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钩船长费德提克皮肤:何蜀：文革中的歌曲

何蜀：文革中的歌曲

　　在人类生活中，一定的历史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是同一些流行歌曲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独立战争中流行过《杨基·杜德尔》，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过《马赛曲》，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诞生了《国际歌》，俄国十月革命时人们唱《华沙革命歌》、《红旗》，苏联卫国战争中到处传唱《喀秋沙》，中国北伐战争期间响彻《国民革命歌》……

　　歌曲属于文化的范畴。在那场以“大革文化命”为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文化大革命中，流行过一些什么歌曲？它们对时代面貌、社会情绪及人民的命运有过怎样的反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给后人留下了一些怎样的思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1966年5月中旬至月底，在率先开始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序幕的上海，举行了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据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记者述评称：“这是一次空前热烈地歌颂伟大毛泽东思想的音乐会；这是一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音乐会；这是一次有广大工农兵奋起参加的，为巩固地占领和扩大社会主义音乐舞蹈阵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开火，向资产阶级‘权威’、‘专家’挑战的音乐会。”《人民日报》还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春光》，称颂这是“广大工农兵拿起了音乐舞蹈这一有力的武器，投入了文化领域的一场兴无灭资的战斗。”

　　这次音乐会可算是唱出了文化大革命歌曲的先声。

　　应运而生的“语录歌”

　　语录歌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产物之一。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语录歌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

　　在1966年6月2日新华社记者有关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的述评中，就已提出：“广大工农兵聆听了毛主席诗词演唱以后，纷纷要求把毛主席的一些语录也谱成曲，使之广泛传诵。”

　　“毛主席语录歌”在1966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周年前夕由官方传媒正式推出。《人民日报》9月30日发表了第一批经官方审定认可的“毛主席语录歌”，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以上三段毛泽东语录在文革中使用频率极高，被称为“老三段”）和《我们的教育方针》、《工作就是斗争》、《什么人是革命派，什么人是反革命派，什么人是口头革命派》、《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分清敌友》、《争取胜利》、《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等10首。

　　该报在《编者按》中称：“林彪同志说，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甚至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广大群众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中，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形成了读毛主席语录，用毛主席语录的热潮。他们迫切希望，使毛主席语录家喻户晓，到处传诵。革命的音乐工作者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为毛主席语录谱出了许多曲子。这是一种崭新的形式。正当国庆前夕，为了祝贺这伟大的节日，我们选登了劫夫同志和中央乐团谱写的十段语录曲，供同志们歌唱。”在发表的10首“毛主席语录歌”后面，该报注明：“以上除《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和《工作就是斗争》二首是中央乐团谱曲外，其余为劫夫谱曲。”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成名成家”已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而搞臭了，所以创作歌曲基本上已不再署个人名字而只署“集体创作”。为什么劫夫要署名？因为他是当时公认的革命作曲家、“时代的歌手”。

　　于是，在国庆节首都天安门广场的庆祝集会游行即毛泽东第四次接见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的时候，广播中便开始播出了使人们感到十分新奇的“毛主席语录歌”。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批“毛主席语录歌”，这一批主要是鼓动造反精神的《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不打它就不倒》、《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等4首。10月25日，《人民日报》推出了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全部是选自被称作“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三篇文章中的语录，包括《完全彻底为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白求恩》、《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们大家要学习他》、《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等8首。

　　在短短的20多天里，由“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官方传媒连续三次推出“毛主席语录歌”，自然在群众中煽起了大唱语录歌的热潮。《人民日报》在首次发表“毛主席语录歌”时的《编者按》中说过：“我们相信，在革命的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高唱毛主席语录的歌声一定会响遍全国。”这句话没有说错。当时已经形成“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学”与“不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革命还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标准了。另一方面，为了体现出学习的成绩，往往要在写文章或讲话时引用毛泽东的语录，但要求广大群众特别是工农兵群众背诵语录并非易事，编成歌来唱，就使得一些语录易记易背，这当然大受欢迎。何况，当时音乐工作者们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一些“毛主席语录歌”确实也远比如今的一些流行歌曲更通俗易唱优美动听，更使大众喜闻乐见。。

　　1967年第5期《解放军歌曲》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而歌唱──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一文，有一段话讲到“毛主席语录歌”：

　　语录歌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最热烈的欢迎。从城市到乡村，从内地到边疆，从军营到工厂，从田间到课堂，到处是一片语录歌声。语录歌家喻户晓，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开口放声歌唱，其普及之广，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的音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语录歌的产生，不仅把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了新高潮，而且也标志着我国的音乐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之一。

