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立风描述去李健家:是发展阵痛，还是误入歧途？（长篇选载之一）

 [理论研讨]是发展阵痛，还是误入歧途？（长篇选载之一）  作者：dtrader99  发表日期：2011-7-11 15:33:00

回复 

        核心提要：中国正面临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尤其是“民生”问题。“两难”也好，“多困”也罢，凡事都总会有解，但我们的问题却几十年无解。

权威们解读说，所有问题不过是“发展阵痛”“发展了，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也有专家将其归罪于央行的印钞机，美帝阴谋的货币战争，还有官场的堕落，腐败。。。

但这些都不过是表象，而非实质，都是江的浪，河之波，并非源头。

目前所有问题发生，发展的真正根源，是发展过程以人民福祉为己任的我们党的“科学发展”被层层“异化”了，在新自由主义的蛊惑下任凭发展被资本“操控”和“垄断”。结果， 经济发展不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而 “异化”成为资本发展和“纸币财富”发展。固定资产形成占GDP的份额从1978年的25%猛增到2010年的42%是最好的例证。

一旦发展是为了资本，极度贫富不均且差距日益扩大则不可避免。这样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无论速度多快，都不能明显增进全体民众的福利，同时，没有最终消费的发展，一定面临发展的极限。现在中央银行手持3万亿美元（20多万亿人民币）的“票据财富”，占2010年GDP的一半，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了为资本发展的极限。

我们需要探索为全体人民幸福发展的新路。


序言

　　写这么一本书，写这么一个题，主要是我一个长辈激发的。
　　这位长辈是所有叔字辈中我最敬重的。一位迂腐但正直的长辈。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后，投身中国“两弹一星”的伟大工程，安居戈壁，任劳任怨，无怨无悔。临退休前几年才回北京，担任一个部属研究所所长，同时被评为“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我听过很多他迂腐的故事，但印象最深的是60年代末他把已受照顾入伍的独子亲自送到延安插队落户，并支持其后来在乡下娶妻生子，“生根开花”。另一桩是1997年他退休前，单位按其司局的级别分给他一套130平米的房子，但他竟然谢绝，说是自己仅两口人，70平米够大了。
　　前不久出差回家，夫人告知，说是长辈打过两次电话找我，要我回电话，好像有什么急事。因为忙，虽然同在皇城，我有一年多没见过他了，所以得知他留言，急忙打电话去，约在周末见。我说去他家，但他执意要和我在他小区附近的星巴克见面，说是知道我喜欢喝咖啡，那里周末上午很安静。
　　出于对长辈的尊敬，我早到了一点。我刚买好咖啡，就见长辈进屋。我们在靠窗的角落坐下，开始东一句，西一句的交流着各自一年多的见闻，经历和酸甜苦辣。他的话不多，也不象我印象中那么摆长辈派头，那么指手划脚，说起话来反而有点闪烁其词，甚至还断断续续的，有点讨好嫌疑的夸奖我近年的大小“研究成果”。
　　记得90年代初，我为自己毕业分配的事请他帮忙托人说情，结果被上了一个多小时的“党课”，还说“我们那时代，党指向那就奔向那，就连娶媳妇，也要听党的话。你们现在不先问问党，就要自作主张了？”结果，我是做了“深刻检讨”和“反省”才完事的。所以我的直觉是，他可能有事求我。
　　一杯咖啡喝毕，我挑起了话头，问长辈有什么事需要我做。他有点犹豫，有点迟疑，但终于蹦出了句我很感意外的话“能借给我一笔钱吗？”我的印象中，长辈是个视钱财如粪土的“纯粹的人”，“高尚的人”。他一生中慷慨周济同事亲戚，解囊帮助朋友邻居，现在怎么会和被钱所累了？前些年，我曾给他讲起过投资理财之类的事，但他反问我“经济学中定义钱的本质是什么？”我答“工具。”他笑道“既然是工具，你怎么可以如此“迷钱”，给“工具”为奴，这可是天大的异化。”
　　他稍稍停顿，接着说道“按我的级别，单位要给我换个大面积的房，而你表哥一家已经从延安回来，我们也希望有个大点的房。”我问道“需要多少钱？”“至少30万。”接着，给我算起了换房帐：单位的新房在东郊，目前的市价是1万8到2万一平米。单位按工龄和级别补的房只按建筑成本算，一平米只要一万元。旧房交回按补贴房同价算，但要扣除折旧，所以，他现在要换个90平米的新房需要“补差”近30万。因为儿子在延安乡下过得很辛苦，几乎月月都要补贴儿子一家，所以自己没什么存款。现在突然面临30万的现金需求，退休老头加农民儿子无力创造供给去均衡。
　　算过帐后，他补了一句“你表哥是个本分人，现代社会称作“没出息”，但有什么办法？他转眼也快60，也该退休了。”这时，我看到他眼里闪过一线懊悔（谁让他当时非逼着儿子下乡呢？），一点悲凄和自责（自己不是也“落后时代”了吗？）当然，更多的是茫然，无助。他接着补充道，“找过银行，但我家不符合贷款条件。”
　　道别后我回家，刚进屋，表哥的电话就跟脚来了。他知道我和长辈见过面，也猜到我们聊了什么。一阵寒暄之后，他就告诉我他现在在做两份工作，一份是建筑工地的搬运，另一份新找的是一个小区夜班门岗。还告诉我，女儿也快从中专毕业了，正在找工作。。。这些话的潜台词很明白：借的钱自己还不了，子子孙孙都会还。记不清是谁说过，房子对一般平民而言，是父辈的孽缘，也是儿孙的债务，真是一点不假啊。
　　那一夜，我彻底无眠。反来复去眼前是长辈那一脸的无助，绕来转去就一个简单问题：我这位长辈怎么也算是共和国的“开国功臣”，现在国家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开国功臣”为何居然会被钱为难了呢？要按政治和经济待遇分类，我长辈应该要算是社会中间偏上的，如果他这类人都被发展抛弃了，那么数以亿计的“社会弱势群体”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困境呢？
　　手机铃声响起，打开一看，不知是谁发的“集群”短信，题目有点骇人听闻：“重庆农妇吴远碧因病无钱手术，赌命挥刀自剖放出腹部积水”。上网搜寻，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是为钱所困：就5万元，但是一条命。“这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是要了命，也就不用再拖累家人了。”53岁的重庆农妇因为无力支付5万元的医疗费，用菜刀剖开了自己的肚子，放出腹部积水自医。“这是当前进城农民工因病陷入绝望的极端案例，”报道如是说。农民工面对的，不单是无钱购房蜗居，而是无钱手术活命了。
　　如今陷入生存困境的不只是一家人，不只是几家人，而是数以亿计的家庭。要不然，当今中国的政治盛会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俗称“两会”）就不会让“民生问题”进入大会议程，也不会任“民生问题”变成“热点”。
　　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并正创造着人类史上惊天动地的奇迹，为什么亿万人的民生会成了热点问题？ 我落入深深的想象之中：30多年前，那位智慧且坚定的设计师，在高呼“人民万岁”，规划中国改革开放之路，设计和谐“小康社会”之时，他想看到的发展是什么？
　　第一章 是发展阵痛，还是误入歧途？
　　
　　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我们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经济创造的奇迹。当中国作为一个整体，30多年GDP一路狂奔之后，2010年GDP超过了日本，2011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份研究报告，竟然宣布中国GDP超过美国进入仅仅5年的倒计时。。。
　　
　　但在千味百态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代人却常常的茫然若迷。我们在感受中国经济迅崛起时，常有自己和家庭被迅猛发展抛弃，自己无能而落伍于发展的切肤之痛。不过，因为“民生问题”已连续几年成为中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热点问题，为“民生”感到困惑的绝非你独自一人。
　　
　　发展了，怎么“民生”居然成为问题？
　　
　　第一节 举世瞩目国家的辉煌（略）
