶 剑 英 元 帅
午后云开红日出,林间暖人晚晴新。
“好个林间暖人晚晴新。”朱德频频点头。
聂荣臻眉头紧锁,一言不发。
       从含鄱口回来的第二天晚上10点多钟,叶剑英刚入睡。秘书王守江接到周总理打来的电话,总理亲切和蔼地问:“王秘书,叶帅睡了没有?”王江如实相告:“叶帅刚刚睡下。”周总理在电话那头笑了,说:“你把他叫起来,在家等着,我派车去接他。毛主席要见他,机会难得啊!”王守江激动地说:“我马上叫醒叶帅。”王秘书轻轻地走近叶帅身边,刚说了一句:“总理刚来电话”,叶帅马上坐了起来穿衣服,问:“有急事吗?”
“是,毛主席要见您。”
“好,好。”叶剑英连说了两个好字。
不一会,中央警卫局的两位同志到了,他们是开着毛主席的车来的。
那么晚了,毛泽东还在芦林一号伏案工作。毛泽东抬起头,看见叶剑英,站了起来,问近来身体可好,湘潭习惯不习惯?叶剑英没有讲下放湘潭的种种苦衷,叶选宁的手在农场被机器压断……,他笑着说,1969年11月,他和曾山、邓六金等一起从湘潭第二次去韶山的事情。两颗心一下子靠得好拢。
       毛泽东开玩笑道:“你一再去韶山,不要把我搞成什么天才哦!”
“不。您是我们的领袖和导师。”叶剑英说。
       毛泽东认真地说:“还是那句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林彪和陈伯达都说我是天才,其实发现天才的人,才是天才。我多次说过不设国家主席,别人偏偏要设国家主席,哪个想当就当,他们想当国家主席嘛,搞突然袭击。要和老帅们通通气。”叶剑英频频点头,上山以来的氤氲之气一扫而光。
       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后,小组讨论主题扭转过来。叶剑英带头发言批评“天才论”。
       九届二中全会上,叶剑英和几位老帅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会议结束前一天,周总理打来电话,请叶剑英会议结束后不要马上走。毛主席可能还有事找他。两天后,叶剑英奉命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毛泽东分配给叶剑英一个政治任务:中央成立调查陈伯达历史问题小组,周恩来任组长,叶剑英当顾问,协助做具体工作。下山后,叶剑英率领有关同志亲自到陈伯达的家乡福建及广东、广西、湖北等地进行“外调”。
       此次庐山会议,成为叶剑英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层的契机。
      30日清晨,李德生临下山时,又去见周恩来总理。此时天还未大亮,周恩来一边吃着早餐,一边向李德生交待:“李先念回京是主持国务院工作,你回去接替黄永胜,主持军委工作。”周恩来又说:“林副主席先发言我没有想到。事先并没有经过常委议定。华北组里陈伯达搞的简报是突然袭击!”李德生心里更明白了,庐山这场风波是大有来头的,搞突然袭击的根子实际上是林彪!
毛泽东写《我的一点意见》
          8月30日下午,周恩来把吴法宪送的“语录”当即送给毛泽东。
  经过毛、周、叶的深夜长谈,8月31日,毛泽东整整考虑了三天,挥笔在陈伯达搞的“天才”语录上,提笔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文中写道:“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
       毛泽东忽然提出不在美庐过夜,秘密挪到100多米外的175房。那原是几家普通民房,大会前居民迁出。房间又小又破,毛泽东不准工匠修理,以免走漏风声。
        9月1日,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体中央委员人手一册。毛泽东在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
       林彪意识到陈伯达的政治生命就要完了。他决定把陈伯达推出去。林彪还说:“陈伯达不好,要同他划清界线。”李作鹏说:“林彪这样做,是很高明的一着。”
       对陈伯达遂由批评转向批判。再开大会时,原先主席台上常委的席位,一下从五位就变成四位。
       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王良恩对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打招呼说:“让你们的警卫,多注意一下陈伯达,别出什么事情。他的情况要多汇报。”邬吉成随即和负责陈伯达警卫的孙凤山,做了交代:“对陈伯达跟紧点,别出问题。”
       邬吉成看到陈伯达独自一人转悠时,就跟着陈伯达走一段。此时此刻,他发现陈伯达不发脾气了,陈伯达的情绪神态,和刚上山有很大的不同了,隐隐约约地露出几分消沉和颓丧。
       有一次,陈伯达散步去了含鄱口,警卫员在他身边跟随。走到含鄱口,警卫员孙凤山听陈伯达长叹一声,像是对他,也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上庐山,我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喽。”
