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龟子 崇文:推荐:冯骥才《感谢生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16:00:50
 

 

 

  感谢生活
  


  
   ―――― 献给十年浩劫中受过苦的人
  
   火车已经开过三站,这包厢的其它铺位依然空着,多半没人来,那可真是要谢天谢地了!长途旅程中,没熟伴,就最好也没生伴,一个人自由自在,我便总喜欢自己陪着自己。在淡漠中寻求宁静。只有在没人的地方才自由么?在没人的地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几小时前天就黑了。可是忽然外边射进的强光照得眼睛发花,不等弄清是对面来车还是到达什么站头时,车身“咣当”一晃停了,直把杯中的水晃出一半。那时司机就这么停车,总像憋着多大的火气拿旅客撒。不知哪个包厢的孩子被吓醒,哇的哭起来。我把脸贴着冰冷的窗玻璃往外看,原来是辽河平原上的郭家店车站。但在那一条条涂满口号的水泥柱子中间,看不见几条人影;寒风把刮落的大字报团成一个大纸球似的,在月台上缓缓滚过。很快,鸣笛和关车门的声音过后,再“咣当”一下就动起来。看来今儿一夜这包厢属于我自己了。我躺下来,闭掉顶灯,扭开床头的小壁灯,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松弛思维,放纵想像,打算任意享受一下孤独才有的安宁,忽然“哗啦”一声车门卡开。糟糕,来人了!
   我忙起身开灯,没见人进来,却先拱进一个笨重的大牛皮纸箱。纸箱撂下,现出一个中年男人。我刚想和他打招呼,可他喘着粗气,脱下带着寒气的棉大衣往铺上一扔,回身又提进个破旅行包,拉锁坏了,中间用麻绳捆扎起来;还有一个绿帆布面的脏得发黑、边儿磨毛的大画夹。他把东西往里一放,赶紧回身把包厢门拉上,动作紧张得好像是个没票混上车的。他进来后没搭理我,而是扬着脸为他的大纸箱找地方放好。待他坐下来,我问他:“外边很冷吧!”谁知他好像没听见似的,又起身四下看看,再把那大纸箱挪到门上边的空格里去。我见他举那纸箱挺吃力,刚要问他是否需要帮忙,他一用劲,正对着我脸的屁股,“噗”地放了一个又粗又响的屁。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不通人情、不懂礼貌的人!而且他放好纸箱之后,也没向我道歉,只用他死鱼一样淡灰色的眼睛瞅我一眼。瞅我时,眼睛一嘘,好像看什么费眼的东西,真叫人讨厌极了!我预感一次不愉快的旅行就此开始了。
   我决定不再搭理这家伙,头靠一边,假装打瞌睡。但这家伙一会儿也不闲着,总出声音。先是“嚓”地划着火柴抽烟,吐烟的声音好像吹气,然后听见他总在自言自语念叨着,什么“车速太慢”,“暖暖手吧!”,“黑夜、黑夜、黑夜……”我想大概这家伙精神上有点毛病。后来这家伙就折腾开了,坐不会儿就站起来,总去把那纸箱弄得咯吱咯吱响,我把眼微微嘘开一条缝,只见这家伙正踮着脚把棉大衣盖到纸箱上去,完事还没坐下,又去拉开棉大衣,让一个箱角露出来,原来这箱角上有一个撕开的洞。这引起我的好奇。纸箱装着什么东西怕冷又需要空气?显然是活物。起初我以为是偷运的鸡呀猫呀狗呀之类的东西,但为什么没有叫声?即使不会叫的兔子,也会有响动。这时更稀奇的事出现了。这家伙回头看看,以为我睡了,便轻轻登着铺边上去,把嘴对着箱角的小洞,居然小声说起话来:
   “憋坏了吧!忍一忍,天亮就到了!”
   啊呀!这是人贩子吧!但两尺多长的纸箱绝对装不下一个人,多半是小孩吧。可他背着画夹子干嘛?伪装画画好遮人耳目吗?我等他坐下来,仔细瞧一瞧他。幸好我在阴影里,嘘着眼看不出是醒是睡。却见这家伙头发像一团秋天蓬乱的干草。平板板的脸上蹭上一块块灰,好像刚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瘦瘦的手上净是伤疤,格斗留下的疤痕?再瞧,他从旧制服、破绒衣、直到里边的烂领子的衬衫,领扣儿全没扣。胸前一个扣子还扣错了眼儿。这副狼狈相,活像一个越狱出逃的犯人。可是细心打量一下,他浑身上下沾满颜色,新的痕迹压在旧的痕迹上边。还有种散漫的、不经意的、脱俗似的气息,不知从他身上还是脸上散发出来。他那天生的红眼边,给人一种忧郁感。一个落魄的穷画家吗?怎么坐得起软卧?这又和那神秘的纸箱怎样联到一起?我脑袋里对这一切无法形成明确的判断。好奇心和一种莫名的不安,使我忍不住问他:
   “那箱里是什么?”
   他差点蹦起来。“你吓我一跳!你没睡着?”他惊慌失色,显然那纸箱里装着非常之物。
   等他像刚才那样着意瞅我一眼后,便说: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咱再往下说。”
   他反而来问我。不等我开口,他进而把问题提得十分具体:
   “您是作家?嗯,我没说错吧!”
   “我?”我不知该怎么回答。那时,“作家”这两个字是一种光荣还是罪过?我苦笑一下说,“……以前写过东西。”
   “好了!其实我第一眼就认出您来了。”他顿时松弛下来,脸上的惊慌像水纹一样忽然没了,身子往后一仰说,“您不会认识我,我是您的读者。以前在报刊上常见到您的照片。连批判您的文章也读过,当然是揪着心读的……”。
   这几句话,似乎使我们在相互了解之前就沟通了。我觉得,我对他那些猜疑也变得毫无根据。
   “你……”我想问什么。
   他从衣兜摸出一盒揉成卷儿的破烟盒,从中掏出一根只剩下半截却没舍得扔掉的烟卷,点着狠狠抽两口,再用力吐出来,然后隔着面前浓浓的烟团对我说:“我给您讲个故事吧!”他见我有些诧异,就用手指指上边说:“您不是要知道那箱子吗?还有我,都在这故事里。我这个故事没对任何人讲过,但我愿意讲给您听……”
   我从他的目光中感受到一种信赖。人民的信赖是作家最大的幸福。如果你是个严肃的作家,便会常常碰到这种令你深深感动的情景:一个陌生人,怀着虔诚,把久团的心扉突然朝你敞开。似乎只有你才肯用心、并能够体会那中间的一切。那么,你获取的决不止于这秘密了。
   这时,他已然扭头,把那淡灰色的眼睛对着漆黑一片、冰天雪地的窗外,望了一会儿,再扭过来时,便好像换了一双眼睛:炽热、逼人、烁烁发光;仿佛有种压抑不住的东西要从这里炸开。烟头带着火,就在他食指和拇指中间捻灭。“是这样――”他的故事开始了。这几年,风云变幻,天旋地转,以至无论怎样古怪奇特的事听起来也不动声色,谁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一个难以想像又撞击人心的故事……。
   他答应我可以写出来。为了他的安全,我一直靠记忆把它保存心中。只有在今天才能如实地写在纸上。
  
  
   一
   他妈的!您别怪我开口就这么一句。我一想到过去的事,不知怎么,这三个字儿自己就蹦出来了。
   那是六十年代初!我在北京美术学院毕业。我是学油画专业的,不是吹牛,我是那一届公认的尖子。我认准自己一定被分配到美术馆、美术出版社或艺术研究所那些专业部门。那些部门也在争我。和我最相好的一个女同学打听到,我可能被留校当助教。我那时真是兴致勃勃,恨不得一头扎进社会里干一气。“拿这画笔向生活和未来报到!”我整天喜笑颜开地这么说。可是“报到通知单”到手一看,我傻了。上面写着报到单位:迁西县第二陶瓷厂——一个开玩笑也扯不到的地方。开始我以为搞错了。当我看见“报到人”一栏清清楚楚写着――华夏雨――是我的名字,我感到这单子黑了。我的向往、抱负、前途、计划,连同我挚爱的她,全都涂在这黑纸上了。直到我在北京站等候开往迁西的火车,还像做梦一样,不相信这变化。为什么?这怎么可能?出什么事了吗?
