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之妹控番长出处: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率先拉开揭批康生的序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19/10/15 00:47:38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率先拉开揭批康生的序幕

发布时间:2010-07-26 09:34 作者:甄石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98次

  1977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中央党校,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校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时任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兼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胡耀邦出任副校长并主持党校日常工作。此时的中央党校,已经被康生等人把持了20余年,积压了大批冤假错案,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胡耀邦上任伊始,便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勇气和魄力,坚持实事求是,在中央党校率先拉开了中共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序幕。


  率先拉开揭批康生的序幕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工作后,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首先抓了揭批查那些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人们郁积已久的对“四人帮”的愤怒一下子迸发出来,纷纷揭批他们的罪行。随着运动的开展,造反派头头犯下的严重错误被一一揭发了出来,但他们推诿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经康老(康生,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同意的。我们执行的是康老的路线,不是“四人帮”的路线。虽然康生已经在1975年12月16日死去,但在1977年8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仍被奉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因此,中央党校的造反派就拉着他这杆大旗当保护伞。有位中央领导人也对胡耀邦说:“康生这个人不好,干了很多坏事。不过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人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


  针对这种状况,胡耀邦明确指出:对于中央党校的领导,在台上的也好,在台下的也好,活着的也好,死去的也好,凡是对他们有意见的,都可以提出来。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康生这个极左派的嘴脸终于被揭露了出来。1977年12月9日,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的几位工作人员率先贴出了揭发康生的小字报,指出康生与江青是一丘之貉。几个小时后,揭批康生的小字报接二连三地贴了出来。党校学员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厅、局级以上干部,看到这种情况后,不少人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纷纷写信或打电话回去,报告中央党校已经开始揭发康生。随后,有些地方也开始向中央报送材料揭发康生的罪行。根据胡耀邦的意见,中央党校将小字报的主要内容摘登在《情况反映》上,并及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报告。


  12月中旬,中央党校连续召开了四天全校工作人员大会,放手让教职员工揭发康生的罪行。会上有17人发言,揭露康生一手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和犯罪的事实。在此基础上,胡耀邦让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一起,整理出一份康生点名诬陷的干部名册,计有603人。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33人;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58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93人;中央和国家机关正、副部长91人;各大区中央局和各省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其余的266人也都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此次大会后,中央党校临时党委根据大会的决定,将康生的犯罪事实上报中央审查处理。


  1978年11月,胡耀邦将这份材料带到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者审阅后无不感到极大震惊和愤慨。因此,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并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审查。后来在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时,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最后判决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


  指导写出平反冤假错案好文章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工作后,为了给党校受冤假错案迫害的干部迅速平反,落实政策,首先提出要在临时党委领导下,成立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领导小组,下设落实政策办公室,着手进行甄别工作。当时,由于“文革”并未被否定,全党全国尚处在“两个凡是”的方针指导下,个人迷信还牢固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许多在事后看来是一清二楚的冤假错案却无法平反。胡耀邦力排众议,冲破重重阻力,组织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员,具体解剖疑难案例,以抓典型案例平反推动全局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收效明显。


  当时,中央党校正在处理一个在20世纪60年代因批判“合二而一”时受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后来在“文革”中又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而被开除党籍的老干部案件。一个负责甄别工作的领导认为:这个老干部在“文革”中被定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开除出党的处分可以平反,但1964年定的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不能平反,因为那次批判“合二而一”是毛主席领导的。胡耀邦发现这个问题后指出:毛主席一再说过有错必纠嘛,为什么“文革”前的问题不能甄别呢?看看定下的案有没有错嘛!坚持实事求是嘛!他坚定地提出:我看不管是什么时候定的,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什么人定的,只要是错了,就要纠正,就要平反。根据胡耀邦的意见,中央党校临时党委决定另设一个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那个1964年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老干部,后来也得到了平反。


  “文化大革命”中,成千上万的干部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每一个案件都被罗织了一些罪名,都经过了层层审批而定,还有许多案件是根据“最高指示”、“中央文件”等审定的“铁案”。面对这些积重难返的冤假错案,胡耀邦联想到许许多多老战友、老部属蒙受冤屈的痛苦之情,常常夜不能寐,决心要为这些冤假错案的甄别平反而奔走呼号。但这不是某一个单位、某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全局性的问题,因此要在全国形成舆论,推动全党来进行。