　　
　　
　　第二节 发展了，民生成了“热点问题”
　　一。来龙去脉
　　在整体发展的辉煌的光彩下，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中凡夫俗子们却以其自身的，个体的悲欢离合，稀奇古怪的荒诞经历，诉说各式各色的个体的困惑和不满。同样的，类似的故事说的人多了，就成了媒体所报道的“社会和经济热点问题”。
　　在一个烦躁的时代，在一个以光速传递“秒杀”的网络时代，那些极具捕捉民众心理的媒体推手要炒作几个“热点”不足为奇。君不见炒作中“芙蓉”，“凤姐”大红大紫，网传中“抢盐潮”云涌风起吗？但是，在庄严，神圣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大会上提出的“热点问题”，却非炒作所为，而是中国社情民意的映射。
　　在2011年“两会”期间，《人民网》出了个“特别策划”，“热议12大热词，回应民生关切”。列出了12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1）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缺位，城乡养老、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狭窄，水平低，失业无保障和社会缺救济；
　　（2）反腐倡廉惩处力度不够，“金”“权”勾结前仆后继，从政府体制和机制消除腐败急待创新，“权力监督”期待新探求；
　　（3）收入分配欠公平，“劳动性收入比重”期待加速提高，在做大的同时分好“蛋糕”，保证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4）房价让民众揪心。房价“飞天”为众矢之的，千夫所指，虽然万千楼群拔地而起，但天价房迫使亿万人“蜗居”；
　　（5）由市场导向的医疗改革改出了看病贵、看病难，而以民生为前提的新医改却一波三折，步履维艰；
　　（6）通货膨胀。在国内外流动性过剩的推动下，近年物价水平不断走高，怎样保证调控政策既控物价又不“误伤”实体经济，人们充满期待；
　　 （7）环境危机。中国环境问题在中国这30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下已经愈加严重，日益恶化，沙尘暴、暴雪洪涝灾害等极端天气的频繁发生，让公众和政府不得不正视中国人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问题；
　　（8）食品安全，为牟取暴利，无“道德血液”的厂商对食品“下毒”让人吃得心惊胆战，食品安全隐患已严重危害到国家的公共安全体系和社会稳定；
　　（9）教育产业化的改革把学校异化成市场，教育公平和素质教育呼唤新的教育改革；
　　 （10）就业问题；
　　（11）户籍改革，消除城乡二元化问题；
　　（12）交通治理。随着“汽车时代”到来，大中城市交通拥堵引起空前关注，城市治堵，破解“城市病”被推上风口浪尖。
　　而早在8年之前的2004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根据《央视论坛》的播出内容，集录而成出版了《当今中国九大热点问题》一书。此书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出发，问责地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反腐倡廉；痛斥假奶粉，呼吁保护消费者；关注三农问题、交通问题、民工工资、暴力撤迁，与老百姓的心灵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8年以后，竟依然“火热”，全部都属于2011年《人民网》的“特别策划”之中的热点问题。
　　从纯社会学的角度看，所谓热点问题，首先源于普遍关注。而引起关注，却是因为问题本身已影响和涉及到太多人。太多的人在诉求，太多的人在表达不满。社会和经济发展，本质上就是一个制造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但我们面对的这些社会热点问题，折射的是国家和个人在发展中相互传递的明显断层，比如，国家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但年轻一代，尤其是新入城市的农民工却“蜗居”了。这些热点问题也凸显着个人和个人之间，在参与和分享发展的成果巨大差距，也由此才有了收入公平分配问题。国家在崛起，组成国家的人民却踏空同步向上的阶梯；少数人向着辉煌狂奔，多数人却总是在进步之旅的起点徘徊。被抛下的人，不能不诉求，这更是因为平民大众对事物的所有界定和评判，都是在比较中成立的。
　　除了社会“热点”，还有与之相生相辅的经济“热点问题”和“两难问题”，包括经济结构明显失衡；内需不足而靠投资驱动增长；经济转型升级步履维艰；经济稳步增长，百姓却在股市被套牢；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贵买贱卖的“送礼”外贸；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核心产业被外资垄断控制而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单位GDP资源能源消耗过大，对进口资源的依赖度日益加深……新老热点问题交织，题年年关注，年年增加。这些问题同现存的社会问题或同质，同源，或互为因果，而更关键的是，这些经济难题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所有社会问题的冷热，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二。权威解读
　　对于我们面对的社会经济热点问题，政府和社会是极端重视的。否则，这些问题不可能被“两会”关注，分析和认识这些热点问题也不可能成为大学，高中的选修课程，也不会出现在公务员的资格考试中。在浩瀚的分析，探讨热点问题的文字海洋中，权威的解读最貌似有理。权威认为，这些问题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课题”；“是伴随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而逐步产生并日益凸显的，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一个现实国情”；“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伴生现象”；“属于“两难”问题，它们彼此依存、彼此牵扯，往往“按下葫芦浮起瓢””；“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心理感受和幸福指数”的问题。
　　有专家解说得更精彩：现在爆出的民生问题，表明了社会的进步，因为一个饥肠辘辘，衣不蔽体的人是不会奢谈教育，医疗和食品安全问题的。在著名的“需求层次论”中，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 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层次：生存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友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认为这五种需要按重要性和层次性排成一定的次序，从基本需要（食物和住房）到复杂需要（自我实现）。现在爆出的民生问题，说明我国正处于从发展转入发达的过度时期，它和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历过的情况并无二致，所以是发展中的问题，必将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解决。
　　虽然众多解读的精彩程度各异，但解决的策略和思路大同小异：这些热点问题的发生，发展是中国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轨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由城乡分割对立、封闭的二元社会，转变成了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因为利益冲突，问题和矛盾难免。出现这些热点问题是正常的。而这些问题的出现，都可以看作是“发展的阵痛”。因此只要我们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换句话来说，发展中的问题，只有靠发展才能解决。社会热点问题凸显，从根本上说是发展不充分、不科学导致的。有效解决社会热点问题，根本途径就在于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努力“做大蛋糕”，不断增加社会财富，才能为有效解决问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发展是一个过程，这些热点问题的解决也是一个过程。
