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乱终弃：陈独秀与小姨子的不伦恋(图)

花随月转阴晴收录于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陈独秀一家人》
　　作者：吴晓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本书简介：该书以陈独秀为中心，描述了从他祖辈到孙辈五代几十个人近百年的奋斗和坎坷遭遇。陈独秀四次婚变，扑朔迷离：元配高晓岚，文武攀亲强结姻缘，婚礼过后，一生落寞；妻妹高君曼，才貌不凡，而与姐丈自由恋爱，志同…… 
陈独秀

　　上海来的落难女

　　1930年冬，六朝古都南京。

　　一天，一列从上海开往南京的火车，在汽笛长鸣声中，缓缓在下关车站停下。顿时，肩挑手提的旅客，争先恐后地簇拥着走出车站。人流中，一位身材瘦长，梳着齐耳短发，举止文静，但满面愁容的中年妇女，提着简便行装，携着一双未成年的儿女，不时地关照着，又不时地停下歇歇，艰难而吃力地走出车站。然后，又穿过人流，好不容易挤上驶往城南的马车，在马蹄得得和寒风呼啸声中，到了城南秀山公园旁。这位中年妇女下车后，几经打听探寻，终于在东厂街六号找到事先联系好的几间破草屋住下。邻里都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新来的满面愁容的陌生女子。

　　她就是陈独秀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因陈独秀另有新欢而遭遗弃，落难独居南京城。那一女一男未成年的孩子，正是陈独秀与她1912年所生的女儿子美、1913年所生的儿子哲民(陈鹤年)。

　　那么，陈独秀是怎样与高君曼结合，高君曼又是怎样被遗弃，落难而来南京独居的呢？这话说来，挺有戏剧性。

　　将门才女高君曼

　　高君曼，约生于1886年，为陈独秀岳父高登科后妻亓氏所生，比同父异母姐、陈独秀结发妻高晓岚小10岁，比陈独秀小六七岁。其父高登科身为清廷武将，地位显赫，权势皆有，置有田地四千余亩。然而，高登科万事皆称心如意，唯独缺子，是人生一大憾事。第一夫人早丧，后续弦詹氏，独生一女高晓岚。詹氏亡后，续弦阜阳亓家女儿为妻，高登科只盼得一贵子，以了一生夙愿。不料，后妻又生一女，这气煞了他。高登科闻悉后，起先怏怏不快，叹气不已。但一见小女长得与长女高晓岚大不一样，小脸儿红如玫瑰，两眼水灵灵，目秀眉清，红润小嘴“叭嗒叭嗒”地不停动着，惹人喜爱。霎时，高登科一扫心里的不快，感到由衷的高兴，小女长大，一定是才貌双全的将门闺秀。他一心想得子，可惜“天公不作美”，却得一美女，故起名为高君曼(小名为“小众”)。“君曼”这个名字，叫来温文尔雅，优美动听。

　　高登科虽是武将，但由于幼年家境贫寒，又遭后母虐待，未进过学校门。他又未让长女高晓岚读书，使得她目不识丁，甚感内疚，这实与门第不符。于是，他暗暗思忖着，一定要好好培养小女读书。小君曼随着年龄的增长，出落得越来越漂亮，聪明伶俐，活泼烂漫，喜爱唱歌，一张甜蜜的小嘴，见人就亲切招咱他人，家人、邻居以及府里当差的，无人不喜爱她。高登科办完公事回到府中，总爱逗逗小女，十分开心，有时甚至学猫、学狗叫，逗得小君曼和妻子亓氏乐得哈哈大笑。高登科十分疼爱小君曼，不让其缠足，任其自然生长，但他对她要求甚严，寄予莫大的希望。小君曼七八岁时，他就请高师上门教小君曼读书识字。小君曼读书认真，记忆灵敏，《百家姓》、《三字经》之类的启蒙读物，往往老师教一两遍，她就能背诵出来。到十来岁时，她读书很有长进，四书五经之类，能滚瓜烂熟从头背到尾。但她不喜欢死记硬背，爱“打破沙锅问到底”，对于不懂的地方，不弄懂决不会罢休，有时问得老师一时也难以答出。有一次她问老师：

　　“老师，男人的头上为什么要盘着一条辫子？多不好看。”

　　老师被问得脸色煞白，连连摆手道：

　　“君曼，你不可问这话，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这时，她已能写短篇的命题作文，字也写得清秀工整，很讨老师喜欢。因老师教学有方，小君曼不断长进，而受到高登科的嘉奖。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君曼求知欲望日渐强烈，已不满足于那些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了。她的思想已渐活跃、开朗，与她姐姐高晓岚截然相反，她常常背着父亲和老师看些小说、故事之类的东西，开始受到一些新事物的影响……大约十七八岁时，她已长成一个十分俊秀的大姑娘，练得一手好字，写了一些像样的文章，人见人夸。父亲高登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为深造小女君曼，好为高门将府争口气，他不顾妻子亓氏的反对，把她送到北京女子师范就读，成了将门才女。

　　这时，陈独秀早已与高君曼同父异母的姐姐高晓岚经双方家长包办完婚，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也相继出世。陈独秀又曾去杭州求是书院学习天文、语法和造船，因有反清言论被追捕，逃回安庆，与柏文蔚等组织青年励志社，倡导建立私人藏书楼，发表救国演说，在省城安庆引起广泛的影响。这便是陈独秀最初的革命活动。

　　偶遇君曼一见钟情

　　一天，陈独秀正在房中埋头看书，挥毫写文章，家里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妻子高晓岚正高兴地忙着接待，亲切地说道：

　　“妹妹，几年不见，你的样子全变了，像个洋小姐。若在路上遇见，还叫姐姐不认识你哩。”

　　“姐姐，你可真会开玩笑。”

　　“你可把姐姐想坏了。”

　　“姐姐，你好吗？我也想你。姐夫呢？他在家吗？”

　　“他在里面。”高晓岚漫不经心用手指了指房间说。

　　这时，陈独秀从妻子与来客的对话中，才听出来客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妻妹高君曼。由于陈独秀和妻子高晓岚感情不融洽，关系日渐恶化，对高家的人，他向来不愿多理会，常常避而不见，虽是妻妹放假来看望，他也不屑一顾。然而，妻妹高君曼与妻子洒脱的谈笑，却不时地传入他的耳中：

　　“姐姐，现在时代不同了，你怎么还是个老古董，也该做些入时的衣服穿穿。”

　　“我是个妇道人家，哪能与你相比。你在北京见了大世面，又受了洋人的影响。”

　　“洋人侵略中国固然不好，但洋人的文明也有值得学习的东西。”

