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棍山药蒸熟怎么去皮:亦师亦父亦友

【新闻摘要】

◇　五月中旬，埃及警方在开罗附近的尼罗河游船上突袭了一场同性
婚礼，并拘留了60名参加婚礼的人士。被拘留的５名外国人士不久被
释放，但其他55名埃及人将可能以“违反宗教训条和宣扬道德败坏”
罪而受到起诉。

　　埃及刑法没有明文将同性恋列为非法，但伊斯兰教明确表示反对
同性恋。

　　埃及的人权组织认为不值得为这些被拘留人士呼吁。

◇　著名摇滚乐队R.E.M.的主唱歌手迈克尔·斯泰普五月中旬在接受
《时代》杂志的采访中，公开表明自己是“同性恋歌手”。

　　今年41岁的斯泰普以前一直拒绝对自己的性倾向作出明确表态，
现在他承认，这种含糊其实是“胆怯”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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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知行动】

【编者按：陈仲舜先生是中国精神卫生界内积极支持同性恋非病理化
的专家之一。在方刚诽谤案中，他曾出庭出证，以专家身份阐明为什
么同性恋不能被视为变态。他的不幸去世不仅是中国精神卫生界的损
失，同时也使同性恋社区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本期《桃红满天下》
刊登方刚先生的回忆文章，以表示向陈仲舜先生的缅怀和敬意。】

【作者按：陈仲舜先生，天津医科大学教授，著名心理咨询专家，性
学家，国际心理救援组织成员，天津性学会理事，出版有６卷本《陈
仲舜心理咨询手记》等著作，十余年如一日从事心理咨询工作，救助
无数病人，一生毁誉参半。于2001年5月15日晨，心脏病突发病逝，
享年74岁。】

　　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爱他的人与骂他的人可能同样多；
　　一位天才般的心理医生，开创了倍受抨击的“中国特色的心理咨
询”；
　　一位智慧的长者，同时又是一位天真的孩子；
　　陈仲舜──我们精神上的父亲！

◆　　　　　　　　亦父，亦师，亦友
　　　　　　　　　　　──痛失陈老师

　　　　　　　　　　　　·方　刚·

　　朋友的电话在深夜打到我北京的家中，告诉我：“陈老师不在了。”
我在原地坐了3个多小时，几次泪流满面，哽咽难抑。

　　我爱的先生走了！我的父亲走了！年长我41岁的朋友走了！

　　陈老师怎么会走呢？！在我的感觉中，他是一个永远不会死亡的
人。我可以永远拥有这样一位朋友，这样一位父亲与师长！

　　每次回天津，都要同陈老师一起吃顿饭。一个月前最后一次见到
他时，他刚做了一次白内障手术。这位74岁的老人告诉我，他的全身
上下没有任何毛病了。他仍然奔波在天津市的各大医院中，仍然接待
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者，仍然每天坚持着写三千字的稿件。

　　他有那样好的胃口，我都无法像他那样大口地吃肉。他将户口本
上的年龄改小了10岁，每天骑着辆摩托车跑来跑去。他的精力是那样
的旺盛，曾有几个周末，我旁听他的门诊，一天下来，我这个旁听者
已经精疲力竭，而他仍神采奕奕，晚上仍要完成那每天三千字的固定
写作计划。

　　这可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者呀！

　　陈老师多次说过，他活到九十岁没有任何问题。他还计划着八十
岁之后开始写心理小说。他希望我为他写一本传记，他认为我是最适
合做这件事情的人选。

　　但是，先生却意外地走了，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嘱托。先生是
2001年5月15日早晨，被家人发现倒在客厅的地上的，眼镜和烟灰缸
摔在一边。那时，先生的脉搏已然停止了。救护车赶到的时候，心电
图显示出一条直线。

　　此前没有发现任何疾病的先生，被认为死于心脏或大脑的突发病
变。

　　我却以为，先生是累死的。

　　5月12日先生有全天的门诊；13日，先生既出门诊，又到电台的
“悄悄话”节目做直播，14日白天出了门诊，而晚上，眼疾尚未全愈
的他，还手持着放大镜写作。15日晨当人们发现突然故去的他时，还
发现了书桌上尚未写完的文稿。

　　先生对自己的身体过于自信了，他长年这样高负荷地劳作着，从
来未想过自己毕竟年过七旬了。事实上，他的心态也确实只有二三十
岁。

　　1994年，为了写作《同性恋在中国》一书，最早接触陈老师。这
是一个从来没有所谓长者的“身分”，以及名人谨持的人。他结交三
教九流的朋友，与各种年龄、身分的人都发自内心地平等相处。他将
《陈仲舜心理咨询手记》一套６册签赠给我的时候，用的称呼是：
“方刚小友”、“我的老师”、“方刚学弟”。