       林彪一伙导演的夺权丑剧,在庐山进行了两天半,就因暂时失利而退却了。
       庐山上争夺“接班人”位置的斗争,江青一伙占了上风。暂时的妥协,孕育着更尖锐的斗争。九届二中全会对于林彪集团来说,是从发展走向灭亡的一个转折点。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公报只字未提庐山这一场激烈的斗争。云遮雾罩之后,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九届二中全会没有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作为东道主,江西省委和省革委领导人程世清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他心烦、焦急,莫名其妙地和老婆、秘书发了一通脾气。后来他打定主意,促成主席和林总谈一谈,说不定能缓解一下火药味。
       9月6日深夜11点左右,程世清来到芦林一号,卫士通知他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只见写字桌上的台灯亮着,主席没有像往常那样伏案工作,毛泽东手持雪茄,站在窗子跟前,背对着房门。纱窗是打开的,蚊子围着灯光乱飞,毛泽东就像没有看见一样。程世清想,不可能是服务人员疏忽,没有关纱窗,是主席有意开着纱窗。他走进门口,轻轻地叫了一声“主席”,毛泽东没有侧头,说:“来了,坐吧。”过了好半天,程世清心里紧张,没有坐下,一直站着。突然听到主席说,也可能是主席自言自语:“蒋介石在庐山不可一世,怎么被赶到台湾去了呢?打碎一个旧世界不容易,建立一个新世界新制度更不容易。”
        程世清理解不了主席的这句话。
       毛泽东转过身来,看了看程世清,好像猜中了他的心思,说:“准备和林彪同志谈一谈。”程世清借机赶紧说:“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在南昌市郊给主席盖了一所房子,不大,平房。江西军区也为林副主席盖了一所房子,是不是都在南昌休息休息谈一谈再走。
毛泽东说:“好。”程世清走出大门,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程世清从芦林一号出来,立即去304号别墅。叶群正在手忙脚乱地指挥着工作人员整理东西。林彪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卧室里,看见程世清进来,点了点头。
       程世清焦急又耿直地对林彪说:“林副主席,庐山问题没有完,搞不好会涉及党内一大批人。主席同意在南昌休息休息,江西已经将主席和您住的地方搞好了,是不是在南昌休息两天,和主席谈一谈?”
林彪点点头,说:“好吧。”
       程世清又把这个情况连夜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那好。”
第二天(9月7日)一清早,程世清的秘书火急报告,林副主席马上下山,要回北京去。程世清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是昨天刚说好留在南昌和主席谈一谈吗?怎么突然变了?他和妻子刘秋萍马上去见林彪。
       “林副主席,什么事情急着回北京,昨晚不是讲好到南昌去休息休息吗?”叶群听见说话声,从隔壁的房间走进来,把门一摔,说:“林副主席要马上走,不能在南昌停留,昨晚我已经向江青同志汇报了,马上回北京。”
        程世清只好再次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变化这么快?”
当天上午8点30分,林彪和叶群乘坐越野高级轿车从304号驰出。黄永胜几员大将去机场送林彪,并在机场合影。
         9月8日,各省、大军区负责人下山。
        9月9日上午,天空飘着细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离开了庐山。下午,心绪难以平静的毛泽东也离开了庐山。毛泽东在南昌“八二八”一号楼仅住了一晚,服务人员看到,毛泽东腿已很不方便,坐下后自己站不起来,需要两个人扶着才能站立。1970年9月10日早上,毛泽东悄然离开了南昌。
 下了庐山的陈伯达
        1970年9月初的北京天气不好。陈伯达的秘书冒着瓢泼大雨去西郊机场接他们。
       飞机降落之后,接人的都兴致勃勃地迎上前去。朱德、董必武他们先下了飞机,陈伯达是最后下来的,他穿着灰色的夹大衣,表情显得灰溜溜的。他给同时下飞机的人打招呼,人家都是爱理不理的样子。
        一上车,陈伯达就对他的两个秘书说:“这下完了!”秘书们怕司机听到,缪秘书就说:“哎呀!别说了,回家再说嘛!”陈伯达还是毫无顾忌地说:“政治上彻底完了!”小缪又阻止说:“不要说了嘛,回家再说,回家再说吧!”