   当时,我怀疑这种“草菅人命”式的分配是系主任捣鬼。因为我和他的艺术观念截然相反,简单地说,他把艺术看做学问,我把艺术当做生物。我们常常弄得很僵,偏偏多数同学都站在我这边。深深伤了他的自尊心……他怎么肯留我?嘿,其实这完全冤枉了他。我倒霉的根由与他毫不相干。他妈的,叫谁也绝想不到……待会儿我再说这段吧!
   命运开始折腾起我来了!让我充军到这么个鬼地方,下车也没人接,只好自己扛着行李走,越走心里越冒火,几次想掉头不去了。
   可我站在陶瓷厂门口往里一看,乖乖,事情就变了。我一下子把行李扔在地上,眼前的情景将我震住。瞧瞧!卡片开阔地上摆着成千上万正要装窑的泥胚,海碗、大缸、瓶子、坛子、罐子,没烧过的泥胚还有股子野味的、生性的、原始的美,粗糙、圆厚、紫的、白的。干活的窑工们都光着膀子,坚韧的脊背晒得又黑又亮。背景的大土窑,好像平涂上去的砖红色和土黄色。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单纯又辉煌,雄性加烈性的颜色!生活中的颜色永远充满生气!太新鲜、太独特了!我几乎什么也没想就爱上这地方了。兴冲冲进场报到。
   厂党委书记叫罗铁牛,给我感觉像个小商贩,又矮又有点歪的身子,像个压瘪的鞋盒。他对我的态度很微妙,客气后边好像藏着什么。他领着我在窑上和车间里转转看看。工人们对我也不理不睬,个别年轻人好奇地瞥我一眼,赶紧低头干活,年岁大的干脆头也不抬。我以为闭塞地方的人对外来的大学生有种畏惧心理。我朝他们友善又亲切地微笑。其实我又猜错了!他们对别人并不是这样。
   您要是没干过陶瓷,决想不到,那是一个怎样奇妙的世界!一个平平常常的日用瓷碗,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更甭说瓶儿罐儿的了!处处都有讲究,都含着艰辛,都藏着神秘。铸浆的小姑娘,一个月要用木桶把一万三千斤瓷浆灌到模子里去。这些车间下边都有大地灶,把屋里烤得像蒸笼,为的使泥胚快干。三伏天,热得那些没结婚的小姑娘也脱光膀子,顾不得别的了。有人说“每一件瓷器都有陶瓷工人的汗水”?那种说法太空洞。应该说世界上无论多精美的瓷器都是从这里出去的!
   我在拉胚车间看到一个高大壮实的老汉在做瓶子。他把一摊软泥放在台子上,脚蹬轴碌,双手一提,没见他手怎么动,一个样式古朴,神气活现的大瓶胎就出来了。这地方的瓷器与景德镇的不同,不求匀整精细,看上去笨重,可有股拙劲,一股雄风,尤其这老汉拉的瓶子,个个赛活的,有神气,有姿态,好像按上眼就会说话!我被他的手艺感动了,情不自禁问他:
   “老师傅,您这是怎么做的?”
   他对我这句实际上是赞美的话并不高兴,偏过半张大肉脸,生硬地说:
   “使手做的!”
   这句话像把一团泥塞在我心口上,真憋气!我心想一辈子也不再搭理这老家伙。您别以为我真会这样,我天生不会记恨人,过去就忘了。
   罗书记叫来一个细高、文气的青年,他皮肤像绸子一样光滑,见面就笑眯眯。他叫罗家驹,彩画组长,以后我归他领导了。我很高兴,因为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热情的人。他领我去后院看“宿舍”,争着抢着帮我扛行李,他说早就听说我要来,一直盼着,还要拜我为师。话里没虚假,我在美院时,也常在业余作者那里感受到这种殷切的敬意。后来我才知道,罗家驹在厂里非同寻常,他既是罗书记的表侄,又是头号秀才,人极聪明,十几岁就进厂,对各种洋彩和花釉熟悉得赛过一个老娘儿们使唤有盐酱醋,还能画素描、国画、水彩,写草书和隶书,全靠自学。在这县城,有这两下子,就算半个圣人。虽然照我看,他这些不是凭天赋而是靠精明达到的……
   罗家驹指着一间破屋说:
   “您别怨怪。厂里都是当地人,没宿舍。这还是几年前,会计的亲戚打秦皇岛来找活干,也是个画画的,没地方住,就住在这儿。原是里外间,那人走后就堆乱七八槽东西了。听说您来,只能先腾出外间应应急,等有地方再把里间也腾出来……。
   我打量一下这屋子,真不能算是住人的。总共也就三四步见方,大小且不说,它倒像没入窑烧制过的泥胚。地是黄土地,墙上抹过一道大白也差不多掉净了。屋顶没扎糊,露着草芭和带树皮的黝黑的椽子。里外屋中间没门,用木板隔开,一种阴冷加上积尘的“仓库味儿”从木板缝透出来。简简单单几件家具,窗台上还有一层没除净的青草根茬……怎么,您以为我很恼火吗?不,我这人倒不在乎这些。如果一座宫殿和一座森林,由我来挑,我必定选择森林。因为大自然会给我无穷无尽的感受,我把它们都能变做艺术。特别是我那后窗户,外边是开阔的河滩和无声的荒野,它和我屋里无雕饰的一切,融成一种单纯又自然的美,一种诗的气息。多棒!
   想想看,那时我只有二十多岁,从学院走出却没有从艺术走出来的人,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艺术的敏感。一切事物,有生命或无生命的,好像都在发光、喘息、出声。连阳光,风,摇动的树影,恬静、微细、亮晶晶的浮尘,也是有感情的。您觉得吗?黑夜比白天色彩更丰富,更有感情。我感觉,自己所有神经末梢都露在皮肤外边,常常被自己这些感受激动得不得安宁。天呵,那是一种怎样的自我感动。感动才是真正的幸福!我喜欢厂里的人们,不完全因为他们干活时的场面具有画面感,我更喜欢他们狭隘又实在的性情。这性情使他们每一张面孔都大有画头。我时常对他们表现出一种难禁的冲动来。
   但渐渐我感到,他们对我不是这样。除去罗家驹,很少有人同我说话,我要给他们画像,没一个同意。本来乡间的人是高兴别人给他画像的。可他们为什么总避着我?
   一天早晨,我正在水龙头前弯腰刷牙,厂里的司机崔大脚突然抓着我的肩头,粗声大气、挺认真地问我:
   “你这家伙是不是反革命?”
   我给他问得懵头转向,等我抓起水杯,漱去嘴里的牙膏沫子,他已经摇着两尺多宽的肩膀走了。
   崔大脚有点缺心眼,但这话不像是瞎说的。我忍不住追上去问,他瞪着眼冲我挺横:“你别装蒜,厂里没人不知道,你是到我们这儿改造来的!”看他这架式,真把我当做十恶不赦的罪犯。
   我听了这话,联想到那张黑色的报到单,罗书记的假客气,一张张躲避我的脸,原来事出有因。我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呀!可是,一九五七年后,生活又多了一层,就是告密。我私下对谁说过什么犯歹的话没有?天呵,谁知道自己都说过什么话。不管怎么,我感到,暗中有种东西紧跟着我,左右着我,威胁着我。心里常常产生一种恐怖感。
   显然受了这东西的影响,我对周围人的感受全变了,人家冷淡,我,我就和这东西连系起来。我不愿意与别人接触,真像自己做过什么坏事,这感觉太别扭了。我渐渐对周围的一切缺少那种艺术敏感。生活好像褪色了。白天干活,下班一人闷闷呆在屋里,什么也不想干,画笔干得像锥子了。偶而又想:“我不能不画!”这样画出来的东西,没神,没魂,没气……什么也没有,完事连看也不想再看一眼。
   那时我唯一的消遣和寄托,是我那后窗户。我把枕头用书垫得高高的,目光正好从这窗框穿出去。世界上任何一个窗框都是一幅画框,画框里的东西是活的。我这画框里是条灰暗、古老、沉缓的河,一直能看到它虚入天边的端头。这河床过浅,从来没有一只船,远去的或来近的。河岸是干涸的泥滩,被太阳晒得结成硬皮,龟裂成很深的沟纹;只有几处裸露出一些满是裂缝的嶙峋的石头,略略有些峥嵘。所有的草都是先天不足,没绿就枯黄了;河岸从堤坡向两边伸延,渐渐软化,烟一样散开,成为一片苍凉的、泛着碱花的茫茫荒原。这荒原的一边消失在雾气里,晴天赤日时,也看不见际涯;另一边在二十多里远的地方,给一条黑压压的林带截住。这林带是条神秘的墙。鸟从那上边飞走,就洒下一片玻璃般晶亮的阳光,地上的一切都睁开眼了。鸟儿从那上边飞来时,就给这窗框里寥廓荒寂的景色带来一点声音,一点活气,一点自由自在的联想,一点悠然自得的心绪,一点点安慰;鸟儿从那林带上远去了。我的心也被带走了,带走了。
   谁来跟我做伴,谁愿意走到我这灰色的生活中来?