  1977年5月的一天下午,胡耀邦把中央党校教师杨逢春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说:“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不知道你敢不敢、怕不怕。”杨问:“要我写什么呢?”胡耀邦说:“是有关干部的文章。”杨感到为难,说:“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了解。”胡耀邦说:“那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再找两个同志帮助你。”胡耀邦随即请党校从事教学的另外两个同志参加,并与《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取得了联系。胡绩伟表示,写这样的文章很有必要。


  胡耀邦随即和杨逢春等人,还有《人民日报》派来的几位编辑整整谈了两个半天,向他们讲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重要性、紧迫性。胡耀邦对他们说:这20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得少数坏人能够从中搬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遭到的一次长时间的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可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及时抓紧利用这个好时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要求别再放过这个好时机了。但是,看来要取得根本好转,还要有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要尽可能抓紧。


  在胡耀邦的直接具体指导下,文章的写作相当顺利。杨逢春等人写出的提纲得到胡耀邦首肯后,不到一个星期就写出了初稿。胡耀邦看后觉得有了个基础,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以后,他又一遍一遍地对修改稿提出修改意见,还请《人民日报》的编辑也参与修改,先后修改了17次才最后定稿。《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看了这篇文章觉得很好,准备立即登载,但胡耀邦说先等一等,看看再定。


  1977年8月中旬,中共十一大召开,胡耀邦作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选出的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令胡耀邦失望的是,这次大会并没有真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口号,反而对其加以肯定。这时,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是要求甄别、平反冤假错案的上访和申诉与日俱增。胡耀邦感到,发表那篇文章已是时不我待。经过与胡绩伟联系,决定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那天,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整版篇幅发表。


  这篇由胡耀邦精心策划、亲自指导、反复修改定稿的文章,题目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由杨逢春等三人署名。文章鲜明地提出:我们要敢字当头,敢于冲破阻力,敢于推倒“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作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陷不实之词一定要推翻,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


  文章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犹如惊雷震动沉闷的大地,许多受到冤假错案迫害的人读了热泪盈眶,夜不能寐。《人民日报》一个月内就收到一万多封来信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来信、来电可装两麻袋。读者在来信、来电中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掉眼泪,这下一家人可盼到大天亮了!”“我们读这篇文章越读越激动,全家人哭了一个晚上。”“我们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这么多年,有冤无处诉,有屈无处申。这篇文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们有希望了,我们终于盼到党中央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但是,对这篇文章也并非没有非议。有些地方和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迟疑观望,认为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老大难问题,没有中央红头文件不好办,不能凭一篇文章行事。特别是那些参加过“审干”、“定案”的干部和组织人事部门的人,像是被刺了一针,很不好受。有的甚至打长途电话责问《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中央文件作依据?过去所定之案,都是根据中央原有的文件精神办的,都这么多年了怎么平反?有的人甚至指责说:这样搞只能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


  种种非议,早在胡耀邦意料之中。他把文章作者和《人民日报》的编辑请到家里商谈,说:“看来我们这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蒙冤受苦的人都欢欣鼓舞。可是也有人不高兴,认为我们闯了乱子。这不奇怪。自从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种风还刮得很猛,简直就是十二级台风。但是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会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接着,他引用了一句苏轼的名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希望在座的诸位要有“坚忍不拔之志”来办好这件大事。他细致地同大家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商定要继续写文章,同时请《人民日报》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干部政策的来信,报道那些勇于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地方和部门。


  胡耀邦和文章作者及《人民日报》的编辑几经研究,确定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杨逢春等人在胡耀邦的指导下,很快写出了初稿送到胡耀邦的家中。由于当晚停电,胡耀邦点起两支蜡烛,与作者逐字逐句地细心推敲、修改,直至深夜。11月27日,《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一文以“本报评论员”的署名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同时,在第二版以《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为通栏标题,选登了五封读者来信。这五封信分别冠以这样的标题:《不能无动于衷》、《这样说法不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首先是要清理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多发表这样的文章》。后来,《人民日报》又以显要位置登载了《宁夏区党委大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等报道,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开展。


  提出以实践标准检验“文革”正确与否的论题


  1977年8月,胡耀邦在参加了党的十一大后,即布置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准备研究“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他指出:研究党史,当前就是着重讨论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注:当时所谓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是指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林彪形左实右路线”、“‘四人帮’极右路线”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应该抓住这个问题,最好能写出一个稿子来。此后,党史、党建教研室即着手制订党史教学的计划,准备在开学后组织学员进行研究。


  12月2日,中央党校召开党委会议审议党史教学计划。党史、党建教研室提出的党史教学计划草稿,思考问题未敢越出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和中央文件的框框,仍然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下,只讲林彪、“四人帮”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至于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则是“破坏”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达十七年之久,又继续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大黑线”。针对这个提法,胡耀邦在讨论过程中指出:“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有些文件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错了就是错了嘛,部分错了就是部分错了,全错了就是全错了……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反面材料光看文件不行,‘四人帮’还有许多没有形成文件的东西,还要看实践嘛!”


