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选择、三种命运、三种结局

一大十三位代表的不同人生

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有的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有的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有的却脱党、叛变。是什么导致了他们如此不同的结局呢

    近日，我穿越十余省，行程两万余公里，对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的故乡进行了深度采访，包括探访一大代表的故乡，请当地党史和地方志专家讲述十三位代表在当地的活动情况，一大代表后人对先辈的追念等等。采访结束后，我对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的人生轨迹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可以把他们分作三类。

    三分之一多的代表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

    十三位中共一大代表中王尽美、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或为革命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或壮烈牺牲。在烈士的故乡采访，我们会发现一些共同点。

    他们都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便吸引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李汉俊利用自己外语水平好的有利条件，一方面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另一方面为其他同志的译本进行校注，如陈望道同志翻译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就是由李汉俊校注的，对中国人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提供了一个好的范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称赞“李汉俊是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以其强大的真理性感染力深深影响着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并成为他们的理想和信念。王尽美同志在一大后将自己的名字王瑞俊改成了王尽美，其意就是要建立一个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社会。邓恩铭同志，一位来自贵州山区的水族中学生，自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便坚定地为这个信念去奋斗终身。他是高唱着国际歌，高喊着共产党万岁而壮烈牺牲的。

    他们都有着脚踏实地为党工作的作风。陈潭秋同志，许多人只知道他是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的，殊不知他曾是中共中南地区、华南地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在白区坚持战斗。他任中共中央新疆代表时，正是盛世才反共倾向明朗化的时期。他忠实地完成了党委托的任务，并组织撤退。他把自己放在最后一批撤退名单中，但还没有来得及走就被盛世才秘密逮捕了，并惨遭杀害。由于消息不灵通，他牺牲后，在中共七大上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党的组织在初期都是屡经建立，屡遭破坏，王尽美、邓恩铭历经艰难多次建立和发展地方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工作。要知道在白区党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随时面临着牺牲的危险，敌人对我们的手段是残酷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上没有“侥幸”这个词。如果说在俄国革命中还有流放这个“侥幸”逃脱的方式的话，那么敌人对中国共产党员用的最多的就是“枪决”、“立斩”等血腥的杀戮。新中国建立时，全党有党员300万，但牺牲的党员人数是370万，还不包括革命群众，可见这些牺牲的革命烈士是在多么艰难的环境中生活的，邓恩铭、陈潭秋同志都是受尽了敌人的酷刑，先后英勇就义的。

    他们都有着巨大的奉献精神。王尽美同志重病在身，却不想把有限的党的经费用于自己治病，当病情稍有好转时，便回到贫寒的家中，一面工作，一面养病，终致不治。何叔衡，中共一大时年龄最大者，他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便租下了其家乡的云山书院，把一个宣扬旧学的场所变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中央红军长征时，他是准备一起长征的，但却留在了苏区，留在苏区意味着死亡。当被敌人包围后，他为了不拖累同志们，对当时担负突围的邓子恢同志讲：子恢同志，我有病，不想拖累同志们，我革命到头了，你们走吧！随后便举枪自杀了。尽管对何叔衡同志牺牲时的情形有各种说法，但我相信这个说法，有一种自杀是奉献，他不想拖累同志，不想遭受敌人的侮辱。

    不到三分之一的代表，成为共和国的缔造者

    这一部分人最少，共有三位，其中有两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们是毛泽东和董必武，还有就是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作出贡献的李达。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便志存高远，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便称“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女人、不谈生活小事，而关心国家大事。他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而解决中国问题，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典范。在中共一大上，他就对夸夸其谈的刘仁静讲，要这位年轻人多做实事。党的一大后，他致力于工人运动，直接领导了安源和长沙的工人罢工，并取得了胜利。在国民革命时期，他对国民党是有防范的，在通过“整理党务案”时，他没有举手。大革命失败后，他力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八大会议后，瞿秋白请他去上海工作，但他不愿去住上海的高楼洋房，而是要上山下湖，结交绿林朋友，用武装的手段推翻旧制度。于是他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张在坚持十月革命道路的基础上，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自己的路。毛泽东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在长期斗争中公认的革命领袖。

