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筋檩架楼承板设备:蒋介石"文胆"之子的非凡人生:父亲自尽时，他走向解放区

幼年陈砾和父亲陈布雷
作为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为蒋介石写了很多反共的文章，可他的8个子女中，4人加入了共产党，其中就有陈砾，他是陈布雷最小的儿子。1948年陈布雷吞食安眠药自杀，蒋家王朝为之震惊。而就在这时，刚满19岁的陈砾，不顾家庭的呼唤，毅然决然地走出北大校门，走进河北解放区，成为一名宣传革命事业的新闻战士。据说陈布雷家教极严，写遗书时都叮嘱子女不要参与政治，为什么连他最小的儿子陈砾都会背叛他呢？陈砾早已去世了，记者采访其夫人张燕平、长子陈庞，从他们的叙述中了解陈砾非凡的人生。
父亲曾是他崇拜的对象
7月9日，在北京朝阳区惠新苑的一座公寓里，记者见到陈砾的夫人张燕平和其长子陈庞。
张燕平老太太81岁了，腿脚不便，推着助行椅走路，但记忆还好，思维清晰，言语清楚。1950年她19岁时进天津日报工作，和陈砾一样都是天津日报元老级人物，所以见到天津日报的记者，又是要采写她爱人的事情，非常高兴。陈砾一生中为革命背叛了家庭，为建设新中国兢兢业业，不想日后却因出身问题屡遭磨难，其心中的委屈，只有张燕平知道。多少年来，除老同志石坚、方放在陈砾去世时，写过悼念陈砾的文章外，很少有媒体关注过他的人生，特别是他和陈布雷之间的父子关系，如今《天津日报》想要报道陈砾的生平，老太太心情激动。老太太坐在沙发上，打开一本本厚重的老相册。其中一张褪色的老照片上，记录着北大学生愤怒游行的场面，游行队伍里陈砾瘦弱的身影清晰可见。一张张老照片，勾起她和儿子的回忆。
陈砾，1929年出生于上海。其祖父是浙江慈溪一位亦农亦商的茶商，家境优裕。其父陈布雷原为报人，《时事新报》的主笔。早在陈砾出生前，1927年陈布雷就已开始追随蒋介石。陈砾出生时，陈布雷辞去报馆之职，到浙江省任教育厅厅长。
陈布雷先后两段婚姻，共育子女8人。前妻5年内为他生养5个孩子，最后死于难产。后娶的妻子为他生养3个男孩，最小的一个就是陈砾。天下父母爱幼子，陈布雷最喜欢陈砾，闲暇时总爱抱着他玩，只可惜他政事缠身，后来被叫到蒋介石身边，整天跟着蒋介石，南京、庐山、武昌等地到处跑，顾不上住在上海的妻儿。
张燕平说，以前陈砾和她讲过，父亲陈布雷家规很严，他自己生活俭朴、洁身自好，也要求孩子们必须像他一样，不得沾染纨绔子弟的习气，吃饭时孩子们眼前一人一个小碟，小碟里的饭菜吃不干净，别想再夹其他的菜。陈砾自小由母亲王允默带大，王允默幼儿师范毕业，所事工作就是幼儿教育，加之写得一手好文章，对陈砾的成长影响极大，以致陈砾从小就聪慧过人，小学没读完就跳到初中，初三没读完跳到高中，高中读两年就考进了大学。
1937年“8·13”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砾一家乘卡车到九江，换乘轮船去重庆。路上日本军机沿江轰炸扫射，陈砾乘坐的轮船差点被炸翻在长江里，从那时起，8岁的陈砾就懂得了什么叫国弱有人欺。
逃难到重庆之后，陈氏父子相聚的时间反倒多了一些。陈布雷乃蒋介石“文胆”，撰写文章是其主业。看父亲终日伏案疾书，陈砾很崇拜。他自己也写文章，与同学在上初三的时候创办了一张《公能报》，没钱印刷，就用手抄的形式在重庆南开中学校园里张贴，内容多是校园生活和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只要有空，陈砾会向父亲讨教一些国际大事。比如会不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当时苏美两国的大军都已攻进德国，攻克柏林之后，两大阵营之间咫尺相见是否会起争端？陈砾问父亲，父亲就告诉他一个秘密：尽管苏联和日本之间签有互不侵犯条约，但苏联已在雅塔尔会议上，承诺对德作战胜利三个月后对日本宣战。也就是说，苏美之间还有共同的敌人，短期内怎会相互开战？不久，学校就“是否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问题，展开一场英文辩论会。当时国民党当局特别盼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以谋取反共剿共的外部支持，所以持国民党一方立场的学生主辩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发生。陈砾作为反方的主辩手，力辩没有这种可能。最后事实证明陈砾判断正确。那一年，他才14岁。
作为父子，陈砾对父亲的感情是深厚的。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极“左”思潮极端泛滥时，直接为蒋介石个人服务的陈布雷，自然就成了“反动”的代名词，与其沾边儿者皆为右派。陈砾身为陈布雷之子，“运动”一来在劫难逃，但他还是坚持保留着与父亲陈布雷的一张合影照。后来，那张照片在抄家时被造反派当作“反革命”的证据给抄走。等事情过后，他还是要去讨回那张照片。
