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之上龙鳞:康生,一个政治场上的高级投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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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保孜:康生,一个政治场上的高级投机商

发布时间:2010-01-20 19:38 作者:顾保孜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29次

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大动乱中,康生把自己几十年“建家立业”的本领统统拿了出来,积毕生之阴谋手段,做起了军师,被奉为“智多星”。这场动乱中的许多耸人听闻的重大事件,都是他在背后出谋划策或直接挑动搞起来的。


  用“理论”敲门砖,终于敲开最高权力之门


  康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就裹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外衣,在中国共产党内投机钻营长达五十年,风雨任变幻,神情总自若,他常以最最革命的极左面目出现,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在历次政治斗争中,他都凭自己狡黠的奸道见风使舵、顺水行舟,保证了他在几十年宦海生涯中经久不衰。


  当时间推演到公元1980年,康生伪装的画皮终被揭开,自以为能流芳百世的他,却遗臭万年。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爬上权倾中外地位的大阴谋家,他是如何发迹的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康生被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不久,向忠发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由于他是工人出身,文化水平和组织能力十分有限,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立三掌握实权,康生极力附和,得到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之职,这使他认识到党内谁有权就跟谁,谁的职务高就跟谁,谁的话顶用就跟谁,并将此作为自己今后的政治支点。


  1956年初,党的“八大”召开之前,饶漱石因参与高岗反党联盟已身败名裂,康生决定抓住这个机会,重返政治舞台。他开始在公开场合亮相,不放过一切接近最高领导者的机会。他探听到毛泽东准备花更多的精力从事理论工作,于是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理论权威”,想尽办法夺取理论工作的领导权。


  他首先将自己的办公室设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靠近为毛泽东准备的办公室,这样可以“近水楼台”。这一招很灵验,没有几个月的时间,他由于全力投入,着手抓理论工作,而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1959年他又被任命为《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副主任。此间,康生又毛遂自荐,向毛泽东建议在中央文教小组下设理论小组,由康生兼任组长,此后又将理论小组提升为中央理论小组,他身兼二任,捞取了实权。


  这年下半年,中央决定康生兼管党校的工作。这更使康生喜出望外,他可以如愿以偿地在这个位置上打着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的幌子招摇撞骗而通行无阻了。


  康生开始使出了以前的那套“看家本领”,用一步比一步高的调门吹捧毛泽东,制造个人迷信,循序渐进地将毛泽东神化。他用理论作为敲门砖,渐渐博得了最高领导人的欢心。


  “文化大革命”前夕,康生就感觉到了一场大的风暴即将来临,于是便捷足先登,在政治舞台上煽风点火,制造混乱。早在1964年,康生就多次向毛泽东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他不顾历史事实,“发明”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康生不愧是谙熟奸道的高参和玩弄阴谋手段的高手。在江青汇报碰钉子后,他亲自向毛泽东进言,说自己考虑了两三年,看出《海》剧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为彭德怀翻案。康生的描述引起了主席的重视,他由于抢了头功而倍加受宠。他后来又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整个部署上,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阴谋,是江青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炮制的。从中共中央常委、政治局到书记处,除康生以外其余人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文章的由来。


  1965年,中央决定成立五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彭真被委任为组长,康生当上了副职。他与江青等人一直暗中勾结,为他们出谋划策,同时又把“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情况一五一十地透露给江青,对江青掀起天下大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他制造“海瑞罢官”一案的发明权,在江青和陈伯达的煽动下,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后来,康生又将其变为毛主席的东西,大加宣扬,在制造天下大乱上立了大功。


  1966年2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彭真和康生汇报时,曾问道:“《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立即据实作了否定的回答。于是毛泽东将事情和盘托出:“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连忙插话说:“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康生,作为善于玩弄阴谋的政治骗子,此后又多次在公开场合声明毛泽东同志肯定了他的发明。


  在向毛泽东汇报之前,五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曾在彭真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会议,集中讨论了由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学术争论问题,会后形成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全国。