　　“姐姐的老思想，怕死了也不会变。”

　　“姐姐，你不要自卑，妇女也是人，也应自尊自重，求得个性解放，为什么老是守着男人和锅台转？”

　　“恪守妇道，自古如此。”

　　“姐姐，你该向姐夫学些文化，性情放温柔些。他是个有学问的人，他的文章写得多好。”

　　“妹妹，好了，不说这些。说起他来，真叫人伤心……”

　　“姐姐，姐夫对你怎么啦，我去找他算账！”

　　……

　　听着这番对话，不禁使陈独秀心头为之一怔，对妻妹刮目相看了。于是，他放下手中的书和笔，抬头透过房门，仔细地打量着这位小姨子的风采。高高的身材，姣好的脸蛋，明眸皓齿，一头茸茸短发，一身新潮入时的打扮，是一个大方、文雅、俊秀的新女性。陈独秀见此女性，不由自主地走出房来。机灵的高君曼见姐夫走出房门，便笑着迎上前去，说道：

　　“姐夫，您好！您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的颇有见地的大作，小女子多有拜读，不过还有不少疑惑之处，不知姐夫愿否折书赐教？”说话间，神气活泼，还带些天真的顽皮。

　　陈独秀听了，说道：

　　“君曼，你放假回来了？”

　　“是的。”

　　“请到书房里谈吧！”陈独秀手一让说。

　　高君曼对姐姐高晓岚一挤眼，笑着说：

　　“姐姐，失陪了。”说着，她就半推半拥地把陈独秀先拥入了书房。

　　高君曼，是年十八九岁，如此开化的举动，使陈独秀心头一颤。她思想活跃新颖，与陈独秀思想颇相似，具有时代女性的特征，尤其是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见多识广，眼界大开，洒脱而文雅，特别喜爱文学，从内心敬佩姐夫陈独秀的学识。 　两人一见如故，谈得相当投机。陈独秀尤其感到，这是他难得遇见的女性知音，眼前这位女性，不正是他所鼓吹、所提倡的新女性形象吗？于是，两人便打开话匣子，从古谈到今，从社会讲到家庭，从男人讲到女人，从中国谈到国外，畅所欲言，时而滔滔不绝，时而开怀大笑。他们谈得很多很多……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一直谈到万家灯火时分，可谁也不觉得时间太长。高君曼在姐姐的多次催促下，才不得不起身，依依不舍地告辞。离开时，她还向陈独秀借了几本书，并对陈独秀嘻笑地说：

　　“姐夫，你放心睡觉好了，过几天我会还你的。”

　　陈独秀目送着走入夜幕中小姨子的背影，不禁想道：

　　“高家这个封建老窝子，居然也出了这个尤物，令人不可思议。”

　　从此，高君曼借着各种由头，时常和陈独秀见面，攀谈，交流思想，开展热烈讨论，或者去藏书楼阅读进步报刊和听陈独秀演讲。一天，高君曼去藏书楼听陈独秀作拒俄演说，恰逢大雨，她见狭窄的藏书楼挤满了人，“多立门外”，虽被雨淋而不顾，鸦雀无声地听陈独秀“词情慷慨”的演说。这“群众激愤，气象万千”的场面，令高君曼激动不已，内心更加敬佩姐夫的学识和反帝爱国的勇气。这样，她对姐夫的崇拜之情，几乎达到五体投地的地步，甚至成了姐夫的追随者。

　　起初，姐夫和小姨子亲亲切切探讨学问，无人非议，高晓岚也未生什么疑窦，更没有醋意，她甚至以为，陈独秀与高家的关系正在改善，“亲戚越走越亲”嘛。

　　然而，人非草木，乃血肉铸成。岂料，天长日久，陈独秀与高君曼两人情趣相投，过从甚密，甚至幽会于公园，傍晚漫步在江边古塔脚下……感情日渐渗透、相融，两颗心相撞，终于发出爱的火花——超越了姐夫与小姨子的界限，步入了爱情“王国”，相亲相爱，难以割舍。此时，风言风语四起，闹腾得沸沸扬扬，几近满城风雨。

　　高氏将府，陈氏官府，在朝廷、在安庆地方，均是有影响的大户人家，岂能容得这类伤风败俗、大煞风景的事……

　　婚姻自主高于族人歧视

　　事到1910年，姐夫陈独秀和妻妹高君曼的自由恋爱，已发展到感情的饱和点——同居、结婚。陈家、高家一齐反对，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叛祖离经之事。武将高登科、文官陈昔凡两亲家怒容满面，大发雷霆，联手要驱逐他们出家门。

　　陈昔凡认为这种败坏门风的事，比陈独秀干革命多次殃及家庭还难以容忍，是地道的败家子，以致扬言要“退继”，以维护封建卫道士的假面具。

　　高登科则认为，两姐妹同嫁一人，为礼教所不容，大失老将的体面，痛悔当初错择了女婿，气得一病多日。

　　其实，这时最为悲伤忧愁而气愤的，莫过于陈独秀明媒正娶的妻子高晓岚了。她没有发怒，也没有大吵大闹，只是整天悲郁哽咽，闭守房门。但她悲郁中也有所感悟，生米做成熟饭，事已至此，吵闹已无济于事；同时，高君曼毕竟是自己同父异母胞妹，何必家丑外扬，损害两大家族的体面呢？这位善良质朴的女性，只有悲伤、叹息和忍耐，她别无选择，只有默默地过着没有爱情的悲郁生活……

　　高君曼自和陈独秀相爱，倾倒于陈独秀的情怀，尽管父亲多次为她择婿，甚至于打、罚、跪，不准进家门，但她坚决不允，默默地爱着陈独秀。这时，她已有二十四五岁，她是知识女性，自有主见，决不像姐姐那样做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决心冲破家族的歧视和封建礼教，与陈独秀相爱到底。陈独秀这年已31岁了，他自幼就倔强好胜，小时不喜欢读《左传》，宁愿被祖父毒打，他总不吭一声。凡是他看准而必做的事，就勇往直前，义无反顾。1901和1902年，他先后两次东渡日本留学，见过世面，已经开始了革命生涯。家族的反对和歧视，是他预料之中的事，只要求得婚姻自由——与高君曼结婚，这一切对于他来说，是不能成为绳索的。有时面对家庭的强烈反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养父陈昔凡反抗道：

　　“婚姻包办，使得我与大众(高晓岚)苦不堪言。现在，我与君曼自由相爱，你们不容。难道你能纳妾，我就不能……”

　　陈昔凡听了这犯上的话，一时傻了眼，气得直哆嗦，挥着手，怒不可遏地骂道：

　　“好！你这个孽种，你走，从此你不要再进这个家门！”

