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丝制作的小制作简单:苦难甘肃！——甘肃人如是说

　　上世纪80年代，我还未走上工作岗位以前，有一天我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甘肃省地图图形，在上面从西北到东南逐一标出油城玉门、钢城嘉峪关、祁连山下好牧场、金张掖、银武威、镍都金昌、铜城白银、阿甘窑街天祝系列煤矿、靖远煤矿、甘南原始森林……历史文化名城天水、贯通甘肃全境的古丝绸之路时，那一刻，我为甘肃的地大物博而惊喜，为甘肃文化悠久而鼓舞，也为自己是甘肃人而庆幸。

　　参加工作后，当我看到在甘肃的许多企业：玉门石油管理局、酒钢、兰化、兰炼、兰棉、三毛、省建、兰铝……等等老牌国有企业，职工的绝大多数是外地人的时候，我激动的想：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那一刻，我为甘肃的博大、甘肃的宽容感到自豪，为甘肃对祖国的巨大贡献感到骄傲（那时侯企业的利税是要上缴国家的）。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1991年，一次我随兰化304厂团委到甘肃渭远对兰化公司扶助的一所“希望小学”进行慰问。那是我第一次见识甘肃中部的干旱。之前，虽然听过“定西贫困甲天下”的说法，却没有丁点感性认识。那一次可是真正的见识了什么叫“干旱缺水”。当学校领导和老师向我们介绍当地群众饮水如何困难、如何贫困，挑一趟饮用水需要两个多小时、有学龄儿童因贫困而辍学时，我突发奇想：五十年代在甘肃建立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初期，那么多的企业招工时为什么不就地取材，首先招收这些地方的人员呢？如果这些干旱地区的人家，一家或者两家甚至三家有一个当工人的，这些地方还会这么穷吗？他们的子弟还会因缴不起学费而失学吗？再看看我们这支慰问队伍，二十多个人中居然只有我一个甘肃人，而这些不是甘肃人的慰问者却都在甘肃的兰州挣着相对高的收入，过着相对富裕的生活……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甘肃的这方水土，怎么养育的都是他方人呢？

　　那一刻，我感到我的甘肃同胞遭到了极大的虐待。

　　也是90年代。那时侯，甘肃一些城市的大街小巷，似乎是一夜之间涌入了许多他乡的生意人。开饭馆的买服装的修鞋的配眼镜的作衣服的摆摊的，外地人的比例如同甘肃的各大企业一样，绝对的占了优势。开放、搞活的说法妇孺皆知。春节回家过年，聊天时与亲人们又谈起了甘肃的发展甘肃的经济。一位长辈忧心重重的说：每到逢年过节，银行也罢，邮局也罢，甘肃的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从五十年代开始，近四十年一惯制。过去是全国一盘棋，可现在呢？想想，这对甘肃地方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一惊……

　　那一刻，我感到，甘肃的财富遭到了掠夺。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祖国社会经济突飞猛进。看到兄弟省市的飞速发展，许多甘肃人面对甘肃的贫穷落后痛心疾首：抱怨地方政府不作为的有之，说甘肃地理位置不好的有之，说甘肃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的有之。而许多外地人包括有些父辈以“建设者”的身份进驻甘肃的他乡人总喜欢用不屑的口吻说甘肃人愚昧、麻木、尚未开花。将甘肃的发展缓慢归咎于甘肃人的蠢笨。作为甘肃人，说真的面对这种说法时，心里在滴血。同时，面对甘肃中东部地区贫苦的父老，看到几乎被抽空了的油城玉门的地下油层，快削平了的嘉峪关钢铁之山——镜山，河西走廊被农垦职工耕种的大片良田，如酒泉地区的饮马农场，黄华农场等等，便不由自主地将那些“建设者”同上世纪初期非洲黑人居住地的白人联系起来，在我的眼里，这些建设者对甘肃和甘肃百姓而言，是不折不扣的受强大政权支持的“掠夺者”。

　　不要象兰化的开拓者那样表白：把西固的乱石滩变成了十里化工城！当年的日本人还说：满洲十四年，把哈尔滨建成了东方巴黎呢（又说东方莫斯科，中国东京等）。

　　当天水“集体替考案”曝光后，发现被替考的二十三名考生中有二十一名是外省人时，善良的白岩松在央视新闻1+1上面对全国观众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这种做法其实质是对欠发达地区甘肃当地考生的一种剥夺。”善良的小白，您可曾知道对甘肃这片土地的剥夺，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规模化了。

　　甘肃也许落后，但甘肃怎么会贫穷呢？

　　没有人会说沙特阿拉伯是个科学技术先进、生产力发达的国家，但也没有人会否认它的富有。

　　就算甘肃中东部地区有十八个干旱缺水的贫困县，就算定西地区的某些行政县听说被什么组织定义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域，但以甘肃丰富的矿藏，地广人稀（上世纪五十年代全省人口约一千万，真正需要从干旱缺水的土地里刨食吃的甘肃农民远远不足一百万）的自然条件，甘肃怎么会贫穷呢？