  就在这节骨眼上,康生鼓动江青背后告状,将《二月提纲》严肃化,在毛主席表态“这个提纲是错误”后,康生又将《二月提纲》喻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宣称这个提纲是彭真背着自己暗地里偷偷搞的,是一种阴谋活动的产物。康生的“揭发”和批判,使中央决定解散“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康生这着十分卑鄙的棋,使他随后一步登天,取得当时显赫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的职位,凌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


  《二月提纲》被批判之后,经毛泽东提名,康生和陈伯达被指定来起草《五一六通知》。在《通知》起草的过程中,康生四处活动,到处煽风点火。


  他首先鼓动一位姓吴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贴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以向彭真等人进攻为突破口,掀起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动乱。而明哲保身的吴某为了给康生交差,只写了一份北京市宣传部长杨述的大字报,未了解康生的真正用意。此时,康生已拿到了《五一六通知》的御牌,取得了最高领导的信任,康生看到自己编造的谎言和阴谋得逞,打败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彭真,万分高兴。


  随后,康生又秘密派他的老婆曹轶欧等七人,打着“调查”的幌子,到北京大学煽风点火,并亲自召见了曹轶欧的“老朋友”——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向她面授机宜。在康生的亲自部署和指挥下,《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这张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炮制出来了。5月25日大字报一贴出,它就像一声平地惊雷,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应,北大师生强烈不满。当天晚上,严密注视各方形势发展的周恩来总理立即派人到北大严肃批评了聂元梓等人。


  康生发现他指挥炮制的这第一张大字报即将夭折,十分恐慌,便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孤注一掷,将大字报底稿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以求侥幸获得支持。可以说这是康生拿自己的命运押的赌注,这是他在关键时刻走的一着险棋,如果毛泽东对大字报持反对意见,他必将被作为这一事件的幕后操纵者而受惩处。


  6月1日,康生的阴谋得逞了,毛泽东同意将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康生心花怒放,后来把这张大字报吹到了天上,说它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6月2日,康生又指使《人民日报》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这样耸人听闻的通栏标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同时登出了陈伯达、王力、关锋连夜赶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第一张大字报》。就这样,一场将中国引向灾难和内乱的“文化大革命”揭开了真正的帷幕。


  事后,康生曾将他亲自炮制第一张大字报作为资本来炫耀。1967年1月29日,康生同外宾会谈时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促动和支持的。”明人不难看出,康生是第一张大字报的真正幕后策划者。


  捕风捉影,捏造出一个“二月兵变”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内乱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已经摊牌,全国的形势异常紧张,康生意识到“神仙打仗”的时机到来了,但他这个“小鬼”决不能因此遭殃,必须从乱中抓权,谁是强者就跟谁走,俗语说“有奶便是娘”嘛。


  康生看清了军方林彪权力的上升,“刘少奇垮台,第二把交椅十拿九稳是林彪的”,他心里想,“林彪虽阴险狡诈,但他生逢天时,应该在他身上投点资,来个双保险”。于是他想出了投桃报李的计策,充当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军师和吹鼓手。当时,林彪曾煽动说中国有人搞政变,康生紧紧抓住了这次立功的机会,捕风捉影,一心想帮助林彪铲除贺龙这个“心腹大患”。


  他在一个学生写的说贺龙要组织“二月兵变”的材料上大作文章,1966年7月27日傍晚到北师大散布“彭真策划搞政变”的谣言。康生抓住了“兵变”的“事实”,甚至“兵变”的时间、地点和具体部署都调查得“一清二楚”,使林彪那篇贼喊捉贼的“五一八”讲话有了落实。这一招,极大地博得了林彪的欢心,叶群曾亲自给康生打电话代转林副主席的问候。


  实际上,“二月兵变”事件是康生亲手制造的轰动全北京、震惊全中国的耸人听闻的大冤案,是康生酝酿的一个大阴谋。彭、罗、陆、杨相继被打倒,毫无提防的贺龙遭诬陷,在没有经过任何批准手续的情况下,堂堂的一位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被捕入狱,身陷囹圄之中,陷入呼天不应、叫地无语的绝境,很快便在囚室里折磨致死。


