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索:穆迪的忧伤

在一个拥有伯尼耶.马多夫、AIG、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的行业里，你很难把“最受公众憎恨金融机构”的大奖捧回家。但如今，信用评级机构正在该奖项争夺中占得上风。因为最近几周，众多政治家开始对下列三家机构冷眼相向：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国际。

绝大多数批评并非无的放矢。对于美国次级债及其证券衍生品携带的风险，评级机构并未及时发出警告。根据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2011年报告，它们是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经济动荡的“始作俑者之一”。到了2007年，评级者才下调了问题资产的评级，而现实是，他们至少提前一年便已经意识到次级债不动产泡沫的危险性。如果在更早时间下调评级，有可能对缓和这场危机的程度与范围起到很大作用。

鉴于向投资者告知信用风险是评级机构的职责所在，因此很难想象还会有比这更大的失职行为。显然，这些机构需要进行严肃的改革。不过，此刻市场、投资者和政府面对的最大危险并非无能的评级机构，而是怀着确保短期内经济稳定的动机“修理”它们，这无疑损伤了机构的独立与公正。高效的市场和公平的竞争有赖于可靠信息数据的获取。将评级行为政治化，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无论对近期还是更远的未来，均是如此。

金融危机期间，评级者同金融机构的关系过于密切，因此很难对其债务做出公正的评估。在某些案例中，它们被控告为银行提出如何操作金融产品，以获取更高评级的建议。由于债务发行人（政府和企业）直接向机构支付评级费用，因此这是一种悬而未决的内在利益冲突。此外，评级机构还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垄断性地位，鉴于其黑箱作业的评价体系，单凭一个评级便可撬动市场的能力值得防范。

过去一年中，为了更好的管理评级机构，美国和欧盟采取了某些方式进行改革，比如建立要求评级过程更加透明的规则。在美国要求某些机构必须参与评级的立法已被撤销（那是评级业务的重要动力之一）。目前应当建立更多的竞争机制，同时随着时间推移，还要发展其他评级手段和组织。欧盟正打算设法打破评级机构的垄断，方法是开放更多竞争空间，允许新的私人评级机构加入，同时建立一家由欧盟运作的“独立”评级机构。鉴于其中掺杂利益关系过于复杂，因此后者是一个极坏的想法，但培育更多评级竞争则是一个受欢迎的目标。

那就是说，看来如今政府所有的行动并非都是为了创造更为准确的评级。当今各国政府尤其是欧洲政府，正在面临一种日益增长的，而且更加令人烦恼的危险，即通过将改革过程政治化向信用评级者，及其他独立评估提供者施压，以消除负面分析。当面对另外一场危机时，政府宁愿听信不切实际的赞美，也不愿接受准确和公正的评价。

我们可以想象另外一个剧情。如果评级机构恰当的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会发生什么呢？比如在2005或2006年，三家评级机构下调了美国次级债产品和机构的评级，并引爆美国不动产泡沫的话，会怎样呢？对于历史可能性的追问，往往难以得到真正的答案，但一些逻辑性的假设完全可以推论。即便评级机构在危机着陆之前恪尽职守，市场仍会遭到严重损失。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不动产业的重大风险敞口，将为持股者带来严重损失。美国经济或许会急剧减速，甚至陷入衰退，虽然那时的底部不见得有我们如今感受到的这般深刻与漫长。

但我们可以假设，评级机构届时会面对严重的政治反冲。回到2008年，无论布什政府还是国会，都在大力鼓吹增加住房的观点。一旦下调与之相关的证券及衍生品的评级，评级机构将对这类政策造成重大阻碍。金融行业将被彻底颠覆，这种唱衰行为会遭到华盛顿和华尔街的双重指责。

记住：在2005-2006年，担心爆发一场由不动产引发的大规模金融危机的观点远非主流。当时，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认为，住房拥有基本的“内在”价值；而住房价格自从194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上涨。换句话说，评级机构会为此背上制造危机的黑锅。要求调查评级机构的呼声，会点燃制定新规则，以阻止它们发表经济崩溃论点的需求。虽然没有及时注意到次贷危机（当然，这一点不会影响其信誉），但这并不能为他们赢得新的盟友。

现在让我们回到美国和欧洲的问题上来。最近几周，评级机构下调了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评级，并对几个主要国家，比如美国和意大利的债务发出警告，有可能在未来下调上述几国的级别。这些行动显示，评级者正在正确的行使职责。然而，它们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政治压力，正如前文中预想的那样。

2011年7月7日，欧洲委员会主席约瑟.曼努埃尔.巴罗佐对评级机构发出“反欧洲”的抨击。对这些机构的更多压力，将在今年和明年接踵到来。继今年初对评级机构施加恶意管理规则之后，欧洲委员会打算对它们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与此同时，某些欧洲国家，比如葡萄牙和西班牙，正在启动对评级机构的调查。由于欧盟的这类批评紧随最近的评价下调而来，因此很难相信他们没打算影响评级的结果，并削弱其独立性。同样的政治压力在美国也不难想象，尤其是当机构调低美国政府的评级时：国会和管理者很可能更加关注对评级者的“驾驭”。

出于主权信用下调将会对市场造成极为负面冲击的担心，欧盟和美国的举止并非没有道理。负面影响将会带来政治代价。不过，镇压市场分析的尝试并不只是担心那么简单，它部分来自一种更加广义和可怕的模式。金融危机期间，由于政府对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关切越发增加，它们有时会表现出通过扭曲某些市场分析和数据来维护稳定的意愿。比如，2008-2009年，为了粉饰银行业的稳定局面，欧洲和美国都修改了“逐日结算”的会计标准。

同样，在2009-2010年，欧美还试图通过“压力测试”显示其金融体系的稳定。然而这类测试对于市场，尤其是欧洲市场的稳定作用极为虚弱。就在显示绝大多数欧洲银行资本状况良好的测试结果发表后几个月，几家主要的爱尔兰银行破产了，进一步加深了欧洲的危机。7月15日，也就是上周五，另外八家欧洲银行宣布倒闭，还有十六家勉强维持到新一轮压力测试。

民粹主义者的压力也促使信用评级机构继续因为金融危机而遭到指责，无论其承担什么角色。评级者并不是唯一的靶子。欧洲政治家们也把这块大陆的苦难归咎于星罗棋布的“投机者”，对冲基金，和市场惯例。所有这些行为，都掩盖了一个事实，那才是欧洲危机的核心难题：北方银行不明智的把贷款放给无力偿还的南方诸国。在这里，评级机构并非无可指责，但问题的根源更多在于欧元区的长期结构性缺陷，以及像希腊和意大利这类国家，为了获准进入欧元区而刻意捏造了经济数据。

要想解决欧盟的财政危机，需要对北方银行的债权进行重组，或是救助南方国家，再或者两者兼具。但无论选择哪个方案，都会给德国、法国和其他欧盟国家纳税人带来真正的痛苦。这类经济乱象会带来巨大的政治成本，那也解释了欧盟官员为什么会对评级机构下调南方国家信用评级持如此悲观的看法。

评级机构远不能说无可指责，但来自西方政府的抱怨声中，透露出一丝绝望的味道。从机构遭受的政治压力上面，反映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政府通过施压成功令评级机构屈服，那么他们下一个要扭曲的数据是什么？政府和管理者到底要把市场分析扭曲到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令他们满意的经济结论？以及通过这些肮脏数据来维持的稳定到底能够坚持多久？

没有人喜欢裁判，尤其是当一些重要判罚被反复检视时。但缺少了他，游戏将难以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