　　这段话的前边几句，确实反映出了当时“毛主席语录歌”流行的情景。

　　当时给“毛主席语录”谱曲之多，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被称为“老三篇”的毛泽东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中的许多“语录”，都被谱成了歌曲，特别是《为人民服务》一篇，除去很少几句话外，几乎通篇被分解成“语录”谱成了歌曲，当时有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可以从头到尾又唱又跳将这篇文章演唱完（那几句未谱成曲的“语录”以朗诵串连）。

　　著名的部队作曲家唐诃当时还给《为人民服务》全文谱了弹唱曲（其中只有两句话用“念白”表现），在《解放军歌曲》发表时标明是“为毛主席著作谱曲”──自然这已不是“语录歌”，而应称作“著作歌”了。

　　“毛主席语录歌”的作曲者们恐怕是完成了音乐史上最艰难的谱曲工作。有些被谱成歌曲的“毛主席语录”，既无韵律、节奏，又无诗意可言，有的句子全是政治语汇而且又长，真是难为了作曲家。比如第一批“毛主席语录歌”中那首“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要谱成有节奏而且易唱好听的歌，真是谈何容易！还有一些长句子的语录，如《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帝国主义制度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等等，后人将很难想象都是当年的“毛主席语录歌”。

　　在文化大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官方传媒宣传的是不同的“毛主席语录歌”。1966年10月率先发表的前两批“毛主席语录歌”中，《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什么人是革命派，什么人是反革命派，什么人是口头革命派》等都曾在群众性的造反浪潮中起到过极大的鼓动作用。以至现在的一些电影、电视片在出现文革时期的场面时总爱用《造反有理》歌作为背景音乐。实际上，在红卫兵“破四旧”的1966年8、9月里，这些歌还未诞生。当1968年底大陆各地建立起“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1969年初中共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地位之后，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权、掌权，曾为鼓动群众造反起过作用的那几首“毛主席语录歌”便“鸟尽弓藏”，从官方传媒中消失，而被代之以《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等新的“毛主席语录歌”。在整个文革进程中，经常还有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这些新出现的“语录”也都被谱成了歌曲。

　　历史剧中也有“毛主席语录歌”，这恐怕是今人难以想象的。1967年4月，全国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批判“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实际是借题发挥批判刘少奇的“卖国主义罪行”。为了配合这一批判热潮，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编演了歌颂义和团运动的大型歌舞剧《红灯照》。这样的“历史剧”也必不可少地配上了一首“毛主席语录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里的一段话：“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这首语录歌（连同剧中的其他10首歌）由红卫兵专程到北京请著名作曲家李劫夫谱了曲。

　　当时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歌”中，竟还有一首是由老外谱的曲。那时中国外交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和干扰，为了“反帝反修”，“打倒各国反动派”，四面树敌，不仅同“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尖锐对立，而且同文革前关系甚好的亚、非、拉美许多新独立国家也关系恶化，同越南、朝鲜等共产党邻国关系也一度紧张，最后只剩下被毛泽东誉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的阿尔巴尼亚成为唯一的最亲密的“战友”。于是，就有了一首由外国人谱曲的“毛主席语录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是阿尔巴尼亚作曲家从毛泽东于1966年10月25日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节选出来的一段话：“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牢固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因其曲调的外国风味，当时很受群众欢迎。

　　“语录”毕竟不是都可以谱成歌来唱的。尽管当时幸免于被打倒的少数几个作曲家和一些业余爱好者费尽心力，勉为其难地创作了大量的“毛主席语录歌”，但是真正得到群众认可，广泛传唱的并不多。

　　“伟大统帅”毛泽东的话被称作“最高指示”，那么“副统帅”林彪的话便自然成了“次高指示”。除去为“毛主席语录”谱曲外，当时还派生出了为“林副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

　　“林彪语录歌”几乎与“毛主席语录歌”同时出现。在196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时，打头一首就是“林彪语录歌”《永远学习“老三篇”》，该报并在《编者按》中说明：“今天本报发表的九首歌曲，第一首是林彪同志最近关于学习‘老三篇’的指示”。这应算是第一首由官方推出的“林彪语录歌”。

　　此后，为“林彪语录”谱写的歌曲不断出现，较为人们熟悉的有《要带着问题学》、《为人民立新功》、《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等。林彪那段称颂毛泽东“四个伟大”的题词（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被谱成歌曲后，不大好取名字，最后干脆定名为《毛主席万万岁》，还有一首“林彪语录歌”：“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因为很难从这段话中取出一句或半句来作歌名，只好定名为《毛泽东思想颂歌》，

