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工适合做什么:宪政和英国霸权兴起的秘密0000

宪政和英国霸权兴起的秘密宪政和英国霸权兴起的秘密

看英国历史，总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一个莞尔岛国，资源匮乏，民族繁杂，连天气都和它作对，狭窄的英吉利海峡也挡不住强大的入侵者，从恺撒、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维京人到诺曼底人，凶悍的入侵者比比皆是，荷兰人曾炮击伦敦，拿破仑发誓要消灭这个“开铺子的店小二”，希特勒也曾拟定入侵计划，可见英国从来没有因为它是个海岛而免除强敌的威胁。但就是这么个曾经内战不已的国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四处扩张，在维多利亚时代成为日不落帝国，它诞生了培根、达尔文、牛顿、瓦特、亚当斯密这样杰出的科学、思想巨匠，它的大炮打开中国国门，成为我们150年屈辱的开端，它晦涩的语言居然成为我们的考试科目，经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老太太因为能用英语说“北京欢迎你”而感到自己是多么老有所为。究竟是什么让英国手握霸权300年?
　　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不列颠，这就是英国历史上划时代的诺曼征服。英吉利贵族的土地被无情的没收，威廉把土地分封给入侵时的有功之臣，英吉利社会逐渐形成以土地为基础，以国王为顶尖的金字塔，封建制度在英国正式确立。国王把土地赐给臣下，换取他们服兵役和缴纳税收，同时，这些封建主还拥有法庭、征税和强征劳役的权利，并且要为国王作战。臣下还有属下，全国就自然而然形成许多骑士采邑。在莫尔特的《人民的英国史》中承认：诺曼人用利剑完成了与经济基础相配合的上层建筑的建设。
　　1154年，在一系列残酷内战之后，根据《温切斯特妥协合约》亨利二世成为金雀花王朝的国王，他统治的地方除了英格兰还包罗欧洲大陆上的诺曼底、安如、阿基坦、曼斯、布列塔尼、加斯科尼，英格兰只是这个零碎的安茹帝国（金雀花王朝）的一个行省，在不列颠岛，英吉利人和诺曼底人都承认他是两个民族的共同国王。诺曼底离巴黎太近了，法王路易七世自然把金雀花王朝视为最大的威胁，英法矛盾不可开交。更大的矛盾在英格兰本土，在英国式的封建制度中，国王不只是高高在上的君主，他和臣民之间的关系有一种个人联合的性质，臣民和封建主向他效忠，他为他们提供安全保护。高踞于封建等级之巅的国王只能依靠分封和效忠的纽带，换句话说，国王和臣民是一种经济和安全的关系。这种基于个人联合的契约性质的封建制度稍稍带有一点民主制的萌芽味道。但臣民们都无一例外的信仰上帝，在思想上要服从教会，根子在遥远的意大利，于是英格兰实质上有两个权利中心，国王和主教。政教冲突是所有欧洲天主教国家普遍矛盾，在战场上威风八面的军事领袖真真假假的信仰宗教，但他们在行动上却不想向教会交出自己的世俗权利，不过是怕死后下地狱罢了。
　　亨利二世的对手是英格兰大主教贝克特，此人才华横溢野心勃勃，在布道时总会不厌其烦的描述地狱的惨状，然后对症下药针对某些封建主的所作所为重点恐吓，让他们乖乖的把金币和土地奉献给英格兰教会，以此赎罪。这哥们如果活在今天绝对是商业奇才或诈骗犯，但贝克特渐渐参与到世俗政治事务中，决心使自己的权利独立于王权之外。亨利二世颁布《克拉伦顿法规》，规定了教会的权利范围，贝克特不以为然，几个被他吓得实在拿不出钱来赎罪的贵族称此机会在1170年夏天在法国肖蒙刺死了贝克特。亨利二世是不敢和教会彻底决裂的，杀死主教，直接的后果在国内是教徒的愤怒如排山倒海般向他压来，在国外则是路易七世将联合教皇对他进行宗教战争，这可是名正言顺的开战理由，教皇手里有的是金币和廉价的日尔曼雇佣军，这对金雀花王朝无疑是灭顶之灾。于是亨利二世选择了妥协，1172年，他和教皇达成了协议，重新修改《克拉伦顿法规》，作出了重大政治让步，作出了王权不干涉教会权利的保证，另外每当贝克特的祭日，亨利二世要赤裸上身任由教士鞭打以此赎罪。

此后，在英国形成了一种王权、贵族、教会三种势力互相牵制彼此制约的局面，教会希望通过王权获得经济利益，在世俗政治层面教会要保证国王的权威；国王希望在不削弱王权的前提下和教会建立友谊，一方面免得死后下地狱，一方面又惧怕教皇联合其他国家发动宗教战争。政教双方互相利用，互相制约。同时因为国王和贵族间是一种契约关系，贵族效忠国王，为国王服兵役并缴税，但国王也要保证贵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否则贵族将反叛。在国王和教会发生冲突时，贵族站在国王一边，不过为了挟持国王，贵族又和教会建立联系。政治力量的互相制约为西方民主制度提供了蓝本，在其后的800年间，各种社会力量时而兴起时而没落，但制衡的手段却被保存下来。


亨利二世对英国最大贡献是在法律和制度方面，他确立的英国习惯法，为后世一些列具有宪法性质文件颁布奠定了基础。从威廉时代开始，国王给与贵族在领地内设立法庭的权利，贵族只要智商正常自然会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作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人性使然。领地内的居民自然万分害怕领主贵族，到了亨利二世时代，已经形成一大堆各行其是的私法，对中央集权是个严峻的考验。亨利二世不能用王权来强制贵族放弃法庭，因为那样意味着内战，他巡视全国，和佃农交谈，现在看起来有些微服私访和下基层调查研究的意思。根据调查结果，他明白广泛意义上的立法和公正的审理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为了把英格兰所有的案件都吸引到国王法庭，以此来显示他比贵族审理案件更公正，他建立起沿用至今的陪审团制度，陪审团有12个正值的没有犯罪记录的人组成，既是法官也是证人，在判决前陪审团投票判断案件结果，如果6：6，亨利二世本人再作决定。实际应用的效果非常好，于是，陪审团制度正式成为英国法律制度的核心，民众积极参与司法管理，法律来源于人民成为英国法律的神圣准则，也是日后英美法系的立法、执法基础。亨利二世用毕生的精力推行国王法庭系统的建设，在他死前，英格兰终于完成了法律和审判形式的统一，封建领主再也不可能用私法管理领地，每个人都在法律面前小心翼翼。丘吉尔对此评价说：“亨利二世奠定了英国习惯法的基础，使后人得以在这个基础上添砖加瓦，它的图案也许会有变化，但本质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英格兰悄悄发生了变化，但东方的变化更剧烈，在亨利二世忙于立法活动时，库尔德人撒拉丁统一了穆斯林世界，1187年攻占耶路撒冷。金雀花王朝另一位伟大国王狮心王理查粉墨登场，他和德意志的红胡子腓特列、法国国王腓力、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列一起杀向东方。这次十字军东征充满戏剧性效果，腓特列因为盔甲沉重居然在渡河时淹死，在一连串的胜利之后，理查鲁莽的上了其余两个心怀鬼胎盟友的恶当，釜底抽薪，留下理查和撒拉丁死战，他艰难的和撒拉丁媾和，理查在撤回英国的时候居然被神圣罗马帝国国王抓起来作为人质向英格兰索要15万马克赎金。在英格兰国内，理查的弟弟约翰发动叛乱，他是不愿意理查回来的，居然和神圣罗马帝国国王达成一项协议：每扣押理查一个月，约翰就支付他本人1500马克，同时在英格兰散布理查的死讯。约翰怎么也没有想到，英格兰人居然愿意为理查做任何事，因为有传言理查被关在德意志境内一个城堡里。一个叫布朗德尔的游吟诗人以乞讨方式走遍了德意志境内几乎所有的城堡，边走边唱，在巴伐利亚的一个城堡里，布朗德尔奇迹般听到了来自理查本人的应和。这种事在今天很难想象，竟然就发生了，英格兰人居然为了赎回理查踊跃捐款。当理查踏上英格兰的那一刻，约翰的军队纷纷倒戈。理查出人意料的宽恕了约翰，并在他死前指定约翰作为继承人。