　　一次同陈老师两个人吃饭的时候，我问及他时下的性爱生活。老
人爽快地告诉我，生理的欲望已经没有了，心理的欲望还有，渴望爱
一个人，并被对方所爱。现在想来，那是一幅何等美丽的画面呀！一
位年过七旬的老者，同一位晚生在那里以如此安详平和的姿态坦然谈
论自己的私生活，我不知道是否还有第二个人曾做到这一点。

　　有些时候，陈老师极像一个孩子。他的身上保持了孩子才有的许
多纯贞。

　　还是几年前住在天津的时候，一天，陈老师突然说，他想去我家
吃顿饭，尝尝我太太的手艺。那天，老人吃得很开心，胃口好得让我
们担心。一边喝着酒一边天南海北、眉飞色舞地聊着，神态分明是位
二十多岁的青年。

　　一次，同陈老师提及几个文朋诗友的聚会，没想到他立即说：
“再有这种时候也叫上我。”我说，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他说：“好
呀，我想去。”

　　旁观陈老师的门诊之始，我立即发现他给咨询者的建议完全没有
主流社会中习惯了的道德灌输，一切都基于最本质的人性。这让1994
年的我一次次感到震惊，内心不断地接受着冲击与洗礼。我便这样在
他的影响下完成了一次现代两性观念的启蒙，并且自己也最终执著于
两性问题的研究与著述。这位跨世纪的老人，观念却一直走在我们时
代的最前列。

　　1995年，我自己一度处于极大的精神困扰当中。陈老师得知了，
主动打电话约我去，那天我们谈了一下午。此后我何时心情不好了，
便会立即去找他，而他也无一例外地放下手中的事情和我长谈。就是
在他的诊所里，我度过了一次次精神上的困境。真的不敢想象，如果
没有他，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我一直明确地认为，陈老师至少还可以再陪伴我十多年，在我精
神出现困扰的时候，可以随时推开他诊所的门。但是，陈老师竟然离
开我们而去了。

　　2000年，决定考研，压力很大，一度处于极度焦虑中，头发掉了
很多。又想到陈老师，又是整整谈了一个下午。不会有什么人比一位
资深心理医生的疏导与建议更有效了，何况是一位天才般的心理医生。
陈老师以最大的热情支持我考研，他说：“你三十五岁考上，也不晚
呀。”

　　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离开时，我问陈老师：“如果我再焦虑，
怎么办？”陈老师说：“只有一个办法，再来找我。”陈老师，如今
我能够到哪里去找您呢？

　　每一次回天津，我都要请陈老师一起吃顿饭，谈我这段时间的困
扰。我会向他咨询每一件事情。但今后，我再也没有这样一个人可以
去找了。

　　也许因为自幼丧父的关系，我总是不自觉地在寻找一位精神上的
父亲，而陈老师，便是我找到的这样一位精神上的父亲。我对这位父
亲有一种恋父情结，但一度很短暂的一段时间，我也对他产生了一种
“仇父情结”。具体的表现是，在一家刊物举办的编前会上，当谈及
陈老师的文章时，我鬼使神差地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散会后回家的路上，我便为自己的举动痛悔了。我清楚自己所说
并非我之所想，但我何以又会那样说呢？何以会在背后贬损我所敬爱
的老师呢？虽然通过自我的心理分析，我意识到这是“仇父情结”的
一种表现，但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

　　在写作《精神我析》一书时，我认真反省了这件事，并做了如实
的纪录。书出版后，我却迟迟不敢寄给陈老师，一拖便是一年多。那
天，还是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饭桌上，陈老师忽然说，他的助手看到
我的《精神我析》了，知道其中有一段写了他。我当时极为紧张和惶
恐，我立即向陈老师如实地谈了我那次的“仇父”表现，我说，希望
这件事不要伤害陈老师。陈老师说，不会的，把书寄给我看看吧。

　　我回到北京后立即寄了书给他，心里仍然揣揣的。一个多星期后
接到陈老师的来信，闭口不提那段文字，只是说，他以为这是一本很
有水平的书，“如果有机会再版，我想为它写序。”我悬着的心，这
次才最终落回原处。

　　可惜的是，我当时竟然未想到立即让陈老师趁着刚读后的热情完
成那篇序。如今，陈老师永远不可能为我写序了。

　　陈老师是曾为我的书写过序言的。1995年，《同性恋在中国》即
将出版，出版社需要一个专家的声音，我找到陈老师，他立即爽快地
答应了。在那篇长达六七千字的序言里，他全面颠覆了对同性恋的传
统偏见，直言对于同性恋者的关爱。事后我曾接到读者来信说，整个
那本书，只有那篇序言让人看了最舒服。那是1995年呀！