　　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所有社会经济热点问题，不过是正常的，可化解的发展的阵痛。
　　三。不只是“阵痛”
　　然而，这些权威精彩的“阵痛”解读，却缺乏现实的支柱。
　　首先，如果“热点”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怎么改革发展了10年，20年之后同样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会变得更“火热”了？
　　最典型的该是“高房价”问题。高房价问题可以追溯到80年代末。 据1989年2月20日《人民日报》，房价因为背离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太高”而成为热点，“房价猛涨，百姓望楼兴叹”，于是政府出手，“势在必控，国家正拟法规”。22年后的2011年，按GDP算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GDP比1989年增加了10多倍，但高房价竟仍然是社会最主要的热点问题，房子仍然是民众难以承受之重，不断加剧之痛，亿万民众仍然呐喊着“向高房价宣战”。更让人困惑的是，20多年不断的改革和发展，政府强硬的法规和调控，但中国的商品房竟然我行我素，20多年一路狂奔，在2011年竟然还创下“天价”。北京钓鱼台7号院就是一例，每平米建筑面积的售价为30万人民币。这可是发生在北京政府实行商品房限购，银行提高房贷利息之后，是在2011年“两会”声讨房价“登高”之后的北京房价“飞天”“奔月”。北京市2011年最低工资水平是13920元/年，要买一平米这样的房子，不吃不喝21.5年。对于如此不可思议天价房，叹息都是罪过，因为房价太离谱，太骄横，太遥远。
　　2007年底，网上有个关于网民说“热点”的贴子，称“房子成为老百姓人生最难的一关，所以2007年开始有一个流行的传说，说一头要被杀的猪突然开口说话“今年我贵，明年米贵，2009年的房子没人睡””。表达了老百姓对房子降价的期盼。这样的传说，早已是坊间的笑料，不过用心想想，更觉得这不过又是一段被玩弄的辛酸“幽默”。美好的期盼，怎么到头来总是竹篮打水？
　　发展几十年未能冷却房价热点，哪怕是降温呢？
　　其次，热点反映的不单是社会经济“两难”，还映射着更为深层的社会堕落
　　食品安全问题反映社会道德沦陷就是一例。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人从每天的食品消费中不仅完成了化学扫盲，而且领教了并正领教着“没有道德血液的”食品厂商们的不道德，千奇百怪，防不胜防的“下毒”套路。从大米可以用石蜡增辉；敌敌畏能增加火腿的“美味”；咸鸭蛋、辣椒酱可以由苏丹红添彩；到从火锅里能见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可领教硫磺。。。；“三鹿”牛奶刚被送上审判台，“双汇”的瘦肉精，上海的染色馒头，湖南的毛发酱油，断子绝孙的塑化剂又铺天盖地而来。。。，令人发指的是，连人命关天的药品都敢造假，不久前曝光的四川一家药厂用苹果皮生产板蓝根的“创新”，竟被不少人侃调说是“善意的造假”，因为吃了苹果皮不至于危及生命。
　　给食品下毒，让药品失效的目的明确而直白：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创收，因为市场是只看利润和效益的。于是，中国人承载毒素的极限不断的被挑战，而社会“道德底线”不断被“经济效益”肆意践踏。全社会的企业和个人“只争朝夕”提高“经济效益”，结果社会不断向着以“钱为本”的无情无义，无道德的世界异化。
　　虽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让人忧虑的“大雁都南飞” - 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随物欲横流，在迷茫中沦丧。为了眼前的既得利益，为了金钱，不择手段，不计代价，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为了物质和利益，连历史都要改写，爱情，婚姻都可标价。虽然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是新时代个人的选择，但却反映了拜金社会下，新一代人对权钱的膜拜。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长河中，自古以来强调仁、义、礼、智、信，但现在有多少企业和个人还会不取财而尊道讲义？与金钱对抗，道德，正义，在现今中国社会居然是如此不堪一击，更别提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从本质是一个充满关爱和互爱的社会。当社会只爱金，都为钱时，那有真正的和谐？对一个民族和社会而言，道德危机比金融危机更可怕、前者可能毁灭未来，后者只危及一时半载，相比起来，道德危机更难以应对和修复。
　　发展了，社会道德怎么会随发展沦陷呢？
　　再次，热点爆出的不仅是诉求，更多是不满
　　中国人活得太累和不幸福是最近国内外权威机构社会，民意调查结果的共识。2008年，致力于对幸福研究的专家、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教授英格尔哈特（Ronald F. Inglehart）等人，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挑战人们幸福感受相对稳定的传统共识。他们以在52个国家进行的持续追踪了17年（1981 – 2007）的调查为基础，发现经济发展和民主进程美化未来，从而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在52个国家的样本中，他们发现45个国家人民的幸福指数有所增长，只有6个国家中出现了下降，1个国家未变动。在52个国家中，中国GDP的增长高居第一，无国可以匹敌，但却是幸福感指数下降的6个国家之一，从1990年的2.16下跌到2007年的1.61 （2007年的幸福指数最高值国家是墨西哥，4.48）。同期，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从7.29下跌到6.76。
　　据2011年6月11日，中国社科院与首都经贸大学共同发布的《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30个省会城市（拉萨除外）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指数平均值为49.71，排名最高海口得分仅仅为55.08。根据设计，城市居民对于生活质量主观满意，需要得分在75分及以上。该结论是对全国7万户的居民家庭调查得出的。这和前些时候盖洛普（GALLUP)的一个民意调查的结论异曲同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很显然，这并没有给中国的普通民众带来任何幸福感。仅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这一数字低于伊拉克，与动乱中的阿富汗、也门和埃及相当，而低于中国的多为中西非国家。”“调查同时显示，有71%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艰难”，有17%的人说他们生活“困苦”。”这还不计较逆向社会情绪发泄的不满，以及人们由于利害冲突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随着30多年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财富积累急剧增加。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通常会增加个人选择的自由，减少个人选择的经济约束，从而增加幸福感。但是为什么经济迅猛发展了，中国人幸福感却反而明显下降了。为什么世界多数国家幸福指数增长，而中国却逆向而行进入不幸福的行列?
