铩究竟是矛还是刀:痛苦的时代，一切胖子都是可疑的

余远环


曾经和读中文系的几个学生聊天，他们都恨贪官，也骂垄断，可去年毕业时，他们不是拚命报考公务员，就是削减脑袋往那些垄断企业高薪单位钻。你说世风日下也好，你说人心不古也罢，我能理解，这叫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我不能理解的是一些精英对此的看法；更不能理解的是，常识为什么往往被忽略。


二十年前曾读《官场现行记》和《二十年之目睹现状》，那时总以为是后世的文人泄私愤，为了讥讽清朝官场的腐败故意夸大事实，心里想：那些官员们都是读着圣人书走入庙堂的，怎么会发生那样没有人格的事呢？现在时代发展了，人们的思想也进步了，但怪事发生的概率、档次可比那个年代多的多，许多怪事，我们的古人因为有敬畏之心竟然都不敢做，现在的人因为没有什么可畏的，所以古人不敢做的，今天的人也都做出来了。正如反讽的段子说的：那一年，苍井空还是处女，冠希还没有相机，李刚还没有儿子，菊花只是一种花，企鹅不是qq，2B我只知道是铅笔，买方便面还有调料，杯具只是用来刷牙，楼房是用来住的，黄瓜香蕉只是用来吃的，教授还不是叫兽，太阳还不叫日，领导不会写日记，鸭梨还没有这么大，肚子大了知道是谁的，我们还相信真情。


你再看，现在哪里有煤矿爆炸了，哪里就曝出煤管局长腐败案；哪里公路塌方了，哪里就挖出交通局长腐败案；哪里黑社会称霸滥杀无辜了，哪里就查出公安局长腐败案……这似乎成了一个“潜规律”。还有黑心肠的、没天良的血矿、血疫苗、血食品……不一而足，一次次地冲击着公众的心理底线，挑战着法律、道德的底线，而且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面对诸如此类，不去谴责，却有精英婉转地批评上面说的那些学生：“我们恨贪官，又拚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尖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这种骨子里的自私，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反思的。”葛剑雄教授也曾经说：“在国外，在其他国家，政治家才叫双重人格，中国几乎人人是双重人格。痛骂腐败的人，如果自己有机会腐败也会乐意接受。骂开后门的人找不到后门，找到后门他也会去。什么道理呢？就是没有道德的底线。”


反思是需要的，所有的人反思，那更需要。然而，那是理想，不现实；说是没有道德底线，也不尽然，葛剑雄教授那话，叫站着说话不腰痛。


你想想看，在这拼爹的年代，在这讲关系的时代，不削尖脑袋，那就只有“断肠处，去山木，富士康”，也许对于他们来说，能进富士康还是幸运的，更多的人，毕业就是失业，流落城市，四处流浪。面对现实的贫穷和潦倒，能坚持法律的底线已经不错，还侈谈什么道德底线？


人都有自私的一面，自私不可怕，需要做的是让所有自私的个体，在平等的平台上博弈，达到妥协，达成协议。而当个体无力扭转现状时，唯有偶尔屈从，这并非骨子里的自私，而是骨子里的无奈。或许在内心，他们也曾为自己的自私与道德标准而矛盾着，挣扎着，但是，在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下，作为青年自由选择的上升空间已荡然无存，面对现实，只有站在了偏向自私的一端，才是理性。在这里，人人皆成为潜规则的受害者。


归根结底，这是制度设计造成的问题，是规则的缺陷。为什么有些国家或地区极少出现贪官？少有潜规则，那是因为人们不敢，不是不想，比如新加波，比如香港。


在我看来，说这些话的人，是以貌似哲理实则扭曲的反思，来消解对公正的追求，把可改善的制度，偷换为最难改变的人性，是典型的偷换概念。


我们最该反思的是制度，因为，在一种社会制度形态中，人如果偶发疯狂的不道德行为，那么一般不是这种文化的罪过，但是，如果这种文化形态，能够容忍那些违反人道、泯灭人性的行为长期发生，甚至成为一种底下的规则、习惯，而且这种文化形态，不但没有发出抗议的声音与排斥的行动，反而业已将这些底下的规则、习惯融入自身，人不再以罪恶为罪恶，不再以非人为非人，不再以羞耻为羞耻，那么这种社会制度，一定在某些方面出现重大的缺陷。


社会个体是在社会制度的约束下生存的，个体顺应制度，而不是制度顺应个人。当社会机制不完善、不合理时，就会导致社会群体价值取向、行为模式的畸形、畸变。只有前者的改变，才能改变后者，而不是相反。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更好的制度，而不是一群更好的人。常识告诉我们，任何朝代，人都是一样的，正如今日之苍穹，正是当年之星空；秦时明月汉时关，秦时的明月和共同人性何曾改变？还是那句说俗了的话，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说它俗了，因为它本来就是常识，却往往被忽略。


那么，是他们无意忽略吗？不！面对他们，我只能说，某些知识精英的风骨已经风化破碎，做了婊子还可能在立牌坊。在这个犬儒流行的年代，我只记得刘烨园先生说的：“在一个痛苦的时代，一切胖子都是可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