        回到家后,陈伯达简单地说了山上发生的情况。然后,让秘书看了他带回来的文件中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秘书们也感到问题确实严重。陈伯达说,在毛主席写《我的一点意见》之前,他找毛主席谈过一次(这也是他和毛泽东最后一次谈话),谈得很好。
  陈伯达说:“主席对我说:‘你看你把个会议搅和成什么样子了,怎么办?’我说:‘我下去,下基层去,当农民。’主席说:‘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几个人谈谈,团结起来。’”陈伯达又说:“这次谈话,主席还谈到吴冷西、胡绳,当时主席还一下子想不起胡绳的名字来了。主席说:那个《人民日报》的吴冷西,还有那个......那个......就是红旗杂志社那个副总编辑......我说是胡绳吧!主席说,对知识分子应该宽容一些嘛!我告诉主席,他们现在都在干校劳动。主席说:对文人应该宽容一些,还可以让他们工作嘛。” 陈伯达说:“这次谈话,主席还讲到自己的烦恼事,说他的女儿(**)身体不好。我说,那我去找她谈一谈。主席说,你就不用管了。” 陈伯达说:“所以,我觉得这次和主席谈话还好,我犯了错误下去就行了,可他们(指江青等)把你们寄去的语录给了主席,其实吴法宪他们早有了语录,这个语录他们实际上没有用上,可主席看了以后对我非常生气,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评了我。”
        陈伯达这时坐在沙发上,他微微摇着头叹息着,然后,他又极为懊悔地说:“我使主席太生气了,太生气了......”
       稍微平静了一会儿,他又似有信心地说:“嗯,主席还是很喜欢知识分子的,过一段时间,他会对我说些公道话的,会宽容些的。”陈伯达说:“原来主席让我找他们谈,我去找了江青,她见我便说:‘啊!稀客!稀客!’我说和她谈谈,她不谈,说要谈就一块谈。于是江青把我带到康生那儿,我以为是和康生谈,结果进门一看,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早就坐在那里了。江青说:‘你不是找我们谈吗?你说吧!’我还没说上几句,他们就骂上了,康生说:‘你自称是什么小小老百姓,其实你是大大的野心家!’江青说:‘自称小小老百姓,实际你是推脱责任!’他们都骂我,无中生有地骂,哎呀,什么都骂了呀!叫人难以启齿!......我真是无地自容呀!”
      “我觉得总理还好,我从会议简报上看到,他说主席说30年来在一些大的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是说在一些问题上,不是说在所有的问题上没有配合。这是总理在人极为困难的时候说的公平话呀,我心里很感激他!反正这次我使主席太生气了。”
      “在会上,在回来的飞机上,大家都躲着我、不理我,是怕沾边,这是可以理解的。”陈伯达的精神状态很不好,他已经预感到一切都完了。
        起初,中办还给陈伯达照送文件,后来文件也逐渐不送了,只给报纸、参考资料。陈伯达起初一味要下乡当农民,他问秘书们愿不愿意和他下乡当农民,秘书们心烦不愿表态。他说在山上问过小缪,小缪好,他愿意和我下农村。他经常说这样的话,大家都听烦了,有人就对他说:“你将来怎么样,中央还没有说,这得由中央决定,不是你说下农村就下农村了,也许你想下去还不让你下去呢!”听了此话,他不说话了。其实,他是心情烦闷,不知所措,看书看不进,坐立不安。          
陈伯达和康生
        陈伯达想给毛主席打电话约个时间去谈谈自己心里的想法,三次让秘书去联系,前两次被婉拒,第三次主席秘书徐业夫说:“主席刚开完会,等什么时候主席有时间,我通知你就是了。” 陈伯达看到给主席打电话约谈无望,主席不会再见他,只好硬着头皮自己给康生打电话。秘书告诉康生,康生不接电话。陈又给康生夫人曹轶欧打电话,曹也不接他的电话。
       后来,陈伯达给周总理打电话,是秘书接的又转总理。总理接了电话,对陈伯达说:“你现在不要到处找人谈,你要静下来考虑一些问题,学习学习,现在大家都需要学习。”周总理后来又让王良恩等人来陈伯达家里通知他说,快过国庆节了,不要到处去跑,北京的外国人多,叫他们看见了也不好。陈伯达当时对国庆节上天安门城楼还抱幻想。王良恩对他说:你上不上天安门还没有定。
  过了国庆节,陈伯达的心情极不稳定,他可能考虑得很多了,看样子思想压力很大。回京后饭量减少,这时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人明显消瘦。
  陈伯达、康生____________庐山会议后
        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林彪和他手下的大将采取了保批两种政策。
       陈伯达是个文人,在军队里没有任何影响力,毛泽东对他采取了揭发和批判的政策;林彪和他的手下大将都是掌握军权的,毛泽东不得不慎重,因此对他们先采用了保的政策。
       林彪从来就不是轻易认错的人。历史上,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他,他也曾多次反对过毛泽东,无论对与错,他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从不公开承认错误,最多不吭声而已。人们都说,在中共党内,敢于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就只有林彪等少数个别的将领。
       在庐山发难之后,毛泽东只给予薄惩,让他讲几句话,就此了事,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但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林彪对他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甚至友善的姿态也没有。一役怨毒之气充溢在他胸中,他抱着死硬到底的态度与毛泽东顶上了。
        在一再容忍和等待之后,毛泽东也彻底失望了。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带着总参谋部副部长熊向晖去向毛泽东汇报。从熊向晖口中,毛泽东得知黄永胜把持的林彪那个军委办事组扣住中央批转的“四大金刚”和叶群的检讨不传达,铁了心要捂住盖子对抗中央的行为。毛泽东说:“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毛泽东在他忠心耿耿的助手周恩来的帮助下,采取了从舆论到实权逐步削弱以至瓦解林彪集团的策略.首先就是改组北京军区。
中央下令改组北京军区
        1970年9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李雪峰,突然从石家庄打来电话,让陈先瑞与郑维山下午5点来到丰台专列停车处,毛泽东要接见他们。