  贺龙含冤而逝之后,康生又在林彪身上作了进一步的投资。他看到林彪的权力越来越大,地位越变越高,便又想出了讨好林彪的主意。他吩咐中央党校的心腹,高规格印出数万套封面烫金的《林彪文集》,并亲自恭恭敬敬地将样书呈送给林彪,邀功请赏,使林彪更觉得他是一个足智多谋、不可多得的智囊谋士。


  然而,康生毕竟是一个政治场上的高级投机商,狡猾透顶,文集虽然印出,但并没有向下发。他做了两手准备,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因为他知道,古今中外,威高盖天的人,往往都以悲剧收场。果不其然,康生的老谋深算应验了。1971年“九一三”,林彪劫机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康生吓出一身冷汗,他立刻下令将储备的数以万计的《林彪文集》神不知鬼不觉地送进纸浆厂,销赃灭迹。


  在康生一生的政治投机中,因为他阴谋多变,从来没有自始至终的死党,相比之下,他同江青合作的时日最长。首先是介绍江青入“龙门”,接着又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审干中袒护江青的被捕历史,保驾江青安然过关。随后,又阴谋策划,让从苏联归国的贺子珍永远离开毛泽东身边,又一次保了江青的“大驾”。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倒刘少奇后,康生又在令江青极为嫉妒的王光美身上打主意,给王光美定了个“特务”的罪名,替江青射了一支“复仇之箭”。这一切都十分讨得江青的欢心。江青的感激之情自不待言,将康生尊称为“智多星”和“大恩人”、经常给康生通风报信,或一旁美言。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集团彻底垮台,康生就像一个赌棍,将赌注输得精光。重病在身的康生,积极推行“保江组阁”的策略,本指望江氏王朝里能涂上更多的康氏色彩。但事与愿违,他们苦心经营了八年的斗争即将成功之际,康生正在焦急等待上演的“好戏”,被“癞狗扶不上墙”的“四人帮”给演砸了。


  康生通过最后权衡利弊,已感觉到形势对“四人帮”不利,秘密叫来了唐闻生、王海容,揭发了江青、张春桥“叛徒”的丑恶历史,详细地说出了证明材料,并叫她们原原本本地转达上去。康生当时身为党的副主席,直接掌握中央组织部,他不向组织揭发,也不向中央提出,而是采取这么一种方式来“立功”,其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除党的祸害,而是为了保自己。


  康生,一生狡黠,诡计多端,他的赌注都是押双宝,而且是押在最保险的方位上。玩弄权术,他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世外高人”。但临死之前,还最后施展的投机钻营,恐怕连江青都想象不到,自以为是中国至高无上的“女皇”却被自己的“大恩人”给秘密出卖了。


  1967年初,康生以为刘少奇在地方上的“代理人”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他别出心裁地担心军队中还会窝藏着刘少奇、邓小平的“残渣余孽”,于是向林彪呈报了一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当时林彪正想借着这把刀将自己的敌对势力斩草除根,于是一股阴冷的黑风开始冲击军队,作为国家柱石的人民解放军领导机构开始大乱,陈再道、许世友等大军区司令员,有的成为“阶下囚”,有的遭受着人身污辱。


  然而,正当康生踌躇满志的时候,毛泽东回到北京,听到各地围攻军队的消息感到势态严重,“将军队搞乱等于是釜底抽薪”。他怒斥林彪、康生一伙乱军夺权,起笔批道:这是“毒草”,“还我长城”。这真如平地一声惊雷,康生慌了手脚,“吓得魂不附体”。而后,康生想出了“金蝉脱壳”之计,寻找替死鬼。阴险奸诈的康生在形势危及到他自身的安全时,不惜抛出他们的得力党羽,移物栽赃,加害他们的打手和干将,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入牢狱。