  
  
   二
  
   来厂后一个来月吧,那是个公休天。我死死睡个懒觉,起来推开门,一个意想不到的、奇特的形象跳到我眼里,吓我一跳,一只狗,黑狗!它给我的感觉,挺凶,挺壮,通身黑毛,以致看不清面孔。脑袋两边各垂一片挺大的耳朵。半张的嘴耷拉出粉红色柔软的舌头,随着呼呼喘息,滑溜溜颤动着。凶猛的狗才这么喘气。它不吼不叫,像一个很有身份的武士,威严,老练,一动不动蹲在那里,雄赳赳张开胸脯绒样的长毛。我要出去打热水,提着暖瓶几次迈出门坎,都给它严厉的目光逼回来。我们这样相持十分钟,它根本不打算退让。我便试图绕开它走。根据我小时在乡下的经验,对狗,你愈不理它,它愈不招你。但这狗分明是专找我来的。我出门,它不动,我往旁边走两步,它立刻起身,不慌不忙走到我前面两步远的地方一蹲;我想从另一边走出去,它又这样把我拦住,说什么也不叫我出去。我被困住了,手提空水瓶,不知所措地看着这狗。不知它要干什么?忽然前边传来一阵开心的笑,原来缺心眼的崔大脚倚着车库的砖墙,看我的笑话。我被激恼了,撂下暖瓶,朝这狗叫道:“你盯着我干吗?我打你了!”回身操起门边的长杆扫帚。这时听到一个苍哑的喊声:
   “别动手!”
   罗长贵――就是头天到厂,给我钉子吃的那个拉胚的老汉,从一边走来。他朝这狗喝斥一声:
   “滚开,黑儿!”
   狗只往后挪了一尺。我把罗长贵让进屋,这老汉头次来串门,我想给他沏茶斟水,但是……我尴尬地指指空暖瓶,又指指守在门外的狗,罗长贵笑着说:
   “甭怕它。这时条野狗,不常来,说不定一会儿自个就走了。”
   “看样子倒不像野狗。”我说。“噢,你蛮有眼力,怎么看出来的?”
   “凭感觉。”我说。这三个字儿可是艺术学院的学生们总挂在嘴边的。
   罗长贵皱皱眉。
   “怎么?”我问。
   “没什么。它确实是条家狗。原先给二道街一个油匠养着。那时一身毛好亮,油匠说他给这畜牲刷了一道油。前两年度荒,粮食紧,这畜牲太能吃,实在喂不起,就下狠心送到一家木材厂,谁知送去后,油匠回到家,这畜牲反比他回来得早。二次下狠心,又把它远远送到城外的砖厂去,拿条链子把它拴在升降机的架子上,怕它再跑,可是一天夜里下大雨,这畜牲居然又回来,浑身淋得净湿,脖子上还挂着半挂链子,后脖梗子上都是血,硬把链子挣断了呗!这次它回来,一头扎到铺底下,怎么叫也不出来,给东西也不吃,好像知道为嘛把它送走的。直到饿得快断气,才肯吃东西,却从不多吃,饿极了到外边找食吃,决不在家偷嘴,你说这畜牲灵不灵?”
   “它怎么成了野狗?”这狗的命运像磁石一样,有力地吸住我。
   “那是去年,油匠一家迁到唐山。人家大城市不兴养狗,油匠就拿酒把它灌醉,甩下它走了。它醒来没了家,成了野狗,成天乱跑,经常入户偷吃的。它常到咱厂里来,食堂后边不是总扔着剩骨头剩菜吗?开头崔大脚往外轰它,后来它咬住一个偷瓶子的贼,算有点功,大伙儿也就不轰它,要来就来,要走就走。”
   “怎么没人养它?”
   “先前咱罗书记倒想养它,它不跟。大概那油匠待它太无情,它不信人了!”罗长贵意味深长地笑一笑。年岁大的人,笑里边总沉淀着某种东西。“再说家畜一野,很难改回来。挺好的一条狗,完了……。”
   “它叫什么?”我问。
   “黑儿!还是油匠给它起的名字。”罗长贵说。
   我瞥一眼黑儿――这条命运坎坷、性情奇特的狗。我对它的感觉全变了。这毛茸茸的动物身上,包藏着多少令人感慨的人生内容!这哪里是一条狗的遭遇,多么像一个人的遭遇!
   “黑儿,过来!”我朝他叫,已经丝毫不怕它。我的声音那么亲切,像是对一个人。
   我敢说,这狗绝对是非同寻常的、通人性的。它一听我的声音,浑身一抖站起来,原地踮踮转两圈,又蹲下来。这时它不再带着那股凶厉的劲儿了。
   “甭搭理它了。人家都说你的画不错,我今儿是来看画的。”罗长贵对我说。
   我知道他的来意后,真有点惶惑不安,甚至还有点受宠若惊呢!
   您很难想象,陶瓷这行保守得多厉害!为了手艺秘不外传,我们厂一百多人差不多都姓罗。外姓人很难呆住,除非像崔大脚这种缺心眼又不沾陶瓷的人,不受排挤。厂里的高人只有罗长贵喝罗家驹。罗家驹那种精细的画瓶,我没兴趣。罗长贵的绝活是拉胚和使花釉,都使我着迷。尤其花釉,使上去一个样,烧出来一个样,颜色像进入幻境,不可捉摸!什么味道、意境、感觉都可能出来。有时抹一条鱼,点一些浮萍,窑里的温度过高,出窑后,那鱼瞎了,变成一条船影,浮萍变成一片繁密的大雪花,我在古画中也没见过这样高深玄妙的境界!
   我想跟罗长贵学艺,不愿在彩画车间天天勾蓝碗边,我担心罗家驹不高兴,谁知他笑眯眯答应了。我到罗长贵的车间来,头天就给我一个下马威。他叫我把一个刚拉好的三尺多高的大瓶胎抱到一边。我为了表示认师的诚意,上去卖力气一抱,“噗”,大瓶像大蛋壳瘪了,摊在台子上,我失去重心,栽在上边,满身沾的都是泥!车间四处发出笑声,真狼狈!老汉不声不响把台子上的泥很快团起来,转眼又拉出一个大瓶,大小形状,和我打碎那个一模一样。然后他两手捧着两边,一下子,把这个几十斤重的大泥瓶神话般拿起来,走两步放在我身边,什么话没说就走了,叫我和这泥瓶并排傻站着。
   我可怵透他了。生怕他看不懂油画,以后更瞧不起我。便把在学院上国画课临摹的宋元山水花鸟画都翻出来给他看。奇怪的是,他更注意那些讲究色彩、变形较大、主观色彩更浓的油画。他开始用一种猜迷般的神气看,一直看得脸上的皮肤渐渐变软。忽然他“啪啪”拍两下画布,他每次烧出一个好瓶子,也这么得意地拍两下。
   这时我忽然发现门口那狗没了,再一瞧并没走,它在门口,身子躲在墙外,露半张脸朝屋里怯生生张望。好像一个孩子!这情景惹起我一阵怜惜的、亲切的、温柔的情绪。叫它也不进来,我要去抱它。
   罗长贵拦住我说:“它整天在外边野,脏极了。”跟着他皱皱眉说:“奇怪,它是不愿靠近人的。多半你这儿有油色味,和油匠家的味儿差不多……”。
   是挺奇怪,打这天起,黑儿就常来了。我猜不透它为什么来找我。尤其公休天准来――它居然能记住日子!我在屋里做事,扭头只见它在门口探进来半张脸。显然它想跟我亲近。可是我无论怎么招呼它,拿吃的引它,它也不进来。我愈加劲,他愈不肯进门,只是阳光把它发蓝的影子投进来。看来我们之间还没建立信赖。有这么一句话:不幸者不敢轻信于人。难道狗也这样。
   我想个办法。它来,我就像见到老朋友那样朝它点点头,然后支起架子画画,不再瞧它,以免它起疑。有一次,我连续画了一小时没动地,也不瞧它,但我确信它就在门口。我坚持画下去,直画到两个半小时,忽从眼角看见它蓬松的影子一点点挨近我。我的心突突的跳,生怕手里的笔滑落下来惊跑它。跟着感到一个毛茸茸、有份量的东西倚在我腿上。天呵,我们紧挨着。我强按着心头的激动,画、画、画,直画到阳光从门前移走。我累了,从来画画没这么累过。低头一看,它靠着我的腿甜甜的睡着了。当然,这甜甜的,也是我心中一种感觉。
   从此,我有了一个伴儿。
   但它毕竟不是家狗了。不肯总呆在我这儿,有时一去十天半个月,不知去什么地方,干什么。它每次都到了十分想念我时才来。您别以为这是我多情,它一来就用脑袋亲热地拱我的腿,咬我的裤脚,舔我的手。白天跟我玩,晚上就睡在我脚边。外边有点动静,它就警惕地出去转两圈,或者干脆一夜守在门外。黑儿是条极聪明的狗,教它什么会什么。我教它开门,只几次,它自个儿就会按门把,进出自如。我叫它“抬左手”,它就把左爪子给我;我叫它“抬右手”,它就把右爪子抬起来。它从来不找我要吃的。当然,只要食堂卖排骨、烧蹄子、酱杂碎,我总买一份留给它。它找我决不是为了吃,决不是!我抚摸着它的头问:
   “你干什么总来找我?”