       下午5点,毛泽东的专列准时停靠在丰台,在汪东兴的带领下,陈先瑞等鱼贯走入车内。毛泽东看了一眼陈先瑞,问道:“你们的司令官呢?”陈先瑞忙答道:“郑维山同志去了内蒙前指,还没赶回来。”
        毛泽东谈及了陈伯达的问题后,再次重提“华北组二号简报”并称二者是相联的。尤其令陈先瑞震惊的是,毛泽东点了李雪峰、郑维山、解学恭的名。其中,郑维山被当作了问题人物,公开指责他有“路线错误”。
      郑 维 山                   陈 先 瑞
        陈先瑞如坐针毯,忙红着脸起身答道:“主席,我也受蒙蔽,上了陈伯达的当,要检讨。”“有则改之,善莫大焉。”毛泽东大手一挥。 12月22日至1971年1月26日,历时一月有余的华北会议召开了,对陈伯达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批判。
       但是,毛泽东对华北会议并不满意。华北会议结束前两天,中央突然宣布,改组北京军区。改组后的北京军区由李德生兼任司令员,谢富治任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原来的司令员郑维山、第一政委李雪峰被免去本兼各职,列为上了“陈伯达贼船的人”,削职为平民。陈先瑞保留了政委一职,实质上没有进入党委决策层,地位与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华北会议后,2月19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请求报告上批示:“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2月20日,黄吴叶李邱写了一个表态性报告,毛泽东又 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3月24日,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三人检讨做出批示: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3月26日,周恩来将黄永胜等人的检讨送给已经到了北戴河的林彪,并说准备向林彪汇报。毛泽东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但林彪不“领情”。周恩来觉察到毛泽东对林彪日益不满,托人劝说林彪不要老呆在家里,出来做点工作,到下面走走,搞点调查研究。但林彪婉拒,说谢谢总理的好意,我的身体确实不行,连出去转转都不敢了。
        4月7日,毛泽东掺沙子,把纪登奎、张才千掺进军委办事组,林彪一伙在军内的一统天下被打破。
       4月15日至29日,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召开,“四大金刚”和叶群的检讨及毛泽东的批语在会上散发。
  批陈整风会议期间,周恩来致信林彪,希望林彪能够出席会议,讲几句话,林彪拒绝。4月24日,周恩来在书面汇报上说,会议希望主席另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5月1日,林彪在周恩来再三劝说下,勉强登上天安门城楼。但只坐了十多分钟,没有与毛泽东说一句话,这是林彪与毛泽东的最后一面。
        5月下旬,《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逐层传达。
        6月15日,心情阴沉的林彪坐专列又去了北戴河。
       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同时发表文章,告诫全党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7月底,毛泽东向政治局推荐了一本晚清小说《何典》,特别指出了书中四句话:“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王。”明眼人一看便知此中内涵。
       在毛泽东稳扎稳打、步步紧逼的攻势下,林彪集团的处境日艰,地位日下,实力大减,终日如坐针毡。他们明白:“毛泽东要摊牌。”于是,他们便开始了要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行动。
       8月初,叶群以检查乳腺癌为由,回到北京与黄、吴、李、邱密谈。他们分析了形势,重点议论四届人大这一关怎么过?叶群说:“这次比华北会议大得多,不是那么容易过关,事情无法预料,那么多代表,你们不端林彪,别人要端,要追问下去怎么办?办法总会有,天无绝人之路,豁出来了......不是只保林彪的问题,林彪和你们分不开,都要保,你们要靠林彪,林彪也靠你们,就这么几个‘老战友’,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损失。”叶群要吴法宪除整好空军外,特别要抓好广州军区空军和武汉空军的工作。叶群又说:“林彪的身体和毛主席比较起来,差得远,怎么也拖不过毛主席。”这话叶群在1970年庐山会议前就已讲过一次。
        叶群说:“从现在看,主席保林彪是有个限度的,许多迹象表明,可能要把林彪的问题往外端。这次开会要早点做与咱们观战一致的人的工作,经过一场斗争,若主席不答应,就向主席“示威”,求得解决。”叶群还问串连工作做得怎样了。8月9日下午,叶群乘飞机回北戴河,黄、吴、李到机场送行,
毛泽东找熊向晖问话
         1971年7月9日中午12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专机,秘密抵达北京。基辛格在北京只能停留48小时。周恩来总理同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从下午4时持续到晚上10时。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尚未赴任的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和翻译冀朝铸、唐闻生。此外还有熊向晖,他是以国务院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会谈的。
       周恩来在同基辛格结束了第一轮会谈后,带领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人员走到钓鱼台另一座楼。他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联系,问什么时候去毛主席那里汇报。王海容问谁去,周总理说:“你和唐闻生同我三个人去。”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对总理说:“主席让现在就去,还让熊向晖也去。”总理吩咐王海容和唐闻生先走一步,他收拾了一下公文包,服了药,便与熊向晖一起上了车。
       周总理的轿车驶出国宾馆,开往中南海,已是掌灯时分了,街上静寂无人。