其实理查在内政上并没有什么建树，他好战成性，英格兰人为他永不休止的征战付出了惨重的牺牲和经济代价，但在他死后，却被誉为狮心王，成为英国人在几百年内顶礼膜拜的偶像，他狂暴，却又宽容慷慨，是个好国王、好教徒，是讨伐异族的大英雄。这种复杂的个性在英国人看来充满人格魅力，从伊丽莎白、维多利亚、黑斯廷斯、丘吉尔这样的大政治家到马尔博罗、纳尔逊、威灵顿这样的战将，甚至克莱武、义律这样的家伙都是理查的粉丝。有了这样的偶像，就很容易理解英国人后来的所作所为。丘吉尔对理查做了精辟的勾画：“理查体现了人们所敬仰的狮子的特性，他既有残忍武士的冷酷心肠，又有马基雅弗利主义者的狡猾手腕，虽然他面目狰狞，却时常能以没有人性的冷静头脑策划残暴的行为。”

理查的继承者约翰也并非饭桶，但他只学到了理查狂暴的一面，却不会掩饰他的反复无常。他阉割了可能对王位有威胁的亲侄子亚瑟，又和教皇英诺森三世翻脸，导致英格兰停止宗教活动六年，然后又在压力下向英诺森三世屈服，自作主张宣布英格兰成为教皇领地。这种举动直接触及了贵族的利益，1215年6月在伦尼米德草地，英格兰的贵族聚会拟定了《自由大宪章》，并“客气”地请约翰签署，在大宪章里规定了国王的权利范围和贵族的权利范围以及国王和贵族的关系。尽管这只是一个贵族纲领，但是第一次向世人昭示王权必须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王权即使在世俗层面也是有限的，必须受到其他权利的制约，国王也是对臣民负有责任的人，如果他不称职，人民有权反抗，甚至可以使用暴力，反抗不称职国王的暴力是合法的。《自由大宪章》没有详细规定什么民主原则和民权原则，但他确立了法治精神，现在也是英国不成文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将大宪章的精神上升到立宪的地位，在《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中都能看到大宪章的影子


半年后，约翰因为中风死去，他临死的惨状莎士比亚在《约翰王》中描写的淋漓尽致。他的继任者亨利三世的处境更不妙，他的妹夫来自法国的贵族孟福尔居然成为他的挑战者，亨利三世决定以军功建立权威，进而收拾不听话的贵族，居然发现在欧洲大陆上他谁也打不过；于是来个急转弯，打算凭借教皇格里高利九世的势力压服贵族，这个教皇急需用钱，打算在英格兰征税，亨利三世还真卖力气，国王变成了教皇的税吏，足够丢人了。 1258年，亨利三世在牛津召开会议研究税制问题，孟福尔率军包围会场，几乎所有的英格兰贵族都参与其中，亨利三世很识实物的通过了贵族草拟的《牛津条例》，它规定：没有贵族大会议的同意，国王不能没收、分封土地，更不能对外宣战或媾和。还成立了一个15名贵族组成的会议，国王得不到这个会议的允许不能作出任何决定。另外还选出一个12人委员会，拥有立法权，一年召开三次会议，与15人会议共同商讨国是。《牛津条例》的实质是建立了雏形国会，树立了近代国会制原则和国王在法律范畴下的原则，在当时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只能是贵族政治，但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的性质才发生变化

在其后的几年里，根据《牛津条例》的精神，英格兰进行了广泛的立法活动，1263年和1267年制定了两个《威斯敏斯特条例》，在修改后称为《马尔巴勒条例》，对英国社会结构影响最大的是继承权的规定，明确规定“长子可以得大份或全部”，实际上是排除了家庭成员尤其是贵族在财产继承方面的平均主义，除了长子，其他的家庭成员不可能在从父辈那里继承什么家业，激发了自强自立的个人主义。以财产为关系为核心的家庭关系日益松散，家庭成员只能对自己的实力报有希望，而不必讨好父亲，因为以往关于谋杀的法律十分严格，限制了家庭成员间为了谋求长子地位而同室操戈，从这里可以看出英格兰立法活动的联系是很紧密的。在《马尔巴勒条例》颁布之后，每个人都明白他的未来取决于他是否有高超的生存能力，追逐私利、发家致富、刻苦自律的个人主义风气在英格兰大行其道，成为一种民族精神，进而导致了嫌贫爱富、鄙视弱者、不择手段追求功利、崇尚自由竞争的民族性格，在东方人看起来这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毫无人性的，但英格兰人却奉若神明。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后来英国人能远涉重洋去殖民、不择手段的去搞各种丧尽天良的鸦片贸易和奴隶贸易、可以在外交上毫无顾忌的耍弄各种手段、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在英国泛滥、英国可以在兴起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也可以在衰落时及时调整甚至心安理得的成为美国的附庸

在这一系列立法活动后，骑士和市民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英格兰权利重心开始下移。在亨利三世死后，爱德华一世登基，他是英国历史上负有盛名的英明国王，被后世称为英国的查士丁尼，还他还有一个称号“法律制造者”。在十几岁时是他就曾对亨利三世说：“我相信各得其所的道理，必须规定谁该得到什么。孟福尔为什么叛乱？是因为他代表的中间阶层的权利和财产受到你为教皇征税的侵犯，只要你还回他们的权利，拥护他的人就不会再闹下去，收拾他只要几个卫兵，而收拾几百个贵族和他们的军队是不可想象的。社会各阶层就像几只饿狗，统治者必须精明和均衡的根据饿狗的作用和力量强弱，扔出大小不一的骨头，饿狗才会安静下来，否则就会跳起来咬人。”这一番自白多么坦诚，英国历代政治家都把这番近乎无耻的话奉为统治法宝，最后一个在私下里说这番话的是撒切尔。


爱德华一世认为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建立起基础广泛而有条理、有操作性的法治，让社会每一各阶层在自己的权限里发挥作用。这个思想和15人会议一拍即合，1275年颁布《第一威斯敏斯特法规》，规定了官员的职权范围和奖惩办法；1278年颁布的《格罗斯特法规》细化了封建领主的权利和义务；1285年颁布的《温切斯特法规》强调了英格兰法律的统一性和唯一性；1297年最重要的一项法规出台《重申大宪章》，规定了国王无权利调动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军队，同时封建领主也无权在领地内征兵；国王不经过15人会议允许不得征收赋税，封建领主也不得随意征收超过国王征收比例的赋税。只有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才能逮捕、监禁自由人以及剥夺他们的财产。这是从法律层面用国会限制了王权，同时也限制了封建领主的权利，保证了自由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英格兰的征兵制从此向雇佣兵制转化。

英格兰的本土文化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以往英格兰人总是到法国接受高等教育，1167年亨利二世下令召回在法国的英格兰学生，在牛津创办了一所大学，1209年在剑桥创办了另一所大学，最开始大学主要宣传神学，但很快在务实的学者带领下成为英格兰人文主义的开端，领导了知识阶层。涌现了像格罗塞特斯特、罗杰培根、斯各托等著名新学派领袖人物。他们注重试验，蔑视权威。罗杰培根曾说：“在掌握真理方面，主要有四种障碍，权威、习惯、成见、虚夸。理性只有在根据试验来作论证时才能辨别其真伪，而实验是检验和确实一切科学结论所必需的。讨论天堂的玫瑰是否长刺和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是傻瓜在消磨时光。”他的思想被弗郎西斯培根发扬光大，指出人类必须面对自然，反对虚妄的主观臆断，注重实验，尊重科学。这些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工业革命能够在英国首先发端，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