　　“走！走就走，我早就想离开这个家了！”说着，陈独秀迈步走出家门……

　　陈独秀被逐出家门后，与高君曼私下商议：

　　“君曼，看样子你我家庭都容不得我们了。我们到杭州去，我那里还有几个朋友。你看如何？”

　　高君曼听了，连连点头道：

　　“好！我同意去杭州！”

　　他们俩于1910年“远走高飞”，双双赴杭州。陈独秀在杭州初等军事学校任国文史地教习，自食其力，与高君曼生活在一起，成为正式的夫妻，开始新的生活。陈高两家虽耿耿于怀，可也奈何不得。

　　然而，陈独秀的家族仍不能宽恕他们，在《陈氏家谱》中，仍把高君曼称为侧室(即妾)，对她所生的子女称为庶出，打入另册，不能与元配高晓岚所生的子女相提并论。

　　可是，性格倔强的陈独秀，对于家族的歧视不屑一顾，求得美满婚姻，已是高于家族的歧视了。

　　西子湖畔情意绵绵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闻名于世而美丽诱人的杭州，“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这美丽的西子湖畔，陈独秀和高君曼“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情意绵绵，感情炽烈，恩恩爱爱，生活得自由、幸福，完全摆脱了族人的歧视和束缚，抛弃家庭优厚的生活条件而自食其力，过着隐居式的生活。陈独秀在致苏曼殊信时，说：

　　“仲(陈独秀)现任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

　　时间过去好久，陈独秀也没有收到苏曼殊的贺诗。然而，在急盼中，他却意外地收到章士钊赞美他这春风得意的诗：

　　江南三月噪阳春，胜友连翩六七人。

　　最是怀宁陈仲子，平生思归迈苏程。

　　高君曼脸庞清秀，一身江南女子的入时打扮，亭亭玉立，温文尔雅，善良又厚道，竭力支持陈独秀所从事的事业，为他分担忧愁。她常伴随陈独秀出门访友，或参加一些活动，友人常夸陈独秀娶了一个才貌双全、志同道合的妻子。好友汪孟邹曾夸高君曼为“女中之杰”。在此，他们结识了沈尹默、刘季平等江南文人，常游西子湖，以诗酒自娱，谈天说地，过着诗酒豪情的生活。高君曼与刘季平夫人、江南才女、南社成员陆灵素常在一起，又同喜作诗。他们在“围炉清话，少慰劳辛”之际唱和吟咏，相互切磋、作诗、作画，同观摩共欣赏。高君曼还向陆灵素学习酿造美酒，其乐融融。后他们居住上海，不仅来往如初，而且与南社诗友过从甚密。高君曼擅长作诗(词)，时常在《民国日报》发表诗作。高君曼在《民国日报》上发表的《月词》和《饯春词》两组诗，不仅折射出陈独秀、高君曼的家庭生活，而且夫妇之间的感情生活，也可窥见一斑。陈独秀曾与沈尹默赋诗云：

　　垂柳飞花村路看，酒旗风暖少年狂。

　　桥头日系青骏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结识刘三、沈二少年狂

　　说起陈独秀与刘季平、沈尹默相识、相交，倒有不少耐人寻味的趣事。刘季平，原名钟和，又名刘三，淞江人，是当时江南一位有名望的文人，能诗善饮，与陈独秀同在陆军小学教书，关系甚密。此时，在杭州乃至苏南提起刘三，人们皆誉之为“江南才子”、“著名文人”，却少知其名刘季平，更不知其原名刘钟和了。陈独秀与刘三趣味相投，常在一起谈天说地。一次，陈独秀饶有兴趣地对刘季平说：

　　“我刚来杭州时，听人叫你刘三，甚至学生也叫你刘三老师，心里纳闷不解。好端端的刘季平不叫，却叫个刘三，而你答得响亮，乐以此叫。看样子，这里头似乎还有什么典故，能说给鄙人听听吗？” 　“仲甫兄，这哪里有什么典故。我在家排行老三，从小家里人就叫我小三子，这本不足为怪也。只因到《苏报》案发生后，邹容病死在狱中，鄙人冒着危险在自宅旁安葬了邹容。章太炎先生们在为邹容写的墓志铭中，称鄙人为上海义士刘三。这样，刘三就叫开了，叫得人们连我的名字也不知道了。”停了一会儿，刘季平幽默而诙谐地笑了笑，说：

　　“好吧，刘三就刘三吧，我生来就排行老三，这是爹妈给的，还能叫刘二？”

　　“刘三你说的不就是典故吗？名副其实。”陈独秀也称他“刘三”，笑着说道：

　　“刘三，你的确是个名声远扬的义士。我在上海听章士钊说过你的义举。当年《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被捕，邹容投案，你刘三为营救他们，曾请义士刺杀两江总督端方未遂，又耗尽家中财产保释义士。邹容病死在上海西牢里，你刘三又冒着生命危险为其收尸，葬于上海华泾宅地旁。你刘三不仅今日名扬四海，还流芳百世。”

　　“哪里，哪里，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个爱国者应做的一点事，谈不上什么英勇义举，更谈不上什么流芳百世了。”刘三谦逊地说。

　　刘三不仅能诗善饮，而且书法造诣很深，喜用纯羊毫，隶书潇洒飘逸，在南社中独树一帜。陈独秀很欣赏刘三的书法，并常和他在一起品谈字画，高兴之时，就互赠笔墨。

　　陈独秀结识沈尹默更富有戏剧性。沈尹默，浙江吴兴人，原名沈君默，又名沈二，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北平大学校长。一天，应刘三之邀，沈尹默与哥哥沈士远到刘三家相聚饮酒，酒兴大发，从早上一直喝到晚间九点。但沈尹默不嗜酒，告辞回家，乘兴铺纸挥毫写了一首五言古诗条幅，第二天便去请刘三指教，刘三欣赏之后便挂在壁上。一天，陈独秀来访刘三，见壁上新挂的条幅，便问刘三：

　　“刘三，沈君默何许人也？”

　　“是我的朋友，也在本校任教，到日本留过学。”刘三答道。

　　第二天，陈独秀敲门拜访沈尹默。他一进门，不等主人开腔，就大声地自我介绍起来：

　　“我叫陈仲甫，在陆军小学任教。昨天，我在刘三家看到你的诗，诗写得很好，但字俗入骨，流利有余，深厚不足。”

