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绿褶菇:文革时彭德怀感慨:忠实尽职遭打击 奉迎受奖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0 11:56:24

文革时彭德怀感慨:忠实尽职遭打击 奉迎受奖励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发表时间:2011-1-5 09:18


  
  核心提示:1月30日,彭德怀在一篇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笔记中写道:“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如实反映情况,事实却不如此。凡属这样忠实尽职的同志,时常受到打击报复,一些奉迎作伪者,反而受到奖励。”

  ----作者:彭德怀传记组

  从将军到囚徒,

  从战场到牢房,

  只有这天翻地覆的年代,

  才有这空前绝后的荒唐。

  你是将军啊,

  战场上功勋卓著;

  你是囚徒啊,

  牢房里的战果辉煌。

  因为你献给昨天的是鲜血,

  献给未来的是生命;

  因为你倒下去的是躯体,

  站起来的是榜样!

  (时红军:《伟大的囚徒》刊载于1979年12月号《北京文艺》)

  原来是坐班房

  彭德怀在囚窗里翘首盼望毛泽东的答复,就此一等8年,直到他的生命结束。

  1966年元旦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又一篇气势汹汹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晚上,彭德怀刚要休息,红卫兵进屋叫他写对姚文元大作的看法。

  “我不写!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不发表(看法)也是我的自由。”

  “你到底写不写?”

  彭德怀叹了一口气。他想起来,此时,姚文元有诽谤他人的“自由”,而许多人已丧失了为自己申辩的权利。但经过数十年战火考验的彭大将军,还是“自由”地还了姚文元一“枪”。

  彭德怀提笔给素不相识的姚文元写了一封信:

  姚文元同志:

  读了3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同志要我对其中一段表示态度,即“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把我国拉回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如果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实事求是一些,我就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彭德怀在信中叙述了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那封信的经过和信的主要内容。

  1月6日,彭德怀的这封信被送到彭德怀专案组,成为彭德怀的新“罪行”。

  彭德怀又按红卫兵的要求写了4份材料:《挖思想根》、《建军问题的错误》、《评军衔过程》、《为什么在庐山写信给毛主席》。材料送到中央文革,康生批:“彭德怀写的材料是又一次的向党进攻,材料应送毛主席、林总、总理阅。”毛泽东阅后批:“林周阅后,退康生同志存案。”

  中央文革在“放线钓鱼”、“引蛇出洞”,彭德怀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一点。他在小屋里不断自言自语:“把我弄到这里来20多天了,还不知犯了什么错误,光说我上北京住哩,可是叫我来到这里,也不知道干什么。”

  红卫兵又提出高岗、饶漱石、“军事俱乐部”等问题,说彭德怀:“你就是高饶反党集团的干将!”勒令彭德怀:“把你们那个军事俱乐部写出来。”……这自然是借红卫兵之口道出的某些人的要求。

  “没有什么俱乐部。”彭德怀瞪眼答复。

  “非写不可!”

  “啪”的一声,彭德怀的手掌打在桌子上。他终于忍耐不住了,大吼起来:“杀掉头也没有!”

  这时,彭德怀正受着疾病的折磨。由于心情焦灼,房屋阴暗潮湿,加上没有衣服可换,在朝鲜战场矿洞里患过的神经性皮肤炎复发了,双腿长满湿润和糜烂的斑块,并向上身扩散。

  1月30日,彭德怀在一篇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笔记中写道:“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如实反映情况,事实却不如此。凡属这样忠实尽职的同志,时常受到打击报复,一些奉迎作伪者,反而受到奖励。”

  2月中,彭德怀的腿、臀、背长满红疮,奇痛奇痒,不能弯腰,不能躺卧,这时他才向监护点的人提出能否治疗一下。

  他身上仍然是从成都穿来的一套内衣裤,已沾满了脓血。袜子早破了,棉裤露着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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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棵松营房离市中心很远,出入受限,伙食不好,红卫兵陈××在日记中写道:“真是度日如年”,借过春节之机,“溜之乎也”。

