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爱国主要事迹:蒋庆 当代大儒的乌托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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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 当代大儒的乌托邦实践

http://news.163.com 2005-07-08 20:26:39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蒋庆 



当冬天到来,云贵高原刮起干燥而寒冷的风,蒋庆就要回到深圳。他是从深圳退休的。他脚踩在银盘山,但他也需要在深圳呼吸

蒋庆:1953年生,字勿恤,号盘山叟,江苏徐州人。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留校任讲师6年。1988年调入深圳行政学院中西文化研究室,后转入该院文史教研室,2001年申请提前退休。长期执着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研究。1996年择明代大儒王阳明悟道之贵州龙场云盘山建传统书院,名“阳明精舍”。

著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等;独自翻译与合译的著作有《基督的人生观》、《当代政治神学文选》、《自由与传统》、《政治的罪恶》、《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等;选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推动儿童读经运动。被称为“儒家原教旨主义者”。

■本刊记者 何三畏 发自贵州

一个“儒化的乌托邦”尽管蒋庆被称为大陆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但却是很容易把他从别的新儒家学者中区分出来——首先,他自己并不接受新儒家学者的称号,他说儒家自古以来讲的都是 “常理”“常道”,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无所谓“新”“老”,他说我就是儒家。相比之下,他更愿意领受“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你也可以称他为“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但他更愿意人们称他为现代中国的儒学家。

标签是次要的。蒋庆跟其他生活在现代物质条件下的儒学家的区别还在于他的生活——他实践了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一种古代大儒式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他让他的生活服从于他的事业。儒学不仅是他矢志研究的学问,也是他的价值取向,以及他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个“儒化的乌托邦”。在贵阳市郊六十公里外有一个修文县,在修文县龙场镇外十多公里的山间,有一山名云盘山,山里有一处小水库,水库背后的山坳里,绿树掩映之中,白色的围墙内有一个院子。这就是蒋庆的阳明精舍,他的私人书院。

取名阳明精舍,是因为明儒王阳明被谪发配到当时十分蛮荒的贵州,他悟道的地方,今称阳明洞,就在附近。民国时西安事变之后的张学良一度被软禁在这里。有人以此戏说此地所以偏僻且适合“悟道”。

1994年,蒋庆参加筹办贵州省阳明心学国际会议,住到“阳明洞”。于夜晚独自徘徊,因感叹主导中国文化数千年的儒学落得“苔深文柏老,祠静野阶凉”的凄凉境地,立志“恢复儒学的尊严”。

1996年,蒋庆在阳明洞附近的云盘山购得几亩荒地,他的理想开始实施。

阳明精舍淡雅朴素,建筑因地势而错落,虽非全木结构,但外形则是忠实的中国传统样式。按功能不同,各处分别取名松风馆,感物厅,水云轩,奉元楼,复夏堂,繙经阁,性天园,存心斋,乐道园,俟圣园,桂竹园——月窟居,退藏菴。“复夏堂”里面供奉着从孔子以来的二十多位先圣先贤的牌位。堂中挂着蒋庆自撰联“圣贤为人文性命根本,血食千秋,继体传心颂圣迹;天道乃品物生民化源,清香一柱,修身讲学报天恩。”

云盘山与阳明洞隔山相望。此山在当地本来无名,直到今天,修文县城也只有少数出租车司机知道。但是,现在那里住着一位名号盘山叟的当代儒家,阳明精舍已经扬名远方。在海内外的儒学界,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弘扬儒家文化的标志性的地方,经常有人前去访学问道。2004710日至17日,蒋庆邀请盛洪、康晓光、陈明等文化保守主义人士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阳明精舍。今年8月份,将有一批来自大陆、香港和东南亚的新儒家在这里会讲。