   它直怔怔看着我,不出声。好像对我说,你完全应该知道。
  
  
   三
  
   命中注定,我还要有一个更热烈、更亲密的伴儿。这伴儿一出现,黑儿马上退到次要位置。她叫罗俊俊。我们一下子就相爱,一下子就结婚,事情快得像闪电,而且像闪电刷的照亮整个天地,连最浓厚、最阴郁的云层也照透。
   那是个黄昏。罗家驹忽然带来一个姑娘。说是县城第一中学的美术教师,慕名拜访我。
   她给我头一个感觉是块朦胧的暖色。这感觉挺奇妙。尽管她细溜溜的长腿,又尖又圆肉感的小下巴,又宽又鼓的脑门,我都看到了。但她给我最新鲜、最独特的感觉,是她全身没有一条线是清晰的。轮廓也模糊,好像从背景上都抠不下来。她能融在任何背景上,周围的颜色、光线、以至空气,顿时都随着她变,成一幅美妙的画……
   记得那天,我手忙脚乱拿画给她看,说了许多话,这些话我一句也不记得了。我只感到自己的嘴很小,很多想法吐不出来,那些想法就像蜜蜂在蜂箱里嗡嗡乱转。她几乎什么也没说。一种春天化雪时溪水纯净的光,在她那双毛茸茸的眼睛里闪烁出来。她的睫毛又长又软又乱,看上去毛茸茸。她走后,我就用朱红、熟赭、土黄和群青,调出一种特殊的暖色抹在灰暗的墙上。这颜色就是她。如梦如幻地融在墙壁上。我整整一夜看着这块颜色发怔。
   那天,罗家驹虽然坐在一边,我好像忘记了他的存在。此后,罗俊俊不叫罗家驹陪着,她自己来,带画给我看。据说她自小生活在青岛,父亲遗弃了她和母亲,母亲死后,青岛没亲戚,她就到这儿随姑姑过活。她曾经在青岛工艺美术学校上过两年学,但从她的画看不出一点专业的东西,几乎没有基本功,甚至还带着女孩子瞎涂瞎画的成份。但她的感受很好。她把这些稚嫩的画面里蕴籍的意图解释出来时,极棒,极妙!她不缺乏艺术细胞。我最不愿意跟那些只有技巧却没有艺术感受力的人说话,你把嘴说碎了,他依旧大眼瞪着你发傻;对罗俊俊,你只要把心里那些感觉,不管多微妙,不管多么不可捉摸,稍一说,她就能完全意会到了。后来我知道,她像许多充满幻想的姑娘一样,狂热地喜欢诗,喜欢文学,尤其是屠格涅夫的小说。她时而觉得自己像丽达,时而又觉得像阿霞。她带着这种自我感觉,走在县城大街上不是挺可笑吗?她这些气质是在诗情画意的青岛,在海鸥和小别墅中间,在她原先那个工程师的家庭里培养出来的。我居然在这个闭塞得像个密封罐儿的小县城,碰到这样一个姑娘,简直是奇迹了!
   我觉得是命运先把她安排到这儿,又把我安排在这儿。再叫我俩碰到一起。
   我给她改画时,她拿一个矮板凳坐在我身边,她的目光渐渐由画面移到我脸上。那双毛茸茸的眼睛发呆地瞅着我,惊讶,崇拜,激动,迷惘,好像睁眼做梦……很快――至多五六次之后,她与我熟了,性格中更迷人的另一层表现出来了。她给我唱歌,背诗,还跳舞,我坐着,看她像小孩撒欢似的,率真地、开心地连唱带跳。我的心像春天的原野一下子全绿了。她喜欢创造一种小说里那样的气氛,来感动自己,她还要把我也拉进去,一起去创造和享受这种气氛。她爱靠着我的肩膀,喃喃的自言自语地说一些充满艺术想像的幻想;她还爱穿一件新做的小花褂,乘我不在屋时遛进来,找一个光线迷离的角落站好,等我进门,忽然像发现一幅画那样发现她。艺术比生活美。但如果生活像艺术那样,我宁肯不要艺术了!她使我重新感到生活的魅力。世界重新变得五彩缤纷,万物浓缩为各种颜色的原汁,活喷喷流泻在我的调色板上。我的笔杆也热起来。一阵阵盲目的绘画冲动,使我半夜从床上跳下来,支起画架。但这一切来得太猛烈。我还缺乏艺术所必要的那些理性,拿着笔根本不知要画什么。一天晚上,她呆的挺晚,天下大雨。我说:
   “我送你回去。”
   她的眼睛直视着我说:“你轰我?”我一看她的眼睛,赶紧躲开。她的目光烫人!那是多么伟大的画家也画不出来的一双眼睛。这眼睛在燃烧。
   “你为什么不看着我?”她的声音微弱却强烈地抖颤着。似乎她怕什么,又分明要勇敢地去攻取她所胆怯的东西。
   “天太晚了,我怕人说你……”
   她忽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腕,猛拉开门,把我硬扯到当院。在哗哗大雨声中,她叫道:“叫他们来看吧!我们爱怎样就怎样!”跟着仰起脸,把滚烫的、抖动的嘴唇,使劲按在我嘴唇上,怎么也不松开。任使雨水从我俩紧紧吻在一起的嘴唇上浇下。凉雨绕着发烧的嘴唇,那感觉,真是奇特又强烈!
   我用了很大力气才把她拉进屋。她已满身浇透,湿发贴在水淋淋的脑门上,目光依旧火辣辣地看着我,她不甘心进屋来!我再也受不了这年轻女人主动、狂热、勇敢的进攻。蕴藏在全身所有细胞和血管中的一种欲望,全都鼓胀起来,完全失去自制力,胆子突然增加一百倍。当我把她拥抱在床上,她用那双柔软的小手捂住脸。她把一切都交给我了……
   我可不是个荒唐人。在学院,我和那个相好的女同学在一起,规矩得像呆子,最多轻轻挨一下脸,就像过电一样赶紧躲开。不知为什么这一下子就“出境”了。
   第二天,我们开始办结婚手续。表面看没人反对。但办得那么别扭。不是找不到开证明的人,就是公章锁在抽屉里拿不出来。罗俊俊一连三天没来。头天没来,我等着;转天没来,我就不安起来,第三天我打算去找她。但我们的事情发生得这么快,还没见过她姑父和姑姑。听说她姑父在县供销社卖文具,人很倔。她碰到什么麻烦了?岁数差得大点?
   晚上她来了,依旧有说有笑,却不提办手续的事。我发觉她的快乐有点造作,眼圈浅浅发红。我问她出了什么事。一朵愁云罩在她美丽的小脸上。她说:
   “我只问你一句,你曾经犯过错误?”
   “没有,绝对没有呀!怎么回事?”我觉得这话并不能松开她的眉心,便问:“你不信我的话?”
   她把头靠在我肩上:
   “原谅我,不该这么问你。我相信你是好人,我不会离开你的!”
   这话使我惊讶。她为什么这样说?
