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成为池州的一个区:文革后中央工作组控制上海局面内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14:48:30
 文章摘自《“四人帮”兴亡》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本书简介:纪实长篇《“四人帮”兴亡》是作者花费二十多个春秋,经过广泛采访,终于完成的长篇新著。全书共二十五章、一百八十万字,分上、中、下三卷。作者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写作此书。希望通过对于“四人帮”兴亡史的……[连载内容]

  10月13日上午十一时,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在上海机场上一出现,便陷入了王洪文那班“小兄弟”的包围之中。

  马天水哼哼哈哈,王秀珍沉默不语,向来口若悬河的徐景贤此刻也变得舌僵口讷。

  康平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拿出了从北京带来的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材料。虽说他们三个也声称自己“想不通”,毕竟他们在北京已亲眼看到“四人帮”大势已去,已向中央表了态,作了保证,表示回沪要妥善处理。

  毛泽东手迹影印件“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众人争睹的重要文件。

  张敬标看了直摇头:“就这么一些材料?我们当有什么重磅炸弹呢!毛主席的手迹没头没尾,‘你办事,我放心’的‘你’是谁没有写明,叫人怎么相信?”

  无奈,落花流水,上海“基地”人心涣散,再想“大干一场”已经干不起来了。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也于这天抵达上海,直接控制了上海局面。

  陈冀德记述道:

  “13日下午。朱永嘉通知我到锦江小礼堂开会。当我和王知常、王绍玺、萧木走到会场门口时,只见警卫森严,并且不准萧木进门。我感到很紧张,以为萧木要被抓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场时,还与到会者逐个握手。我厌恶地想:你们还有什么面孔来见大家。马天水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徐景贤传达了主席对“四人帮”的一系列批评。

  “当时,许多人都哭了。市委常委黄涛指着马天水和徐景贤大骂:叛徒!叛徒!出卖了我们啦!陈阿大跳起来喊着:老子他妈的拼了!徐景贤劝阻说:你们不要再哭了,更不要乱闹,否则将会加重他们四人的罪行。暂时不通,慢慢会通的。马天水也扳着手指说:两条原则:第一,不通也得通;第二,要闹也不准闹。你们听清了没有?今天每个人都得表态,不然就别想回去。几个常委带头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别人也跟着说了类似的话。我没吭声。朱永嘉催我表态。我说:一是不相信,二是想不通。站起身就走了。我回到寝室关上门整整哭了一夜。”

  10月13日晚,上海市常委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聚集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那里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这“三驾马车”言不由衷,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检查——马天水这位“老运动员”,事先关照过徐景贤、王秀珍,检查时“帽子要大,内容要空”。

  “完了,完蛋了,彻底完蛋了!”台下,一片唏嘘声,人人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靠造反起家的。

  开完会,马振龙回到总工会大厦,在四○三号办公室里抱头痛哭,如丧考妣。哭了一阵子,他拨通了马天水的电话,对着话筒把马天水骂了一通:“叛徒!你出卖了上海,出卖了我们!”

  骂已无济于事。

  翌日——10月14日,新婚不过一周的廖祖康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与萧木一起坐飞机去北京。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外面盛传我是在上海被捕。不是的。那天,我和萧木坐飞机到了北京之后,前往北京卫戍区报到,才被隔离审查的。我变得很忙,四面八方的人来外调,要我写关于王洪文的材料。我就整天地写呀,写呀……”

  就在这一天,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到上海基层。直至这时,上海老百姓才知道中国上空的四颗灾星已被一举扫落,欢愉之情难以自制。

  当年“炮打张春桥”的核心力量——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的师生,兴奋地高举“欢呼打倒‘四人帮’!”的横幅,走上街头,举行自发的庆祝游行。上海多日的沉闷一扫而空。全城男女老幼笑逐颜开。人民明白了真相。就连许多受蒙蔽而集中待命的上海民兵,也加入了欢庆的队伍。

  至此,上海的武装叛乱烟消云散。“四人帮”在中国的最后一道防线土崩瓦解。上海,再不是“四人帮”的“基地”。上海,属于人民!