    董必武，这位前清的秀才，他是湖北地区党组织的实际操盘手，他创办武汉中学，培养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共一大上他主张区别对待孙中山与北洋军阀。在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建立国民党组织的时候，已经布下中共组织，留下了伏笔，后来黄麻起义时的主要骨干都是他精心安排的。人们称他是“湖北共产党的老母鸡”，意味着下蛋、抱窝、抚养。徐海东大将曾深情地讲，湖北人只知道董必武，而不知道其他人。可见董必武在湖北的影响。以至黄麻起义时，人们要打着他的旗号，去发动群众。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国统区的工作由周恩来同志领导，但由于周恩来工作太多，特别是1941—1944年延安整风时，周恩来要经常回延安，重庆南方局的工作，实际上是董必武主持的。他在国统区是有广泛影响的，成为解放区出席联合国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前，他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就是以其为蓝本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主张“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为新中国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达，上海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党组织成立后，由于陈独秀赴广东办教育，李汉俊与陈独秀意见相左，李达成了上海党组织的实际领导人，为联络各地党组织、组织全国性政党作出了特别的贡献。中共一大的邀请函、路费是他寄的，代表的住宿、接待、会场布置、会议议程等准备工作是他做的，他的夫人王会悟也操持了会议，中共一大之所以后来能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召开，与之是分不开的。建党后由于种种原因，他脱离了中共，但他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他的功劳在于宣传马克思主义，但更大的功劳在于他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的形式和中国气派，他的哲学著作，特别是《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影响至深。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电召他回到党内，他欣然同意，经刘少奇同志介绍重新入党，没有预备期。新中国成立后，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了杰出贡献。

    这三位坚持到最后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坚持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实现了人生的辉煌。

    三分之一多的代表脱党、叛变

    十三位中共一大代表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包惠僧、刘仁静由于各种原因脱离、背叛了中国共产党，有的甚至成了汉奸，成了共产党凶恶的敌人，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他们中有的人就本身而言没有完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这样一个过程，其加入中共有很大的投机心理。陈公博参加党的一大有很大的偶然性，他正好新婚燕尔，当时广东党组织让其去上海度蜜月，顺便参加党的一大。于是他带着自己的新婚妻子到了上海，对参会他也没有多少热情，最后一天的会议竟然没有去南湖开，自行脱会。以后他认为汪精卫有恩于自己，便终身追随，把个人恩怨凌驾于党的利益之上，并成了汉奸。周佛海听说中共召开一大，抱着投机的心理来到了上海。党的一大后，由于陈独秀在广东，党中央让其代理书记，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此人竟然为色所累，不顾家中已有妻儿，与富商之女杨淑慧双双私奔日本，置党的利益于不顾。以后更是朝秦暮楚，先是投靠蒋介石，后又投靠汪精卫，做了汉奸。陈公博、周佛海这两位中共一大代表竟为个人的名利，双双沦为汪伪政权的二号、三号汉奸。二人不仅死后遗臭万年，而且家人都受连累。周佛海的母亲马氏在周当汉奸后，为国民政府收监，并死于狱中。可见革命者荫及子孙，汉奸祸及家人。

    他们中有的人带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热忱参加中共，也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在关键时候没有经受住考验。包惠僧年轻时是一名记者，对社会丑恶现象也进行了揭露，后由于认识了陈独秀，转而信仰共产主义，成为武汉党组织的负责人，后又对广州党组织的建立做过一些贡献，可以说他是武汉和广州党组织的创始人。但此人面对大革命失败的考验和国民党高官厚禄的引诱，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到国民党那边当了官，领了俸。刘仁静，中共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小者，其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大家知道中共第一个党纲中有一半来自《共产党宣言》，与刘仁静熟悉马恩经典不无关系，其人号称“小马克思”。但其对理论的了解，也是游移不定，且仅限于书本和教条。当其遇到托洛茨基后，很快为托洛茨基的所谓的理论修养和人格魅力折服，进而宣扬托派观点，成为中国最坚定的托派分子。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二人仁至义尽，安排了适当的工作，晚年二人常怀愧疚之意。

    他们中有的人自以为资格老、功劳大，伸手向党要权，对党的任何批评都难以接受，以至脱党投敌，成为敌人的帮凶。如张国焘，他是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北京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国共合作时期中共重要领导人、八一南昌起义时的中央代表、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他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实行国共合作，创立革命根据地和人民军队，不可谓没有功劳，但他没有正确对待自己的功绩与党的利益的关系。当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看到自己的队伍人多枪多势力大，而中央红军、党中央人少装备差，便个人野心膨胀，伸手向党要权。成了红军总政委后，他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指示，直至分裂党，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到延安后，对党的批评，他拒不接受，直至叛党投敌，为戴笠成立专门对付共产党人的所谓特种问题研究室，成了镇压共产党人的帮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召他回国，但他拒不认错，而且后来移民加拿大，终老于多伦多养老院。

    时至今日，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都已作古，中国共产党也走过了九十年的风雨历程，并成为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这说明：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但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又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不经历一个曲折的探索的过程，一个逐步积累经验的过程。十三位代表也一样，由于个人的情况不同，在革命的洪流中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有的为革命献身，成为人民英雄；有的脱党、叛党，成为人民的敌人；也有的看到了新中国的建立。中共十三位代表各有千秋，但他们所反映的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为主要内容的红船精神，将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的不竭源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