　　有人说这是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迷乱，是追逐金钱的疯狂。
　　也有人说是资本盛宴运作的掠夺，印钞机制造的货币狂欢所致。
　　但这都是表象，而非实质，都是江的浪，河之波，而非源头。
　　追根朔源，从绝大多数这些热点问题的身后，都能看到中国式的贫富不均的幽灵。　　
　　
 　　
　　第三节 祸起中国式的贫富不均
　　贫富不均，是世界上普遍的现象和见惯不惊的现实。自有人类历史记载以来，就有贵族和平民，财主和乞丐，富人和穷人，不然，“朱门酒肉臭，路由冻死骨”就不会成为世代流传，催人泪下的诗句。从这个意义上讲，贫富不均是一个与生俱来历史的现象，无可改变的严酷现实，因此，虽然贫富不均是一个问题，但只是一个应该直面，而无须大惊小怪的问题。然而，当基尼系数超过0.5，资本主宰分配不公形成定局，二次分配追求平等软弱无力，贫富不均在中国就成为引发各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祸端，危及社会稳定的天大问题。
　　一． 财富占有极度不均
　　30多年前 - 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没有富人，大家都是穷人，而且都一样穷。30多年后，据我的估算，中国私人财富增加了近100倍，达120万亿元。但据胡润2011富豪榜计算，万分之七的人（96万人）拥有总财富近20万亿，占社会总财富的17%。同时，其中的1363人(占总人口的百万分之一），拥有资产5.34万亿，户均39亿。而其余的13亿人，人均资产不到7.6万元，最富的1363人的财富是13亿人平均财富的4万8千倍。
　　2010年中国有近9000万人，占总人口的7%，年收入低于1500元，他们的资产几乎为零。根据2011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解读，当个税起征点（减除费用标准）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后，工薪收入者的纳税面由目前的约28%下降到约7.7%，纳税人数仅有2400万人，这反映出中国城乡就业职工工薪收入极低的现实。2010年中国城乡就业职工总数为7.9亿人左右，但仅2400万人年薪在4.2万亿以上。而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中国城镇职工人均年工资仅12900元。
　　一些权威研究在论及中国贫富不均，几乎众口一词声讨“城乡收入差距”“垄断行业收入差距”“人群间收入差距”扩大。这样，城乡差别等问题就成了导致我国贫富不均的“罪魁祸首”，还有“看起来很美”的数据支撑：如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86倍，2009年时达到“3.4倍的高位”。事实上，城乡差异和行业收入差异造成贫富不均纯属伪命题。原因很简单：以人民币计量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因为地域空间的差异造成物价水平的巨大差别。如果北京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是贵州山区农民的10倍，但北京的物价如果比贵州山区高10倍，那么北京城市居民和贵州山区农民并没有收入差别。还有，皇城脚下和贵州山寨的生活方式也完全不一样，毫无可比性。
　　行业间收入差距也不是中国贫富不均的根源。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但这不是中国的贫富不均问题，道理很简单：如果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在北京是2500元/月，垄断行业职工是3倍 - 7500元/月。面对北京的房价 -- 35000元/平米，无论是其他行业或垄断行业职工，都难逃“蜗居”的命运（垄断企业福利分房除外），也都没有资本去炒作，囤积房产。说句“比较”的话，同有千万财富的人比，垄断行业职工也是“穷鬼”！贫富不均，怎么成了“穷鬼”和“穷鬼”间比较的差异？
　　说全国整体的贫富差距，主要来自城乡差异和行业收入差异，不仅仅是“雷人”的谬论，最根本的原因是为富豪们的利益误导决策者。因为根据这类“雷人”谬论，“贫富差距主要是来自中国城乡差异”，“那么真正解决问题的手段应该是消除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而非对高收入阶层统一收税，加重中国人本已十分沉重的税收负担。”（北师大“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2010）
　　这些“雷人”的谬论，目的是为富豪呐喊，是要掩盖中国的贫富不均，贫富差距的实质。中国的贫富不均，贫富差距的问题，是13亿人和96万千万富豪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尤其是那些占总人口百万分之一的亿万富豪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是富人主导按资分配的问题，绝不是什么城乡收入，行业收入差距问题。正是这一基本判断上的误导，误读，才使得中国贫富不均问题十几年来难以破题。并且将政府的“与民争利”“国进民退”等问题定为贫富不均的根源，把破解贫富不均完全推到了“二次分配”上，听任资本在初次分配上为所欲为。
　　二．市场扭曲，资本强势主导不公平分配
　　先看数据。据网上的资料和胡润的“富人榜”，2010年中国10亿富豪人数增加到1363名，百亿富豪97人；10年前十亿富豪仅24人，百亿富豪仅1人。“富人榜”前1000名的平均财富比两年前提高了64%，比2009年提高了26%。其中前10名的平均财富上升最快，比2009年暴涨32%。2010年占全国总人口0.07%的（96万）富人拥有的财富近20万亿元，比2007年增加34％。同期，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仅增加24%。2010年资产10亿以上的1272家富人，共有资产5.35万亿（户均37亿)。这比2009年的3.77万亿增长了42%。2010年中国最富的50人占有资产1.28万亿，而2005年最富的50人仅516亿。所有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的富人正以前所未有的爆发式的方式积累着财富，远比绝大多数人，更多的受益于经济增长，更快的积累财富。
　　如若不是资本比劳动在分配中占有更大的优势，蛋糕是不应该这样切的。
　　中国的市场是被极度扭曲的，加之各类规则和制度缺乏有效的权威和约束力，一旦其同个人和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无孔不入” “见缝插针”的行为将主宰市场。其次，在很多情况下，市场上不是“看不见的手”说了算，而是“可通融后极富人情”的政府说了算；最后，政府的权力能创造和转移财富。当这三者“和谐”，中国所建立的市场就是一个被严重扭曲，可被少数人利用的不完全，也不健全的市场。正是如此，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尽管精英们鼓吹“看不见手”的“有效性 ”“公平性”，但以“自由市场”来主导的诸多中国经济改革，多是以社会大多数人的福利恶化为结局的。
　　因为市场规则可以被破坏，强势的资本就可以利用市场为所欲为，获取超额利润。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无孔不入” “见缝插针”的行为，再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有钱能使鬼推磨”，制定和执行规则的人，很容易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和利益集团勾结“寻租”，权力与财富勾结起来掠夺公有的资源和公共产品。这是为什么在中国资本强势，主导分配，形成按资本分配的格局，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
　　资本引领分配格局，也从劳资在GDP中比重变化反映出来。据全国总工会的一份调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过去22年间下降20个百分点，而资本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20个百分点。
　　三． 极度贫富不均是祸端
　　正是这种严重的贫富不均，和加剧贫富不均分的资本主导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直接和间接的引发了目前中国出现的大多社会，经济甚至外交的困窘（热点问题）。
　　扩大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中之重，早在90年代中期，尤其是受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及和启迪，以扩大内需为主来加快中国经济发展，已是决策者，学术界，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在寻找“消费热点”的思路下，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在90年代末先后推出。10多年过去了，“经济发展靠内需拉动”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几近无解的难题，而90年代末全力推行的那些“产业化”，非但没有成为“消费热点”，反而成了民生问题的热点。而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什么“未来产业升级”不过是美好的愿望而已。更不说化解国际上面临的“全球经济平衡”的压力，国内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等等问题。