   我这人真是糊涂透顶。两个无形的艺术感觉很容易连在一起。为什么偏偏不能把她这句话与崔大脚问我的那句话联系起来。
   这样,她一连十天没来。这十天,每一天都好像有八十个小时。一天比一天时间更长。我有种被抛弃的预感。世界空无一有了。
   第十一天,她的声音却忽然从后窗外传来,只见她站在窗框中间那一片开阔的野草地上,朝我招手。鲜黄的小褂在阳光下闪烁。我跑去,她用手指着叫我快看。绿草上有一片刚摘下来的矢车菊的花朵,铺成一尺见方的正方形。她打手式示意叫我拨开这些花,表情快活又神秘。我轻轻拨开这些黄橙橙的花朵,下面一张纸。哈!原来是她从学校开出来的结婚“证明信”!我举着这张油印的、难得的、香喷喷的“证明信”一下子跪在草地上――是呵,我给这女人可爱的个性感染得要发狂了。她斜卧在草地上,对我说:
   “如果我死了,你就这么埋我。这野花和我一个颜色。你必须用它盖在我坟墓上边……”
   我用手捂她的嘴。
   她掰开我的手,认真地说:“没那么便宜。埋完我,你必须自杀!”说到这里,她莫名其妙掉了泪,劝她也不顶事,随后她自己笑了,从我手中夺过那证明信,围着我又唱又跳,像只小羊。还一个劲儿叫着:“我们胜利了!”那毛茸茸的睫毛上挂着泪珠。像青草上细小的露珠。“胜利了,你还不庆祝?”
   我点头,笑。但不知这“胜利”对谁而言。
   我俩的婚事几乎整个县城都知道。这时我才知道,俊俊为了嫁给我,同她姑父闹翻了,也深深伤透她姑姑的心。姑姑没孩子,待她就像亲闺女。但俊俊这一切全不要了。这使我加倍爱她。听说,俊俊的姑父反对我们婚事跟罗家驹有关。这是为什么?如果说当初我在彩画车间时,与罗家驹有一点潜在的紧张,可我去了罗长贵那组,我俩关系没有丝毫冲突。我忽然想到俊俊第一次来我家,是他带来的。难道他们……我渐渐悟到这里边的原因。
   我把毯子盖在我和俊俊头上,说:
   “这里边只有咱俩,屋里的桌子椅子也听不到咱们说话。告诉我,罗家驹喜欢你吗?说实话,欺骗是有罪的。”
   没有她的声音,只有她肉体散发出的特殊的温馨的气息。她没否认。
   “你喜欢过他吗?”我又问,“更得说真的。”
   她停了一会儿,没回答我,却说:“我只爱你,爱你!从现在到永远永远……”她说得很急促,不等我再说什么,猛地搂住我,用她的小嘴使劲把我的嘴堵上,很久很久没有松开。在黑糊糊、什么也看不见的毯子里面,她没有错吻我的脸颊或下巴,而是一下子吻在我嘴上。她的一切感觉都是这么奇妙和准确。
   这样,我觉得,我和罗家驹的关系就无形地紧张起来了。但罗家驹总那样眯眯笑,连眼珠都很难看见,更不知道他的心思。他碰到我还打趣地说:“你结婚时,我可去闹新房呀!”他这么宽宏大量?我真有点被感动了。
   我现在要尽一切力量,让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过得幸福。我请求罗长贵允许我按照自己的喜好烧几个盘子。罗长贵很开面,答应了。这对我可是格外优待,厂里的陶瓷一向只能照规矩做。我以长时间对花釉的性质、性能、效果的观察,试画了八个盘子。先用装饰变形方法画一个“猴骑牛”。俊俊属猴,我属牛,我想拿这画盘逗俊俊,叫她看,她是怎么跟我调皮捣蛋的。其它七个碟子,我干脆把几种花釉倒在一起,凭感觉用竹片勾出一些图案或半抽象的图形,有个盘子索性搅成一个旋涡。我不叫这旋涡中心在盘子正中,给它一种不稳定的动感。我把这些盘子装进窑时,不知会烧出什么样子。
   您知道,瓷窑是一个巨大的魔术箱。瓷器装进去就得由它再创造。几百度到千度以上的高温,一烧几十小时,甚至几天。开窑拿出来,乖乖!出奇的成功,悲惨的失败,绝世的精品,成批的废物都会出现的!有的惊叫,有的狂喜,有的掉泪。一件瓷器一条命,谁知谁是什么命。多高的能耐也得随着命。过去开窑那天老瓷工们都得烧香求菩萨的!
   我这八个画盘开窑正是结婚那天。人都说这喜气冲到盘子上去了。一掀开那热烘烘的匣钵,傻了!天底下还有这种奇迹!原来世界最辉煌的艺术创造中心就是这黄土红砖的大窑!你放进一个梨核,它也能给你炼出一件绝顶高贵的艺术品!
   那“猴骑牛”盘子,就像涂了厚厚一层油,光滑透亮。原先设想的白猴,竟变成金黄色,正好是俊俊那小褂的鲜黄色,釉彩向四边散开,天然形成绒毛的感觉,一只灿烂的金丝猴!事先打算烧成深黄色的大牛,从窑里出来变成花牛,上边因氧气不匀,白底子上出现几块黑斑,形状和部位都恰到好处,尽心画也画不出来。多漂亮的大花牛!衬底的釉色烧成一种幽深的蓝色,亮堂堂托出猴和牛。尤其这小金丝猴正给大花牛戴花,花儿颜色极淡,极柔,极娇嫩……就像一朵摆上去的鲜花。我哪里会想象出这样绝无仅有的艺术效果。其它那几个画盘,也个个令人叫绝。尤其那搅成旋涡图案的画盘,几种釉彩变成上百种,简直是色彩的大旋涡。你盯着它,就觉得自己往世界的深处走去。沉雄又壮丽,我无法描述出那种不曾见过的境界。这简直叫我美得发狂了!
   华夏雨!华夏雨!我对自己暗暗叫着,你不是一直寻求能够把自己所有创造力都投放进去的一种富于张力的工作吗?你不是认为只有充满偶然艺术效果的地方,才能把艺术从黄金律那些最坚实的铁链解放出来吗?你不是认为只有真正的前所未有的艺术独创才能打败历史上那些闪光的巨匠?你不是认为绘画工具是对绘画本身的最大束缚?今天你竟一下子把这些都解决了!
   你发现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如此广阔。
   “整个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期待着我们去创造,而不是重复。”
   我心中响起这句话。毕加索的话。我面对这几个画盘,半个小时说不出话来。
   罗长贵走来,他一见这画盘就怔住了,一句话没说,拿起那个彩色旋涡的盘子,转身走了。晚上我结婚,他换一身干净衣服,手托着一个布包包,打开布,又揭开几层旧毛头纸,递给我一件瓷器。素白的荷叶洗子!一看就神韵非凡。荷叶一边上卷,另一边向下弯,仿佛摇曳翻卷的一瞬,那风吹叶动的感觉生动之极!它通用白釉,只在上面划几道洗练的叶筋。釉质细得像玉,翻过来一看却是缸底粗粗粒粒,还有疙瘩。粗细对比, 粗犷又秀雅,飘洒又沉静,那可是在博物馆也见不到的。这是罗长贵多半辈子烧车的几件珍品之一。
   他瞧着我的眼睛,似乎瞧我识不识货。
   桌上有许多瓷器,这儿喜事送礼都讲送瓷。俊俊的陪嫁,压阵的也是一对祖传的青花穿带瓶。
   我将罗长贵的荷叶洗子往桌上一摆。所有瓷器都黯然失色,唯有这洗子卓然不群。带着风韵和意境。可真叫绝啦!
   我的兴奋使罗长贵感到了。他说:“送你留着玩吧!”那一晚他都挺高兴。
   厂里的工人们待我还好,他们把里间屋也腾出来。别看墙破,我把画挂满四壁,风景,花卉,静物……我的新房拥有整个天地。
   罗书记今天没来,他说要去县里开会,也许是推辞。俊俊的姑父姑姑几次去都没请来,这是我们婚事中最不快活的事。罗家驹带来一个姑娘,县委办公室主任曹加喜的二闺女,长得不错,罗家驹显得挺神气。这样,对我们两人反而是种平衡,互相都自然得多了。可是,俊俊兴高采烈地把我那几个画盘当众摆出来,罗家驹惊呆了。特别是崔大脚借着酒劲,叫道:“嘿!咱整个瓷区也没见过这种绝活!”罗长贵没吭声,也没不高兴。罗家驹的脸好像涂了一遍胶,紧紧绷绷,故意不瞅画盘,似乎没当回事,当大家逗俊俊,不注意他时,他忍不住瞅画盘一眼。我很经心我们的关系,所以留意他。他来时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袋子,看意思他想送我一件瓷器,这一来他没拿出来,又提回去了。直到走时,他脸皮也没松开,反正他心里不痛快走的。
   别人不高兴你有能耐,那是最不好办的事。
   好在那天我太幸福,什么阴影都不会遮住我的心。我得到俊俊,还有画盘,这两样都像无边无际的大画布,心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可以恣意涂在上边。天呵,我赢得的是什么呀!不是全部生活和整个世界吗?我相信,那天晚上我绝对算得上世界最幸福的人。
   一个司机曾对我说,开车在道上有时怪得很。碰上一个红灯跟着就一串红灯。想快也不行,那才霉气呢!可有时,处处全是绿灯,畅行无阻,四通八达。那么在人生的道路上,我现在碰上的都是绿灯。
   这天闹得很晚,送走客人,俊俊刚要去插门,门把儿忽然一动,开开一条缝,一个黑糊糊的东西进来。俊俊吓得大叫,扑在我怀里。我一看,哟,是黑儿来了!也赶来给我祝贺婚礼吗?我告诉俊俊别怕,这是我的朋友,并告诉她我和这狗结识的经过,然后说:
   “它在我最寂寞的时候,自动来和我作伴的。现在有了你,虽然能填满我的一切,但总不能扔掉老朋友吧!”