英格兰的立法活动在这之后告一段落，土地贫瘠的英国无法养活增殖的人口，尤其是长子继承权的确立意味着政府必须要为那些继承不到财产的人提供机会，于是英格兰选择了战争，对法国长达百年的战争。战争中有人发了横财，有人命丧黄泉，也出现一大批军功贵族，著名的是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这两个家族逐渐把持了英格兰的政治。1431年，兰开斯特家族的首领人物萨福克公爵为亨利六世操持婚事，新王后是法国国王的侄女马格利特，约克家族对此十分不满。1448年，在马格利特的鼓动下，亨利六世秘密命令英军放弃极具战略地位的曼恩城堡，消息传出，约克家族大作文章，英格兰群情激愤，士兵的鲜血居然不如一个法国女人的枕头风，他们交的税就这样被践踏。内战爆发，史称红白玫瑰战争，两大家族两败俱伤，里士满伯爵亨利·都铎夺取王位，金雀花王朝寿终正寝，都铎王朝诞生了。

这是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新大陆被发现，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海外大发横财，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接踵而至。英格兰的贵族阶层在红白玫瑰混战中死亡了90％以上，王权大大加强，亨利·都铎不得不从新兴的资产阶级中选拔官吏和人才。早期的资产阶级自然是追逐利润的商人，他们缺乏君主的政治手腕，却精明狡黠，表面臣服于君主的政治庇护，暗地里却在积攒财富，时刻等待着登上历史舞台。亨利八世即位后，他首先取悦于商人，他有一句名言：“我不承认什么贵族，我只承认有实力的人。”大量财富在战争中被消耗了，他自己对空虚的国库一筹莫展，却亲眼看到在商人的组织下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变成了手工工场，财源滚滚，靠贵族弄不到几个子儿，但靠资产阶级却能弄到真金白银的税收。这时人文主义已经成为英格兰的主导思想，人们对上帝变得冷淡，既然和上帝距离最近的教士都会死于黑死病，教皇为了躲避鼠疫居然仓皇离开梵蒂冈跑到亚得里亚海的小岛上，说明上帝也没什么实在的本事。国王和贵族经常被打得屁滚尿流，为了弄几个钱而焦头烂额，说明国王和贵族也不过如此。普通英格兰人对教会和国王逐渐冷淡，而对人的现实生活和物质利益却日益关心，对货币奉若生命。

亨利八世很清楚的知道，英格兰如果还想看到未来就必须踏出国门，此时的英国人口只有400万，但欧洲大陆已经没有立锥之地，法国、西班牙、南德意志都在向民族国家迈进，欧洲各国的内部纷争已经结束，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已经拉开序幕，英格兰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这个时期英格兰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此前来到不列颠岛的所有民族都已经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他有统一的语言－－英语，同时，第一部英文《圣经》被翻译出来。亨利八世接受了国会里资产阶级的建议作了重大决策：第一，宣布和罗马教廷断绝一切关系，他本人自任为英格兰教会的主教，使英格兰摆脱了教皇的控制，此时的教皇也无力发动什么宗教战争，因为欧洲大陆的统治者都在这么做；第二，通过没收教会的财产，充实了国库，这笔钱作为信贷资本大大加强了英格兰商人的本钱，而从商业上得到税收又加强了海军和商船队。

资产阶级中涌现了很多狂热的爱国者，汉弗莱爵士就是最有煽动性的一位，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从西北抵达中国和西印度群岛》，对航海描述的不多，着力煽动扩张的观点：“一个人如果怕死而不愿为国家效劳，不愿为自己争光，那么他虽生犹死，人终有一死，而荣誉则与世长存”。如果加上为人民服务，这哥们和伟大领袖有一拼。伊丽莎白很快意识到这种情绪是可以被利用的，于是她在国会发表演讲：“我来到你们中间，决心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与你们同生共死，，为了上帝，为了我的王国，为了我的臣民，为了我的荣誉，为了我的祖先，我不惜战死沙场。我知道自己是个女人，力微体弱，但我有理查王的心胸，藐视胆敢侵犯英格兰利益的任何人，我决不退缩，要拿起武器。”

伊丽莎白一世要求海军可以在任意海域拦截西班牙商船掠夺财物，1581年海盗头子德雷克向她献上价值50万英镑的黄金，这些黄金是德雷克从十几条西班牙商船上抢来的，她毫不含糊，在德雷克的金鹿号甲板上封德雷克为爵士，这对后世影响巨大，这个举动意味着无论什么样家伙，只要为英格兰贡献赋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成为勋爵。这对那些出身低微甚至罪恶的“能人”是个极大地刺激，老实人是办不成什么事的，对外战争或掠夺中，不老实却能名利双收。1588年，英格兰再次迎来了好运气，无敌舰队在与英格兰海军的战斗中并没有损失太多的军舰，但暴风雨却把庞大的舰队摧毁。




当时的著名诗人斯宾塞写了一首《仙女王》来歌颂伊丽莎白一世，诗中称她为“漂亮的尤物”“美丽的女巫”，如果以东方的观点斯宾塞必定会被凌迟处死，但伊丽莎白一世却欣然接受，并美孜孜的听斯宾塞本人亲自诵读，可见这个时代宽松的气氛。要么就是他们村都这么夸人



战胜头号强国，英格兰人的凝聚力空前加强，对王权重新开始敬仰，对伊丽莎白一世的崇拜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1603年她去世时英格兰人居然不愿相信女王居然会死。根据伊丽莎白一世和苏格兰女王玛丽达成的协议，苏格兰和英格兰、威尔士一起组成大不列颠王国，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英国，没有子嗣的伊丽莎白要把她的王位传给玛丽的儿子詹姆斯。两个表姐妹围绕新教和天主教、苏格兰的独立与自由争夺了一辈子。


詹姆斯一世即位，他巧妙的利用了英国人因为伊丽莎白一世的功绩重新对王权的尊重和英国需要苏格兰的安定的心理，企图强化王权，他提倡“君权神授”，现实的英国资产阶级对此表现了宽容。詹姆斯的儿子查理一世企图把君权神授思想变成法律确定下来，英国人就不那么宽容了，首先查理一世没有伊丽莎白一世那样的功绩，却企图建立她的权威，这是很不明智的；其次，他是个天主教徒，在新教为大多数的英国无疑缺少支持；最关键的是他挥霍无度，他通过州长向富人贷款，却从来没有归还，也不给与政治或政策的好处，如果谁拒绝贷款给他，便会立即莫名其妙遭到意外。这极大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们的私有财产随时会被王权侵犯，人身安全也没有保证。随着资产阶级手里的资本越来越大，没有人再会选择破财消灾，而是盘算着推翻壑欲难平的国王，建立自己的专政。