  彭德怀从报纸上看到“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刘少奇被打倒,邓小平成了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陶铸成了“大叛徒”。从上海刮起的“一月风暴”导致全国的夺权斗争,各省市纷纷成立“红彤彤”的新政权——“革命委员会”,代替各级人民政府。

  形势变化是这样的急速,报纸上“天翻地覆慨而慷”。尽管个人蒙冤,彭德怀和当时的千百万干部、党员一样,对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充满了热情和浪漫的希望,想到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总是难免的,何况毛泽东当时已经指出:“对待干部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排斥、一律打倒都是错误的。”

  他想把自己的看法向毛泽东和党中央谈谈。几十年的情谊,毛泽东在派他去西南工作时已表示过,并不愿和他分手。但他已写过3封信都没有回音。于是,他提笔给周恩来写信,报告他被红卫兵“抓来北京已两个多月了”。他向周恩来报告了红卫兵要他交代的重要问题和自己答复的内容后,谈了对红卫兵的看法:

  红卫兵是新生事物。我自去年8月下旬至12月中旬,历时3个多月,晚上7时半至10时半,即到街上看大字报,拾传单,听他们讲演,并看其他各种活动。成都市许多旧习惯,如茶馆之多,难以数计,许多街道、商店仍是封建和庸俗名称。几天之内,为毛主席语录牌、新式的革命对联所代替。茶馆也无人进门。现象完全改变,看了真使人兴奋。我在这3个多月中,对红卫兵作了比较认真的观察,所得结论是3个好得很: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冲击“四旧”,冲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冲击官僚主义,冲击铺张浪费,这一切真好得很;比较无私心杂念,一切为革命,认真宣传毛泽东思想,促使人民群众思想革命化,好得很;在运动中锻炼自己,解放自己,将培养出大批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干部,这也是好得很。

  彭德怀在信中对周恩来说,近40天来更加深了这一认识。红卫兵“学习毛泽东思想比起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党政民机关干部的学习要认真得多,他们的工作也是严肃热情的”。

  彭德怀向周恩来报告自己的情况:

  “1月31日以后,红卫兵即无人在我处,现在把我交给解放军某部看管(您久已知,去年12月27日夜半,即有红卫兵告我:总理已经知你到此,并即准备去警备司令部)。

  除读毛选和语录外,就只能看到《人民日报》,不准到室外散步,只能在12平方米房内来回走着,见不到太阳,但室内烧了炉子,比较暖和,连上送饭吃,这一切都好。”

  看来,彭德怀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困惑。不相信这是中央的意思,甚至怀疑中央是否知道他今日的处境。这封信直接送给了专案组,并没有呈送上去。

  监护点内,被监护的人都能收到家人送来的衣物、食品,唯彭德怀没有人送。干部问他要不要告诉家属送些换洗衣服来,彭德怀总是说:“算了吧,算了。”他料想浦安修处境不会好。又怕连累侄儿侄女。想来想去,才给梅魁写了一封信。

  “不管在哪儿,我都要来看你的。”彭德怀记得侄女彭梅魁的这句话,梅魁也说到做到。到成都看望伯伯以后,彭梅魁常写信问候伯伯。彭德怀把1966年12月份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抄了一份寄给梅魁,让梅魁保存。此后,梅魁即不知道伯伯的情况。

  12月29日,景希珍突然来到彭梅魁家里,告诉她彭德怀已被红卫兵抓到北京,现在下落不明。彭梅魁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2月底的一个晚上,监护点的两个参谋按彭德怀告诉的地址来到彭梅魁家里,交给她一封信。

  是伯伯写的。彭梅魁心头一震。

  彭德怀告诉侄女他已“被抓来北京”,“到京两月,红卫兵对我所追问者,还是庐山会议情形,此事无再谈必要,仍如既往,服从中央决定。其他一切愿受革命群众审查,请你放心吧。”“今冬皮肤炎(痧疹)变为疮疤,痛痒异常,近警卫部队负责人派医生专治,已见成效。”“在成都被抓时很急,未带应用东西,仅穿着黑棉布衣服,现已破烂不堪,春暖后无法换洗。”如景希珍在成都,请他找“两条短裤、上黑下蓝那套布制服、袜子、布鞋”,“还要寄一点钱”。