　　都知道当年的农垦战士把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其实甘肃的河西走廊——武威、张掖、酒泉三地区完全具备成为“河西粮仓”的潜能。自古就有“金张掖、银武威”的说法，张掖还享有“塞上江南”之美誉；酒泉地区从酒泉市以西到敦煌有大片可开垦的土地。那里日照充分，水源充沛（祁连山的消雪水），昼夜温差大，很适合农作物生长。事实上五十年代后国家在那里开垦了系列农场，如黄花农场，饮马农场，夹边沟农场，十工农场等等。政府完全可以对那些居住在“不适合人类居住地域”的农民进行生态移民……

　　不要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多半时间政府忙于搞运动。那我们看看深圳：

　　在1980年以前，深圳只是广东省惠阳地区下属的一个行政县——宝安县。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1988年11月，国务院批准深圳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1992年2月，全国人大赋予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市政府制定地方法律与法规的权力。至此，深圳由一个小行政县一跃而成为省一级现在化大都市，前后只用了短短的十二年时间。

　　2004年，深圳成为无农业化城市，即全部人口城市化。

　　知道这一切的那一刻，我对“政治经济”的法力感到由衷的敬畏。

　　再看看西藏：

　　今年“3·14事件”后的4月9日，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西藏自治区生产总值连续七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长速度……”而这背后是“近五年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财政补助达到947亿元，基本建设投资达到601亿元……”

　　当我的甘肃同胞面对落后的甘肃经济，面对贫困的甘肃父老，言辞刻薄地指责省长省委书记尸位素餐时，哀叹甘肃地处偏僻时，抱怨甘肃土地贫瘠时可曾想到过深圳和西藏？难道深圳和西藏的领导三头六臂？难道甘肃比西藏还偏僻？难道深圳的崛起是源于深圳的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甘肃的贫穷落后，如同深圳的崛起和西藏的飞速发展，都是“政治经济”的产物。这一刻，我再次对“政治经济”的法力感到“无比的敬畏”。

　　不要说甘肃中东部地区那贫瘠的土地导致了我们甘肃的落后与贫穷。其实，上苍是公平的，他没有给我们甘肃足够肥沃的土地、充裕的水源，却给了我们丰富的矿藏、地广人稀的生态条件，给了我们广阔的发展空间；上苍把青山绿水、肥沃的良田赐予江苏、四川等这些人间天堂的同时，也把巨大的人口压力等给了他们。只是那些地区的民众能够在他们的青山绿水间、肥沃的土地上劳作收获；可甘肃的矿藏却被“建设者”掘出后装车运走了；在河西走廊系列农场上劳作、收获的是国家的农垦职工，而不是甘肃的农民。

　　“建设者”用国家发给他们的工资贴补他们家乡父老的生活，供养他们的子弟学文化、受教育，而甘肃的父老却因土地贫瘠饿肚子，甘肃的子弟因缴不起学费而失学……谁之过？

　　再次听到说甘肃人愚昧、麻木、眼神木呆时，我说，这是你的解读。试想“善良、纯朴、厚道”构成主要精神内核的民众，会用怎样的表情与眼神，去面对那些视剥夺为天然、自以为是、高高在上、饱含轻蔑的神态呢？我的选择是“沉默”和“漠然”。，甘肃人不需要怜悯。天下没有哪个被剥夺的民族或群体去“仰视”或“感恩”俯视他们的自以为是者。

　　巧的是，当年端着刺刀、身后有坦克大炮作后盾、天上有飞机炸弹作掩护的日军，解读他们刀下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和被他们缴了械的中国士兵时，用了完全相同的词语。只是这些词语不但没有成全他们的自以为是，反而激发了中华民族坚决打击侵略者的斗志，使日军在中国的处境越来越艰难，直到最后放下武器彻底投降。

　　5·12特大地震发生后的初期，同样是重灾区的甘肃文县，硬是被包括央视在内的各大媒体所“忽视”。加之“甘肃媒体灾难面前失语”，直到“十里不同天”的救灾事实被境外媒体所披露，这个“母亲”对甘肃的漠视也就淋漓尽致、表露无遗了。

　　我的一位甘肃同胞，通过对大量的事例进行比较，得出“包括央视在内的各大媒体，如新浪、搜狐等网络，总是在有意无意地淡化甘肃的灾情”的结论，并强调“这种漠视对甘肃社会和甘肃民众来说，是灾难以外的灾难”。

　　正当“那一刻，我感到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的朗诵声响彻云霄的时候，我的甘肃同胞却在呐喊：甘肃再也不能被“忽视”了！正当“我是中国人”的嘹亮唱腔唱得许多电视机前的观众热血沸腾的时候，我和我的甘肃同胞却在低吟“我是中国人，可我首先是甘肃人。”

　　是啊，苦难的甘肃，陇原儿女已不能容忍您再被忽视。我们渴望外界的关注，也希望得到所有友好与正义的援助与支持。振兴甘肃，甘肃人民定会加倍努力。（作者：娟君 飞天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