　　诸多研究抱怨中国储蓄率太高，人们对未来有太多的“后顾之忧”，所以不敢消费，因而内需不足。然而，按中国国家统计局城乡人均收入的数据估算，2010年城乡居民总收入为15.86万亿元（农村居民4.27万亿，城镇居民11.59万亿），仅占当年GDP的39.8%。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15.2万亿，收支加减之后，仅4%的收入可作为储蓄。这说明，不是储蓄太多，不是不敢消费，关键是没有消费能力。2010年国企职工人均工资为37147元，私企仅为20759元，结果，全社会职工的平均工资约24200元。如此工资水平要拉动内需，纯属要做“无米之炊”。
　　自从1989年以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居民收入的居民消费支出，在GDP中的份额一路滑坡，从1989年的51%跌到2009年的35%。但投资却一路高歌，从1989年的25%暴涨到2009年的45%。投资暴涨不单单反映中央和地方政府正以大手笔的花销拉动GDP，更是体现了资本的迅速积累和扩张。虽然不少富豪们极尽奢侈，一掷千金 （据2010年胡润发布的富豪消费模式，千万富豪的平均年消费为190万元，亿万富豪的平均年消费为250万元，年消费在100万~300万之间的富豪有50%），但富豪仅5%的个人财富用于年消费，尚有95%的资产要转化为资本，要“资本运作”。当资本主导了GDP的增长，以GDP体现的经济发展就被资本绑架，为资本增值发展。
　　在这样一种资本主导分配，绑架发展的现实下，贫富差距扩大是自然的归宿，而当财富加快向富豪手里集中，增加内需也就如海市辰楼般的飘渺。
　　飞天的房价也同源。任凭蜗居的民众呐喊，祈祷，任凭政府的“严打”，但火爆的房价依然我行我素的自由腾飞，尤其是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北京城区的平均房价从2006年底到2010年底一般都翻了2番，从1万元/平米涨到3万元/平米。2010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073元，对于一个双职工家庭，收入在6万元左右，50年不吃不喝，可以买到一套100平米的住房，房市天价是显而易见的。但据胡润的2011财富报告，北京有17万个千万富豪和1万个亿万富豪，对于他们而言，300万元一套的房却属于他们的消费能力之内，尤其是如果1000万的财富都在金融市场上“资本运作”：3个股市涨停板，几个暴涨的食糖，棉花期货合同，一套房子就付全款了。而北京在2010年也就交割了10来万套商品房，不够千万富豪们户均一套。
　　更重要的是过去20多年，投资商品房是收益最高，风险最低的“资本运作”，资本对于商品房的需求就旺盛，这也是房价居高不下的缘由：“有效需求巨大”。经济学中，称有购买力的需求为有效需求。正是因为巨大的贫富差距，更是因为资本以爆发的方式繁殖，增值，房价飞天不可避免，任何不改变贫富不均现状的“房市调控”都会以“空调”告终。在资本市场上，通常是资本说了算，这就是为何高房价20多年来一直是社会经济热点。
　　趋利是资本的嗜好，市场的本能。贫富差距过大，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富豪群体具有相当的“有效需求”，市场和资本就会调节社会的稀缺资源，去满足少数富豪的需求。于是，就有了“源于别墅，高于别墅，名流之家，彰显富豪身价”的豪宅；就有了12万平方米的人工湖穿插环绕的亚洲最豪华的高尔夫球场；还有游艇和私人飞机，法国红酒和路易斯威登的限量包。。。市场引导有限的资源流向满足富人的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生产部门，刺激这些部门的畸形扩张。什么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不得不向资本和利润甘拜下风。尽管近亿贫困的中国人尚在为温饱挣扎，但资本和市场依然会在利润的驱使下将有限的资源从那些为贫困人口生产食品和服务的部门夺走，因为投资这些部门的利润率都很低。中国粮食生产私人投资几乎为零，而把耕地用来盖别墅却热火朝天就是最好的例证。
　　根据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现实中不会运用最优化数学模型决策的非经济人，是依据“参照点”来做决定的，这个决策的过程，就是“比较”，根据“比较”判断，根据“比较”选择。相对于世界上绝大多国家，中国人是最爱比，最善比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之类的俗语，充分反映了“比较”在中国文化和日常决策中的极端重要性。正是因为“比较”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广泛性，我们才有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多的“姜你军”，“蒜你狠”，“抢盐潮”。这些“争抢”的背后，都起源于“比较”。不比不知道邻居在囤积盐，一比吓一跳自己家还没足够的盐，接下来，当然是去商店买盐。而到商店后，发现早已人山人海，只有“抢”才能和邻居一比高下了。
　　除了“爱比”之外，“平等”在中国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行为经济学家们做了这么个实验：给一个人100元钱，让他提个方案和另一个人分，同时，两位当事人都被告知，如果两人都接受提出的分配方案，钱就归他们了。按照古典经济学，“另一人”如果是理性的经济人，只应该拒绝对方一分不给的方案，只要对方的分配方案大于0，接受，就是福利更优。虽然实验中发现，一般其他国家的人多不能接受比30和70更不“公平”的分配，但几乎没有中国人接受非平分的方案（50和50）。这里除去对“平等”的追求，还有“报复不平等”的心理 - “我得不到，你也休想得到”， “不能让你得到，我宁可什么都不要”。
　　在中国文化和人性中“爱比”，“平等”和“报复”的心理，加上30多年前的“参照点” - “中国没有富人，大家都一样贫穷”，而且，“我们也不比隔壁“王二”，少卖力，他不就是占了土地使用权增值的便宜吗。现在儿子开保捷，老婆乘宝马，这公平吗？”所以，现在中国人对贫富不均极度敏感，反应最为强烈。因为“一样穷”作为参照的比较，加之目前贫富差距是几十万倍，甚至上亿倍，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再加媒体为富豪们“显富”“摆阔”，还有“炫耀”。
　　当我们还有近10%的人口还为吃穿纠结时，2010年，中国国内的奢侈品消费总金额达700亿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市场份额的30%。而这700亿元，可以让近5000万人脱贫。如此巨大奢侈和贫困的反差，社会平民的心理能平衡吗？对于不平等的贫富不均，能不耿耿于怀吗？即便是现实生活比起改革开放前已是翻天覆地了，但一和富豪们比起来，对自己的生活的不满会本能的升腾。随着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民众的相对贫困感也日益增加，对生活也就更加不满。正是如此，贫富不均的恶化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可能产生的震荡和造成的后果，对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稳定的破坏不可低估。
　　糟糕的是，由于“比较”，不少人对贫富不均的回应，又成为引发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源头。
　　一旦把“富豪”定为“参照点”，“致富”成为比较的“前提”，那么“比富豪，我们都很穷”，“比较”就可能成为社会经济中邪恶，缺德，腐败之源。比如，我是一县之主，年薪50000元，一个靠我批得土地的房产开发商，一座楼就赚进5000万？如果老婆，儿女再一天到晚把我和房产商比富，我心里能平衡吗？我一县之主，怎么薪水还不如见着我点头哈腰的开发商的零头？如果这时开发商送礼100万，我比较起来：这不才他一座楼利润的2%？再比比其他贪官，2008年中国抓出来的贪官们平均受贿就是884多万元，我收下100万元比起来不才鸡毛蒜皮吗？有这样的攀比，为腐败减轻心理压力和负担，也促使小贪们，清廉的官员们产生不平衡心态，从而，让我们的贪官前仆后继，让我们的腐败绵延难绝。
　　再比如，为什么现在什么产品都有人敢假冒，敢造假？为了致富而攀比，就可能是假冒之根。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无处不在，而且此消彼长，按下葫芦，冒起瓢。假药，毒奶粉，廋肉精，染色馒头。。。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要赚钱，因为要致富。再说了，你不是卖毒奶粉吗？我为啥不卖染色馒头 - 反正都吃了，都不会立马死人，而且被抓住的概率也不大。再说，我邻居不也在干同样的勾当吗？
　　为什么要腐败，要假冒，不就是要致富吗？而同富豪们相比，这致富的路还长啊，什么时候能成为富豪啊？所以，“穷则思变”，就贪，就假冒。。。而一旦把参照点定在了“富豪榜”和“富豪”上，拜金，要钱不要命就很好理解了。在“胜王败寇”的现代社会，“不断向钱”的“比较”让人迷失了自我，铤而走险。于是，什么道义，什么环境，什么正义，都会通过比较而消失，让为非作歹变得心安理得。这就是为什么官员腐败、教育腐败、学术腐败、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信仰危机、道德滑坡、社会治安、等等问题一直不能解决。
　　总之，鉴于历史的“参照点”，资本的贪婪，暴富的现实，一旦落入“比较”的陷阱，对平等的诉求和不平等的“报复”，贫富不均就成为中国社会极度敏感的问题，危及社会和经济稳定的问题，和引发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源头。
　　总而言之，巨大的贫富差距的现实是大多中国社会经济热点问题直接或间接的祸端。
　　问题是，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
　　　　
　　第四节 发展被古典经济理论误导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度，没有一家政府不关注经济发展，不致力于经济增长。大概正是如此，亚当•史密（Adam Smith) 的《国富论》几百年来一直被奉为经济学的“圣经”。