  一个星期后,按照胡耀邦的布置,由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牵头,党史、党建教研室的人参加,讨论并形成了一个党史教学的新方案。12月10日,党校召开党委会议再次进行讨论时,胡耀邦讲话指出:怎么研究,抱什么态度,这是一个方法论。可是方法不对头,研究党史也要迷失方向的。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据只言片语。胡耀邦这番话是同当时盛行的“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对大家起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许多人至今回忆起来仍说:启迪作用终生难忘。


  按照胡耀邦一再强调的意见,《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草稿)》于1978年1月18日形成,对“怎样进行研究”明确提出了两条指导原则:(一)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为指导,去进行研究。坚决反对像林彪、“四人帮”那样抛弃原著的精神实质,摘取只言片语,实用主义地加以运用,以及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将马列和毛主席针对某些具体情况作出的指示,搬用于根本不同的情况等做法。(二)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指导下,以路线斗争的实际结果为标准,也就是以社会实践为标准,来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是非。


  《若干问题(草稿)》还说:“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把扭曲的历史真相恢复过来。这样地研究路线斗争的历史,是当前正在进行的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实现思想大解放的重要环节之一。”并强调:“我们应当用毛主席一向提倡的延安整风精神和科学态度,摆脱有关个人利害得失的种种考虑,敢于触及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思想禁区和一切被实践证明为谬误和片面的东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如实地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包括个人的经验教训在内)。”


  1月20日,已经到中央组织部上班但还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阅了《若干问题(草稿)》,肯定“路子是对头的”。他说,此稿“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现在大约是一万四千字,可以扩充到三万字”。


  在胡耀邦指导下,《若干问题》数易其稿,扩展到四万字,最后由胡耀邦审定,作为党史教学的“讨论提要”,发给全校800多名学员和几百名教职员,热烈讨论了10天。许多学员从“实践检验为标准”出发,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一系列疑问,诸如“对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如何评价”,“怎么把林彪写进了党章”,“对九大、十大如何看”,“九大、十大、十一大对三次路线斗争的总结是否正确”,“我们这么大的党,被林彪、‘四人帮’几个人搞到崩溃的边缘,是什么原因”,“我们的路线有没有问题”等等。也有一些学员提出:这个文件讲到刘少奇,为什么没有再写“叛徒、内奸、工贼”?有的甚至质问:“谁给你们权力摘掉刘少奇的三顶帽子?”还有的问:“这个文件为什么不提以九大、十大、十一大文件为依据?”有的则说:“中央不讲话,我们不好讲。”但是这份讨论提要,引导和启发大家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思考。更重要的是,许多学员将《若干问题》寄回到本单位,把实践检验“文革”的思想扩散到了全国各地和各部门,无疑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也是向“文革”极左思想发起冲击的第一次响亮的号角,成为后来彻底否定“文革”的先导。这样的讨论发生在1978年初,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举。


  创办《理论动态》作为正本清源的理论先导


  胡耀邦在对“文革”进行深刻思考后认为,这些年来“左”倾错误严重发展,根本的原因就是离开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能够打着红旗反红旗,靠的就是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如今要拨乱反正,必须正本清源,把颠倒了的理论是非纠正过来,首先要把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重要理论观点,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查明原意,从理论上、思想上加以澄清。


  1977年6月4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把思考了很久的想法提了出来。他说,我们党校要搞一个理论性的、议论性的刊物,针砭时弊,短小精悍,力争在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也是我们办刊物的灵魂。两天后,胡耀邦召集了一个具体筹办《理论动态》的会议,谈了他对办刊物的具体构想:内容宁可少一些,一期一题,要及时,给人们头脑里装一个问题,不要装几个问题。我们只搞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可牵涉一点,带理论性的政策问题牵涉一点。接着,他讲了已经想到的11个选题和思路,同大家探讨,并要求编辑组经常出题目,经常想,有的请人写,有的自己写。他说:每篇稿子定稿我都要看,搞两个月你们就可以自己搞了。至于发行范围,除中央外,各部委、各军兵种、各省的党委和党校以及理论宣传单位都要有一份。他勉励大家说:写批判的东西不容易,要加紧看书,掌握资料。