姐姐是他革命的指路人
陈砾走向革命，是在他离开重庆之后。而引导他走向革命、背叛家庭的，恰是他的小二姐陈链。记者在张燕平拿出的资料中，发现一本很薄的小册子，里面多是家人和战友追忆陈链的文章，其中有陈砾的一篇，题目就叫《小二姐——我的革命指路人》。
陈链是陈布雷前妻生育的第五个孩子，就因生她，其母难产逝世。当初，陈布雷一怒之下将新生儿掷于带水的痰盂，随后又提出来一把扔到窗外，幸亏是平房，且有花草接住，小陈链死里逃生。难产、溺水、抛摔，这女孩出生之时便连闯三道鬼门关，日后更是神鬼不怕，成为陈家第一叛逆之人。
陈链由外婆养大，约到上学年龄时才回到陈家。陈砾小陈链10岁，自小他就非常喜欢，甚至是崇拜这位敢想敢干、作风泼辣的小二姐。他之所以喊她小二姐，是因为陈砾的姨母也带着两个女儿住在陈家，好区别开姨母带来的“二姐”。毕竟是父女，而且是儿多女少，比例六比二，陈布雷也十分疼爱陈链这个女儿。譬如曾有一段时间，在西南联大读书的陈链突然失踪，陈布雷急得到处寻找，最后连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都找到了，他对周恩来说：“请帮我查查，我的小女儿陈链是否到你们那边去了？”陈布雷指的是延安，他猜对了一半，他的小女儿没去延安，但已参加了革命，为躲避敌特的抓捕，此时已被地下组织转移到外地。
 

陈砾小二姐陈链
至于陈链是如何从精神和信仰上“拐跑”陈砾这位小弟的？不妨直录陈砾在《小二姐——我的革命指路人》中的自述：
“抗战胜利后，小二姐和我都到了上海。我到上海中学读书，她在申报馆资料室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到北平去了，在贝满中学教书。
“1946年夏天，我读完高中二年级，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没想到居然被录取。家里说我年纪小，一个人去北方不好，叫我‘按部就班’。我最有力的一条理由就是：‘小二姐在北平！’不用说，小二姐也写信来，极力主张我去。
“1946年年底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学生沈崇暴行的群众运动和国民党当局对学运的抑制和镇压，激起我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我很自然地站在大多数同学一边，参加了罢课和示威游行。小二姐赞许我的行动，但并没有具体地告诉我该怎么做。
“转年二月底，国民党政府以查户口为名，在北平市内进行大搜捕，其中清华学生王宪铨也被捕。当时正值期末大考，清华大学学生立即罢考抗议，汤用彤、向达、张奚若等著名教授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政府践踏人权，北大学生也在酝酿和清华一致行动，罢考抗议。
“这时候我却踌躇不前了。自来学生怕考试，我们采取罢考的方式来抗议，人家会不会说我们是怕考试呢？这是我入大学以来的第一次大考，我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如果有人没做好准备，也以保卫人权的借口来罢考，岂不是我也和他们为伍了吗？我就去找小二姐商量了。她耐心地帮我分析：现在是保卫人权，如果人身的权利都没有保障，还会有读书的权利吗？罢考的目标是光明正大的，不要怕人家说；民主运动的力量在于团结，如果有的参加，有的不参加，当局就不会放人。她还说，教授们都在支持你们呢。
“我听了她的话，心里明白了。参加了支持罢考的签名。签名人数虽然超过三分之二，学校当局仍然坚持要考。有些教授明确地表示同情罢考，但还是不能不发卷子。考试那天早晨，我们一些罢考的学生拥到教室窗外去看，发现那些奉当局命令去参加考试的右派学生，在里边交头接耳、递‘小抄’，我们就大声揭露他们，使他们有的被老师收了卷子。
“清华大学等学校罢考以后，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了王宪铨等人。后来，我又把那些想破坏罢考的人的洋相告诉小二姐。这都证明她对我讲的那些话是多么正确。我们笑了好一阵子。
“那年暑假我回上海了，没能参加小二姐的婚礼。等我回来的时候，她在东城棉花胡同已经有了一个虽然俭朴，却是温暖的家。这就等于说，我去北平也有了个家。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回北平还不到一个月，我亲爱的小二姐就在一个晚上同姐夫袁永熙一道，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北大同学邢福津（邢方群），清华的陈彰远等。
“我被这一个晴天霹雳惊呆了。一面写信给父亲，要求他立即想办法争取放人；一面每天都跑到平明日报去，找小麟姐姐（刘秀麟）想办法。同时，北京的各大、中学校，立即罢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