   俊俊给我逗笑了。她光滑的胳膊勾着我的脖子说:
   “我只要你。别的我都不管!”
   我就对黑儿说:
   “怎么样,听见没有,我这个老婆够意思吧!过去这儿是咱俩的家,从今起是咱三个的家。我和她住里屋,你住外屋,行吗?”
   黑儿进来时还有点怯生。它听我说话,不甚明白地瞅着我,然后走上来用那黑糊糊的鼻子闻一闻俊俊,高兴地摇起尾巴来。显然,它同意照我说的做。我便在外屋一角铺块画画用的旧毡头。它立即扒上去,伏伏贴贴、安安静静地睡了。从此,它只要来就睡在外屋,我依然像以前那样待它。公休天,我画画,俊俊忙着家务,黑儿还能帮着把扫帚、蝇拍、铁壶和炉盖叼来叼去。多圆满的生活呵!但我时时有种隐约的不安。不知这是幸福的人都会产生的那种无名的忧虑,还真是什么不幸的预感。
   您是作家。对预感这玩意儿肯定有高深的见解。随您怎样解释,您也得承认,它常常能够灵验的。
  
   四
  
   我们那小县城的政治色彩一向很淡薄。相当一些人连中央的领导人的姓名都说不清楚,只知道北京在“南边”,对首都的印象就同普通八分邮票上的图案差不离儿:天安门和那根缠龙的柱子。六六年七月份忽然大街上使劲敲锣,人们以为出了什么大急事,跑出来一打听,听说“十六条”下来了。很少有人知道“十六条”是怎么回事。敲锣的人就说,都得排好队走一圈。大家就乱乱哄哄在城里走一圈。随后厂里开了会,墙上刷几条大标语,以为闹腾一阵就过去了。我吗?历次运动都不沾边儿。我只对色彩、生活和美有兴趣;对这些你死我活的事,向来是局外人。谁知这一次大大的特殊了。
   那天,我正在窑前,等一批新试验的画盘出窑。自打我结婚那天搞出八个盘子,罗长贵就放手叫我干画盘了。一个和我不错的小伙子,悄悄扒在肩上说几句,我不信,只当他吓唬我,找个乐儿。谁知到前院一看,聚着一些人,还有几个年轻人在贴大字报。他们见我来纷纷避开。这里的人不习惯搞运动,连那几个贴大字报的年轻人,不叫我认出他们是谁,赶紧掉头走了。我感到空气有些发紧。一条大标语跳进眼中:“挖出漏网大右派华夏雨!”再一看,没错,还是华夏雨!我懵了。哪的事儿?右派不右派与我什么相干!反右时我像海边远远一个小石子,浪花也没溅到我身上。我想仔细瞧瞧大字报上写的什么,是不是搞错了。但我两眼的焦点并不到一起来。只看见东一个、西一个吓人的字眼。我强使自己镇静些,在大字报上看不到什么事实。我赶紧去找罗家驹。他在一周前被县委宣布为我厂的“文革主任”。厂里大小会都由他召集和讲话,罗书记像瓷罐摆一边。那时叫“靠边站”吧!
   罗家驹把在车间画瓶子,他搬到一见平房办公。来不及挂牌子,只用黄纸写上“文革办公室”几个字贴在门上。我一推门,里边七八个人挤在两三张桌子旁,好像在写大字报、翻材料。他们见我一怔,有人马上掉过屁股挡住我的视线,不叫我看见他们在做什么。罗家驹迎面走来,用平板一样的胸脯把我顶到屋外边,随手带上门。我问他院里的大字报是怎么回事,他干巴巴的声音像摩擦瓷片:
   “你自己的事干嘛问我?”
   他不像平常那么笑眯眯,我头一次看见他的眼珠,非常小,灰蓝色,但比黑眼珠还亮,目光前边好像带一根刺,直扎向你心里去。
   我的心完全乱了。只想回到房间静一静,走道两旁又贴出不少大字报,浆糊湿漉漉的痕迹还没透过纸面来,墨汁汪着亮光,还有种廉价的臭墨味儿。每张大字报上都有我的名字。我从来没害怕过自己的名字。它们好像枪弹,四面八方朝我射来。
   我突然想起,前几天罗家驹的态度就有些异样。他总躲着我。其实,一个人想害你,他反倒怕你。他在有意和我疏远。我又想起,大前天中午下棋时,几个小伙子起哄要我和他比比高低。下棋时他不跟我说话,却借着棋步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你该死啦,就怪不得我了!”这句双关语表示他要下狠心吗?为什么当时我没多想一想?话又说回来,我毫无问题,怎么可能对这种话敏感呢?
   我走着想着,忽然撞在一个人身上,好像撞在一堵墙上。是崔大脚!他直目瞪眼冲我叫:“我说你是反革命吧,你还装傻,人家罗家驹从来不骗人。等着瞧,我非革你命不可!”说完一脚把一棵小杨树踢得哗哗直抖。我一直觉得这愚鲁的人身上有股野性,好像要往外发泄了。
   我不知这横祸由何而来,也不知将会怎样。但觉得自己有种任人宰割的滋味。
   晚上,俊俊站在我面前,脸色煞白,我俩很长时间谁也没跟谁说话。那时,时间仿佛没有长短了。忽然她问我:
   “你为什么骗我?”
   这又像责怪,又像质问。
   我受不了自己倾心相爱的人这么问话。“骗”字是个多么可怕的字。我怎么能骗她。爱,不就是把自己全部交给对方了?
   “我没骗你!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右根本没我的事。我的话全是真的。相信我吧,俊俊!”我每一个字都认认真真地说,就像我画画时每一笔那样。我还告诉她,“我担心有人害我,我想不出这会是谁。我有点怕。是的,俊俊,我很怕!”我好像听见我的心在哆嗦,突然变得很软弱,流下泪来。
   她把头靠在我肩上,抬起毛茸茸的眼含着微笑说:“无论你怎样,我都跟着你。你挨斗,我就站在你身边;你入大牢,我就天天给你送饭;你被枪毙埋起来……我瞎说呀!我就挖个坑,找到你,躺在你旁边。只要你不把我扔出来就行……”这柔情,这真挚和忠诚,抚慰着我撞疼的心。我像四面受敌时,忽然背靠在一面墙上。这面墙牢牢在背后拖护着我。“我给你唱支歌好吗……”她便轻声哼哼起一支曲调。
   我的心陡然松开了。话也轻松一些:
   “我不怕了。你更不能怕,咱们的小宝宝还在你肚子里呢!为了他,我们也得坚强些。”
   确切地说,我这是给自己打气。
   她朝我笑着频频点头,口中仍哼着那支歌。她用歌声驱逐我心中的烦恼与忧虑,给我安慰和温暖……我没听过歌声可以包含那么多内容,听着听着,我感觉这歌声有点苦,有点伤感和凄凉,隐隐像在悄悄啜泣。我忽然难过起来,内疚起来,心想叫这么一个好女人跟着自己担惊受怕,真不该!我胡乱想起来。想到我被弄到遥远的北大荒劳改,她自己就在这小屋里孤独过活,在昏黄的灯光里,哼着这支歌等着我;或者若干年后,领着我们的小宝宝,踩着漫长泥泞的、混着雪水的路,找我去了。一路反反复复哼着这歌。我在守林人住的小木屋里听到这歌声,跑出来,把她,把孩子,都抱起来,她毛茸茸的睫毛上凝挂着细小的冰珠,我的好女人!