  6月22日,胡耀邦又召集编辑组开会,对大家提出的种种问题,进一步明确如下几点:(一)刊物名称还是叫《理论动态》好,是个内部刊物。(二)发给中央同志,给自己,也给下面省以上的干部,搞理论工作的部门。(三)作用主要是两个:一是提供一些材料,给这些领导同志掌握理论研究上的基本动向作参考;二是查明和澄清有关马列主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同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有关的一些观点、出处、原意、发展情况等,但又不是泛泛地搞,要针对当前的争论、弄不清楚的问题,要有针对性,根据当前理论斗争的需要。(四)稿子能自己搞最好,或者主要靠我们自己搞。(五)篇幅尽量控制在2000字左右,两页,特别情况下可以搞三页、四页。领导同志,包括省委书记,长了不能看,篇幅一多就要走向反面。(六)还是要搞成期刊,两三天一期不行就定五天期,准备好了再出。


  与此同时,胡耀邦倡议在中央党校举办一些理论研讨活动,有准备地座谈讨论一些重大理论问题。7月12日,中央党校举行了第一次理论座谈会,胡耀邦亲自主持,主题是如何搞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辅导。吴江在会上发言,对如何理解“继续革命”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说,对“继续革命”要有一个总的理解。“继续革命”的对象,第一不能将“‘文革’的重点是整走资派”这一提法扩大成“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是整走资派”,否则“完全有可能被某些野心家利用来不停顿地打倒一切”;第二,“继续革命”的任务应包括生产力方面的革命;第三,“不断革命”并不就是“不断反右”。毛主席说过,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对吴江的发言,胡耀邦觉得有新意,因为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把这个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说什么过去只承认阶级斗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只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探讨怎样才能把它科学地阐述清楚,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因此,胡耀邦在会上当即肯定了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要吴江将发言整理一下,在《理论动态》第一期刊出,以便引起争论。吴江第二天将发言整理成文,胡耀邦亲自审阅,作了一些修改后即予定稿,送印刷厂付印,于7月15日发出。


  《理论动态》第一期吴江的文章《“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对“继续革命”问题另作阐述,使人耳目一新。邓小平看了这篇文章后表示,这样“引起讨论好”。许多看了《理论动态》的干部和党校的教师,都觉得文章提出了一个确实值得人们重新思考的问题。也有人大吃一惊:“怎么对这个基本理论还要进行‘探讨’?”


  编辑组成员在胡耀邦直接领导下,从各个方面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撰写和组织文章。例如,针对“两个凡是”,《理论动态》第三期《列宁关于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一段精辟论述》、第四期《如何把学习〈毛选〉五卷的辅导搞得好一些》、第十六期《干部理论教育要系统地学习原著》、第十九期《列宁关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等多篇文章,都论述必须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理论动态》还发表许多文章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第九期《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第三十三期《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反对对自己的不科学评价》等。还有一些文章,较早地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如第十三期《群众路线也是我党理论工作的根本路线》、第二十六期《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第三十一期《文风与认识路线》等。特别是第六十期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进军号。


  此后,无论是任职中央组织部,还是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胡耀邦都深情地关心着《理论动态》,多次召集编辑人员来商讨选题和文稿,更多的是在看了《理论动态》后写下各种批语,或赞扬,或批评,或提出选题,或告知动态。直到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之后,他仍然密切关注着《理论动态》。1981年9月29日,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理论动态》的编辑开会,提出:还是要抓住当前人们关心的一些实际问题加以阐述,予以思想的、理论的阐述;要抓住人们脑子里有怀疑的、没弄清楚的、模糊的、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予以条理的、理论性的、有说服力的说明。他要求大家密切地注意实际情况,注意思想动向。他还叮嘱大家,在文风上要注意反对假、大、空、长。写文章的根本方法,要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地上到天上,而不应当从抽象到抽象、从概念到概念、从天上到天上。


  胡耀邦高度重视《理论动态》,曾不止一次地说:“这个刊物,你别看它小,办好以后等于我们办了另一个党校。”他多次对《理论动态》的编辑说,要把自己的工作提高到扭转乾坤的高度来认识,要明确认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理论工作的历史使命。他这样勉励大家,也这样要求自己。他还曾诙谐地说:将来我死了,创办《理论动态》要写上一笔。
 


来源: 人民网 | 来源日期:0 | 责任编辑:袁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