  后面署名是“伯父清宗”。

  清宗是彭德怀在家谱上的名字。只有亲人知道。此时的彭德怀用清宗的署名,表现了他对亲人的思念。彭梅魁激动极了。一个多月以来,她为伯伯担忧,提心吊胆,寝食不安。今天总算有了下落,可又是怎样的下落啊!

  红卫兵从监护处撤走近1个月,彭德怀问监护点的人:“老把我放到你们军队里干什么?假装不知道,实际上都知道。”哨兵经过教育,和他划清界限,不和他攀谈。彭德怀说:“红卫兵怎么不来了呢?一天和这些小青年斗斗嘴也不错。”他一再提出要求回家种地,再不然仍回吴家花园,“住到后面的那间小屋子里读书,一切生活我自理。再不行,能不能叫我住党校去学习,找一间房子给我好好读读书。”

  他想得太天真了。他真得离开这里,但不是他想去的地方,也不是种地,不是读书。

  3月6日,彭德怀和其他“犯人”被转移到距五棵松不远的罗道庄卫戍区部队驻地。五棵松这里红卫兵进驻过,不安全了。

  经过一番构筑,这个地方成了关禁党和国家、军队被打倒的领导人物的秘密监狱,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监护”体系:北面八里庄驻有一个摩托营,电台与这里直接呼叫,可以随时出动;附近设有潜伏哨;大门口有守卫;“案犯”(《哨兵日记》上对被监护人的称呼)门口各有一个哨兵。彭德怀屋内设有一个哨兵,一言一行都被哨兵记录在案。

  到了罗道庄,彭德怀发现对他的看管更严了。他自言自语说:“我知道这里不是营房,是班房”,“我是在这里坐监狱。”冬日将尽,他还穿着那身破棉袄裤,无衣可换。他向哨兵要来一根针,一点线,自己补破棉袄,边补边对带班员说:“你们这里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个哨兵,特别是晚上,我看大多数都是干部。我是一个政治犯,我也懂这些,我自己能负责自己。”有时他对着哨兵拍腿感叹:“今年我已经撤职8年了,这8年白白地浪费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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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的岁月又将如何呢?一天,他提笔给监护点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

  部队负责同志:

  住在这里增加了你们很大负担,内心惭愧!昼夜两人值班,建议减少一个。现在工作、生产、学习很忙,我可以参加一点轻微劳动,请你考虑。

  “负责同志”置之不理。

  3月19日,一个参谋拿着彭梅魁送来的衣物和水果。彭梅魁被告知东西送到正义路卫戍司令部转。参谋让彭德怀签收据,彭德怀在上面写了“石穿”两个字。

  彭梅魁的物品给他带来安慰,也带来了希望。4月1日,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谈被抓的经过和目前的情况。因报纸上有文章,不点名地说他到西南搞翻案活动。在这封信的最后,他向毛泽东声明:“我到西南区头7个月,大约走了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区(云南还未去),目的是想收集一些材料,作些研究,增加自己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提供领导参考,并无其他意图。”

  仍然没有回音。

  4月20日晚,又提笔给周恩来写信。称呼“总理”,信中谈四川石棉厂矿渣堆积在南岸,流失不少。他曾报告西南局领导人,此矿渣可加工成钙镁磷肥,成本低,肥效高,恐此事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该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下署名“石穿”。

  彭德怀在囚室里给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写信,给中央文革写信,奇怪的是他没有给“副统帅”林彪写过信。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长篇文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建军纲领》,戚本禹说:“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为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人翻案,企图煽动别人起来同他们一道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报纸上已多次不指名地骂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闹翻案等,对他用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一词。戚本禹此文在报纸上第一次指“彭德怀”之名而攻击之。彭德怀坐在桌旁,先是看到文章中点了一串名字: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田汉、邓拓……怎么,都成了反革命?!如何置信!?他在这些名字下用红铅笔重重地画了一道又一道。再看下去,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在那一段话下面也画了重重的一道,喘了一口粗气,把报纸扔向一边,躺到床上唱起《国际歌》来:“起来……起来……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宏亮而粗犷的歌声,震动了囚室内凝滞的空气。