   歌声没了,幻想散了,她靠着我睡着了。我们一直没开灯,屋里漆黑,月亮从后窗户照进来,清冷的月光投照在她熟睡的脸上,光滑可爱的脸蛋那么苍白,嘴角还挂着一点点笑。我忽然想到我们都没吃东西,却不敢扰醒她。她睡得好香,把全身重量都压在我的半边身上,以致我感到我们未出世的小宝宝在她肚里偶尔一动一动。惹起我一种将要做父亲的幸福。感受到这种幸福,我彻底松弛开,感到了困倦,迷迷糊糊似睡非睡时,忽然产生一种奇想,多么希望一觉醒来,这一切原来是场恶梦,并不是真的。
   过去,我总是希望把梦变为现实,头一次希望现实变为梦。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整整一夜,这几个字混在一团无形、破碎又沉甸甸的梦里,第二天醒来,现实变得更糟。俊俊去学校不久,后院也贴满我的大字报,把我的问题详细公布出来。都是我对五七年反右斗争不满的话。真叫我吃惊!每一句话都像是我说的,口气也像,但怎么也想不起对谁说过,谁揭发的呢?如果真说过,还不早打成了右派?可这的确又都是我当时的想法,想法别人怎么能知道,难道世界上还有挖人思想的探测器?
   不容我申辩,各个车间班组纷纷贴大字报对我的问题表态。我想回屋躲一躲,只见门上贴一张大白纸,警告我必须伏罪。下边署名是赤卫军,也不知道这赤卫军是哪儿来的。我的名字像被判死刑的囚犯的名字,用鲜红的笔粗粗打上大十字叉。情况不包含任何希望了。
   这天,很晚俊俊还没回来。我真担心,却不敢出去。怕人误认为我要逃跑。厂外边到处都在揪斗,乱糟糟喊杀叫打,呼口号声,远远近近此起彼伏。焚烧“四旧”的浓烟,带着纸灰到处飘飞,有的像大雪片一样飞进我屋里来,这阵势来得比五七年更凶猛。平静得如同山林般的小县城,好像有种“神经错乱菌”传进来,人人都疯了。我想到俊俊说过她学校的学生已经闹起来,愈等心里愈没底儿,屏住气听外边有没有她回来的脚步声。
   没听见她脚步,她却站在门口,那样子吓我一跳,脸刷白,嘴唇也是白的,眼圈发黑,头发挺乱,她的小辫被剪掉了!一副垮掉了的样子!
   “你、你怎么啦?”我问。
   她没回答,反来问我:
   “院里那些大字报写的是不是事实?你不能再瞒我了!原本学校的红卫兵不准我回家。罗家驹到我们学校说,我确实受骗了,才放我回来,红卫兵叫我必须劝你交待。”
   “我怎么交待?我承认有过那些想法,但我并没对人说过呀!我跟你说过,我对政治没兴趣,从来不跟别人瞎议论。”我说。
   她一听就倒在床上哭了:
   “完了,全完了!你还骗我!你没说,别人怎么知道的?”
   我只能看着她哭,哭得没劲了,就直着眼盯着屋角,一动不动坐了一夜。她毛茸茸的睫毛中间好像没有眼珠了,只有一对空空的黑洞。我不知该怎么劝她。我把手放在她肩上,被她推开了。她不叫我碰她。
   一早,她什么没说就走了。
   九点多钟,生活在我面前拉开了一个阵势。是呵,生活是有脾气的,有时可真凶呢!
   厂里所有人都被集中到后院里来。文革小组的人也到了,只是没见罗家驹,崔大脚带着一些人,胳膊上都套着半尺宽的大红布袖箍,上边用黄漆写着“赤卫军”三个字。他揪着我的衣领,扯到院当中。罗铁牛站在我身旁陪斗。他低头猫腰,破鞋盒的身子仿佛压得更瘪。这时,气氛相当紧张,几乎没人说话,只听崔大脚咋咋唬唬的声音。
   忽然,院门大开,两队红卫兵挺着军事操练用的木枪,齐刷刷走来,中间押着一个女人,是俊俊!红卫兵叫我俩相隔两米远的地方面对面站着。拿来两个白纸糊的无常帽,扣在我和俊俊头上。可怜的俊俊,那样子惨极了!她苍白的脸与白纸帽连成一个颜色。我真想上去把那帽子拉下来扔了。但不管你是多么勇敢强壮的男人,那时也无能为力。勇敢就是愚蠢――生活就是这样扭曲它原来的一切概念。我脑袋一热,叫道:
   “这没有俊俊的事!是我个人的事!”
   一个又黑又壮的红卫兵问我:
   “你说,大字报揭发的是不是事实?”
   “是、是、是!”我迫不及待地想解脱俊俊。
   “好,算你交待了一半。你再回答,这些话对谁说的?”红卫兵问。
   我想承认也无法承认。便说:
   “我记不起来了。”
   “我叫你说!”
   “时间太久了,我得好好想想,反正事实我都承认。”我说。我只有这样说,才能尽快使俊俊从屈辱中解脱出来。为了她,叫我承认杀过人也行。
   这红卫兵转身拿木枪使劲一捅俊俊的肩膀说:
   “你今早还说这不是事实,人家自己都承认了。你知道包庇反革命是什么罪吗?”
   我着急地大叫:
   “别怪她。我骗了她!她不知道真情!”
   罗家驹突然出现在我左边,对我说:
   “你再说一遍,你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瞒着罗俊俊!”
   我从罗俊俊愁惨的灰蒙蒙的眼里,完全明白她不希望听到什么。但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凭着一种保护她的本能说:
   “是的,我一直欺骗她。”
   不知道这句话是避免她受伤害,还正是伤害了她。
   罗家驹露出满足的神气,可是他用讥讽的口气说:“欺骗女人,哼,好一个正人君子!”他表现出十分生气。
   我抬眼一瞅俊俊,纸帽下一张脸充满气愤,那双眼的睫毛好像都掉了,亮光光散发着仇恨。我的心感到发疼。我觉得一切都完了!
   罗家驹上去摘掉她头上的纸帽子,手指着我,对俊俊说:
   “你还愿意跟这种人生活吗?如果不愿意,可以拿走你的东西,回你的家。”
   于是,我眼瞧着俊俊毫不犹豫地进屋拿走她的被子和一包东西。她留给我的目光,除去愤恨,还有一点鄙夷。
   留下来的红卫兵和崔大脚的赤卫军,将我的小屋捣得粉粉碎,又把乱七八糟东西弄到院里焚烧。四周人群一阵阵举起拳头呼口号。我感觉,这好像一个乏味的闹剧中的场面,跟我没有关系。
   从此,我就像个玩具一样,受他们残忍的耍弄。其中一次差点要我的命,那是崔大脚,说我生来就不合格,非要把我回窑重新烧烧不可,他把一桶釉浆浇在我头上,把我推进窑,眼看要拿砖块黄泥封起窑门时,罗长贵手举着语录本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把我从窑里拉出来。您以为这是最厉害的吗?不不,最厉害的是从库房抱出我几年来呕心沥血烧制的画盘精品,总共五百多个,一个一样。是个一排,几十排几乎铺满整个后院,再给我一把榔头,命令我挨个全砸碎。您要知道那画盘怎样精美绝伦,拿起它都会小心翼翼,生怕碰坏的。当然您是没法见的。有意境的艺术是根本无法复制的。真不知这狠毒之极的主意谁出的。好比拿一把锉去活活地锉我的心。我不能不砸。说也怪,当我砸头几个时,恨不得当头给自己一下,完蛋了事。但砸到五十个之后,我好像砸的不是画盘,而是些普普通通的土块。我像机器一样,一下“哗啦”一个。随着崔大脚们叫嚷着:“砸!砸!砸!砸!”我忽然起劲地砸起来。我浑身有股狂劲要炸裂开来,我挥动的胳膊奇怪地变形,砸碎瓷器的声音在我血管里乱钻,可能我用力太大,崩起的碎渣把我的脸都扎破了。一切都不要了,一切都不必揪心,不必在乎了!可是那些赤卫军的喊叫反而愈来愈稀稀落落。一些人喊不出声音,倒比我犹豫起来。因为这些干了多年的瓷工们,完全知道我砸毁的是多么宝贵的东西……
   几天后,全厂斗争目标转向罗铁牛。罗铁牛平时得罪不少人,人们对他的劲儿更大。赤卫军给我的任务是,每天跪在那些碎瓷片上,一遍遍读批我的大字报,直到会背诵。这样一连两天,膝盖就被割出血,跪久了,碎瓷渣穿破裤子,嵌到肉里去,晚上回屋再一点点抠出来,但我并不觉得疼。我想俊俊,愈来愈想。我怕她还在受折磨。她怨我、恨我都没关系。她不会真恨我的。只要她想到我们那些真诚的爱,不需要我再做解释,就会回来的。正像她说的,无论我怎样,她都跟着我,我深信!可是她为什么不来?我身边的所有空间,好像都为她而空着。我在为等待她而活着。
  
   五
  
   这天一早,不等我去跪读大字报,崔大脚等人闯进来,把我揪到外边,劈头盖脸打一顿,说我撕毁大字报。您是知道的,谁这么干,在当时可是打死白打的。多亏我不经打,几下就趴下了,他们也就没有再打的兴趣,如果我像牛一样强壮,说不定反会被打死。可是我一看,院里的大字报确实给撕扯得七零八落。这是谁干的?不是要置我于死地吗?
