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三角有蓝牙耳机吗:袁纯清的山西大考：官场换血引发“短信风波”

主政山西不到一年，袁纯清迎来了第一个挑战：太原市政府副秘书长在太原市长授意下，向山西省级领导群发短信，为1月底刚刚结束的山西换届“抱不平”。 

入主山西以来，袁给外界的印象一直是强力推动山西转型的改革强人，其“实现发展转型，关键是干部要转型”的讲话，更被视为袁纯清为这个“中国煤都”转型定下的基调。此后，一系列针对干部的整顿和调整展开，其规模之大被当地官场称为“山西大换血”。 

经济排名4年后退5位的山西，在袁看来决不能“四平八稳地走”，必须“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但此次换届的“短信风波”显示，重手改革已经在当地官场引起强烈震荡。 

全省干部大换血 

2010年7月29日，袁上任两个月后，在山西全省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树立了一个震动当地官场的改革派形象。袁不绕弯子，直切山西经济痼疾，更直责山西官员对此应担责任，甚至不避讳省里的最高领导层。 

讲话最后，袁提出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一个月后，袁的行动证明他并非只是说说官话而已。在一次全省干部学习大会和一次山西省委全会上，袁纯清对干部们进行了两次严厉告诫和警示。随后，直接查处了400多名违纪干部。 

不过，这位严厉的山西省“大家长”，同时也相信学习的力量。管理学博士出身的袁，除了把在陕西主政期向干部推荐过的《把信送给加西亚》一书推荐给山西干部，要求人人学做“送信人”以提高工作中的执行力外，还推荐了《五百年来谁著史》和《公司的力量》两本书，以期山西干部以宽广的视野解读中国近代落后之根本和培养山西干部的世界眼光、市场观念。之后，袁将11个地市的班子成员集合一处，亲自带队轮流到各地观摩，要求人人都要发言，且发言要言之有物。 

年底，这位“大家长”掀起了一场针对山西干部的改革。2010年11月30日，在山西省委九届十一次全会上，袁对即将开始的干部换届最终要求：“让肯干事的受尊重、让能干事的有舞台、让干成事的有位置。” 

一周之后，山西省委组织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依据袁的指导思想，正式推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6条意见和7个“一批措施”(简称“6+7”组合拳)。 

6条意见，即优化领导班子结构、一把手选拔管理、干部交流、竞争性选拔干部机制等用人新气象。其中关于优化领导班子结构和加强干部交流力度，成为是次改革的主要着力点。简单说，就是干部改革将以“年轻化”和“异地化”为核心。 

将地市两级干部年轻化，具体要求为：市级班子将形成以50岁左右干部为主体的梯次配备，其中要有43岁以下成员，增加45岁左右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县级班子则将形成以48岁左右干部为主体的梯次配备，其中要有35岁左右的干部；县委书记的选拔将形成以45岁至50岁左右的干部为主体，45岁以下的要占一定比例，同时要保留一批50岁以上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骨干；改革还提出选拔一批优秀年轻的县长，其中40岁左右的将占到总数1/3以上，35岁左右的保持一定数量。 

同时，“异地化”改革中，干部交流地域和范围之广为历年罕见：市、县党政正职在同一地区同一职务任职满5年的，原则上要交流；市、县领导班子成员在同一职务任职满10年、15年的，必须交流；对确定易地交流或新任职的县委书记、县长要实行跨市交流；将选调在地方任职较长、基层经验丰富的干部到省直机关、企事业单位任职，同时这些单位有计划地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基层任职；对无正当理由不服从交流安排的干部，则将被免职待岗。 

而7个“一批”，则大大拓展了山西干部的选择范围。即面向全国公开选拔一批副厅级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从省直部门选拔一批优秀年轻干部到各市担任常委副市长；选拔一批优秀县委书记担任副市厅级领导职务；从省直部门、企事业单位选拔一批优秀年轻正处级干部担任县长，以专业背景为理工类和经济管理类为主；调整交流一批市(厅)、县级领导干部；打破部门限制，从省直党政机关选拔配备一批巡视员和副巡视员；联系一批中直机关、重点科研院所的局、处两级干部以及央企领导人员来山西挂职，并选派一批优秀年轻干部到这些机关锻炼，同时选派一批厅局市县正职到沿海发达地区挂职锻炼。 

这些措施，均以打破长期以来的“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等选任倾向为目标，动作之大，被山西干部称之为“全省大换血”。 

纠结的换届 

“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齐趋”，袁纯清曾以此表达自己对干部队伍的用心之切。然而这位“大家长”显然低估了情势的复杂性。 

全省干部大换血，远非一件令山西干部欢欣鼓舞的改革—年轻干部可能例外。交流干部甫一开始，各地诸多年轻干部闻风而动，四处出动以求发展机遇。一位临汾官场人士称，有推荐资格的官员一时间门庭若市，诸多老领导、老朋友纷纷上门，溃坝事故后被压抑两年的官场氛围再度“活跃”。 