阳明精舍是蒋庆弘扬儒学的地方。他的志向在于恢复传统的书院制度。他穿着中式对襟褂子在这座书院里沉思感悟读书写作收徒讲学。

200573日,记者去阳明精舍。从龙场镇去云盘山路虽不远,但却山重水复,道路曲折。书院的门是虚掩的,但主人不在家,前些天他不慎“被狗牙齿挂伤”,去修文县城打针去了。一个穿对襟中式褂子的“文化个体户”,一个一心复兴儒学的学者,住在“有机会被狗牙齿挂伤”的山村……我一边参观书院一边想象着第一眼见到蒋先生的情景。

但从县城回来的蒋庆却穿着一身普通休闲服。原来,正是因为去县城看病,比较随便,所以没有穿正装——中式对襟褂子是蒋庆先生的正装。平时在书院,面对各位先圣先贤,蒋庆穿正装。

无论穿什么装,看上去蒋庆神态平和而安适,这种普通的中年人的样子,在大学和中学讲台上都容易见到。但以五十刚过的年龄来说,他的头发白得太多了。令人想到他那花白的头发覆盖下的头颅几十年来宏大的思虑。

阳明精舍所处偏僻。在院内最高处或者后山上,手机才有一点微弱信号;吃的也只是时令蔬菜;生病看医生得花大半天时间去县城。对此,蒋庆淡然处之,不改其乐。但说到电脑拨号上网的慢悠悠的速度却不免一吐烦言。正如他的儒学理论不排斥西方文明的物质外壳一样,蒋庆在生活中并不拒斥西方文明带来的物质和技术。

云盘山只是蒋庆的一个家园,深圳是他的另一个据点,当冬天到来,云贵高原刮起干燥而寒冷的风,蒋庆就要回到深圳。他是从深圳退休的。他脚踩在云盘山,但他也需要在深圳呼吸。“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蒋庆出生于1953年,属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还是干部子弟。但蒋庆的成长有更多的心灵故事,造就了蒋庆特殊的心灵。

那是一个基础教育正在被破坏的年代。沿着当时最著名的“五·七道路”,蒋庆到1970年才初中毕业。学工学农学军,都是一些没有任何成效的劳动。学校教育不正常,毕业时间也没准。

时值国防工厂内迁贵州山区,那届毕业生没有“上山下乡”,而是面向工厂。蒋庆被分配到一家铸造厂。蒋庆正处于渴求知识的年代。他结识了一位朋友,朋友的父亲早年曾考过科举。他得到老人的赏识,老人教他学习古文,古诗词,学写旧诗。

这时,蒋庆又遇到一个“私授”中国文学的人。他沿着一个街头电杆上小纸条的指引,来到一个破旧不堪的小屋,见到一位陷于绝境的先生。他曾是贵州一所大学的教授,被文革冲击到离贵阳300多公里外的乡村,一家人精神受到极大刺激,一个儿子疯了,老伴患上抑郁症。在乡下实在活不下去了,全家就偷偷跑回贵阳靠收垃圾过活。万般无奈,老先生动起了在晚间悄悄讲授中国文学的念头。蒋庆拜教授为师。这个事件给蒋庆造成了很大的震动。

蒋庆学古文,写诗,谈论政治,刻苦好学,充满幻想。那时的图书馆是封闭的。197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贵阳金沙坡旧货市场,蒋庆发现有各种外国小说中国历史文化古籍。

有启蒙老师,有启蒙教材,就这样,蒋庆在那个歧视知识的年代完成了知识启蒙。

1974年,蒋庆穿上了军装。他带上了一包书籍,其中有《资本论》,这是当时的有志青年热切希望读到的革命经典。蒋庆在读书,他抓紧一切时间读书,他甚至觉得睡觉是浪费时间,常常点着煤油灯读到子夜。他觉得自己的前途不在部队,1978年,退伍回到贵阳。

当年,蒋庆考取西南政治大学法律系。这是蒋庆青年时代又一个重要时期。他在大学里崭露了头角。1979年底,写成《回到马克思》,尽管是一篇发表在黑板报上的习作,但反映了他超出当时流行思想的思考能力,在同学们中间甚至四川省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他早于中国学术界两年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1982年,蒋庆毕业留校任教。