       轿车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门口停下。周恩来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泽东的会客室兼书房。毛泽东身穿浴衣站立在屋子当中。周恩来握了握毛泽东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有休息啊。”毛泽东说:“我不困。”熊向晖握着毛泽东的手,说:“主席好!”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熊 向 晖
        会客室中,毛泽东在居中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总理和熊向晖分坐在他两旁。王海容坐到熊向晖旁边,唐闻生则坐在毛泽东沙发背后的一张椅子上。台灯关着,房间内光线很柔和。
周总理告诉毛主席,基辛格到了,准备汇报他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
       毛泽东从茶几上拿起一根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为他点燃。他深学地吸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地问:“你们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她又转向毛泽东说:“老熊是个‘烟鬼’。”
       毛泽东说:“他怎么成了‘老熊’了?”熊向晖说他已经五十二岁了,毛泽东就说:“还不老嘛。”然后指指茶几上放着的小雪茄,说:“现在医生不让我抽烟,只让我抽这个。他们都讲‘卫生’,你不讲,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晖点燃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然而,毛泽东却说:“你在总参*部当副部长?”熊向晖回答:“是。”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那个‘参谋总长’姓什名谁呀?”熊向晖一面回答:“黄永胜”,一面感到不可思议: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把“总参谋长”说成“参谋总长”?
       毛泽东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
       问:“他怎么提到你的呀?”
       答:“今年4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伯达)整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讲具体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毛泽东说:“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读过一些马列的书。”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主席就该听周总理的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雪茄,继续同他“漫谈”。毛泽东问:“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熊向晖回答:“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僚主义。”听到这里,毛泽东“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熊向晖回答:“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了庐山,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批示多读一些马列的书。”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
        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手,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时,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说:“没有听黄总长讲过。”毛泽东又问熊向晖有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问:“你嗅出点什么没有?”“没有。”
       毛泽东转过身来,问周总理:“那五个人的检讨,发给总参没有?”
          周恩来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六十多份。”
 毛泽东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会议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难道是指林彪?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毛泽东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对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完。”停了停,毛泽东的情绪松弛下来,又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亲自动手。听说他是自己动手时,毛泽东说:“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她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熊向晖听了,心里又是一动:让自己老婆当自己办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吗?
       直到此时,毛泽东才结束了同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基辛格第一轮会谈的汇报。这时已是10日凌晨1点05分了。
      在回宾馆的路上,周恩来嘱咐熊向晖:“今晚的话,绝对不能传。”10日晚,周恩来率熊向晖等人向毛泽东汇报同基辛格第二轮会谈的情况时,毛泽东谈笑风生,再没有涉及庐山会议的问题。
       一个月后,毛泽东开始了巡视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