“过了些日子，母亲来信说，小二姐他们被押到南京了。尽管我向家里写信用了许多激烈的言词，父亲从来没回过信，只是母亲和姨母写信来要我‘冷静’，要我体谅父亲，不要‘被人利用’。也不知过了多少日子，我才知道，小二姐已被接回家中，不久就被送回慈溪乡下了。后姐夫也被释放了。
“这一年冬天是特别的凄冷。我也从小二姐的被捕，认识了现实的残酷。我从她和姐夫的榜样中，还认识到革命者必须准备付出最大的牺牲。这一切都激起了我更高的革命热情，同时我也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不少。不久，我就投入了热火朝天的学生自治会竞选中去了……
“回想起解放前的年月，小二姐是兄弟姊妹中冲破旧社会和家庭的樊笼，走向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第一人，我们（注：还有陈砾的一个哥哥和姐姐）是跟着她走的。许多同志感到不好理解：你们这样出身的人，为什么还要投身革命？其实，人不是仅仅同家庭联系在一起的，他或她的社会存在，还有周围的环境。尤其是在社会的动荡时期，社会前进的动向对人的影响极大。小二姐尽管对父亲也有很深的感情，对他的私德也表示敬仰，但她已把自己的命运同社会、同群众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关键的政治抉择上，她始终是清醒的，总是同社会前进方向保持一致而能够同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甚至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而进行决死斗争。我觉得她的共产主义觉悟是深深植根于爱国和民主的要求之中的，也就是说，是来源于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
父亲自尽时，他走向解放区
解放前夕，蒋家王朝摇摇欲坠，反动当局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迫害，特务机关疯狂搜捕进步学生。陈链的爱人袁永熙是北京学运的领袖，她本人也早在袁永熙的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党。袁、陈夫妇被捕后，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得知是陈布雷的子女，特务头子直接请示蒋介石，蒋介石让他们将人押送到南京。袁、陈二人到达南京后，蒋介石将他们当作一个人情交给了陈布雷。对此陈布雷既感激，又尴尬，多年来他跟着蒋介石死心塌地地反共，不想自己的孩子却成了共产党的人。他把女儿和女婿分别软禁在老家慈溪和南京的家里，目的是为保护他们，以免他们再在外面瞎搞，再被特务抓到；同时也是为给老蒋一个交代。
 

投身革命的青年陈砾（前排中）
陈布雷的孙子、陈砾的儿子陈庞对记者说，陈链事件，沉重地打击了陈布雷。陈布雷是个明白人，也是一个旧文人，当初他追随蒋介石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蒋介石是国内先进力量的代表，他追随蒋介石的目的，是想为国家做事，同时也是为报蒋介石知遇之恩。但后来，国民党政治上的高度腐败、军事上的接连失败和各派之间疯狂的争权夺势，陈布雷看在眼里，悔在心上，对前途充满了绝望。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在为国家效力，不想却是跟错了人，站错了队，清廉一生，辛苦一生，最后却沦为历史的罪人，当时他已被中共列为战犯，于是他心灰意冷，最终走上绝路。1948年11月12日，陈布雷吞进大量巴比妥片，和衣“睡”在自家床上，年仅58岁。正义和正直，是陈布雷一生做人的标准，也是他教育子女的标准，这一条他的子女陈链、陈砾等人做到了，勇敢地背叛了具有国民党背景的家庭而走向革命；这一条陈布雷他自己也做到了，不然不会极其反感蒋家王朝的腐败，可惜他走不出旧知识分子“仕不事二主”的愚忠。
陈布雷留下了好几封遗书。在写给子女的那封遗书里，陈布雷叮嘱自己的8个孩子千万不要参与政治。他哪知道，他最小的女儿陈链早就成为共产党员，他最小的儿子陈砾，也正在准备投向解放区。
1948年，解放的大军围住了北平，平津战役拉开了架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密令各大专院校肃清校内共产党人和倾向共产党的激进分子，是年8月19日清晨，大批军警、宪兵和特务突然包围北平11所大专院校，开始了史称“八一九”的大搜捕。北平地下党立刻行动起来，组织学运骨干和进步学生分批撤出北平，前往解放区，既为保护他们，也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储备干部。进步学生的名单里有陈砾，当时他是北大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多次参加学生运动。“是否愿去解放区？”当地下党征求陈砾的意见时，陈砾当即表示同意。