1983年蒋庆接触到尚未解禁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并陆续接触到熊十力。唐君毅的思想,开始了解新儒学。

1984 年春,蒋庆前往北京拜谒梁漱溟先生。从孔夫子谈到阳明心学,从新儒学谈到中国未来的文化走向。临别前,得梁先生叮嘱不要“数典忘祖”,要读阳明学的书,要用中国的智慧解决人类的问题。“刹那间,我觉得承续儒学的大业,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了。”

但这时的蒋庆还在儒学和佛学之间徘徊。把儒学作为他一生的依归,还是几年后在深圳发生的事情。

1988年下半年蒋庆移居深圳,供职深圳行政学院。这时,他的主攻方向是基督教文化和西方文明演进史。翻译或者与人合译了《基督的人生观》、《政治神学文选》、《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自由与传统》等西方宗教、哲学著作。

而后蒋庆考虑“离开了西方的话语体系,我们怎样言说”的问题。他再一次捧起了儒家经典。

1995年,蒋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儒学著作《公羊学引论》。

而后,蒋庆把目光远投到如何建立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上。

《公羊学引论》出版8年后,2003年,三联书店终于出版了他的《政治儒学》,而后,《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在台湾出版,并在网上广为流传。在后两本书中,蒋庆建构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儒学理论以及王道政治具体落实的儒家议会三院制政体。

2004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蒋庆选编的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内容涵盖儒家经典19部,15万字,这是中国自1912年学校教育废除“小学读经科”后第一次系统地、全面地精选和出版的少儿读经教材。

至此,蒋庆彻底地以儒家为依归。与时同时,也引来了热烈的喝彩和尖锐的批评。“统一思想并不意味专制”在当今文化保守主义浪潮中,蒋庆立在顶尖,他比所有的新儒家都走得远。自由主义者和新儒家都在蒋庆的批评范围,当然,不愿意纠缠于个别现象的批评,他的目标是建立体系,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系统,他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当代大儒。

蒋庆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系统里,一切现代社会的困难和困惑都可以找到对策。

他痛恨的是“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现实。他说,从1912年,或者更早以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载体的儒学被中国人自己逐出了公共领域,中国人盲目地学习西方的各种文化,西方文化成了中国的文化主流,一切现象中国人都按照西方文化的解释系统来解释,中国人逐渐丧失了按照自己文化解释自己历史与解释西方、解释世界的能力。“西方文化是语法,中国文化成词汇”,离开西方文化中国人就不会独立思考问题了。而西方文化是“小人文化”,中国文化是“君子文化”,一百年来的中国人实际上是按照西方的“小人文化”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与世界的现实,蒋庆认为这就是儒家说的“以夷变夏”,这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悲剧!

什么叫经典?蒋庆说,“经”就是“常理”“常道”,就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 “经典”,包含着宗教学、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伦理学、文学、艺术学、音乐学等方面的价值内容。在蒋庆的解释里,儒学有两大传统,一为心性儒学,即生命儒学传统;一为政治儒学,即制度儒学传统。后者源自孔子的《春秋》经,包含了丰富的政治智慧。

蒋庆的政治儒学设计了“儒家议会三院制”的宪政构想。政府从议会产生,政府对议会负责。议会由“庶民院”、“通儒院”和“国体院”三院组成,分别代表民意、天道和传统。三院具有平等的宪法地位,任何法案必须三院通过始得成为法律。在这三院中,体现民意的“庶民院”按一人一票的原则由民众普选产生;体现历史文化的“国体院”按血缘关系通过继承和任命产生,其范围包括历代圣贤、历代帝王和历代历史文化名人的后裔(如孔子的后裔);体现儒家圣贤理想及天道价值的“通儒院”,根据德才兼备的标准,以考试、举荐和到民间察访等方式产生。

这同样是选举政治,是比民主政治更公平的选举政治:民意只占三分之一,其他两项各占三分之一。其中,“通儒院”代表天意,代表超越神圣的价值。

——天意或超越神圣的价值怎样产生呢?