　　亚当•史密1723年生于英国的苏格兰，17岁被保送到牛津大学。1751年到格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直到1764年离开。1759年亚当•斯密于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一书，获得学术界极高评价。而后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写作和修改历时8年，《国富论》最终于1776年3月面世。《国富论》是第一本全面，系统阐述欧洲产业和商业兴起与发展历史的著作，并从理论上探讨了财富形成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因此《国富论》为建立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也提供了现代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世人称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
　　《国富论》共分五卷。它以“利己心”为基础，自由竞争为前提，论述了劳动是国富的源泉，分工是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交换和交换中货币的重要作用，商品的价格的形成，以及反映在价格上的分配。据史，《国富论》的问世，和同时期法国的孟德斯鸠出版的《法意》提出的“自私是世界上最大的统治者”思想，奠定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思想体系。
　　亚当•史密斯之后，经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穆勒（James Mill），密尔（ John Stuart Mill）、边沁（Jeremy Bentham），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萨伊（Jean-Baptiste Say），瓦尔兹（Leon Walras）等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人们称其为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近代经济学大师辈出，如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学派和新理论迭起，如“期望学派”，“制度学派”,“货币学派”，“新古典学派”“新自由主义学派”等等。但几乎所有的发展，其最原始的基础，都是古典经济学奠定的。和经济发展有关联的，古典经济学有五大命题：
　　一． 五大命题
　　
　　1. 发展就是GDP
　　在古典经济学看来，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国民财富。无论是劳动分工，还是交换，或是国际贸易，都是为了提高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增加国家和个人的财富。财富增加了，我们就可以宣称我们的经济发展了，增长了。说得更经济学一点，经济发展就是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成。几乎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关注自己经济增长的成就，而政府也通过其各种经济政策来调控和刺激经济发展。理由很直观：财富增加可以提高国民的满意程度，也会更加支持政府。
　　经济学数学化之后，无论是索洛模型，还是米德模型，或是刘易斯模型，几乎所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模型，都是从“生产函数”出发的。生产函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数量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据此，所谓经济发展，增长，就是通过调整资本和劳动比例，通过技术进步，实现资源有效利用，来不断增加生产的产品总量。
　　为了衡量经济发展的成果和水平，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1934年美国《国会报告》中提出了“国民总产值”（GDP）- 定义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而从会计的角度出发，且考虑到“开放经济”的环境，按“支出法”，GDP可以根据消费，投资，净出口和净资本流入来计算。这样，经济发展 - 增加产品总量（财富），就可以用GDP来衡量。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专家还是媒体，说起一国的经济发展，人均GDP增长是个必然引用的指标，它甚至被用来评判一个国家的生活标准和贫富的指标。总之，根据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为增加财富的经济发展，就是增加GDP。而根据GDP的公式，根据“生产函数”，要增加GDP，就要增加消费，投资，外贸（包括国外净投资），增加就业，技术创新。它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生活标准指标中
　　2. 收入和福利恒等
　　在美国的经济学界，有过一段关于收入和福利关系的有趣故事。一天，2002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柯尼曼（Daniel Kahneman）向一个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有名的经济学教授提出个问题，“经济学怎么衡量福利？”对方非常惊讶的看了柯尼曼一眼，大概是心想“诺贝尔经济学奖怎么会发给连基本经济学常识都缺乏的人？”，漫不经心的随口答道“当然是收入”。谁知道柯尼曼不依不饶，接着问“还有什么衡量指标？”教授回答说“收入取对数（言下之意“还是收入”）。”
　　在古典经济学认为，人们通过对商品的消费来获取满足，即“效用”。因为大家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因此都能谋求和实现自我“效用”最大。但“经济人”也面临着约束条件，就是在一个时期的既定的收入。因此，如果收入增加，约束条件就放宽了，个人的选择增加。选择更多，人的满意程度就更高，“效用”就提高，这就是福利增加。正是如此，我们的经济学家说增加收入就是提高福利。所以以增进国民福利为己任的政府，就将增加国民收入作为提高国民福利而发展的目的。在货币经济的条件下，货币收入，即金钱自然成为富裕的体现，也是判断人们福利增进的基本指标。
　　在另一方面，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鉴于所有人都面对生产/消费预算的约束，这个约束条件迫使所有人对收入和价格的变化做出相对的反应，从而改变其生产/消费决策。因为自身利益是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 “经济人”都会对价格/收入的变动做出及时，理性，有效的回应以实现其利润/效用最大化。这样，只要市场有效的传输价格信号，就可以有效地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与此同时，“经济人”通过回应市场，可以增加收入，改变现存的生产/消费预算的约束，取得更多的消费选择，实现福利最大化。
　　3. 自私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参与经济活动的人是自私自利，无情无义的，认钱不认人的“经济人”。这一点亚当。斯密说得最明白：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对他们有好处”。但这绝对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因为自私的人会为自己的利益而竭尽全力，这使得“自私自利”成为经济活动的天然的动力。同时，作为自私自利的个体也在自我追求中，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 　　
　　个体的自私自利可以让所有人收益，推动经济发展要有“自由竞争的市场”这样一个前提。在市场这“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自私的个体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并非出于本意地促进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因为他们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道理也很简单，人人都为自己利益争夺，没人愿意吃亏，那争夺的最终结果就会如《博弈论》的“纳什均衡” - 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因为改变博弈的策略而不亏。所有人都无计可施时，就是“帕累托最优”。
　　然而，前提是存在“自由竞争的市场”。
　　4. 有效的市场自动保证公平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有效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所谓自由市场，就是任凭“经济人”以自身利益最大进行生产和消费选择的“场所”。在这里，“经济人”自由决定购买什么产品，自由选择工作和工作报酬，自由决定销售什么产品以及使用何种生产方式。 在这里需求和供给决定交换的条件，即市场价格。 而价格通过市场，自发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就是亚当。斯密绝唱千古的“看不见的手”。正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构建了财富增长的基础，因为是“看不见的手”领引资源最优分配，让自私自利的人类去争取经济增长的利益。