　　沈尹默听了这位不速之客对他的诗及书法如此不客气的评价，顿觉刺耳，无礼，太狂，真想讥讽他几句，但沈尹默冷静地转而一想，自己的字确实不好。于是，沈尹默以礼相待，递烟沏茶，很客气地招呼陈独秀坐下，接着，两人便摆谈起来。陈独秀谈笑自若，直抒己见，沈尹默倾心聆听，频频点头，虚心求教。两人之间谈得十分投机，距离一下拉得很近，情感相融。沈尹默虚心地说：

　　“我的字功底很差，受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但至今不能提腕，所以字写不好，有习气，多请仲甫先生指正。”

　　“哪里，哪里，我是快言快语，直言不讳，请君默先生见谅。”

　　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从此沈尹默便发愤钻研书法，听从陈独秀的指教，临摹汉碑，每天写完一刀尽八纸方罢休。沈尹黩苦练了三载，书法取得长足进步，一扫往日俗气，风骨挺立，独创了书法风格。两人从此成了好友，日后又共同投身于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性格豪爽，襟怀坦白，第一次来访沈尹默，事先既没有人介绍，也没有打招呼，见面没说上两句，便给主人“当头一棒”，如此坦率地交友，一时被人们传为美谈。

　　这段自由自在的新生活，可以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安然自得而美好的岁月。在友人沈二、刘三等的陪伴下，陈独秀夫妇游览了西湖许多好去处，同时激发了陈独秀的诗兴，写了不少风情并茂、渗透新婚燕尔的欢愉和踌躇满志的感怀诗。他在游西湖孤山北麓元人为纪念宋代隐逸诗人林和靖而建的放鹤亭时，写了《咏鹤》诗，抒发了他不畏困难、努力探索人生真理的雄心壮志。他在诗中写道：

　　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

　　偶然憩城郭，犹自绝追攀。

　　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还。

　　道逢王子晋，早晚向三山。

　　除《咏鹤》诗之外，他还写了《游韬光》、《游虎跑二首》、《灵隐患寺前》、《雪中偕友人登吴山》等诗。

　　重返安庆又遭通缉

　　1911年10月，正当陈独秀与新得佳人高君曼过着温馨、甜蜜生活的时候，一声炮响，传来武昌起义的消息。陈独秀为之欢欣鼓舞，积极进行革命宣传，由高君曼磨墨，他起草革命檄文多篇，交由革命党光复会干部周亚卫等人用大字报写好，夜里贴于杭州鼓楼的门旁，使“省垣官吏闻之悚然”。第二天，檄文不翼而飞，换上了抚台衙门严厉镇压的告示。11月5日，杭州光复，陈独秀与安徽同盟会的管鹏等人，督促新军响应，为形势所迫，新军惧而求降。陈独秀的胆识，令友人赞叹。

　　辛亥革命胜利，清帝宣统宣布退位，建立中华民国。陈独秀与高君曼彻底地获得婚姻自由，他俩高兴得相互拥抱，邀约沈尹默、刘季平等人聚会，举杯祝贺胜利。高君曼心潮起伏，唱起在杭州学会的越剧小调《梁山伯与祝英台》，愿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生活一辈子。

　　11月11日，陈独秀故乡安徽宣布独立。12月12日，安徽临时参事会选举孙毓筠为安徽都督，并派员赉印到沪迎接孙毓筠。21日孙毓筠抵安庆就职，正式成立安徽军政府。

　　孙毓筠，字少侯，清末太傅，大学士孙家鼎的侄孙。光绪末年，“以富家子破产十余万金资助革命”，是安徽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深受孙中山器重，曾代理同盟会总部庶务科，1906年从日本回国，到江苏、安徽活动，在南京被人出卖，遭清政府逮捕。江苏光复后，被任命为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孙毓筠一到任，就有关政府人选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淮上结交的陈仲甫。于是，他慕陈独秀之名，电召陈独秀返皖任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接电后，既高兴与孙少侯萍水之交，能被如此器重，但又为难，怕高君曼不同意。一天，他与高君曼商量说：

　　“君曼，现孙都督邀鄙人回安庆任都督府秘书长，你说回去不回去？我知道你不愿离开杭州这个天堂。”

　　“独秀，此事我已听说了，我为你高兴。能荣任此职，实属孙都督对你的器重，不过……”话到嘴边，高君曼又缩了回去。

　　“君曼，不过什么，你说出来。有什么难处，我们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

　　“我们是被迫离开安庆的，你也说过，再也不进家门，现在倒又要回去……”

　　“君曼，现在时代变化，大清朝推翻了，家里人的思想也会变的。”

　　“话是这么说，回去生活在一起，总是不好。”

　　“那你说，该怎么办？”

　　“我的想法是，最好不住在家里。”

　　“好，我完全同意，你同我想到一块去了。”

　　陈独秀和高君曼依依不舍地告别美丽的西子湖畔，结束了浪迹天涯、诗酒豪情的浪漫生活。由杭州到上海，绕过被张勋固守的南京，几经辗转回到故乡安庆。

　　这天，辛亥革命后的一个严冬的早晨，冬日红霞映衬下的临江古城安庆，显得格外的美丽。巍巍屹立在霞光中的古塔，出现在陈独秀、高君曼的眼前时，他俩不禁高兴地说道：

　　“看见宝塔了，我们又回来了！”

　　“呜——”汽笛一声长鸣，长江大轮徐徐靠近破烂不堪的安庆码头。当陈独秀与高君曼拎着简便行装，兴高采烈地走向码头时，早已迎候在那里的都督府人员向他们挥手致意，燃放鞭炮，热烈欢迎陈独秀回安庆任都督府秘书长。人们上前与他们热烈握手，不断说着：

　　“欢迎陈先生及夫人！”

　　“孙都督早已在等候你来任职。”

　　“谢谢！谢谢孙都督，谢谢各位先生。”陈独秀满面笑容，神采奕奕，无比的谦恭和诚挚，心情与一年多前被迫离开家乡去杭州时截然不同。

　　接着，他们夫妇俩乘上一辆披红挂彩的大马车，在几辆马车的伴护下，得得地穿过狭窄的街道，好不威风。人们夹道相看，有的指着马车说：

　　“那不是陈家的大少爷吗？”

　　“是的，听说他是都督府秘书长。” “那是他的姨太太吧？”

　　“他的姨太太，就是他的小姨子。”

　　“噢……”

　　不一会儿，马车在安庆城中北边的宣家花园一处别墅门前停下。这是都督府应陈独秀要求，事先给他安排的寓所。这里环境幽静，住的大都是有钱有势，或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家。陈独秀的寓所是一四合院，里面家具设施应有尽有，均是都督府人员按孙都督旨意而置办的。这里离位于南门的陈独秀家较远，他们夫妇俩独居这里，生活起居比较方便，少与家人接触，可以避免与家人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此，高君曼对此寓所十分满意。他们在这里，又共同开始了新的生活。