  哨兵早已被布置观察彭德怀看到自己被点名时的“动向”,哨兵在日记上特别记下了彭德怀以上的“反应”。

  “文化大革命”高潮接着高潮,副统帅林彪对专案工作不满意,说:“专案成了悬案,问题是落实。”意即一切罪名都要由不实变成“实”。不久,根据林彪、江青、康生的指示,彭德怀专案组制定了新的审查彭德怀的计划,把已进行了5年的对彭德怀“背靠背”的审查,升级为“面对面”的“斗争”。江青指示从解放军抽调团以上得力干部到专案组,加强对亲自参与缔造了这支英雄军队的彭德怀元帅的审查。

  从百战沙场到挨斗百场

  1967年7月,“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中国“全面夺权”,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高潮。《人民日报》号召“革命派”痛打“落水狗”。一代民族精华、革命领袖人物被揪上批斗台,遭肆意凌辱。

  江青十分“关注”彭德怀——在她的心目中,元帅、“海瑞”,正需要痛打一下。她几次不阴不阳地提到:“彭德怀在卫戍区养得胖胖的,过去还没有公开批判一下呢”,“要把他批倒批臭呵”。戚本禹连忙告诉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把彭德怀拉出来斗”。红卫兵提出没有“炮弹”,戚本禹马上叫专案组给红卫兵提供材料。

  野蛮的、可悲可叹的历史一页揭开了。

  6月21日,“重新武装”的专案组在戒备森严的八里庄审讯室里第一次提审彭德怀,要彭德怀交代怎样“里通外国”和组织“反党集团”的。彭德怀说:“你们不了解,小娃娃不懂事!”主审人喝道:“老实点,要坦白交代!”彭德怀无可奉告。

  以后许多天,彭德怀根据专案组的命令写自传。他不愿意写,专案组的人说:“这是组织的决定。”彭德怀说:“既然是组织让写,我服从。”他面对一个无情的事实:专案组代表至高无上的党,代表他一贯服膺的组织。

  7月19日早饭后,彭德怀正埋头写自传,被告知,要去“开会”。彭德怀抬头问:“开什么会?带纸笔吧?”

  “不需要带什么东西。”

  彭德怀大大误解了。直到吉普车开进北京航空学院,他才想到,这是开他的“批斗会”。

  中午,有人给他一个玉米面饼子。下午他被带到北航六系一间教室里,面对着60多个红卫兵。

  “彭德怀,交代你的问题!”一个红卫兵厉喝一声。

  彭德怀态度温和,答:“我不明白有什么问题。几十年忠于毛主席,勤勤恳恳为中国人民出力。”

  “你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

  “打日本鬼子呗!”

  “百团大战没有请示毛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评?”(显然这是专案组教的)

  “嘿,不对的。打电报了嘛!毛主席、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祝贺,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在山东其他地方组织一两次’。”

  听到伟大领袖发了贺电,红卫兵不知怎么“审”下去——这是为开批斗大会而举行的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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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航原党委一个负责干部韩爱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批判彭德怀在华北“搞独立王国”,“背着主席打百团大战”,“暴露了我军力量,把日寇引到根据地来,造成很大损失……”

  彭德怀怒不可遏,打断韩爱晶的话,讲为什么打百团大战,打得怎么英勇。一部分红卫兵似乎听入迷了。在以后中央文革的一份《快报》上,描述了这一场面,说:“他竟恬不知耻,慢条斯理地吹嘘他当时如何英雄,打死打伤多少敌军等,好像讲故事一样。”

  韩爱晶赶快扭转局面,喊:“彭德怀,交代你在庐山会议上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

  “我没有罪行,只有错误。对庐山会议还保留我的看法。”

  “你为什么写意见书?”