爱国不过是一个虚拟化的名头，培根在17世纪就直言过，尽可能的要富人带头奢侈，刺激各阶层对财富的渴望，以期促进国民对外扩张的动力。他也用芥子作为比喻，认为一个国家的兴盛，现有的物质基础并不主要，只有具备了扩张的心态和动力才是主要的。
　　
　　马其顿在希腊文明辉煌之时不过是他西部山区的一个落后小国；罗马兴起之初不过是散落在台伯河两岸的七个小山丘，秦国是七国之中变革最晚，最落后的、地理位置最偏僻的国家，日本在战前人类4000年历史中，从未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央。20世纪初的美国人还被西方大陆称作乡巴佬，
　　
　　西方的工业文明战胜东方的农业文明，获得世界的统治地位，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贪婪。嗜利。西方人对于财富的看法是直白的，坦率的。而且西方的统治阶级对内也缺乏如中国这样复杂精密的统治文化，于是只好走内部妥协，一致对外的路子。
　　
　　至于在与他国进行斗争掠夺利益的时候所谓的‘不老实’、‘狡猾’‘无耻’等等，凡是一个正常人都可以做到。而且不用教育，对于自身利益，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智者’。中国人缺乏对外斗争中有效的获取利益的手段，甚至经常用放弃利益来‘对外妥协’，那是因为根本来说，那些利益，具体操作人并没有分配到。在古代，这些利益是皇帝，即使大臣也缺乏和皇帝一起来分蛋糕的资格，（皇）权力的独大，也是近代越来越封闭的原因之一。到后来，这些利益都是国家的，即使是代表国家具体操纵的官员也没有份分享，因此在大多数时候，他们也乐的做个顺水人情了。对外扩张，终究要以民间和私有化的私人商业的形式来进行。政府出面和国企出面的效率远不及私人企业对外的扩张竞争力。
　　
　　中国政府对海外毫无地位的民间私人资本是不闻不问的，对国有垄断企业太过呵护。这样下去，民族的扩张力只有下降，国内的老百姓只有离心离德



　资产阶级主要针对的目标是王权和旧贵族，理由很简单，经济利益冲突，国王自己不会做生意赚钱，却可以向资产阶级收税，收来的税不是为资产阶级提供商业机会和安全保证，而是吃喝玩乐，这简直就是抢劫；旧贵族更可恶，他们经营古老的封建经济，靠地租吃饭，严重损害资产阶级和愿意圈地养羊从事羊毛贸易和纺织品贸易的小贵族利益，他们手里有大量的土地，越是爵位高，土地越多，尤其是一些大贵族利用与国王的关系从事特许经营，独占烟草、酒、糖等利润巨大的贸易，这简直就是垄断，可以轻松的哄抬物价，大发横财。向王权和旧贵族要求平等地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端，而此时，英国的小贵族已经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


除了物质上的问题，还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英国本来是天主教国家，亨利八世时期切断了英国教会和罗马教皇的关系，英国自己进行了宗教改革，改革后的教会成为英吉利国教会，教义和天主教没什么区别，不过就是领导权从罗马教皇手里转移到国王手里。国王实际上是精神、物质一把抓，詹姆斯和查理一世都很注意利用宗教来控制英国人的思想，兜售君权神授的学说，资产阶级和小贵族对此深恶痛绝，他们要求清除国教会中天主教残余，被称之为清教徒。而与此同时，加尔文教派在英国迅速传播，加文派认为：“如果你是上帝的选民，不需要任何行善都能得救，更不需要向教士缴纳赎罪金。如果你不是上帝的选民，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只有等着下地狱。成为上帝的选民很简单，除了上帝的预先安排之外，还必须事业有成，生意兴隆，至少衣食无忧，穷困潦倒无疑证明了上帝根本就没有安排他成为选民。”这番理论很合资产阶级胃口，很快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国教会的理论旗帜。


法国历史学家基佐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有深刻的认识：英国贵族不再保护公共自由，甚至对自己本身的自由也毫不关心，王权不再热衷于取消贵族的特权，恰恰相反，王权对贵族赋予特权，换取他们对王权的支持和对国王本人的驯服，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教士突然变得害怕起人类的思想。但文明依然要走自己的道路，人民清楚的知道最好自己来处理自己的事务。于是，他们向王权要求自由，向贵族要求平等，向教士要求人类理智的权利，这么一来，革命爆发了。


查理一世在1628年召开国会，打算征收新税，这一届的国会有两位资产阶级领袖人物皮姆和义律（这家伙的某个后代对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二人拿出《自由大宪章》作为法律依据，不准许国王征税。查理一世恼羞成怒，下令解散国会。国会也不甘示弱，接连制造反对国王的舆论，查理几次征税不成。1640年9月，内战爆发，查理一世逃往约克城，向议会宣战，在议会军中崛起了一位铁腕人物奥利弗·克伦威尔，他是一个小乡绅，不甘心过小地主的生活，在伦敦凭借凌牙利齿和与众不同的见解当选国会议员。克伦威尔是个军事天才，他的铁甲军所向披靡，1645年在纳斯比，议会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查理一世被砍掉了脑袋。


但权利足以使任何人发昏，克伦威尔宣布英国成为共和国，自己就任护国主，地位可以世袭。这和国王完全没什么两样，差别只是名称不同而已，英国举国哗然，但资产阶级见风使舵的本事实在高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可见一斑。实际情况是克伦威尔的铁甲军，也被称为新模范军，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支私人军队，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克伦威尔作任何事，不妥协意味着死亡或逃亡，无论怎么样都会失去安身立命的财产。克伦威尔的确是个人物，他本人就是资产阶级的一员，对资产阶级的想法最清楚不过，他决定用经济利益来换取资产阶级的支持，首先是入侵爱尔兰，为英国商品寻找一个可以倾销的市场，然后是为了英国商人的商业利益摆平最大的商业竞争对手荷兰。荷兰原本是英国的盟友，两国都是新教国家，在反对西班牙的战争中互相支援，但在国家利益冲突不可调和的情况下，盟友之类的关系就无所谓了。



荷兰原本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私人领地，1579年，尼德兰北方六省成立了乌德勒支同盟，以召开社会三大阶层三级会议的方式宣布脱离西班牙而独立，并打败了腓力二世的军事进攻，1609年，荷兰共和国正式得到欧洲国家的承认，这是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此后，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经济、金融和航运中心，精明的荷兰商人十分擅长航海和贸易，荷兰很快成为欧洲造船中心，当时荷兰拥有一万五千艘商船，占欧洲商船总吨位的75％，其海军力量是英国的五倍，控制着波罗的海的贸易和东印度群岛的香料贸易，还垄断了鲱鱼的捕捞。英国对东欧的粮食需求十分巨大，荷兰每年仅仅在粮食转手贸易一项上赚的利润就足以抵消英国对荷兰一半的羊毛出口利润，这对英国商人来说简直是抢劫。


1651年8月，英国国会通过了《航海条例》，规定从年底起无论来自何处的货物，只要不是由英国商船运载均不得驶入英国、爱尔兰以及英国所有属地的港口，也不得在英国海域停留或经过，一旦违反，英国有权没收货物和船只，英国海军有权击沉拒绝停船检查的船只。《航海条例》从表面看是英国国内法律，但无论哪一条都是冲着荷兰人去的，英国曾宣布英吉利海峡为英国的海域，而荷兰的商船进入大西洋必须经过英吉利海峡，否则就要绕行危险的北大西洋，实际是等于赋予英国海军和雇佣海盗随意抢劫荷兰商船的权利。它的颁布开启了英国以国内法律干涉他国贸易、政治等活动的序幕，这种在英国人看来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无耻行径被后世国家所继承，尤其是英美法系的国家，例如颁布过严重干涉别国内政的《达马托法》和《与台湾关系法》的美国，蛮横不讲理也是有根子的。


荷兰人自然不会任人宰割，英荷战争全面爆发，英国军舰上的长炮发挥了巨大作用，荷兰人战败，被迫承认《航海条例》，而英国也精疲力尽，因为英国造船业熟练工人少，人力成本比荷兰要高，从北欧运送木材也不如荷兰从德意志进口木材速度快，而且成本也高许多。英国玩不起长久的消耗战，见好就收，在《航海条例》上也做了允许荷兰商船通过英吉利海峡的让步。但这一次战争，让英国商人收益良多，打破了荷兰在波罗的海的贸易垄断，外贸迅速发展，资本积累的速度越来越快。