　　对于那个毁誉参半的《同性恋在中国》中的种种错误，我自己，
以及一些善意的学者，总是将之归于“历史的局限与个人的局限”。
但我此时就想，为何陈老师便能够成功地逾越了这些局限呢？

　　2001年，中国的精神病学分类标准中也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中排
除了。但我知道，在陈老师的诊所里，至少十年前便已然将同性恋非
病理化了。

　　了解中国同性恋生存处境进程的人士都知道，来自社会学界的学
者们最早普遍接受同性恋非病非罪的观点，而精神医学界是比较保守
的。1994年底，我参加一个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学专家的会议，
其间几乎全部的医生都认为，应该维持对同性恋者进行“治疗”。

　　陈老师没有参加这样的会议，但在我同他刚接触的1994年，他便
告诉我，已很多年不“治疗”同性恋者了。先于陈老师持此态度的中
国心理医生，我尚未有闻。

　　不仅不给同性恋者“看病”，陈老师在1994年便已频繁地为同性
恋者介绍伴侣，他的门诊外常会有几个同性恋者在那里结识同道，交
流感受。这在当时同样令我很吃惊，陈老师对我讲：“他们比异性恋
找伴侣更难，很痛苦。为异性恋者介绍对象被视为积德的事情，为同
性恋者介绍伴侣更积德。”当中国绝大多数的心理诊所在诊治“同性
恋患者”的时候，陈老师的诊所已成为“介绍所”。

　　许多时候，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位天才般的人物。

　　与人谈起陈老师的时候，我总忍不住眉飞色舞地讲我亲眼目睹的
一些“传奇故事”。

　　每逢陈老师出门诊，都有许多人慕名来排队。一次旁观陈老师的
门诊，一个男青年进来，尚未坐稳，陈老师便没头没脑地忽然问到：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我当时都听愣了，不明白他们在谈
些什么，听了很久，才意识到这位男青年是一位自我否定的同性恋者。
而陈老师早在他开门进来的一瞬间便看出来了。

　　还有一次，一位四五十岁的妇女进来，陈老师也是开门见山：
“你住在城乡结合部吧？是哪个方向的？”我亦搞不明白，陈老师何
以一见面便知道这位妇女居住区的类型。后来陈老师向我解释，从那
位妇女进屋，到坐在他的面前，这过程的神态举止中，他已判断出是
一位洁癖患者。从她的穿着打扮和年龄上得到结论，她的丈夫事业有
成，家中有钱，而孩子们早已自立，她本人退休不久，住在城郊结合
部，处于最易出现心理疾患的状态中。所以那病人还未开口，陈老师
已对她的病情与由来判断个八九不离十。处于此状态下的女性，无法
从工作和家庭那里得到寄托，相反却对婚姻有许多忧虑，加之处于城
交结合部，传统观念与新观念交溶的地区，她思想上的困扰便更甚一
筹。而这才是洁癖的真正病源。

　　另一个我必对他人讲起的经典事例是，我母亲住处的一位邻居妇
女，莫名其妙的患病一两年了，直至瘫在床上，几乎走遍了天津所有
的大医院，均治不了。凭着直觉，我意识到这是心理问题，并向病人
家属推荐了陈老师。陈老师在半个月内两次登门，到第二次登门时，
那妇女已经能够下地了，而一个月后，更是满院子溜哒；三个月后，
已然白白胖胖，整日笑容满面了……这不是传奇，而是事实。

　　陈老师的一位学生，将他的照片与弗洛伊德的照片并排挂在自己
的工作室里；而全国各地的咨询者，也都不远数千里慕名到天津寻求
他的帮助。但与此同时，反对甚至攻击陈老师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对陈老师的抵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一、他的工作方法；二、他
的私人生活。

　　陈老师很少为病人做深入的心理分析，更多倾向于直接提出行动
建议，他又主张心理咨询与药物治疗的结合，这在心理学界受到批评。
主流派的心理咨询师认为，对求咨者进行深入的心理分析是必须的，
而且反对用药，认为陈老师的咨询很不正规，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
而陈老师的观点是，以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收入情况，特别是对心理咨
询的了解程度，都决定了那种长期、深入的心理分析在目前中国行之
不通。关于用药，在中国现阶段看心理医生的人，往往都是病到很深
程度了，出现了种种生理反应的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公众对心
理咨询了解甚微的社会背景下，只有适当开药，才会给病者以足够的
心理安慰，从而促进治疗效果。“他们总是认为管用的是那几个药片，
而不是你说的那些话。”陈老师曾如是说。