　　然而，事与愿违。陈独秀夫妇回到安庆的消息传到家中时，元配高晓岚大吵大闹，放声痛哭，又再三叮嘱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不准到宣家花园去看父亲陈独秀。躺在病榻上的陈独秀养父陈昔凡，怒不可遏地骂道：

　　“这孽子，翻生货，我要和他脱离父子关系！”

　　陈独秀养母气虽气，但还是采取了中庸之道：

　　“家丑不可外扬，庆同回来就好，他当了都督府秘书长，也是陈家祖宗的荣光，还得顾及他的面子，也要给孙都督一点面子。事已到这个地步，大家还是忍着点吧！”

　　“你妇道人家，只知疼爱他，可我这个面子又住哪里搁，唉……”陈昔凡长长叹了口气。

　　怀孕在身的高君曼，腆着个肚子，低声向陈独秀哭诉着：

　　“本来就不是什么父子关系，脱离了也好。要不是看在孙都督的面子上，我即使死了也不会回来，更不想进那个家，谁看他们那冷落的脸！”

　　“君曼，你有孕在身，家里的事从长计议，能忍则忍，顺水推舟，日子长了，家里的气也会消的。”陈独秀有苦难言，只得好言安慰高君曼。

　　1912年元月初，充满革命活力的陈独秀，走马上任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奉都督孙毓筠之命，亲赴上海，与上海旅沪各界及华洋义赈会开展义赈活动，为去年6月间安徽遭受特大洪灾捐募义款。人们慕陈独秀之名，纷纷解囊相助，取得显著成效，对稳定安徽局势，解决灾民的生计以及修堤防洪，起了极大的作用，这显示出了他初登中国政治舞台的才华，甚得孙毓筠的赞赏。同时，他又大力推行行政改革。孙毓筠为少爷出身，又因吸食鸦片，不大管理政事，都督府的行政之事，大都由陈独秀说了算。但由于他急躁，想一朝一夕就把政治改革好，为此常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只听他一人发言。他的好友、管理文书的张啸岑多次好言相劝，生性刚烈的陈独秀哪里听得进去，他对张啸岑说：“不大刀阔斧地兴利除弊，不反对任用官僚，不提高人民生活，和旧官僚又有何两样？”

　　孙毓筠对此也无可奈何，还不得不听。

　　是年，他与高君曼结合的产物——女儿陈子美出世了。次年，又生儿子陈哲民(鹤年)，这又给他们的小家庭带来了欢乐。然而好景不长。1913年，陈独秀参加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又被迫偕高君曼逃离安庆，后在芜湖被捕，险丢脑袋，遇救后潜逃上海。然而，大祸却殃及家门，遭到袁世凯爪牙倪嗣冲的查抄，并扬言抓他的儿子，要斩草除根。陈独秀在上海听说家中的不幸遭遇，愤怒异常，表示“恨不得肉食其人”。从此，陈独秀远走他乡，四海为家，再也没有回过安庆故土。

　　夫妻同坐班房

　　高君曼对陈独秀一片痴情，志同道合，历经艰险，柔情似水，从1910年同居、结婚，到1930年被遗弃的二十年间，她与陈独秀患难与共，颠沛流离，伴随他历经五四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和反革命的“四一二”大屠杀，风雨同舟，经历许多风险，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在动荡不安中没有过过一天安宁日子，彻底打破了她想过教授夫人的那个温馨生活之梦，甚至还陪陈独秀坐过班房。

　　那是1921年10月4日，中国共产党创建不久发生的事情。

　　1921年7月，千钧霹雳一声巨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尽管陈独秀在广东省政府任教育委员长，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凭着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信誉和声望，他仍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不久，由于党的工作需要，他辞去广东职务，于9月悄悄回到上海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由于报纸上报道陈独秀回到上海的消息，很快引起早已欲擒陈独秀的法租界注意，派出密探四处侦查。

　　这天下午，陈独秀像往常一样，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住处楼上睡午觉。高君曼兴致勃勃正与来客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打牌，刚打了两圈，兴趣正浓，突然有人敲门。包惠僧闻之，忙放下牌去开门，闯进两三个“白相人”，大声嚷着：

　　“我们要见陈独秀先生！”

　　“陈先生不在家。”包惠僧答道。

　　“我们要买《新青年》。”

　　“这里不卖，大自鸣钟下有卖的。”包惠僧又答道。

　　这几个人边说边向房内走，指着堆在地上的《新青年》说：

　　“这儿不是有吗？”

　　陈独秀闻声起床，穿着拖鞋走下楼来，见来者不善，想从后门出去，但到后门一看，有人把守着，又回到前庭。顿时，高君曼和包惠僧等人紧张起来，尤其是高君曼心里忐忑不安，吓得脸色发白，但谁都没有说出陈独秀来。不一会儿，来了两部汽车，几个巡捕不问青红皂白，就把陈独秀与高君曼等在场五人全部抓走，押解到法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并一一审问其姓名、职业以及与陈独秀的关系等。陈独秀自称王坦甫，未暴露身份，巡捕房无奈，让每人摁了指纹。不久，褚辅成(字惠生，北京众议院副院长、上海法学院院长)、邵力子也先后被守在陈宅的便衣密探抓到捕房。陈独秀见了褚辅成和邵力子，正要打手势叫他们不要声张，但褚辅成没有意会，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大声说道：

　　“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接到这儿来了！”

　　这一下，陈独秀的身份暴露无遗了，褚辅成悔之莫及，不禁叹息道：

　　“唉……”

　　褚辅成和邵力子，在弄清身份后就释放了。

　　高君曼与丈夫陈独秀等被投进牢房，她被关在单独的小号子里。10月秋夜，明月高挂，月光透过狭窄的透气窗射进牢房。睡在硬板床上的高君曼，不禁暗自吟诵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句，思绪万千，往日之事，如同电影一幕幕从眼前闪过。她想起了安庆，想起了父母，想起那天真烂漫的童年，想起那北京女子师范的学生生活，想起与陈独秀的结合，想起了那美丽的西子湖畔的幸福生活……她怎么也没想到，昔日的将门闺秀，今日却成了阶下囚。然而，当她想到丈夫陈独秀所从事的是正义而伟大的事业，亘古未有，既然冲破封建礼教与他结合在一起，就应与丈夫患难与共，同舟共济，在所不辞，陪丈夫坐牢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当她想到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时，不禁一阵心疼，悲从中来。若是夫妻同时判刑坐牢，这两个孩子又该怎么办呢……