——天意或超越神圣的价值存在于《四书》《五经》,由每个时代的大儒代表。

——这样会不会产生新的精神专制呢?

——不会。精神专制是近代西方极权政治的产物。儒家文化是宽容的,董仲舒把儒家文化提升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但并没有否定其他思想学说研究信奉的自由。

关于文化多元,蒋庆还说,从来没有绝对平等的多元,只有一种主流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我从前也认为文化是平等的,现在看法改变了,实际上文化是有高低优劣之分的。”统一思想并不意味着思想精神的专制,只意味着国民道德价值与精神信仰的共识。从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来看,儒家文化就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一思想。

——儒家政治哲学是否支持市场经济呢?

——儒家文化从来就肯定市场经济的价值,反对任何形式的独占与垄断。《中庸》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就是市场经济的最高原则。而西方的自由经济有严重弊端,它会带来环境破坏,贫富悬殊,社会冲突和道德败坏,而儒家文化追求和谐,孔子提出“均富”,孟子主张“制民恒产”,董仲舒的药方是“限民名田”,均是反对贫富悬殊而倡导共同富裕,可以避免走向贫富两个极端。

西方民主政治是一种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政治,是抛弃神权政治后的另一种极端,无论民意是否道德,票数决定一切,所以民主政治是没有道德内容的政治,儒家不接受这样的政治。

事实证明,西方的民主是有严重缺陷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台湾现行体制是传统政治文化被消解的结果,失去了中国文化在政治制度上的主体性和权威性,全盘接纳了西方制度。台湾地区的体制实验,是想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长出西方制度,结果注定是不伦不类的乱局。假如台湾的政治制度能按照这“三重合法性”建立,那么台独就不可能摆上桌面。

——请问你对儒家政治哲学有没有你个人的发明?

——没有。经典是常新的,我只是做解释工作。

——那么,对人类文化前景你是否感到乐观呢?

——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说,人类未来的命运决定于自己的文化选择。所谓历史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人类选择了好的文化就有好的未来,中国文化就是建立在道德价值上的好的文化。

儒家文化是一整套关于宇宙人生与历史文化的超越价值。我对儒家文化复兴的前景是乐观的,儒家文化的复兴肯定有希望。近年来,儒家文化传统正在回归。儒家文化正在走向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开始争取到了公共话语的权利,打破了西方话语垄断中国公共领域近百年的局面,这是儒学复兴的好现象,例如你们媒体传播关于儒学复兴的信息就是参与了儒学话语进入公共领域的过程。

接下来说到人民大学正在筹办的国学院,蒋庆表示他的关切。他说,那当然是好事,我很赞成。现代文凭制度是按照西方学制建立的,人大国学院将来发国学文凭,是中国文化进入公共领域的开始,因为国民大学教育就是公共领域。但从人大公开的说法来看,我有两点疑虑。一是,如果只是把国学当成一种知识来学习,是不够的,国学不只是一种知识,国学更是一种价值,即一种体现中国古圣人之道的价值,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比如《春秋》就不是关于古代历史的知识,而是孔子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体现了孔子对人类历史所作的是非善恶的价值评判,如果把《春秋》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传授,就根本不可能了解孔子作《春秋》的微言大义。

第二,主张办国学院的人认为要用西方的学术方法来研究国学,这是一种进步,其实不然。如果用西方的学术方法来研究国学,我们就很难理解到国学自身的真精神与真价值,因为所谓用西方的学术方法来研究国学就是“用西方解释中国”,“用西方解释中国”只能把中国变成“西方的中国”,而不是“中国的中国”,所以不能用西方的学术方法即西方的解释系统来了解、解释我们的国学,而应该用中国的学术方法,即中国自身的解释系统来了解、解释中国的国学,这就是我常说的“以中国解释中国”。而中国的学术方法、中国的解释系统就是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中的 “家法”,不经由“家法”,我们根本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就像不经由门径不能看到宫室之美一样。

——请问蒋先生以后主要做些什么工作?

——我当然是继续建立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继续从事儒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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