  鉴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后,还是能够按照他们在北京许下的诺言行事,为了稳住上海,他们在那些日子里,仍是上海的“领导”。

  10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上海17日电讯:《上海二百万产业工人坚决拥护党中央两项重要决定 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电讯中提到的“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当时对“四人帮”的特定的代名词。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任平的长篇文章《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文章揭露了“狄克”的老底。“狄克”是张春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过的笔名。这是批判“四人帮”的第一篇有分量的文章,虽然文章只点“狄克”,没有提到张春桥的名字。

  10月22日,“四人帮”一词第一次公开见报。《人民日报》套红标题:

  《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10月24日,上海百万军民云集人民广场,大会横幅上的字是这样排列的:

  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上海军民大会

  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人民广场上空,居然响起马天水的声音——大会由他主持,头衔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会副主任”。

  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致敬电: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被彻底粉碎的特大喜讯传到上海,上海全市立即沸腾起来了!连日来,全市一千万军民涌上街头,结队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上海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民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红卫兵、红小兵和其他劳动人民,一致奋起。浩浩荡荡的队伍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奔腾不息;锣鼓声、鞭炮声和激昂的口号声,震荡百里浦江,响彻万里长空。千万张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街头,万炮齐轰‘四人帮’反党集团;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滔天罪行的怒潮,席卷全市,势不可挡,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在念致敬电的时候,坐在主席台上的徐景贤、王秀珍也不时跟随着大家鼓掌。

  直到三天之后——10月27日,上海的局势才又一次发生根本的变化:已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苏振华,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

  “苏振华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会上,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发言,表示“坚决拥护”。

  这一消息在10月30日刊载于《人民日报》。

  此后不久,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上海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们也“忙”起来了,忙于写交代——光是“帽子要大,内容要空”已不行了,只得老老实实地交代在那十年中的种种倒行逆施。

  这里顺便提一笔马天水的下场。1998年安徽《党员生活》杂志发表《马天水的暮年》一文,现照录于下:

  一个寒冷的冬天,华北平原上最后一批庄稼已收割完毕,西风残照,衰草凄迷。一个孤独的老人毫无目的地踽踽独行,时而狂笑,时而嚎叫——他就是当年上海滩上不可一世的马天水。

  马天水回到河北唐县老家已经一年了。1982年,上海司法机关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王秀珍等罪犯时,鉴于马天水患有反应性精神病,决定暂不提起公诉,取保候审。后来,由马天水的弟弟马登坡作保,把他领回原籍养病。马天水返回老家以后,病情时发,经常离家外出,在外胡言乱语。马登坡管束不了,向有关部门提出报告,要求解除担保,由政府处理。有关部门按照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决定派员前往唐县,带回马天水,替他治病。

  1983年4月初,一行人来到河北省唐县一个村庄。没有料到,马天水一见到吉普车来到后,就像一匹受了惊的马,一味朝野外狂奔,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密密的树丛中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寻找,最后才在一条水沟里找到了马天水。只见他趴在沟沿上,脑袋钻进了草丛,只一个屁股撅在外面。显然,他的精神病又发作了。在医生的帮助下,公安人员好不容易把马天水弄上车,离开他的老家。

  吉普车在华北原野上奔驰。马天水安静下来了,他环顾着这熟悉的原野,向坐在身边的医务人员念叨起来:“我们在这个土坡上打过日本鬼子一个伏击,那儿原来有日本鬼子一个炮楼,后来被我们游击队炸飞了……”对抗日战斗历史的明晰回忆,看起来马天水的神智是正常的。可是,一接触到“文革”,他就丧失了理智,一派胡言乱语。

  后来,徐景贤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王秀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笔者曾在上海市监狱见到正在服刑的徐景贤和王秀珍。后来,笔者又在上海多次见到获释的徐景贤。年逾花甲的他,居然没有一根白发。他依然思维敏捷,谈吐逻辑严密。

(编辑:琪琪)

文章摘自 《“四人帮”兴亡》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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