克伦威尔死后，他儿子查理因为天生的智力缺陷使权力落入铁甲军的高级军官手中，这些高级军官为了经济利益争相充当资产阶级的保护伞，很快克伦威尔阵营四分五裂，内战再度爆发。1660年2月，蒙克将军的军队攻占伦敦，他是个骨子里的君主主义者，自己又不敢当国王，眼睁睁把权利交给议会里那些凶狠狡猾的资产阶级议员实在又不甘心，在以肢解、剖腹挖心等参绝人寰的手段屠杀反对者稳定了局势之后。他派人到法国接回查理一世的儿子小查理，面对杀人不眨眼的蒙克，资产阶级再次妥协。小查理被称为查理二世，他比父亲要高明许多，尽管和资产阶级有杀父之仇，但他明白如果除掉资产阶级，英国的财政将崩溃，当穷国王毫无意义。于是他出台了一系列安抚性政策，保证不追究查理一世的死亡，不干涉资产阶级的经营方式，在开始几年，双方居然相安无事。小查理也学着克伦威尔的样子为资产阶级寻找财路，他在国会煽动重新打击荷兰人，因为荷兰人依然垄断着东印度群岛的香料贸易，而英国在东方的地位很不稳固，随时可以被荷兰人消灭。国会拨出巨款铸造大炮，建造新式三桅战舰。英国故伎重演，再次颁布《航海条例》，条件非常苛刻，几乎是等于把荷兰人从海洋上清除出去。
1664年6月，150艘英国战舰与154艘荷兰战舰在罗斯脱福特附近的海面上大打出手，英国军舰上居然装备了5000门长炮，荷兰舰队损失惨重。两年后荷兰获得法国支持，这一次荷兰人吸取了火炮威力不足的教训，加大了火炮口径，英国舰队被打得血肉横非，英国人的好运气似乎用完了，从1666年春天开始，伦敦流行起严重的瘟疫，一个星期内死亡8000人，恐慌的居民开始焚烧死者的尸体，没想到居然引起大火，13000处住宅被烧毁，荷兰人沿着太晤士河逆流而上，一路炮击，英国陷入亡国的危险境地。在这危难之际，英国人的好运气又回来了，法王路易十四垂涎荷兰的黄金储备，从背后向荷兰人发动突袭，占领了弗兰德。英荷立即媾和，这一次英国人狼狈不堪，资产阶级也颇有微词，打了两年仗，损失惨重，还白白耽误了两年生意，都是小查理惹的祸。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推卸责任的本事见涨。



英国人的优势一是海洋对它的保护作用，二是处于到美洲的便捷航路上。三是采取人弃我取的原则处理殖民和欧洲事务，四是煤矿和铁矿储藏条件好。
　　英国陆军投资很少，投资最多的是海军。英国君主权利之所以弱的原因是周围没有强大的邻国可以通过陆地来侵略它，所以没有必要保留强势的君主和大量的陆军。
　　其次，英国也处于到达美洲的便捷航路上，从英国到美国东北部的时间比从西班牙到达加勒比海航程更短，时间要更快。
　　英国虽然比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慢了点，荷兰人不热衷对殖民地移民，北美洲基本上是最不被看好的地方，没有贵金属，人口稀少，17世纪英国基本基本上就在美洲、非洲、欧洲间做三角贸易。印度洋、东南亚、东亚，英国人基本插不进去。英国也吸取了百年战争的教训，不再图谋占领欧洲的领土。
　　最后的一个有利因素是煤炭和铁矿储藏浅而且质量优良、量大。法国煤矿已经基本枯竭。德国基本上是褐煤。法国和德国争夺的洛林铁矿含P很高。注意一下，英国、法国、德国、沙俄，都处在亚欧大陆的成煤带上，这不是巧合。
　　法国人，周围都是强敌，被哈布斯堡王朝包围，更要命的是海岸线被西班牙分割，而且直布罗陀海峡极易被封锁。这样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海军无法合在一起有效对付英国。法国的国力无法支撑同时应对海上和陆地上的强国进行战争。而反过来，只要英国将欧洲其他国家用海军给阻拦住，自己就可以对美洲任意妄为了。
　　这正如张仪和司马错对策，争论是伐韩还是伐蜀，最后请过采取了开起来效果要慢，但根基更坚固的伐蜀策略，结果，成都的水利工程加上郑国渠，使秦国具备了充足的物力。而英国也是一样的，既没有去争夺美洲土著的黄金，也没有和葡萄牙、西班牙人一样去争夺香料的垄断权，但得到了美洲这个没人关心的地方，人弃我取，结果终成大业!沙俄也一样，占领了西伯利亚这个没人关心的地方，现在还享受着地下的财富！
　　中国的前途，还在被世界强国冷落的角落，非洲、中亚、拉美。

小查理是个见钱眼开的主儿，在收取了路易十四16万英镑的生活补贴之后，他打算为法国的利益再次向荷兰宣战，1672年3月，英国舰队突袭荷兰舰队，双方打成平手，接下来就是两支舰队的对耗战。议会里的有识之士很快明白中了法国人的圈套，在陆地上法国人夺取了87座荷兰城镇，抢到了真金白银，而英国却在损耗昂贵的舰队，在经济上一无所获，除了小查理得到16万英镑，英国商人一个便士的好处也没看到。而且法国的意图明显是要消灭荷兰并取而代之，法国人口众多，如果再得到荷兰的海上贸易优势，将立刻成为欧洲大陆上首屈一指的强国，无疑是英国的劲敌。挑拨离间坐收渔利本来是英国人的拿手好戏，现在居然被当成猴子耍，而耍猴人究竟是路易十四还是小查理还说不定。荷兰人作最后一搏，打开北海水闸放水去淹入侵的法军，尽管荷兰变成一片泽国，但路易十四的12万军队也遭到了灭顶之灾，其中五分之一死亡。害得这位太阳王痔疮大发作，流血不止。



英法与荷兰缔结了《尼姆维根合约》，比利时的大部分地区、阿尔萨斯和洛林全部归法国所有；英国在北美得到新阿姆斯特丹和新泽西，接管了大部分海上贸易。这次对英国来说算是惨胜，毕竟海军损失很大，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恢复元气，不能乘胜夺取东印度群岛是个巨大的遗憾；而法国得到了很多好处，还凭白分到了不少荷兰军舰和商船，海上贸易能力大增，还掠夺了熟练工人居多的比利时，对法国手工工厂有莫大的好处；对英国资产阶级来说最糟糕的是小查理以为自己建立了不世之功，根本不再把国会放在眼里，还暗中串通一些贵族议员要修改《大宪章》中限制王权的部分；小查理十分渴望得到荷兰，便决心对荷兰舰队穷追猛打，1678年，残余的荷兰舰队被消灭，但英国海军也伤痕累累。


荷兰被严重削弱了，它再也没有恢复元气，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人口相对少的荷兰不得不征集70％以上成年男子上战场，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水淹荷兰更是雪上加霜，很多手工工厂赴之汪洋。而荷兰资产阶级目光短浅，只重视对外贸易和商业利润，对制造业的技术改造漠不关心，丧失了工业优势。善于学习的英国人从荷兰人身上吸取了足够的教训，在思想领域，很多思想家都反思荷兰的衰落，生怕这种厄运降临到英国头上，直到亚当斯密给出了答案，这是英国的后话了。



通过小查理的变化，英国资产阶级意识到只要存在一个强势的国王，那么专制王权随时都会笼罩英国，只有彻底清除强势国王产生的土壤，英国的民主宪政才能得到保证。但如果选举一位领导者，很难保证不发生克伦威尔那样的事件，那意味着内战，很容易被欧洲邻居们所利用而趁火打劫，资产阶级的财产不仅不会增值，反而会轻易的烟消云散。在他们看来，保持一位弱势的国王作为象征意义上的君主一方面可以防止资产阶级内部的强势人物觊觎最高领导权，另一方面还可以笼络与资产阶级结盟的小贵族对爵位的虚荣，免得联盟发生分裂，任何分裂都可能存在内战的隐患，英国需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