　　市场在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相互作用下，推动着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各自的决策。因为参与市场的都是“经济人”，都有获得市场信息的能力和自由，在自由竞争中，获得“效用最大的工资”，“效用最大的消费”，“利润最大的销售”。市场价格自由地反映供求的变化，配置稀缺资源，分配商品和劳务。通过“看不见的手”，企业家获得“最大的利润”，工人获得由竞争的劳动力供给决定的“最高工资”，土地所有者获得“最高地租”。所有“经济人”都取得“最大”，自然不存在不公平的问题。
　　新古典学派进而提出，经济发展是渐进的、连续的、累积的过程，这种过程是通过市场/价格调节来实现的；发展是和谐的、平稳的过程，因为“经济人”在有效市场上角逐私利最大，会形成自动的均衡机制，从而实现均衡；随着经济的发展会出现横向的“扩散效应”和纵向的“涓流效应”，从而经济发展所得的利益会普及社会各个阶层。总之，创造适当的刺激、建立完善市场的机制，经济就能发展，分配就能公平实现。
　　5. 自由贸易是经济发展的推手
　　自由贸易是古典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其核心是自由贸易可使参与贸易的双方共同获利。亚当•斯密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创始者，他把劳动分工学说扩展到国家之间，提出，不同国家生产同样的商品成本不同，一国应放弃成本绝对高的，而选择成本绝对低的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彼此进行交换，这样两国的劳动生产率都会提高，成本会降低，劳动和资本能得到最优配置，从而使交易双方的财富增长。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以 “两优相较择其重，两劣相较取其轻”的比较利益法则，进一步发展了自由贸易理论。
　　贸易可以实现财富公平增长，也同样以“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为前提。就是说，在贸易中国家不设置以关税，配额等限制进出口贸易的障碍，不赋予本国与出口商品竞争的生产商任何优待和特权，不补贴出口生产商，同时不采用其他非贸易和经济手段，如卫生标准等，干涉和限制贸易，确保商品自由进出口。同时，在国内市场也是自由竞争的，不存在政府的干预。这样才能确保有效的国际分工、发挥比较优势使所以参与贸易国家的资源实现最佳配置。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尤其是二战后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投资的自由化，自由贸易被列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什么“出口导向”，“进口替代”登堂入室成为发展战略。就连联合国宪章也载入自由贸易的原则，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降低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成为协定的核心条款。近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也被认为是推进世界市场自由贸易的产物，不然，中国不会不惜代价要成为它的会员国。自由贸易激发经济增长的推理，除了通过国际分工、可以发挥比较优势而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外，贸易的规模效应、竞争效应，学习效应，和扩散效应，对于增加就业，提高收入，推动产业升级换代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功不可没。
　　而以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把古典经济学上述命题发挥得淋漓尽致。以20世纪70年代初期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后，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政策束手无策。冷落多年的新自由主义随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台，重新崛起。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主导了美英等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并成为198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基本理论体系和方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其对古典经济理论最大的超越，不是其在理论上有任何突破性的发展和创新，而是其确立了一个经济模式和政治性纲领，在金权和强权的支撑下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实施。一个主要的例证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强行推行的“结构调整计划”，在这个计划下，所有向其借贷的国家政府必须停止干预经济，退出参与经济，把国有资产私有化 - 土地分光，矿产卖光；放弃市场干预，取消贸易限制等等。在自由化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并不显眼但确属核心的，是金融的自由化与全球化。因为其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中引发金融危机而臭名昭著，但这却是世界金权和强权推行全球化，自由化的真正目的。
　　二． 被误导的发展
　　在当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几乎一致认定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就有了“国富论”。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公元前723或716－公元前645）在向齐国皇帝齐桓公献策时，就提出了“民足国富”的理念和一系列实现“民足国富”的经济政策，包括发展实体经济增加财富 - “要开发山林、开发盐业、铁业，发展渔业，以此增加财源”。发展交换（商业）经济 - “取天下物产，互相交易，从中收税。这样财力自然就增多了”。提出“相地而衰”的土地税收政策，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提倡“积财通货”，设“轻重九府”，观察年景丰歉，人民的需求，来收散粮食和物品，即通过储备来调节市场供求。又规定国家铸造钱币，发展货币经济，便利贸易，等等。这些都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基本论点。
　　而管仲之后的老子（约公元前600 - 公元前500）更被推崇为“自由经济”的第一奠基人。罗斯巴德，默里在其《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思想》（Economic Thought Before Adam Smith）一书中就称：“老子是世界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认为政府不应干预经济或社会。老子是从个人和个人的幸福是社会的基本要素单元的理念出发的，提出如果社会机构阻碍个人的发展和幸福，那么这些机构应缩减或完全取缔”。“无为而治”是成了老子自由主义的核心，而这正是《国富论》的出发点。
　　在其后的几千年，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有过傲世的商品经济繁荣，而这些繁荣，无不和当时执政者经世济民的治国思想和政策直接相关。秦朝商鞅的“废井田，重耕织”；西汉桑弘羊的《盐铁论》；北宋王安石的《青苗法》；康熙帝的“更名田”，“兴水利”等经济思想和政策，就是中国历史长河中闪亮的经济思想和理念的例证。但在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制度下，经世济民的思想多被皇权蹂躏而俯首称臣，很难能自成体系。所以中国几千中不乏极具智慧的经世济民思想的闪光，但始终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经济理论和学说。这也许和中国文化重实际，轻抽象有关。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学指导着“公社化”，“工业化”，“大跃进”为主旋律的经济发展，因此毫无可能出现纯粹研究经济的学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有“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之说。然而，中国的发展特色主要体现在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手段上，比如政府直接参与发展的经济发展体制和结构，“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调控，有限的市场机制和功能等都是发展的战略和策略，而非发展方向和道路问题。严格的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基本上是被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5大命题左右的。一个最简单的例证就是现在《西方经济学》（翻译的和自编的）在中国书市的泛滥，和“市场”，“需求”，“货币”，“效率”，。。。等词汇在媒体和政府文件中的泛滥。现在，西方《国富论》之类的《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的一个主要缘由，是因为我们饱受物质困乏的短缺经济之苦，国穷遭人欺侮之痛后，对于经济发展和财富需求的欲望更加强烈，而在过去几十年，我们更亲历了“市场”，“贸易”给我们献上的物质盛宴 - 至少从媒体的报道中领教了。这“经济学”的威力，还真让人不信都不行。