　　第二天，会审公堂审问共产党首领及其党徒。公堂森严，令人毛骨悚然，未见过这阵势的高君曼甚是紧张、胆怯，然而三进牢房的陈独秀却是沉着冷静，应付裕如，化险为夷。当法庭认为高君曼和包惠僧等人为陈独秀的党徒时，陈独秀镇静自若地说道：

　　“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是我的太太。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均由我负责，与客人无关！”

　　法庭审问后，将高君曼无罪释放，而高君曼仍然十分焦急，担心着陈独秀与其他人的安全，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牢房……

　　高君曼出狱后，陈独秀对包惠僧说：“我家里有马林的信件，如果被搜出可能要判七八年徒刑。我打算坐牢，但切不可说出真情，把一切责任推到我的身上。你们出去继续为党工作，不愿干的不必勉强，不过不要出卖同志。” 　陈独秀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被捕后上海市闹得满城风雨，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上海、北京等地各大新闻传媒均作了报道。第三天，褚辅成和张继等就将陈独秀保释出来，其他人也相继放出，但要随传随到。二十天后又会审，说陈独秀宣传赤化，最后定案是《新青年》有过激言论，结果罚白银500两了事。

　　事后，陈独秀对妻子高君曼甚感遗憾地说：

　　“君曼，你受惊了，我对不起你。”

　　“话不能这样说，谁叫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次被捕虽有害怕，但我更体会到你是一个真正的大丈夫。不过今后要更加小心谨慎。”

　　自此以后，高君曼在生活上更加体贴丈夫了。

　　这时期，正是陈独秀胸怀大志、叱咤风云之时，四处奔走革命，党的总书记重担在身，对于家庭很少顾及，家庭事务，教育子女，全由高君曼一人担当。她是新时代的女性，在革命的浪潮冲击下，她常为自己不能走出家门投身于革命而叹息。一天，她听说陈独秀与李达等人商定在上海创办一所平民女校，“以期培养妇运人材，开展妇运工作”，同时，也可以让一些干部家属参加，一边学习文化，一边掌握劳动技能。高君曼十分高兴地对陈独秀说：

　　“独秀，也让我去平民女校学习，好参加革命工作。”

　　“夫人，你把我家庭照顾好，把孩子教育好，就是对革命的支持。”

　　“话是这么说，但毕竟不是革命工作。”

　　“好，夫人，你有志气，等孩子们长大能自立，我一定向党组织介绍你。”

　　话说到此，知情达理的高君曼还能说些什么呢？

　　琴瑟之中不乏暗流

　　高君曼细细想来，丈夫陈独秀的话不无道理。他是中共党的书记，又有多少事要做，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顾及家庭。于是，她心甘情愿地默默作出牺牲，做一个贤妻良母，像所有的母亲一样，用心去爱、去培养两个孩子，对陈独秀的生活照顾无微不至，有时帮助陈独秀查些资料，或抄写些什么。不仅如此，她心地善良，还把母爱分给陈独秀与她同父异母姐姐高晓岚所生的两个孩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她视陈延年兄弟俩为己出，深深地爱着他们。延年、乔年兄弟俩自幼育于祖父陈昔凡，因陈独秀早年出走家门，半生亡命，对家庭无有照顾，故延年、乔年兄弟俩都刻苦自励，才十五六岁，旧学已有很好的根基。为使他们兄弟俩自创人生，陈独秀把延年、乔年兄弟俩接到上海学习外文，并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即上海四马路亚东图书馆)店堂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吃的是烧饼，饮的是自来水，冬无棉衣，夏无蚊帐，晚间到巡捕房内学习法文，勤工俭学，十分艰苦。延年、乔年兄弟俩面容憔悴，人们都为之怜惜，多责怪陈独秀对他们兄弟俩不关心，不爱护。然而，高君曼对陈延年兄弟俩的困境，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她曾多次劝说陈独秀，要陈延年兄弟俩回家吃住，而陈独秀总是不以为然，并大声斥道：

　　“姑息养奸，不可！不可！”

　　为陈延年兄弟俩之事，她同陈独秀争吵过多次，但陈独秀性格与人不同，十分固执，一味地强调陈延年兄弟俩应自立、自创。为此，高君曼时时哭诉于同住上海渔阳里的陈独秀同乡好友、中国旅法著名女画家潘玉良的丈夫潘赞化：

　　“独秀性情与人不同，望你以老友资格代我恳求独秀，让延年兄弟俩回家吃住。”

　　“延年兄弟俩是吾姐之子，我是他们的姨母，他们也很诚实，我从名义上的感情看待他们，尤胜我所生，他们也视我如母。”

　　“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而不知之者，谁能谅我？”

　　每每诉说，高君曼总是泣不成声，一片真挚的母爱之心。

　　潘赞化为高君曼母爱之情所深深感动，也常以言语劝告陈独秀：

　　“独秀，你是延年兄弟俩亲生父亲，为何不立即叫他兄弟俩回家住食，君曼于心不忍。”

　　“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们自创前途可也。”陈独秀固执地说。

　　陈独秀连多年老朋友也不给一点面子，这更使高君曼心痛不安，忍无可忍，伤心透顶。于是，由口舌之争，继而发展到出手相打。高君曼怒斥陈独秀：

　　“无耻之徒！”

　　陈独秀振振有词地宣布她是：

　　“资本主义！”

　　清官难断家务事，亲朋好友不敢置一词。直到1920年，陈延年兄弟俩赴法勤工俭学之前，仍是自立自创，未进家门住食。因此，父子情薄，如同陌路。他兄弟俩赴法后，高君曼仍时时惦念在心，常常催促陈独秀打听他们兄弟俩的情况，而陈独秀对此置之不理。1927年7月和1928年6月，闻陈延年兄弟俩惨遭国民党杀害，高君曼悲痛不已，在家烧纸哭泣，为陈延年兄弟俩在家中设牌位，剪纸招魂，以寄托哀思。而陈独秀虽然悲痛不语，但仍然讥骂高君曼：

　　“思想腐朽，封建迷信！”