　　在1967年和1968年间各地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展开全面内战的时候，一些地方还流行过不知谁从林彪的哪篇“著作”中找出来的一段“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在武斗时，交战双方常常会像本世纪初中国民间的大刀会、红枪会一类武装组织上阵时念诵“刀枪不入”之类口诀那样，或高诵毛泽东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那一段语录，或高呼“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口号。当时这段以“完蛋就完蛋”为中心词的“林彪语录”很鼓动了一些热血青少年在武斗中去拚命。有些地方的红卫兵、造反派还将这段语录谱成了歌曲。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钢二司”）1967年1月18日出版的《革命造反报》第16期上，就发表了题为《要敢于牺牲》的这首“林彪语录歌”，谱曲者注明歌唱完后喊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将“毛主席语录”与“林彪语录”结合在一起了。在1967年5月26日出版的《井冈山之声》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主编）第十三期上，也发表了由四川音乐学院井冈山战斗团谱曲的这首“林彪语录歌”，曲谱前标明歌唱时要“英勇地、前仆后继地”。歌的最后是呼喊“完蛋就完蛋！冲啊！杀！”此歌被俗称为《完蛋歌》，在各地有不同曲谱。当然都是造反派自己谱写和演唱的，未能登官方传媒大雅之堂。

　　因为对领袖人物的神化，语录成了类似于封建帝王“圣旨”一样的东西，作曲者的名字就不能按惯例放在歌曲的前面，以避大不敬之嫌。最初发表语录歌是不署作者名字的，有时只在后边说明一下，《人民日报》最早发表的三批语录歌就是如此。后来开始署名了，也不能署在歌曲前边通常的位置上，那里只能署“为毛主席语录谱曲”一类的话，作曲者名字只能放在歌曲后边的括号里。这也是当时一个很有时代特色的现象。

　　除去领袖人物的语录外，语录歌还衍生出了“革命英雄人物”的语录歌。但不好也称“语录”，便称为“革命锦言”。1968年5月，解放军青海省军区某部副指导员门合因舍己救人英勇牺牲，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授予门合“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光荣称号。于是就有了“为门合同志革命锦言谱曲”的歌《无限忠于毛主席》、《毛主席著作要天天学》、《门合支左工作行动准则》等。

　　进入鼎盛时期的“毛主席诗词歌曲”

　　“毛主席诗词歌曲”是在文革前就已出现的，只是那时还只有不多的几首，其在音乐中的地位也同其他歌曲一样，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在1965年第3期《红旗》杂志选载推荐的13首革命歌曲中，有一首“毛主席诗词歌曲”《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只排在第8位）。但是到了文革中就不同了。1966年5月举行的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便在上海文化广场为上万听众专场演唱了“毛主席诗词歌曲”，引起极大反响。这以后，所有已经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全部被谱成了歌曲（有的是一首多曲）。这些歌曲全都跟语录歌一样成了神圣的东西。

　　同偏重于说教的“毛主席语录”相比，“毛主席诗词”没有那么多的大白话或政治语汇，这些诗词本身又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因此“毛主席诗词歌曲”多系优美动听的抒情歌曲。在文革时期，以往的抒情歌曲几乎全都被批判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人们不敢再唱。但是人们在生活中总不能成天只唱慷慨激昂的战斗歌曲或杀气腾腾的造反歌曲，因此“毛主席诗词歌曲”作为可以公开演唱的抒情歌曲，自然填补了空白，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此外，毛泽东的诗词毕竟不像某些“语录”有对文革政治形势那么直接的针对性，不会因形势的变化而显得过时，因此在整个文革时期，“毛主席诗词歌曲”是始终流行的。

　　在群众中流行的“毛主席诗词歌曲”主要是文革前创作的，而文革时期新创作的一些注重“战斗性”、缺乏艺术性的，便较少流行。最没有人唱的，是1976年元旦发表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尽管这两首词也被谱成了歌曲，而且在当年3月新“创刊”的《人民音乐》杂志上作为重点发表，在当年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五集中被放在开篇的位置（每一首都分别谱有两种不同的曲），谱曲者还颇费了些工夫，较有艺术性，但仍未流行。因为这时广大群众饱受近十年的动乱之苦，已经对文化大革命充满怀疑、厌倦和反感，毛泽东的威望也大打折扣。而这两首词里所表达的那种无视人民疾苦、粉饰现实的“到处莺歌燕舞”和赞美动乱的“炮火连天，弹痕遍地”、“试看天地翻覆”等内容，已很难再引起群众的好感。再加上当时“四人帮”将这两首词当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武器挥舞，更使得这两首词被蒙上了原本没有的文革政治色彩，广大群众更对其“敬而远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