　　自亚当。斯密《国富论》发表的第一天起，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和基本命题就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疵和批判，有“发展型”的，比如1881年弗朗西斯。埃奇沃思（Francis Edgeworth）在对亚当。斯密不能自圆其说的商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提出质疑，并以“边际效用”和其“埃奇沃思箱”发展了市场机制下最终交换结果的理论。也有批判型的，一马当先的是凯恩斯。凯恩斯经济学打破了市场经济自动均衡和谐论，引进了政府调节经济的“看得见的手”。1949年，鲍定（K. E. Boulding）指出，《国富论》不仅混淆了“流量”和“存量”的概念，而且不适宜的将福利和收入完全等同。但是，真正动摇古典经济学基础的，却是近年兴起的《行为经济学》。
　　如果说亚当。斯密另一本重要著作 - 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一书是为行为经济学奠基，那么行为经济学的起源比古典经济学还早10多年。不幸的是人类在“贪婪”本性的驱使下，误读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亚当。斯密认为人有自私自利的本性，但也有社会责任；人不仅是经济人，但也有情有义；人不仅追求财富，也追求心灵的满足。然而，人们只读《国富论》而对《道德情操论》置若罔闻，视而不见，有意无意间混淆了幸福和财富的界限，错误的将疯狂追求物质和财富，当做通向幸福的阶梯。
　　虽然行为经济学在过去几百年中，也有断断续续的创新和发展，比如1865年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明确提出经济学的基础是享乐心理，所以经济学要关注人们争取最大限度的快乐，并尽量减少痛苦的个人行为。1920年庇古（Arthur C. Pigou）发表了《福利经济学》为分析和计量“社会福利”的福利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他提出的引发市场失效的因素 - “外生性”迄今仍是环境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但行为经济学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却是2002年之后，那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史以来第二次褒奖一个非经济学家 -- 心理学家柯尼曼因其对创立和发展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而获奖。不过，行为经济学真正受到决策者，学者和民众的广泛关注，却是在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这场危机让经济学家们自己都困惑：“我们的经济学怎么了？”。结果，自从1970年代就无限风光的“新古典经济学”，“无为而治”的里根主义，都随着“雷曼兄弟”砰然倒塌。时下，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劳伦斯。萨默斯 （Lawrence Summers）等均开始以“行为经济学家”自居。
　　行为经济学挑战古典经济学两大基础假设：“经济人”和“有效市场”。行为经济学根据生活的现实和各种实验，提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前提的“经济人”- 绝对自私，绝对理性，绝对自控，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不多见。现实生活中的人有血有肉，有情绪，有特定的认知水平，不善算计和博弈，在生活和工作中可能不计私利，也甚至可能无法自控。如果“经济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不多见，那么以“经济人”为出发点的个人和企业的“最大化”，和以“最大化”基础的所有推导全都面临“生存危机”。经济学中的“等式”们，都可以被质疑，都可以用“不一定”解答。
　　本身就是纰漏百出的GDP - 不能反映产品质量的提高，未能计入生产GDP的环境成本，计量时以坏（烟草消费）充好（家务劳动）等，还因为不能正确衡量非“经济人”的追求而其作为发展指标更被质疑；
　　因为非“经济人”不以收入（钱）为其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钱更不能左右感情，充分满足“欢乐心理”，因此，收入不能和福利恒等；
　　绝对自私的人几乎不存在，不计私利，不计报酬的志愿者比比皆是，因此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不完全被私利驱使；
　　因为认知失误，因为情绪波动，市场参与者可能做出非理性决策，因此市场的供求变化和市场的价格信号就可能被歪曲，自由也就有限度，所以，不能保证公平交换，公平分配；
　　“自由贸易等于互利共赢”也不一定，除了市场不一定“自由”和“有效”外，参与贸易的某一方可能因为不理性，算计失误，或被“算计”等等而不能从贸易获得“公平的利益”。
　　总之，以实验和现实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对于古典经济学是革命性的颠覆，因为它质疑的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地基被人挖空了，无论多么宏伟的大厦，其宿命都将是崩塌。遗憾的是，中国经济在运行中对于行为经济学的喧嚣，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而继续在上述五大命题下谋划着自己的发展。同时，地方的决策者按照各自的需要，解读着发展，实施着发展。结果，无论美国和欧盟的政府们是如何拒绝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不少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们竟然认定中国是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最忠实的实践者。
　　从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的实践来看，这个评判不算太冤。比如，30多年来各地的“招商”。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没有资本，也就没有经济发展，结果需要“食品配额”来生存。穷则思变，要发展经济，不仅要有政策激励，还必须给资本和市场发展的空间。因为发展经济是决策者的第一要务，也是地方政府政绩的体现，只要是可以贡献GDP，决策者一定会竭尽全力。投资增大GDP，为了吸引投资，决策者，尤其是地方政府，不惜动用政权的力量来为资本开路，为资本提供最优惠的条件以确保资本的暴利。资本至高无上，实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最基本的特征。过去10多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高居全球之冠，国人一直为此沾沾自喜，但很少人提及过这不过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教唆下，把资本的利益推至极端的必然结果，因为资本需要政治权威所提供的秩序，稳定和优惠。
　　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各种“产业化”和“国企改制”等，本质上是以新自由主义经济为基础的改革，经过层层巧妙的“异化”，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推向极至，最终演绎出了政权和资本勾结，“国退而无本新贵进场”的闹剧。闹剧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工人的权力的被任意剥夺。正是扭曲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在激发出巨大经济财富的同时，也把这些财富送入了少数人之手。
　　正是在摇摇欲坠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学）误导之下，我们在不计一切代价发展经济的同时，任由贪得无厌的资本肆意扩张。于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形成：发展献媚资本，资本在发展中加速扩张，扩张的资本推动发展。于是，发展造就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时代，一个发展被资本操控的时代。
　　在资本时代，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资本的暴利，而投资占GDP的份额达到42%的发展，无论怎么看都有为资本发展之嫌。一旦发展是为了资本，极度贫富不均且差距不断加大，则不可避免。这样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无论速度多快，都不能明显增进全体民众的福利，同时，面临着发展的极限，没有最终消费的发展一般难久长。因为没有最终消费，只能出口换汇，现在中央银行手持3万亿美元（20多万亿人民币）的“票据财富”，占2010年GDP的一半，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了为资本发展的极限。
　　我们需要探索为全体人民幸福发展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