　　陈独秀这固执的讥骂，岂能令这位善良、贤惠而通情达理的女性承受得了呢？这样，他们的感情又蒙上了一层十分可怕的阴影……

　　露水夫妻梦一场

　　其实，陈独秀与高君曼感情发生裂缝，进而恶化，早已种下了孽根。

　　在北京时，陈独秀与自由恋爱的高君曼初期感情融洽，相处甚好，也有过一段美好的生活。然而，一个倾倒于陈独秀情怀的高君曼，怎能忍受陈独秀有寡人之疾？在北京时，外面传说陈独秀就常跑八大胡同，因此，街头小报说三道四。对此，高君曼早已有所闻，只是闷在心里。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回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并当选总书记，名声大噪，然而，高君曼常常指责陈独秀有外遇，寻新欢，在“经济上接济心爱的人”。因陈独秀没有职业，也没有固定的收入，其经济来源主要靠《独秀文存》的版税和稿费，这期间家庭收入明显减少，常常弄得生活拮据，这就不得不使高君曼感到怀疑。与此同时，组织上也有所察觉，但他总是守口如瓶，一个字也抠不出来，而他的住址常有变动，连他的秘书都不知道。更有甚者，1926年1月初，陈独秀突然失踪了——没有到中央机关看文件，连秘书也恐慌起来。秘书报告瞿秋白、张国焘等负责同志，他们也深感惊愕，不得不派人多方探听，四处查寻，但也未觅得踪迹。于是，大家绝望了，以为总书记已被反动派秘密杀害了。张国焘几乎落泪地说：

　　“老头子(即陈独秀)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

　　他的长子，时任广州区委书记的陈延年，也感到蹊跷，怎么近来不见父亲写的文章呢？

　　总书记失踪非同小可，如果被国民党右派分子陷害，事情可就大了。于是，秘书任作民在《民国日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感到事情不妙，后果严重。

　　同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第一项议程竟是讨论陈独秀“失踪”的问题，不料在会议期间，陈独秀突然发来电报说：

　　“已能扶病视事。”

　　这样，大家才松了口气。

　　大约一个多月后，陈独秀裹着一件厚厚的大衣，脖子上缠着一条围巾，突然来到中央机关，使同志们既惊又喜，不禁七嘴八舌地问他：

　　“总书记，你到何处去了？”

　　“……”

　　他笑着解释说：

　　“生了伤寒病住进医院，以为会很快好的，同时，也怕给大家添麻烦，所以，没有告诉机关，请大家原谅！”

　　然而，大家对陈独秀的突然“失踪”仍感是个谜，后经多方探寻，才得知他和一位年轻貌美、亭亭玉立的未婚女医生寻欢作乐。因陈独秀有胃病常常去医院请这位女医生看病，天长日久，两人感情就渐渐粘合在一起，同时，这位年轻的女医生也被陈独秀之名所迷惑。这样，陈独秀就轻而易举地与其同居，作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也被撤了职，这位年轻女医生就不得不嫁于他人了。 这位女医生姓甚名谁，一直是个谜。直到六十年后，这位女医生的养女陈虹出现，才使真相大白。她叫施芝英，安徽人。她与陈独秀由病人而恋人而情人，由崇拜而生恋爱，由爱恋而同居，直至1927年3月才分手。施芝英是陈独秀四个妻子中，唯一活到解放以后的人，于1973年病故。她与陈独秀生活得如何？何故分手？施芝英至死缄口未言，看来这些谜团再也无法解开了。

　　据后来有关部门查明，施芝英亦是安徽人，居住上海安澜路一条长长的里弄里的一幢楼房，能讲一口上海话，也会讲普通话。她家全是红木家具，其家底看样子不错。据邻里老人回忆说，她家曾挂有她20多岁时的一张大照片，引人注目。照片上的施芝英，年轻俏丽，光彩照人，身着高领旗袍，手腕上戴有好几只镯子，手指上戴有猫眼宝石戒指，看上去像是富家女子。事过几十年之后，“文革”中人们才发现她的这幅大照片后面，还夹有陈独秀送她的一帧照片。1973年，她死于脑溢血。

　　这也许就是高君曼指责陈独秀“在经济上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好日子”吧！

　　1937年8月，陈独秀从南京监狱里释放出来到了武汉，十三四岁的陈虹来找陈独秀，自称是陈独秀的女儿。陈独秀告诉她：“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

　　有人说陈虹可能是个丫头。不过，据见过陈虹的人说，陈虹脸部鼻子以下，很像陈独秀。当时武汉反动报纸还登载此事，说陈独秀“拉屎不揩屁股”。

　　高君曼悉知此事，面对爱情不专一的陈独秀，岂能容忍，怎能不伤心落泪，心灰意懒！虽经汪孟邹多次劝解，仍然无法愈合，关系急剧恶化。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失败，由于陈独秀犯下右倾错误，受到了党内的批判和处分，一下子变得情绪消沉起来，由此一蹶不振，这标志着他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一落千丈。同时，蒋介石又悬赏三万大洋捉拿陈独秀，于是，他不得不改名易姓为王坦甫，从沪上渔阳里秘密地隐居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谁料，陈独秀隐居永兴里不久，却又与同居一里的邻居、上海英美烟草公司不到20岁的女工潘兰珍搭上关系，直至相爱、同居。这使得高君曼气恨更加难平，愁肠寸断，与陈独秀大吵一顿，声泪俱下，感情彻底破裂。高君曼怒不可遏地责骂陈独秀：

　　“你丧尽天良，狼心狗肺！既害了我姐姐，又坑了我，毁了我高家。我忍无可忍，只得与你分手，独居南京，让你去寻欢作乐。”

　　无可奈何而理屈词穷的陈独秀，只得求助于亚东图书馆发行公司出版商，每月资助三十元。这样，身患咯血病的高君曼愤愤不平地携带一对儿女，凄凉地独居南京娘家的几间破旧草屋，直至香消玉殒，也没有去见过陈独秀一面。

　　含愤病死茅草屋

　　昔日的将门才女高君曼与陈独秀相亲相爱，冲破封建礼教和族人的歧视而结为夫妻，万没想到，如今却落下遭遗弃的凄凉结局，这怎能不使她伤心惨痛，悲愤忧郁呢？在举目无亲而无经济来源的六朝古都，开门便要钱，一个弱女子怎样生活下去呢？同时，她又是蒋介石悬赏捉拿的陈独秀之妻，在国民党心脏之地的白色恐怖下，她如同惊弓之鸟，惶恐万状，事事处处不得不谨小慎微，不敢轻易露面，整日闭门谢客，甚至与邻居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一次夜间查户口，破旧草屋的门被敲得“咚咚”响。这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吓得她心惊肉跳，两个孩子吓得“呜呜”哭泣不止。她以为特务上门来抓她，一时惊恐得束手无策，只听外面厉声吼道：

　　“快开门！不开，就踢门啦！”

　　“臭娘们，窝藏共产党！”

　　她只得战战兢兢地去开门。门一开，只见几个警察手持长枪，一脸凶相，打着手电筒，里里外外翻查一番后，问道：

　　“你家几口人？”

　　“三口。”