然而，就在陈砾即将动身之即，传来陈布雷去世的消息。陈砾的母亲一天之内连发三封加急电报，催陈砾和其六哥即刻动身回南京奔丧，陈砾却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只要一回南京，他就再也别想回到北平，他也就去不了他所向往的解放区了。此时的陈砾，感情上牵挂父母，信仰上却已选择了革命。于是，陈砾让六哥回南京复命，自己去了解放区。
张燕平告诉记者，当时大学生出城还是很有危险的，特务们知道地下党在大规模转移进步学生的行动，北平周边层层设卡，对学生模样的人严加盘查。陈砾自小戴眼镜，地道书生形象，自己闯关都很悬，不想组织上还要让他带上一个年仅15岁的“表妹”。那“表妹”也是一名进步学生，没人掩护，自己很难出关。陈砾非常聪明，他会好几种方言，此时派上了用场。他把眼镜藏起来，化装成自行车修理工，带着“表妹”巧妙地混过一道道关卡，到了河北解放区泊镇姜桥村，时间是1948年11月，当时他才19岁。
进入解放区后，陈砾被送到华北联大政治班学习党的城市政策，熟悉平津两市的情况。不久天津解放了，在一个很冷的日子里，学员们被召集到一个院子里，教官喊：“愿去北平的站左边，愿去天津的到右边去。”学员们“呼啦”一声绝大多数站到了左边，天津这边寥寥无几，陈砾一看就向右边走去，尽管他从未去过天津。
1949年1月中旬，陈砾随军入城，在新建的天津日报社任时事编辑。工作中陈砾勤奋好学，很快成为新闻队伍的骨干。天津日报的领导王亢之、范瑾、邵红叶、李麦和石坚等，非常欣赏这位小伙子的革命热情和才华，在那无论干什么都要考查一下出身的年月里，从未因陈砾独特的出身将其排入另册，反而是大胆使用，全面培养，很快就把陈砾摔打成一名优秀的编辑、记者和撰写社评的高手。1952年，陈砾入党，此后他被任命为报社秘书组组长、理论组组长、文教组组长和地方工业组组长等职务，成为天津新闻界名人。1953年，新华社调集部分地方记者赴朝鲜采访停战谈判，尽管有争议，报社领导最后还是把这一重任交给了陈砾。陈砾不负众望，在谈判现场采写出多篇好文章，荣立了三等功。1956年，天津召开党代会，周恩来同志到会讲话，那时没有录音设备，事先市委要求天津日报社派两名记者去作记录，当时陈砾不是党代会代表，更非党的领导干部，还有出身的问题，能否承担这种极其特殊的政治任务？报社编委会讨论，最后邵红叶同志拍板，就让陈砾去。结果陈砾和方放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陈砾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更是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但当“反右”和“文革”动乱到来时，陈砾无不因出身问题备受冲击。但无论任何时刻，他从未动摇过自己于战争时期树立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
张燕平告诉记者说，他蹲“牛棚”时，有人用英文写批他的大字报，他看完竟然去给人家改错儿。他根本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从不认为是共产党整他，而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激进分子在闹事。
陈庞告诉记者说，“上山下乡”时“老三届”一锅端，那年他才15岁，就因身为“老三届”，要被“上山”到内蒙古山区。当时父亲自己还在“牛棚”里呢，却写信叮嘱他要听党的话，上山下乡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文革”后，陈砾复出。先是在天津人民出版社，由编辑部主任一直做到天津市出版局副局长，又到北京出任中国日报社总编辑，并被推选为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后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八届、第九届委员。2006年5月，陈砾病逝于北京，享年77岁。
陈庞回忆父亲时说，记得是2001年，当年也是地下党的丁群问过陈砾：“你参加革命以后遭遇到不少挫折，你对当年的抉择有没有过后悔？”陈砾回答说：“从全部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社会进步的方向的，我对当年的抉择从来没有后悔过。”
再就是，张燕平和陈庞都说，陈砾从不谈论他的父亲陈布雷，更不写涉及家族的文章，因为他尽管和父亲政见不同，但绝不肯说父亲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