　　陈老师所开出的药物，多是少量的抗焦躁与抗抑郁类药。他从不
公开为自己辩驳，但同我的聊天时，却说过两点：第一，如果论精神
分析的“正统”，他四十年代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从师弗洛伊德的
亲传弟子，应该算是弗氏的“嫡系徒孙”；第二，弗洛伊德本人就是
一位用药的心理医生。

　　我的看法是，陷于是否用药，以及咨询方法的争论中，是很没有
意义的，效果应该成为我们衡量一位医生工作的最高也是惟一指标。
正如陈老师自己所说的，他从事的“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

　　我一直替陈老师引以为憾的是，他原本完全可以写一部总结自己
这“中国特色心理咨询”的专业论著，但他将自己的人生完全投入到
具体的帮助咨询者的工作中，大量撰写的稿件也都是提供给大众期刊，
使最广大读者受益的，反而无机会做这种可以给他带来更高学术声誉
的事情。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心理咨询事业的一个损失。

　　在工作中，陈老师曾受的另一个批评是，他在国内首先开始了有
偿的信件咨询，最早每信收费10元，近年改为每信20元。中国人是耻
于谈钱的，只要略动一下脑筋便会清楚，这种付费咨询的种种合理性。
我们有什么权利要求一个老人面对每天雪片一样飞来的咨询信无休止
地无偿付出呢。据我所知，陈老师每天平均回信十多封，我曾拍摄过
一幅他被桌面堆积如山的信件埋起来的照片，陈老师很喜欢那张照片。

　　一次我在陈老师那里看到一封来自山区的咨询信，除了谈到自己
的病情外，还提到了随信附寄的十元钱的来之不易。陈老师告诉我，
他已经将钱退了回去，并详细地回了信。

　　有人说陈老师唯利是图，只认钱。这实在是一种冤枉。我曾多次
介绍处于心理困境中的朋友给陈老师，我原以为陈老师会收咨询费，
但这位老者总是一次次地接见他们，一谈便是几个小时，从未提过一
个钱字。而他的诊所里，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朋友的朋友，乃
至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来咨询。

　　年初，我的一位读者从山东打电话找到我，寻求心理帮助。我将
她介绍给陈老师，陈老师在电话大致了解了病情后，反对她来天津，
而是提供了当地心理医生的联系方式，说：“他们都是很有水平的医
生。”

　　如果说工作方法上的分歧还可以探讨的话，那么人们对他的私生
活的过份关注与批评让我更觉心痛了。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一些从来没有见过陈老师的人，在同我
提到他的时候，传播着这样的舆论：他总是对病人反移情，或利用病
人的移情，所以作为一位心理医生，陈仲舜的道德有问题。我于是知
道人们是多么乐于接受道听途说的诽闻，并且是多么不负责任地传播
了。

　　确实有很多女孩子迷恋陈老师，我在他的门诊就看到很多。这是
一位极具同情心，极温情脉脉的帅老头，有一次我看到他将一份测量
表交到一个女孩子手里，柔声细气地告诉她如何填写的时候，我亦为
之动容。他的眼睛永远是亮亮的，那份斯文与帅气，虽已七十多岁了
，仍极具魅力。而他对病人的那种深刻的关怀，又让人无法不感动。
所以，病人的移情在很多时候是顺理成章的。

　　我不知道陈老师是否有反移情的时候，我想，即使有，不同样是
很正常的吗？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朝气的老人，他的心最多只有三十岁。
他又值独身，即使爱上一个病人，又会怎样呢？

　　我曾同陈老师讨论，他通常是如何对待移情的，那些移情者多数
是正处于情感困境中的女大学生。陈老师有他自己独特的发明，他总
是告诉那些自称爱他，要伴他一生的女学生们：“可以。但是中国容
不下我们，我们必须到国外生活。你努力学习吧，考到国外读研究生，
然后我也就可以出去了。”许多女孩子就是这样被一份爱情激励着，
并最终考上国外大学的全额奖学金的研究生。陈老师说：“当她们出
去之后，在那个环境里，很快就会把我忘记的。”老人这样说的时候，
露出一丝顽童般的笑容。靠着这种善意的慌言，陈老师帮助女孩子们
度过了她们情感的困窘期，同时取得事业上的进步。我相信那些女孩
子们不会真的忘记陈老师，她们总有一天会明白，这个老头子的良苦
用心。

　　一次，陈老师还拉开一个抽屉，向我展示满满一抽屉信封精美的
来信。他说，这都是一位女中学生写给他的求爱信。老先生这一次感
到困窘了，想尽了办法将女孩子的精力转移到学习上，还同她的父母
取得联系，共同配合着帮助她。