　　“那两个孩子是你的什么人？”

　　“是我的女儿和儿子。”

　　“那你男人呢？”

　　“死了！”

　　“怎么死的？”

　　“病死的。”

　　“你干什么事？”

　　“失业。”

　　“臭娘们，你听着，不得窝藏共产党，窝藏者要坐牢！”

　　“是，是，老总！”

　　“家里来了人，要报户口！”

　　“是，是，老总！”

　　其实，这夜间查户口在那时的白色统治区内，如同家常便饭，然而却使得高君曼心境多日不能安宁，整日提心吊胆，尤其夜间更觉难熬，担心警察再来，更怕特务上门……每每想到这些，她总是怒火中烧，斥骂陈独秀的不仁，是前世作孽。她悔恨自己当初轻信陈独秀的甜言蜜语，他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从共产党总书记的位置上一落千丈，也是他咎由自取的下场，没有被特务抓住，也算是他命大。可怜的高君曼，在这破旧草屋里，家具破碎，母子三人只睡一张不像样的木板床，过着苦不堪言的生活。刮风下雨，无藏身之处，外面下大雨，屋里水汪汪。夏季，号称长江流域“三大火盆”之一的南京酷热难耐，又无蚊帐，任凭蚊虫叮咬；三九寒天，冰天雪地，却盖着像猪油似的破棉絮，两个孩子冻得直打哆嗦，她就用母爱的体温去温暖他们。每月只靠上海亚东图书馆朋友接济的三十元，来维持起码的生活，还得培养子女读书，饥寒交迫，实在难熬，孩子不断地哭唤着：

　　“爸爸，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

　　孩子的呼唤，常常使她心如刀绞，悲戚的泪水长流不止。她不愿再听到孩子这挠人心碎的呼唤，不让孩子再提起抛弃他们的父亲，她曾不止一次地求儿女说：

　　“子美、哲民，妈妈的心都碎了，我求你们今后再也不要呼唤他，好不好？”

　　两个懂事的孩子听了，“哇”的一声扑倒在母亲的怀中……

　　然而，南京又是国民政府首都，生活费用并不比上海低多少，有时她手中一点钱也没有，生活极度困难，甚至有时连锅都揭不开。

　　在这度日如年的苦难日子里，她曾几度想投秦淮河一死。然而，她却舍不得丢下亲骨肉——一双天真无邪而读书上进的子女，她要活着，她要把他们培养成人，做个不像他们父亲那样无情无义的人。于是她支撑着苦苦挣扎在穷愁潦倒之中……

　　走投无路的高君曼只得化名高丽立求助于安徽同乡会，被介绍到南京水西门柳叶街上机坊同业行会当办事员。那时，社会上对职业女性普遍存在歧视，尽管她工作勤恳负责，兢兢业业，一年之后仍然被排挤出去。后东南大学教授汪东出于同情，介绍她到珠宝廊省赈灾委员会当抄写员。她写得一手蝇头小楷，工整娟秀，工作又细心负责，收入虽低但稳定，得以供养一双儿女读书。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她积劳成疾，又缺钱治病，只得辞去工作回家休养。

　　1930年冬，正当陈独秀与新夫人潘兰珍同居，抛弃高君曼不久，他的结发妻高晓岚在安庆含愤而死。噩耗传到南京，本已心碎的高君曼更觉悲痛，同时又内疚不已，深感对不起死去的同父异母姐姐，悔不该当初从她的手中夺走陈独秀，给她带来终生的苦难。而今，她自己又落得与姐姐一样的凄凉结局……为忏悔内心对姐姐的过失，她不得不带着儿女回安庆奔丧。一回到安庆家门，就抱着离开人世的姐姐痛哭了一场，她把埋藏在内心的苦水倾泻而出，悲怆地哭诉着：

　　“姐姐，你死得好苦！妹妹对不起你……”

　　喉咙哭干了，眼泪流尽了，哭得昏死过去，苏醒过来再哭。曾经是俊俏的将门才女，如今却显得多么的苍老、衰弱。

　　然而，即使她这样，陈家的人和亲友，对她与陈独秀的婚事仍然不能宽恕，多有非议和责难。当高晓岚病逝时，是否报丧于高君曼，陈家的人和亲友都持反对态度，唯有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以为，无论如何，高君曼毕竟是生母同父异母胞妹，至少她是我的姨妈，哪有不报丧之理？当高君曼带着孩子从南京回到安庆家中时，陈独秀姐姐的孩子按大人之意，不叫她舅母，而偏叫她小姨。高君曼听了气愤不已，反问道：

　　“叫我小姨当然也可以，那么他们对舅舅陈独秀又该怎么称呼呢？难道也叫他大姨夫吗？”

　　这使得本已极度悲痛的高君曼，精神上再次受到难以承受的刺激，神经近乎崩溃，不仅原患多年的咯血病大发，又患上子宫癌，贫病交加，卧床不起，凄凉不堪。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位善良的女性久病无钱医治，于1931年含着悲愤凄凉地死于南京，终年约46岁。

　　她死后，幸亏潘赞化获悉噩耗，即从上海奔来南京为她营葬，并得到陈公博和赈灾会的好心同事的资助，葬于南京清凉山南麓荒草树林中，距古扫叶楼百余米。不然，她连收尸的人都没有。墓的碑石为陈哲民、陈子美所立。1993年清明前，在北京某大学任副教授的高君曼孙女陈祯祥(即陈哲民之女)前来清凉山，迁移祖母的遗骨到南京南郊黄金山公墓重新安葬。

　　离人含泪而去，留下了一对孤苦伶仃的子女。他们被父亲遗弃，如今又失去了相依为命的母亲，在六朝古都，举目无亲，陈子美、陈鹤年姐弟俩，不得不过着饥肠辘辘的流浪生活，颠沛流离于人世间……  .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体", sans-serif; 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color:#999;padding-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 background:#fff;margin:0 -2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 color:#fff; 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 text-decoration:none}.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体", sans-serif; 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color:#999;padding-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 background:#fff;margin:0 -2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 color:#fff; 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 text-decoration:none}.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体", sans-serif; 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color:#999;padding-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 background:#fff;margin:0 -2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 color:#fff; 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 text-decoration:none}.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体", sans-serif; 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color:#999;padding-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 background:#fff;margin:0 -2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 color:#fff; 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 text-decoration:none}.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体", sans-serif; 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color:#999;padding-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 background:#fff;margin:0 -2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 color:#fff; 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 text-decoration:none}.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体", sans-serif; 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color:#999;padding-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 background:#fff;margin:0 -2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 color:#fff; 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 text-decoration: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