1688年，查理二世的继承人詹姆斯二世露骨地要恢复封建专制，不承认《大宪章》，公然和梵蒂冈联系，企图重建英国天主教会。资产阶级的两大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立即行动，武力罢免了詹姆斯二世，从荷兰迎接詹姆斯的女儿玛丽公主和女婿荷兰执政威廉到英国来，尊立威廉为英国国王，1689年2月正式登基，史称威廉三世。3月，按照两党早已拟定好的方针，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严格规定：英国国王必须是新教徒；国王必须按照国会的意志行事；只有在下议院的同意下才能征收新税和招募常备军。这意味着议会缔造了一个国王的职位，国王根据议会的条件保持王位，如果国王不在议会的法律规范内行事，议会可以废除国王。君主虚设、议会至尊的原则得以确立。从这时起，议会主权、法律主治成为英国宪法性文件的核心精神，个人统治国家的时代过去了。


对威廉三世的选择也是很精心的，并不是随意为之，首先玛丽公主比她的丈夫的血统更靠近传统的王室，也许会有些贵族支持玛丽公主，这是议会不愿意看到的；威廉三世和英国王室没有任何血缘上的联系，而且他根本就不是英国人，在英国没有任何政治基础，在老家荷兰的执政地位因为荷兰的急速衰败而不值一提，他也没有显赫的出身，缺乏欧洲强大王朝的支持，他的国王地位完全来自于议会，促使他不敢给议会制造麻烦；另外他国王女婿的身份也很容易被英国人接受，因为英国历史上存在丈夫继承妻子王位、女婿继承岳父王位的情况。这一段历史与其说是光荣革命，还不如说是一次狡猾的妥协。历时五十年，几乎是两代人的光景，在反反复复中，英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以法制框架下的议会民主代替了王权专制，以个人自由代替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从此在英国确立了两个原则：代议政治和个人自由。在其后的任何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乃至无产阶级革命，几乎都遵循了这两大原则，可见对后世的影响之巨大。


所谓的个人自由，并非是无限制的自由，而是在法制框架内的自由，资产阶级私人财产权的自由。一旦个人财产受到保护，那么大多数人有能力的人都会以百倍热情投身到追出利润的商业和贸易活动中，这无疑会促进英国国民财富的迅猛增长，对原料、市场、贸易安全等和贸易息息相关的领域都会极度重视起来，任何可以促进贸易和维护贸易地位的手段都相应飞速发展，个人自由给英国经济生活带来了奔腾不息的巨大活力，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个人自由演变成个人主义，“获得财富的需要”将英国推向霸权。克莱登·罗伯特在《英国史》中对此评价：个人主义不仅在宗教上获胜，也在经济上获胜。光荣革命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是这个民族从一个由习惯、阶级、公平价格和团体感所统辖的传统社会进入一个可以用最高价格自由出售土地、货物、劳力以及才智给市场买主的市场社会的时刻。


个人主义和法治还意味着有限政府，随着个人自由的范畴扩大，必然是政府干预范畴的缩小。国家因此排斥个人专断，呼唤代议政府，代议政府是国家的代表，而不是某位君主来行使其职权。这必然使国家日益向法制化、规范化、民众化的方向演变，在这之后，个人自由和代议政府几乎构成了西方社会价值观的核心

威廉三世来自于最早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荷兰，他本人对资产阶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非常了解，他对国会说：“平衡权利和互相牵制会使不列颠的臣民减少流血，为了避免对人民施行暴政，为后世提供一种理想的权利结构，我宁愿议会凌驾于我之上。因为权利不受限制的国王虽然都自称爱民如子，但结果往往是飞扬跋扈、横征暴敛，敢于践踏一切法律。”英国在1689年确立的政治制度，在以后的近100年时间不断演变，日臻完善。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纷争不断，威廉三世罢免了实力较小的托利党大臣，专门任命国会下议院的多数党辉格党领袖为大臣，这样党争减少，国会可以顺利展开工作，同时，托利党也可以对辉格党提出的各项主张进行质询，在表决时的少数人利益也得以获得保证。1698年，当托利党在下议院中成为多数时，威廉三世让辉格党大臣离职，专门任命托利党认为枢密大臣。英国政体从此之后确立了一个原则：国王必须委任下议院多数党领袖为枢密大臣。



与此同时，威廉三世还建立起内阁制度，他在任命下议院多数党领袖为枢密大臣之后，往往要和其中几位见解独到，善于行动，有一定号召力，有代表性的大臣交换意见，这种会见通常都在国王密室中进行，商议的结果一般都会被议会所采纳，这几位大臣逐渐形成内阁。在战乱不已的英国几乎每个有一定财产的家庭都会修建一个藏身的密室，国王也不例外，密室（cabinet)这个词逐渐引申成为内阁，拼写方式都是一样的。这种内阁制的“集体领导”使得政局稳定，每一位内阁成员都在议会中具有代表性，他们议定的事情事先都会在各自的圈子里交换意见，在达成某种共识时再拿出来作为观点，所以比较容易在议会通过，自然使政局趋于稳定，政策延续性也比较强，不会剧烈变化让人无所适从，即使在改选议员时也能尽可能保持稳定。


诚然，如楼上很多朋友所说，英国有很好的硬件条件，除了粮食单位产量落后于欧洲大陆之外，早期制造业的原料还是比较丰富的，但一个国家拥有硬件条件，就一定能强大起来吗？比姚明高就一定意味着他也是个出色的中锋吗？它政策的连贯性依靠什么来维系？经济发展带来的内部矛盾靠什么来化解？大家想必都看过《雾都孤儿》，够悲惨了，英国从十九世纪末开始逐渐完善国民福利体系，到20世纪五十年代工党上台正式把全民福利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这个调整的过程很值得研究。


1714年，安尼女王去世，他的继承人是来自德意志的汉诺威选帝侯乔治。让现代人不好理解的是请人来当国王居然还要三顾茅庐，乔治一开始坚决拒绝当英国国王，因为在他看来，英国王位不过是个摆设，而在汉诺威自己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且他还有可能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尽管那也是个摆设，但名声大多了。还有两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英国糟糕的天气和乔治本人不会说英语，而且根本就不打算学。英国人倒也不惊异，至于怎么解决也没有好办法，议会里众说纷纭，多数党领袖华尔波尔决定不再客气，板起面孔分析利害关系：神圣罗马帝国皇位一直在哈布斯堡家族中流传，轮不到你血统乱七八糟的乔治，庞大的德意志也轮不到到小小的汉诺威发号施令，奥地利和普鲁士、巴伐利亚的实力摆在那里，但如果你是英国国王，汉诺威还有可能幸存下来，马尔博罗在十年前的胜利还让欧洲大陆的各位封建主浑身颤栗，当不当你看着办。


乔治无奈的选择了英国王位，条件是不出席和主持内阁会议。于是在内阁大臣中逐渐产生了主持内阁会议的首席大臣－－首相。这标志着英国权利重心彻底下移，国王成为名副其实的虚设位置。虽然直到1878年柏林会议上“首相”才正式作为英国政府首脑的称谓，不过内阁首领主持内阁会议从华尔波尔开始已经成为惯例，华尔波尔也被认为是英国第一个首相。


华尔波尔工于心计，圆滑世故，他的口头禅是：“我不是圣人，更不是改革者。”这句话实际说明了首相制的性质，因为首相只是一位最高的行政长官，仅仅是操纵一下自我运转的议会机器，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向后任顺利的交接权力，而不是像封建君主一样独断专行，凭借自己的想法来治理或丢弃国家。他不可能成为政绩赫赫的圣人般的领袖，也不大容易进行改革。他就像晚会的主持人，偶尔说说俏皮话还可以，但如果整晚都跳出来耍贫嘴就恶心人了。华尔波尔出身于一个养羊发财的地主家庭，家族里没有任何人有贵族头衔，他从当选议员到成为多数党领袖再到成为首相，完全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和聪明才智，说明在英国，贵族和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势力并不能阻止后来者尤其是有特殊才能的人获取政治地位。