　　许多年轻的女孩子在陈老师的灵堂前痛不欲生。如果有人告诉我，
她们对陈老师的感情中除了对医生的尊崇之外，还有一种移情，我不
会觉得这是任何人的过错。移情不是过错，关键是如何对待移情。

　　我奇怪的是，一些与陈老师十几年没有交往的同行，也热心于传
播种种流言。这也许不能仅仅用“同行相轻”来评价，还有更深层的
人性因缘。

　　一位从北京来向陈老师咨询的女青年，后来又向北京的一位著名
心理医生咨询，那位医生同陈老师已十几年没有交往了，却明确警告
那位女孩子：“躲陈仲舜远点儿，他是大流氓，专门勾引女病人。”
女青年写信向陈老师讲述了这件事，陈老师这一次忍无可忍，立即写
信要求那位心理医生正式道歉，否则将对簿公堂。那位医生很快寄来
了道歉信。

　　陈老师无疑是一位智者，但在很多时候，他又表现出一种单纯的
理想主义。

　　曾有一次，一位南京的性工作者（卖淫女）打电话给陈老师，陈
述自己对一位嫖客的爱情，以及渴望同他结婚的心情。陈老师立即鼓
励她去追求自己所向往的，还帮助她设计了全套的表达方式。在此后
的几天里，那位女子同陈老师一天通几个电话，讲述事情的进展，求
得新的建议。事情最后以那位嫖客戏弄并深深地伤害了这位女子而告
终。我曾同另一位年轻的心理医生就这件事进行过讨论，那位医生认
为陈老师应该对女孩子最后的受伤承担责任，因为作为心理医生，他
不仅应该明白女孩子的爱情是没有希望的，而且不应该如此明确而具
体地建议咨询者那样去做。但我深深地知道，虽然一方面陈老师对人
性有着深刻的体察与洞悟，另一方面，他又对一切美好的东西有着持
着的向往与追求，幻想着人间能够出现奇迹，那个女孩子的人生会因
为这奇迹而改变。事实上，在同陈老师的密切通话之后，那位女孩子
表示，她会重新考虑自己的生活方式。

　　1986年，陈老师最早开设自己的私人心理门诊，那是中国新时期
最早的心理门诊之一。十多年来，至少数万人，甚至可能是十余万人，
以各种形式从他那里得到帮助。陈老师曾说，除了台湾，他的咨询者
遍布了全国各地，甚至包括香港和西藏。而我自己，同样也应算作他
帮助的咨询者。

　　2001年新年前，我寄了一张贺卡给陈老师，上面写的是：“亦父，
亦师，亦友”。我内心对这位老者的心情，只有这样六个字才能够表
达出。陈老师的灵堂前，我献上的花圈同样写的是这六个字，同时署
名的还有我的太太。一位朋友看到后对我讲：“你寄给陈老师的贺卡
上写的就是这六个字吧，陈老师很高兴，还拿出来给我看过。”这话，
让我再次掉泪。

　　最后一次见陈老师时，他还问起过我的儿子。我说，再到春节回
天津的时候，带去让您看看。陈老师的脸上露出一丝长辈慈祥的笑容。
今天，我的儿子永远没有机会见到这位慈爱的爷爷了，但是，我将在
他成年之后，对他谈起这位爷爷。
　
　　我是在陈老师出殡前的一天赶回天津去他的灵堂的。陈老师出殡
那天，我全天都有很重要的英语课，这让我内心斗争了很久。我想见
陈老师最后一面，我同样不忍错过一天的课程。我知道如果我的老师
在天有灵，他同样是不希望我缺课的。每次通电话或见面的时候，他
都对我说：“学好英语，这是最重要的。”

　　我于是决定不去送我的老师和父亲，我知道他会支持我的。但我
还是要看他最后一眼，于是在陈老师女儿的陪伴下，我得以去了太平
间。一路上我便已几次以泪洗面了，而见到陈老师的那一瞬，我无法
克制地跪到地上，双手抱着他的头痛哭失声。我的父亲就这样走了！

　　从今以后，我再也没有一位可以谈心求助的友人了！当我再有精
神困扰的时候，我去向谁说呢？

　　又想，对于所有那些寻求心理帮助的人们，陈老师又何尝不同样
是一位父亲、师长，以及朋友呢？

　　我相信所有曾受益于陈老师的人，都永远无法忘记这样一位父亲！

　　陈老师，您安息吧。我们永远爱你。

　　　　　　　　　　　　　　　　　　　　　　2001/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