  1966年8月,康生为了将刘少奇彻底置于死地,首先授意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成立“抓叛徒战斗队”,重点清查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随后,揪“叛徒”之风,刮遍全国各地,他们目无国法,不分青红皂白,任意整别人的黑材料。


  把康生说成是害人成性的刽子手,可以说毫不过分。在几十年的害人经历中,他发明了许多害人的理论:根据“主观想象”、“可能”的猜测、“由此及彼”的株连,要不就是“相面”或给他人“栽赃”。多年来康生自居为防奸专家,而实际上,他集历史奸恶之大成,以防奸为名,行谋害忠良之实。他残酷迫害妨碍他夺权的人,达到了惨无人道、随心所欲的地步。


  带着一生罪恶,走上黄泉路


  在这场动乱史上,他写下了自己独特的篇章,为林彪、江青篡党夺权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仅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就“发明”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揭发”了《二月提纲》的“秘密”,并“指挥”了第一张大字报的炮制。康生将自己的这三步棋自喻为他的三绝,可见其绝招在于先是害人,后是邀功。凭此三绝,他顺利地登上了“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这个通天宝座。


  1967年2月13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曾经使敌人闻风丧胆、为人民立下无数功勋的老帅们,在这里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同林彪、江青等人短兵相接,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斗争。


  康生等将怀仁堂的碰头会诬说为“二月逆流”。


  在康生的精心策划下,他们迅速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反击”浪潮。从此,党政军文碰头会中断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发言权被剥夺了,政治局内正常的生活制度中止了,“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在这一震惊中外的重要案件中,康生作为老谋深算的狗头军师,发挥了关键性的特殊作用。


  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后,为了保住多年来自己苦苦经营而爬上的地位,康生积极策划“保江组阁”的策略,在江青身上押宝,企图建立他们的“新王朝”。首先,康生来了个脱身之计,想方设法掩盖了他们同林彪反革命集团之间狼狈为奸的关系。


  1973年党的“十大”上,康生、王洪文被提升为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保住了政治局委员。康生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在“保江组阁”中大显神通。他除了利用“影射史学”打击周恩来外,还为江青培养了一个“无限忠诚”的写作班子——“唐晓文”,为江青出理论、唱赞歌。康生病重期间,干脆将“唐晓文”交给江青直接指挥,为江青充当“侍臣”,深受江青“重用”。


  康生晚年虽然重病在身,但他对于“保江组阁”是花了很大力气的。他以“理论权威”的地位贩卖理论,“贩毒立功”;秘密组织班底,物色培养人选;利用“风庆轮”事件在政治局内发难,攻击交通部“崇洋媚外”,将矛头直指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


  更有甚者,康生又策划让王洪文乘飞机到长沙向毛主席告状。事出所料,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明确支持周恩来主持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提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随后,又委托邓小平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至此,康生亲手导演的“保江组阁”丑剧,只好改题换戏。


  康生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狗头军师”,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每一次重大的历史案件,每一次对老一代革命家的诬陷和进攻,康生几乎都有所插足,甚至是起核心作用的“主谋”。他死前,看着自己立下的“家业”日益残败,很不甘心。就在他离死还有两个多月的时候,趁邓小平离京之机,突然强打精神,亲自上阵,带病到毛泽东处进谗言,奏了邓小平一本,说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真可谓“贼心不死”。此后,江青一伙在“风中之烛”的康生的幕后策划下,迅速发起了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并立即席卷全国。“四人帮”马上由守势转入攻势,刚刚有一线生机的中国又重新陷入极度混乱之中。


  康生躺在病榻上,快要魂归西天了。“经过自己拼了老命的最后一搏,‘四人帮’又逐渐占了上风,但自己就要死了,已经不能亲眼看到心腹之患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下场’了……”1975年12月16日,康生就这样带着他的一半满足、一半遗憾,十分不情愿地走上了他的黄泉之路。


来源: 《中南海人物春秋》 | 来源日期:0 |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