威廉三世把心思花在理顺英国内部关系上，而他的继承人安尼女王则再次把战刀挥向欧洲大陆。是英国人天生的就富有侵略基因吗？显然说不通，英法百年战争不过是英格兰为了保有在欧洲大陆上的几块领地而进行的王朝战争，因为那时候的主要生产工具是土地，农业经济决定了扩张土地才有饭吃，而英国偏偏土地贫瘠，光照不足，只要靠提高播种面积才能维持不断增殖的人口。欧洲大陆土地肥沃，光照时间长，单位产量也高于英国。早期的资产阶级都是商人，需要货币和市场，更需要原料产地来维持贸易货物的产出，任何一个明智的还想保留地位的统治者无论他是国王还是资产阶级，都必须用各种手段来保证货币供应、原料供应和市场安全，否则就要下台。打击荷兰是清除贸易对手和扩大市场占有，接下来的一系列征战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通过对荷兰的战争，法国的国力大增，在欧洲大陆上成为首屈一指的强国，英国很担心法国这样的既拥有海权又拥有陆权的国家崛起，削弱法国刻不容缓。而且法王路易十四自称太阳王，训练了一支所谓的常胜军，一直不遗余力的在欧洲扩张，不断侵蚀英国的贸易对象，这些国家为了应对战争只能把原本可以用来购买英国商品的钱拿来铸造大炮、雇佣军队，政府加税也导致普通民众手里的钱越来越少，拿什么去买英国货？这直接损害的就是英国的利益。这种战争已经不再是王朝战争，而是赤裸裸的商业战争，政府要为商人去打仗，否则商人就要拿政府出气。

1703年8月中旬，马尔博罗率领英军在多瑙河畔的布伦汉与法国、巴伐利亚联军决战，英军以5000人战死的代价消灭了法军28000人，这些都是路易十四的王牌部队。接下来马尔博罗集中优势兵力逐一消灭前来增援的各路法军，然后深入欧洲大陆腹地，击溃了和法国联合的德意志各个邦国。这次战争改变了欧洲政治轴线，法国不再能轻易的主导欧洲政局，号称战无不胜的法国陆军遭到惨败，欧洲的君主从此明白英国人在陆地上也能打赢战争，和英国结盟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在海上，英国人完全是欺负人的打法，英国舰队把法国舰队围在土伦，堵着门摧毁了路易十四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海军。

英法签订了《乌得勒支合约》，根据合约，英国得到直布罗陀，意味着英国可以在不出动舰队的情况下随时封闭地中海，强化了英国商人在地中海沿岸的贸易主导地位，任何要想进入地中海进行贸易的国家都必须和英国进行利益交换。在美洲得到大片法国属地，法国也把詹姆斯二世的后代全部引渡给英国，为英国消除了封建复辟的隐患。法国同时被迫拆除敦克尔克海滩的防御工事，这让英国在后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取胜获益良多。


一连串的胜利让英国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人文主义思想在思想界取得支配性地位，议员谋划战争、军人浴血奋战、工人建造军舰和铸造大炮、商人贡献税收、工场主制作军服和枪支、农场主提供粮食给养，英国社会各个阶层都在战争中奉献力量，每个人对国家都是有用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了不起，对个人权利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对法制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英国人的重商主义已经深入到骨髓里，认为对外贸易是增加英国财富的唯一手段，外贸必须遵守的原则只有一条：“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要比英国消费的外国货物多。”这是“道”其他一切为了这个“道”实现的手段不过是“术”，只要认准了“道”，什么手段可以用，什么货物都可以卖，什么罪恶都是功绩。于是乎，英国人在外交上拉这个打那个，时而甜言蜜语，时而翻脸无情，看起来毫无原则，妓女般的下贱，但核心是英国利益，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背叛、挑拨、诬陷、欺骗都无所谓；至于货物，只要能换钱，只要有销路，什么鸦片、军火都可以，甚至人类本人成为货物都无所谓；英国人对罪恶还是功绩只看两条，是不是有利于英国繁荣，能不能给英国带来实惠。一个海盗抢劫西班牙人但把赃物送给英国作为税赋，那么他就是合法的，可以戴上爵士头衔，是英雄，是好汉，是榜样，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被歌颂，例如斯蒂文森的小说《金银岛》中乡绅的手段和海盗没什么两样，区别就在于乡绅给英国交税。同样也是这个海盗，如果他抢劫英国商船，那么他就是十恶不赦的坏蛋，要被吊死，是匪徒，是无赖。克莱武的经历最说明问题，他原来不过是个街头小混混，连家人都对他嗤之以鼻，在印度他的冒险获得成功，杀人放火、收买背叛、假公济私、强取豪夺，犯过除自杀以外人间一切罪行，英国议会的资产阶级怒不可遏，这么个道德低下的家伙必须受到审判，但克莱武每年为英国带来400万英镑的收入，他在国会受质询时把自己的行为合盘托出，大谈他在印度为了英国立下了丰功伟绩，议员们不过就是嫉妒，嫉妒他在为国家每年弄400万英镑时顺便为自己搞23万英镑罢了，有本事你们也去搞。结果克莱武非但没有受到任何谴责和惩罚，居然成为爵士，成为英国的功臣。多么有趣的观点，任何毫无人性的做法，只要为英国弄到钱就是功绩，弄不到钱，就是废物，在现实主义的英国，这是天经地义的。


伊丽莎白一世对此的认识非常深刻，她毫不隐瞒地说：“一个国家吸引臣民为它效忠的魅力究竟是什么？是通过经商和贸易使国家致富，臣民因此受惠才会拥戴这个国家。作为统治者，只需要提供便利就可以了。”这段话表面看只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但对今天也很有指导意义的。


在现实主义人文思想的指引下，英国的重商主义逐渐向自由经济过渡，英国的工业越来越强大了，在生产领域也可以积累财富，生产不像贸易，不太需要国家用刀剑来维护，于是，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革命。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批判了寻求国家保护的重商主义，主张让资产阶级自由的追逐个人利益。他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体系，他认为批判重商主义并不意味着反对英国进行海外贸易，而是要端正重商主义过分看重流通领域的狭隘眼光。因为一切财富都是生产领域创造出来的，强调一切生产部门都能创造财富。他反对在国家力量干预下进行海外贸易，认为自由贸易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人类的利己主义和市场的自我调节，海外贸易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并自发的进行。他还借重人文主义思想的观点来煽动：“阻止人们制造他们能够制造的每一种商品，阻止他们按自己判断的最有利的用途去使用他们的财产与劳动，这显然是对人类最神圣权利的侵犯。”看来这个家伙很会卖书，不想某些人那样需要托儿。


亚当·斯密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伴随着他对工业进步的观察，而工业进步的基础是科学和贸易需要，如果没有法律保证的个人自由和促进人们发挥长处的社会环境，这两样都不可能大范围兴盛。1543年《天体运行论》的发表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欧洲最先发生科学革命不是偶然的，文艺复兴而产生的人文主义学术成就，地理大发现拓宽了人类视野，同时还发生以生产关系变化、生产工具变化的经济革命。科学不再是一种个人爱好，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商人需要它进步而为自己带来新的货物，一个发明可以换到钱，鼓舞着无数人投身科学事业。


在英国科学进步尤为明显，弗郎西斯·培根倡导人们学习新知识，同时强调学习科学知识要学以致用，发挥效益，他痛恨毫无用处坐而论道的学问。他的名言流传后世：“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的任务在于发现自然的规律”“科学的法规只有一条，那就是通俗易懂，可以实用”。这些思想和英国讲求功效，资产阶级实事求是的性格分不开的，这里说资产阶级实事求是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骗人，而是他们最清楚成本和利润，不会自欺欺人。培根发明了归纳法，极大影响了英国人的思维方式，归纳法就是从事实出发，然后进行普遍性研究。这就需要观察、体验而不是想象和主观臆断。