  彭德怀板起面孔答:“我就不该写那封信。”“我有话就讲,憋不住。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毛主席反映情况,这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你万言书里骂毛主席,妄图篡党篡军!”

  口出此言的红卫兵,根本没有看到过他说的那份“万言书”。

  “我从来没有野心,我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

  “那为什么毛主席要打倒你?”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打倒我。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吧。”——这确是8年来彭德怀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无可奈何地想到的理由,此时冲口而出了。

  全场喧哗起来,有人带头高呼:“打倒彭德怀!”

  “彭德怀早就被打倒了嘛!在庐山会议就打倒了!”

  韩爱晶从桌子上跳过去,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吼:“你反不反对毛主席!?”

  “我不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毛主席无话不谈。”

  韩爱晶一拳出去,打得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呼啦围上去一堆人,拽的、打的、踢的,拳脚交加。彭德怀认得其中一个姓陈的红卫兵,说:“小同志,你不要发火,你不懂事……”话未说完,有人几猛拳冲着彭德怀胸部打去,彭德怀头撞在课桌上,跌倒时又撞在水泥地面上,发出重重的响声。

  彭德怀忍痛喊:“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快70岁的人!”

  会场大乱。有了带头人,原来文明一些的也要表现“革命性”了,胆子小的也“勇敢”起来了。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连续7次!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右胸踢去,彭德怀深哼了一声,昏迷过去。

  韩爱晶问:“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不是指毛主席?”彭德怀点了点头。韩爱晶把这句话写在一张纸条上,拽着昏迷中的彭德怀的手按印、签字。

  下午17时50分,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人架回囚室,勒令起身,连夜写“认罪书”。

  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晚得知彭德怀被斗的情况,打电话问韩爱晶为什么不执行总理的“五不”指示。审斗会前,周恩来总理指示: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街,不准武斗,不准开万人以上的批斗会。韩爱晶得知后,即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戚本禹回答:“不要武斗,但对彭德怀不要限制过多。”

  第二天,彭德怀伤重不能起床,被送到267医院检查。病志记载:“胸部正位像X线所见:(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3)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野部分不张。”

  傅崇碧向周恩来报告彭德怀伤势并附上胸片,周恩来看后,批评卫戍区有关人员没有尽到责任,指示:马上给彭德怀治病,将结果报告他。今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卫戍区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然而,风云日紧。彭德怀遭毒打的第二天,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25日,中央文革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林彪在会上喊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这使已成为囚徒的彭德怀,又成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报纸大造舆论,掀起“批彭高潮”。

  从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人民日报社、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各文体单位、北京邮电学院等数十个单位连续“揪斗”。在北航南操场召开的十万人批斗彭德怀、张闯天等人的会是大会批斗彭德怀的“揭幕式,是经中央文革正式批准 (实为授意)的”。会后,又突然宣布对彭、张游街。上下车时对彭德怀毒打,在车上,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提耳、托头、架腰拉到天安门游斗。其中6次为万人大会,7次“游街”。张闻天、黄克诚和解放军的一批被“打倒”的著名将领谭政、张爱萍、肖向荣、王尚荣、廖汉生、李志民等被拉来“陪斗”,和彭德怀一起在万千公众前遭受摧残凌辱。彭德怀不甘受辱,强直着头,挺立着身躯。一些彪形大汉被挑选来揪押他。伤痛和愤怒使他在被“游斗”中几度昏迷。

  同一时期,在北京及全国各大城市一批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人被押上批斗台,押上卡车,戴高帽、抹花脸、剃鬼头、做“喷气式”,批斗、游街、示众。在会场上,在街头,各种名号的战斗队、战斗组戴着红袖标狂呼高叫,对批斗者拳脚交加。路上的行人,有的伸拳头响应,有的呆呆看着,还有的低头匆匆走过,不忍目睹这使革命历史蒙羞、使善良心灵颤栗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