其中，“官二代”们对于新位置更是志在必得。 

在某市，干部们对交流到本地下属两个县的县委书记大为不满——两个人都是“官二代”，一个是外市政协主席的儿子，另一个是外市副市长的儿子。当地干部抱怨，如此刚性的年龄要求，只有诸多条件优越、进入官场后一路畅通的“官二代”才能达到，从基层一步一步工作上来的基层干部，根本不可能有这种际遇进行跨越性发展。“本来努力工作有个盼头，但机会这样被空降而来的‘官二代’拿走了。”一些人既觉得不公，也开始茫然于前路。 

市级干部中，亦有抗令不遵者。据本刊记者了解，山西多地官员以“职务安排不满”为由，直接拒绝了调整要求。如某市市委书记与另一市市委书记均拒绝回到省里担任副职，最后结果是互有妥协：一个书记决定再干半年，到龄后去山西省人大继续工作；而另一市委书记则直接回绝省委某部门副职的安排，称要在当地干到退休。 

虽然当地官场人士观察，论资排辈确实被打破，年轻化趋势明显增强，提拔中干部专长也的确被看重，如分管煤炭的副省长任润厚即为大型煤炭企业潞安集团老总，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这种打破陋规的人事改革。 

最终，“太原短信”风波成为矛盾的爆发点。 

据悉，张兵生的抱屈短信大约被30-40名人士收到，其中约十分之一的人因纪律要求，对张所发短信向组织做出举报。 

事实上，对换届不满者不在少数。张兵生的短信发出之时，另有一条短信在山西基层官员之间流传，大意是“‘7.29讲话’鼓舞人心，调了两次干部让人恶心”。 

对公开招考的干部，也有官员表示不服。“唯考是从有什么意义？”有官员反问。去年被终审判决16年徒刑的山西水利厅副厅长孙庭容，正是公开选拔时考上的副厅级干部。孙因为挪用、贪污巨额公款被捕后，令人意外地交待了当初进入副厅级考试时，花了12万元买了一份试卷，从而顺利胜出。 

异地交流官员，存在同样的问题。前太原市某局局长是在面向全国招考时，从江苏考试胜出的，但其在任仅仅一年，即因贪污公款上百万元被查处。 

而官煤勾结在当地却益加紧密。某地一名官员介绍，经过一轮煤炭资源整合，退出的煤老板摆脱了终日行贿的命运，但留下的那些煤老板却有了更加沉重的负担—至少50%的利润要流进替自己留下煤矿的干部们的“干股”里。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的吏治只能治下、不能治上，是改革者最大的软肋。如果贪腐都难以治理，那么无重大原因进行官员调整的举措就会被视为“多余”。而在治理贪腐方面，近年来，除了中纪委去年在山西查处数起大案以外，山西本地的纪委、司法部门数年来几乎再未查处重头案件。纪委系统干部抱怨，90%的工作人员重点被安排到预防教育的工作上了。并非无案可查，而是查案的最大难处是一个大案有时能牵出上百个官员，即使一个小案都有可能有上层人物的身影，工作无法展开。 

五年飞跃的困局 

作为从政经验丰富的改革派，当地官场出现的反弹，或许在袁纯清的思想准备之中。而他提出的另一个发展目标—五年内再造一个新山西、“十二五”之后山西GDP翻番，目前看来是更大难题。 

2011年2月底，山西煤老板在北京成为“地王”。由30家煤老板组成的财团晋商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高调亮相。据悉，该公司于去年7月成立，主要成员为临汾煤老板，煤改后，由当地一农行副行长牵头成立。 

在煤改之后组成经济联合体的临汾煤老板，目前看来将会谋求以金融为主业的新发展。据内部人士透露，目前该公司的规模仅仅是山西煤老板用来在新产业和投资领域“试路”的保守投入，未来的煤老板联合体，或许会再走晋商票号当年的旧路。 

煤老板带着巨额资金出走，对于山西来说进一步加重了民间投资的问题。 

山西虽然缺水缺环境，却一直不缺资金，山西存款利率长期高于贷款利率。然而，民间投资一直是其短板，民营老板们更乐意在省外寻找投资机会。 

早在2008年，浙江煤老板已经将山西列为不宜投资地区，抽身离开山西。目前山西民间最大的外资中，或以福建为主仍在坚守，资金总额约在300亿元左右。 

而相较外省煤老板，退出最多的是山西本地煤老板。煤改之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更是对山西的投资环境失去信心，转而在其他省份寻找机会。部分煤老板已转战外省，考察的行业亦不局限于煤炭等资源型产业。而在山西煤老板背后，还有一群庞大的股东成员，这些煤老板的转型成功与否，将决定更为巨量的资金流向。 

对要求“在未来五年，引进资金要达到年均增长20％以上”的袁纯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挑战—就资金需求而言，山西资本外流当然不是好事；就投资环境而言，如果连本省资本也留不住，山西如何对外来资本有说服力？在袁的规划中，山西在未来五年，“要抓住世界及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进行跨越式发展，改进投资环境或许是山西“抓住机遇”的最重要着力点。 

在去年年底获批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政策之后，袁纯清面对的难局似乎才刚刚开始：无论大家的愿景如何美好，山西的官与商就像是在和他互相出难题。显然，这个积弊太多的经济重镇，对任何一任执政者而言，都不是能轻松过关的仕途“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