直接的后果是科学和工业革命，当然所谓的工业革命并不是一夜之间的进步，而是一个历时百年的过程。产生了一个机械化工厂体系，迅速降低成本生产出大量的商品，可以使贸易不再依赖现有需求，而是能轻而易举的创造出新的需求。《世界通史》对此举例说：“不是因为存在对汽车的需求而创造了汽车制造业，而是制造廉价汽车的能力刺激了现代人对汽车的大量需求。”英国是当之无愧的工业革命发源地，焦炭代替了木炭、新的高炉被发明了、蒸汽机为工厂提供动力、棉纺织工业的机器层出不穷，工业的进步立刻引发了交通工具的变化，铁路、硬制路面、运河、汽船，在通讯领域，电报和电缆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英国商人的贸易利润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启动资金，圈地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英国的贸易地位使新产品立刻可以打开销路。


在牛顿和瓦特之后，一个为英国霸权找到理论依据的人物达尔文出现了，1859年，他出版了《物种起源：借助于自然选择即生存斗争中的适者生存》，英国人给书起名字还真变态。在书里他说：“因为所产生的每一物种的个体比可能生存的多得多，各个物种间便经常不断的发生生存斗争，所以，任何生物如果能以任何方式发生纵然微小但有利于自己的变异，它在复杂的而且时常变化的生活条件下，将会获得较好的生存机会，因此它们就自然的被选择了。由于强有力的遗传原理，任何被选择的变种，将会繁殖它的新的和变异了的类型。”



在当时的科学观察水平下，进化论还只是一种假说，意想不到的是对英国社会却产生巨大的影响，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英国应运而生，笃信科学的英国人突然找到了它海外扩张，寻求生存空间的理论武器。帝国主义的鼓吹者罗德斯如获至宝，四处鼓吹：“大公司兼并小公司是生存斗争的一部分，英国的扩张也是天经地义的自然选择。将达尔文的理论运用于英国就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统治世界，不必客气，优秀强大的民族统治软弱低劣的民族乃是自然界的规律。”信誓旦旦说出这么无耻的话，居然引起了英国全社会的共鸣。


科学和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人类可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人类甚至可以征服时间和空间。在英国，他奠定了日后争霸世界的物质基础，1750年英国资本总额为5亿英镑，1800年15亿英镑，1833年25亿英镑，1865年60亿英镑。这种资本积累速度和方式深刻的影响了英国人的价值观念和处世原则，科学让英国人变得冷酷无情和实用自私，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无疑就是相信生物自保和人性本恶，而一旦相信人性本恶，人类必然在形式是倾向实用主义和不择手段。让人困惑的是，这种价值观念非但没有让英国陷入混乱，反而使它国运昌盛。



工业革命直接催生了无产阶级，当无产阶级形成巨大的能量时，他必然要求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这就是英国的宪章运动。1832年英国国会改革运动中，资产阶级确立了在国会中的重要地位，而发挥了重大作用的无产阶级却一无所获。1834年英国新国会颁布了新的济贫法，决定实行残酷压迫工人的习艺所制度。为了求得自身经济政治地位的改善，英国工人决心通过争取普选权等政治权利，把国会改革斗争继续推向前进。1836年6月，成立伦敦工人协会作为斗争的组织中心。宪章运动以《人民宪章》征集签名的形式，举行全国范围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前后持续12年，出现三次斗争高潮。第一次（1838—1839年），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约128万人，它提出年满21岁的男子都有普选权，选举投票应秘密进行，废除议会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国会每年举行一次改选，平均分配选区；1842年掀起第二次高潮，签名的达330多万人，它的宗旨是“实现下院的彻底改革，使下院能全面地忠实代表联合王国的全体人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只宜采取和平和合法的手段”。协会在全国各地设有几百个分会，入会者须交纳会费，它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的萌芽；1848年的第三次则有500多万人，全国请愿书进一步提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来源，劳动者对于自己的劳动果实享有优先权。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很耐人寻味的是英国无产阶级并不是要推翻政府，建立起自己的专政，而是要求政治参与，而不是社会革命。英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经让大多数国民明白：自由竞争是永恒不变的法则，个人获得政治保障的途径只有依靠法制的深化和全民参与达成新的政治平衡和制约，权力重心的继续下移才能为所有阶层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尽管宪章运动失败了，但对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是个沉重的打击和有利的提示，在法制、个人自由观点深入人心的英国，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雇佣一部分居民去压迫令一部分居民，只能是互相妥协。英国资产阶级把警惕性、斗争性和妥协性奇妙的融合在一起，他们对任何有可能危及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和危及英国经济基础的事件和人看作是威胁，六次反法同盟是因为英国人觉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会使法国迅速强大起来，威胁英国的地位，因为英国人太清楚法制和个人自由对发展经济有多么大的效果和宪政的作用，拿破仑对英国的封锁是最好不过的借口；远征克里米亚是因为要保持英国的交通线安全和自由贸易。一旦这种警惕被认为会发生危害，英国人立刻选择战争，即使是赤膊上阵也在所不惜。妥协分为对内和对外，在国内政治争端、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资产阶级通常选择妥协，避免陷入内战。在国外一旦因为力所不能及，也会选择暂时退让，甚至主动调整心态承担既成事实。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终于登上世界之巅，成为日不落帝国，在罗马之后，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世界有这样的长时间控制力和影响力。这些并非偶然，也不是什么奇迹，英国人也并不比其他人更优秀，在相当长时间里，不列颠四分五裂，战乱不断，无数强悍的入侵者在那里耀武扬威，它的王位居然可以被一个诸侯所拒绝，总之英国人没什么了不起，英国也没什么了不起。它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成功的民主宪政，其深远影响直接导致英国在近代史中居于首要地位。




一切价值的终极含义是满足和实现人的个性，或如康德所说，人是目的就在于此。而英国是在自由、权利和权力的对抗中，从大宪章开始，生长、演化出了一系列宪政制度，并提供了制度设计的一种范式。宪政的核心内容是限制与约束国家权力，确立与保护公民权利与自由。正是在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之中，公民权利获得保障，政治自由得以实现，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得以确立。而对于权力的警惕与防范根源于对于自由价值的珍视，所以权利和自由高于和先于权力。大宪章的制度意义，在于形成了权利和自由高于并先于权力的制度建构框架。我们必须认识到，宪政是自由主义的制度化实现。宪政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文化安排来建构和规范政府的权力，保护个人基本权利，从而实现有限（但又有效的）政府和个人自由的理念。法治就是这一系列的制度和文化安排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不能仅仅把宪政理解为限制政府权力。这种理解在理论上不全面，实践中很危险。作为赋予政府权力同时又限制其权力的制度安排，宪政的目标决不是简单地限制政府权力。宪政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的、负责的、公正的、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政治和法律体系；这就要求宪法赋予政府足够的、有效的权力来管理公共事务和保持社会安全及稳定。换句话说，在宪政体制下，政府在宪法指定的公共事务领域有充分的、有效的权力。包括权力基础、行使权力所需要的资源、自由裁量的空间等等。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宪政政府尽管是有限政府，但也应该是，而且可以是，甚至必须是强大的和有效的政府。宪政最大的好处是规范政府，使政府的各项决策的基础建立在最大多数人的参与之上。


从古至今，很多国家都没有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没有永恒的强国，更没有常盛不衰的政治体制。但英国在光荣革命后保持了300多年的内部稳定，还能争霸世界，尽管它现在已经不是首屈一指的强国，但它的民主宪政影响了欧洲和美国，这些国家几乎都是遵循这条道路走过来的，这非常值得深思。也许这不是唯一的强国之路，但这是别人走过的道路，有经验有教训，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如果能避免一些失误，避免一些因为认识不清而发生的争吵，避免危险的摸着石头过河就再好不过了。（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