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之炼金术士罗珊:什么挡住了科技人员的流动

               伏绍宏（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管理学所所长）

    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然而，仍然有不少高质量的科研人员聚集在大学、科研院所，研究项目与市场需求脱节明显，耗费了大量人、财、物力的工作得不到应有的反馈。是什么挡住了科技人员的流动？那些流动起来的人，又是否能够在不同的身份之间自由转换呢？

    “柔性流动”情况较为普遍

    主持人：据您了解，我国科技人员在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和政府机构之间流动的情况如何？

    伏绍宏：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人才流动配置机制，营造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人才制度环境是国家人才发展的总体部署之一。随着“铁饭碗”“终身制”在一些领域相继被打破，科技人员在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和政府机构之间流动的壁垒正在慢慢消除。科技人员既可选择“刚性流动”，又可通过引智合作、兼职互聘、下派上挂等“柔性流动”方式实现流动。处于体制内的院校、科研院所和政府机构的科技人员一般在定员定岗后容易固化，常以人才“柔性流动”为主向其他机构提供智力服务和合作研究等。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的科技人员流动则相对自由，人员对区域、行业的流动选择权较大。但科技人员在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和政府机构之间流动易面临知识产权流失风险，应注意加强防范。

    张玉臣：可以把科技人员的流动分为三类：一是体制性流动，比如通过科研院所转企改制、高校办企业等实现的流动，这样的流动现在已经比较弱；其次是组织性流动，通过组织安排的挂职、交流，或者高校和企业共建科研机构等，这种流动现在较受重视，数量相对较大；最为普遍的是个体化的市场性流动，如科技人员在不同机构做兼职，包括企业顾问、独立董事等等，算是“脚踩两只船”。

    用人机制仍然是限制流动最重要的原因

  主持人：促使科技人员流动的原因是什么，阻碍其流动的障碍是什么？

    张玉臣：我认为促使科技人员流动的原因首先是社会的开放及人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很多人突破了“学而优则仕”“惟有读书高”等传统束缚，以多样化的事业追求自我实现；其次是经济因素，不同区域、不同机构之间收入差距很大，外企、私企等能提供较好待遇，对科研人员吸引力较大，而国企则更多是人才流失。

    不同研究机构的绩效考察标准单一，必然使人的行为整齐划一，失去个性，失去适应性，导致合作交集减小。最近几年，国内高校、研究机构出现绩效标准标签化、单一化倾向，限制了这些机构科技人员为企业服务的意愿。一些地方大学也在“研究型大学”招牌诱惑下，片面追求SCI论文数量，不重视，甚至轻视应用性研究。不少企业评价说，现在学校老师玩的都是“空手道”。而多数企业只做短平快产品，对产业共性技术都不感兴趣。这种短期化行为倾向，抑制了科技人员在不同部门的流动，也严重破坏了原本多样化的科学研究本身。

    伏绍宏：科技人员是最具有自我驱动能力与创新能力的知识型人才，通过所掌握的知识资源与机构组织达成就业契约关系。促使科技人员流动的原因虽然也存有宏观、微观之分，主观、客观之别，但与其他人员流动相较仍有诸多不同。首先，科技人员的流动更加注重个体价值的实现；第二，较小受到外部资源的控制；第三，流动意愿主要体现在对工作和环境的满意程度上。满意度的高低不单纯取决于以薪酬待遇为主的物化条件的多寡，还取决于职业发展认同、个体成长的政策扶持、事业平台的优劣、人际关系的好坏等非物化因素。即是说，导致科技人员流动的因素具有更加综合化的特征。

    目前流动的主要障碍首先是体制问题，体制造成的科技人员被单位、部门、地方“捆绑”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体制内外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还存有较大差异，体制内外人员互流的屏障难于逾越；其次是科技人员流动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缺乏，没有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较为完善的信息服务网络，科技人才流动的信息成本、机会成本等较高。

    主持人：户籍管理、所有制限制等传统上影响科技人员流动的关键因素约束力是否有所减弱？

    伏绍宏：相关改革措施推出后，出于发展需要，各地出台了不少鼓励和引导科技人员流动的政策，户籍、所有制这些约束科技人员流动的阻力正在逐步缓慢减弱，在一定区域内人才流动变得较为活跃了。

    张玉臣：用人机制在我看来仍然是限制流动最重要因素。现在的用人机制通过“编制”把人限定为单位人，而不是社会人。“编制”圈定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既得利益又严重制约了改革步伐；人人喊革命，都不能革自己。现在很多单位探索派遣制，也仅限于较低层次人才，仅仅是边缘部分“活”了，整体仍然“活”不起来。国外大学虽然有终生教授，但额度很小，为的就是保证充分的竞争和流动。

    在人们对市场风险认识越来越深的情况下，所有制对人员流动的制约这两年有所强化。由于改革不到位，不同所有制在福利、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很大程度上成为左右个体选择的重要变量。

    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应起基础性作用

    主持人：科技人员一旦从体制内流向体制外，再“回流”的可能性有多大？

    伏绍宏：人才回流一般要受到一国或地区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教育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需要科技人员在体制内外的合理配置。但目前我国实行的人才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的格局还未彻底打破，市场导向和市场驱动的人才流动局面还局限于体制外。体制内外人才循环流动的障碍在较长时间内仍难以克服。科技人员从体制外再回流到体制内的空间非常狭窄。

    主持人：国外有不少研究者也曾转变身份进入实际操作领域，然后再回归学术，这在中国能够实现吗？

    张玉臣：被誉为“美国世纪的工程师”的万尼瓦尔·布什曾参与创建多个技术型企业，担任过麻省理工学院副校长，在二战中还领衔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科技顾问，他撰写过划时代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在原子弹、硅谷和互联网等方面，都有这位科学管理者和科学思想者的贡献。可以说，他是在不同领域活跃的成功代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任何岗位都思想独立、贡献真知。如果我们的研究人员到实际操作领域能够坚持唯真、唯实，在社会科学、管理等学科回归学术肯定没问题。自然、工程等学科可能比较难。现实中一些研究者进入操作领域后，陷入事物性工作、失去独立性，回归难度就大些。

    主持人：在科技人员的流动中，市场应该起怎样的作用？科技管理部门又能做些什么？

    伏绍宏：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主要通过价格和供需机制来调节人才有序、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科技人员亦不例外。科技人员向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单位乃至不同区域流动，市场会根据价格、供需等因素自发调节，所谓“孔雀东南飞”正是市场调节人才流动所形成的景象。

    政府的科技管理部门应尊重市场的作用，遵循市场规律，推动科技人才与用人主体双向选择；遵循价值规律，实现科技人才价格和价值相符。在避免行政对市场不当干预的前提下，加强对专业技术人才宏观调控，明确发展目标，坚持分类指导，搞好统筹规划。重点在政策体系完善、管理制度创新、服务体系构建、社会环境培育等方面发挥作用。

    张玉臣：毫无疑问应该由市场配置资源，更何况人是最具活性的资源。要通过更多发挥市场的作用，让科技人员成为社会的人、自由的人。

    科技管理部门在推动改革上做了不少工作，很多工作是靠前的；但体制改革一个部门很难推动，特别是受制于利益群体及部门的情况下。科技管理部门可以按照科学研究本身多样化的特点，推动科研绩效评价科学化、多元化。在稳定基础研究的前提下，根据我国现实需求及科研队伍实际状况，引导多数科技人员从事应用研究。实际上，二战后70%的基础科学知识是在应用导向的研究中衍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