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工加工工艺特点:揭批高岗的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

揭批高岗的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

作者：张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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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在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上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毛泽东建议起草并修改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3月，东北局召开了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进一步揭发和批判了高、饶反党阴谋活动。2007年1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张秀山著《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一书。张秀山时任东北局副书记，和高岗共事多年。本文节选了书中他讲述亲身经历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的情况，略有删节。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遵照中央书记处部署，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问题。 从北京回来后，东北局常委组成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领导小组，我们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做开会准备和准备个人的检讨。罗瑞卿作为中央书记处观察员来沈阳，参加了会议全过程。
　　1954年3月25日，周总理来到沈阳，随周总理一起来的还有马洪、安志文。马洪和安志文曾在东北局工作过，周总理让他们来帮助开好会，把有些情况说清楚。周总理的报告提纲是马洪在火车上按照总理的谈话要点帮助整理的。
　　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开始时，周总理传达了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周总理因还要出访，讲完之后即返回北京。
　　周总理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问题，批判了高、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他还指出：东北解放以来，东北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包括东北局)，基本上是遵照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进行工作的。在抗美援朝、新区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经济建设、增产节约等伟大运动中，虽然有缺点错误，但成绩还是主要的。
　　他说：东北局过去基本执行了中央的干部政策，不能因为高岗的问题，就说过去提拔的干部都提错了，也不能说过去处分的干部都处分错了。对于过去分配和使用干部不适当或错误的，应作具体研究和具体处理。对于在高岗问题上犯了错误的同志，以致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都必须采取严肃的态度，彻底揭发和批判这些同志的错误，分析错误的性质和根源。只要犯了错误的同志，以至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能够和高岗划清界限，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能彻底改正就要欢迎，并要给以诚恳的帮助。在检查和肃清高岗的影响时，必须注意区别哪些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为，哪些是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为，区别流言蜚语、个人攻击，和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区别破坏党的非法活动和一般性的自由主义。
　　会议由林枫主持，在罗瑞卿的指导下进行。参加会议的同志们用两天时间学习七届四中全会决议，讨论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对高岗、饶漱石企图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表示极大的愤慨。
　　之后，东北局常委对高岗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揭发和批判，对自己的缺点和思想根源作自我批评的检查。
　　3月31日，林枫、我和张明远先后在会上作检讨发言。
　　我在发言中，讲了以下几个问题：(1)七届四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及对我的教育；(2)对高岗本质的认识；(3)高岗在东北的反党活动；(4)我的检讨。
　　我对自己的错误检讨说：“过去，我和高岗一块工作23年，虽然也看到他的一些毛病和缺点，但认为他的本质是好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对他盲目的信任。虽然也看到他夸张自负，但认为是一般的思想作风的缺点。虽然也和他作过斗争，内战时期，因为他搞女人，开过斗争会，撤消了他的政治委员的职务(我当时任红42师党委书记)；抗战时期，也批评过；我离开延安时也曾给他提过意见，来东北后也批评过几次，而且在他不虚心时，我拍过桌子。但我没有把这些问题提高到党性及政治品质的高度来看。”
　　“财经会议后，高岗的有些言论，我也同意，并对东北局的一些同志、省市的同志，以及中南、西北局的个别同志谈过对少奇的意见。既有会议上的发言和当面谈话，也有背后议论。谈过苏区白区党的正确路线代表问题，议论过安子文提的政治局名单“有薄无林”问题，毛主席批评谭震林讲的“三权”问题，少奇同志掌握政策不稳等。这是妨害党的团结的错误行为，是严重的自由主义。”
　　“过去，我对安子文同志的印象还好，以后由于看到他在使用干部上有缺点，财经会议后，又听到传言说他有圈子，听说他提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有薄无林’，我发过义愤。因此，我对他有了意见。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时，我在会议上讲了话。”
　　“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所讲的这些意见，都是和毛主席交换过看法的，得到他的同意。少奇同志也是要我来讲的，并且是安子文请我到组织工作会议上，给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提意见的，在大会发言时，少奇、子文同志也在场。发言结束后，少奇同志对我作了明确表态。意见讲完了，事情也就过去了。”“但我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先去找少奇同志说，这是错误的。”
　　关于我到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经过，郭峰在会上讲得很清楚，会后郭峰还写了我到组织工作会议发言的详细情况。
　　有些同志认为，我的“检讨”是符合实际的，符合我的个性，对党是实事求是、负责任的；对高岗的问题没有护短，也没有夸张。因为高岗的主要问题是发生在他到了北京之后，东北局的同志并不清楚，这是事实。
　　会上对东北局工作中的问题、东北局领导存在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对于涉及到一些原则性问题和有关同志的问题，我在发言中作了说明和解释。
　　一是对东北局执行的路线。有的同志说高岗在东北有一条错误路线。我说：“事实上，那时东北局执行的路线都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路线。高岗在东北并没有提出自己的一条政治路线，也没有说过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在高岗到中央工作后，按中央规定，东北局每两个月都向中央作一次书面工作汇报。有重大问题时，随时向中央请示报告。这些报告和汇报都是由专人或东北局政策研究室起草，经东北局常委会讨论通过，由林枫和我审批后报给中央的。
　　二是对干部政策。我说：“几年来，东北局执行的是中央的干部政策。”东北局组织部与中央组织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只要中央提出如四野南下要干部、为中央政府组建配备干部、抗美援朝后勤工作需要干部，东北局是毫无保留的、挑选优秀的、有能力的干部去。他们在各自岗位上负起了重任。同样，东北局缺干部，如需吉林省委书记、东北地区68项重点工程需要的干部，也报请中央批准和委派。如果是宗派还能向中央报告吗?这一点不存在派别性。
　　当然，“我自己思想上的片面性和宗派情绪，对某些同志看得优点多一些，对某些同志看得缺点多，对青年干部教育不够，对犯错误和有毛病的同志帮助不够，对个别干部的工作分配不当。过去我担任东北局的组织部长，后来虽不担任组织部长了，但东北局分工我仍管组织工作，因此，东北局干部政策上的缺点和错误，首先应由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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