   赤卫军责令我把所有撕破处都粘上,不能看出破来。我整整粘了一天。
   当晚我在屋里,外面没风,极静。
   几天大火燎原似的揪斗高潮过去了。夜深人静时,只是偶而从远出传来断断续续的恐吓声,嗡嗡的呼口号声。忽然,院里有“嚓嚓”撕纸的声音,我的心提到嗓子眼儿,悄悄扒窗往外看,月光照亮的院子空无一人,一片碎瓷闪着青幽幽的光点。我发现墙角蹲着一个人,那里光线暗,只能看见一团黑影,正在撕大字报。谁?分明用这种手段毁我。我一急发出声音:
   “干什么?”
   那人停着没动,也不站起来。似乎想借着黑暗不叫我认出他来。
   “谁?”我又问。
   他忽然飞快跑掉。
   这一炮,我认出来了。哪里是人,是狗,黑儿!它撕大字报干什么?为我报复吗?真是帮倒忙!但它怎么会认得字呢?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我猜想,可能它白天躲在什么地方,看见我面对大字报罚跪,觉得这东西对我有威胁,夜里偷偷来撕。是的,准是这样!
   转天,我因大字报被撕,又被赤卫军拉去受罚。他们在地上摆一个大口瓶,叫我跪在上边。如果瓶子歪倒摔碎,就是“破坏国家财产,现行反革命,送交公安局法办”。
   我虽然只有五十一公斤重。跪在上边也必须提气,不一会儿,瓶子就晃起来。崔大脚们围着我大声吓唬,不准晃到瓶子。这纯粹拿我开心。我愈紧张,瓶子晃得愈厉害,马上就倒了。
   忽然传来一声吼叫。狗?呵!黑儿来了。它站在一丈多远的地方,一声声怒吼,每叫一声,下巴使劲一扬;浑身黑毛像大氅一样向四边一张,气势非常凶猛,它救我来了!
   两三个赤卫军上去用木枪打它,它勇猛又敏捷,来回几蹿,一下没挨上,反把一个赤卫军的裤腿用牙扯破。逼得谁也不敢靠前!
   崔大脚来了兴致。这几天他身上那些残忍的凶狠的东西全被释放出来,由着他随意发挥。他兴奋得全身肌肉都在不停地跳,能耐也显得大了。他叫我从瓶子上下来,递给我一直木枪,叫我去打黑儿。
   “你不打它,就是跟它合伙一起迫害革命群众。今儿我们就把你揍死!”崔大脚说。
   我接过木枪,叫黑儿。我一叫,黑儿立即不叫了。它迟疑一下,慢慢向我走近。崔大脚的赤卫军向后退了两米。他们都怕它,却朝着我叫着:
   “打呀!你到底打不打?”
  我举起木枪,黑儿非但不动,却以为我逗它玩。直起身子,尾巴欢快地直摇,跳两下,想用前爪子够木枪。我怎么下得去手?便小声对黑儿说:
   “你走,走呀――”
   它不走,反而倒在地上打滚儿,对我撒娇。
   “你不打,我们就劈了你!”崔大脚朝我大喊。
   我对黑儿严厉又轻声地说:
   “你不走,我可真打你了!”
   黑儿爬起来,瞅瞅我,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但是它不走,它要保护我!它不相信我会打它,目光充满信赖。
   “我喊一二三,你再不下手,我们就把你和这狗全打死!”崔大脚叫着,“我数啦,一,二――”马上要数到“三”了。
   我被逼得心一狠,打下一棍子,只听到木枪头那里一声嚎叫,黑儿蹿得几乎和我木枪一般高,落到地上就要朝我扑来。颈上的毛全都乍起来,它被激怒了!
   赤卫军高兴地叫着:“咬他,咬他,黑儿!”但它没扑上来。它垂下尾巴,难过、埋怨、伤心地望了望我,然后扭身跑去,在仓库那边一拐就不见了……
   我至今也不原谅自己那一棍子。为了这棍子,我常常痛苦极了。我不仅仅恨自己,还瞧不起自己。您是懂得的,瞧不起自己,才是更深一层的痛苦啊!
   我看着空空的仓库拐角有些发呆。崔大脚们不会给我时间发呆的。他们说我教唆这狗迫害群众,狠狠收拾我一顿。这次他们专门折磨我的两只手。他们说我的手是“黑手”,叫我自己一手拿着砖头砸另一只手,来回砸,直砸得手抓不住砖头。
   那天夜里,我被搞得筋疲力尽。
   我的床在红卫兵抄家时就拆了。地上有块草垫子。白天屁股重重挨了几下,躺着疼,我只好趴着。两只手朝前伸――这双砸坏的手火烧火燎的,这样好让门外透进的夜凉吹一吹。
   我的门窗都被赤卫军卸掉,为了好监视我,电灯电线都拆去,说是怕我自杀。黑糊糊,倒很合适睡觉。一睡着,各种痛苦就不会感觉到了。我眼瞅着门外月色朦胧的院子,心里反复想着这两个字,黑夜,黑夜,黑夜……我感到自己的身子舒舒服服地往下沉。我好像不是趴在地上,而是趴在柔软的海上。这时,只觉得一只温暖的小手在抚摸着我受伤的手。这感觉非常甜美,又异常逼真,不像在梦里。这是俊俊吧,只有她能在这种时候,来给我以体贴、怜惜和抚慰。只有她!
   但我睁眼一看:呵!竟是黑儿!它用软软的舌头舔我受伤的手。它没有记恨我白天打它的一棍子,找我来了!
   “黑儿!”我艰难地低声叫着。
   它就蹲在我脑袋前边。身后是一方给月色弥漫的门,灿烂又迷茫。它逆光的身子却更加乌黑,连眼睛也看不见。月光在它的外轮廓上镶了一道银色的、极亮的、毛茸茸的光圈。它像一头雄狮,不,说得更准确些,像神,活像一尊庄严、崇高、慈悲的神,又凝聚着那么浓烈、忠诚和执拗的人的情感……
   “黑儿……”
   我被深深感动了。声音没有节奏地抖颤起来。
   它应声站起身,走到我旁边,紧贴着我的身体卧下,一声不出,只是肚子里发出亲热的呼噜声。它的手刚接触我的皮肤时还带着夜凉,很快就把身体的温度传给了我。
   我闭上眼,尽情享受这人世间最温暖、最纯净、最难得的东西。我感觉心里有种热烘烘的东西在流,是流血?还是流泪?心也会流泪的……
   此后,它断断续续来。总是夜间来,和我亲热一阵子,天没亮就走了。
   我在一次大会批斗后,被送到青石山劳改。赤卫军把我押上一辆“老解放”的车槽里。开车的是崔大脚。罗家驹也坐在驾驶室里。他去,是因为青石山那边准备好一场批斗会迎接我。他是主持人之一。
   我很少见到罗家驹。虽然我现在是他手里的鼠儿鸟儿,他从不参与赤卫军捉弄我的行动。他一直在忙于搞罗铁牛。我觉得恐怕因为我们都是画画的,碍于面子,不好意思下狠手整我。我真傻!其实那天把红卫兵找来,斗我和俊俊,逼我砸画盘,叫崔大脚们毁我手,这些最要命的主意,都是他出的。只不过他不出面罢了。
   我在车槽中间,七八个赤卫军围着我坐着;我还给绳子捆着胳膊,大概怕我跳车。在厂门口一百多人的口号声中,车开了。穿过县城时,街上的人都往车上看,还用手指我。刚刚出城门,车上一个赤卫军忽叫:
   “瞧,追来了!”
   追?谁?我伸脖子往下望,是黑儿!它打哪来的?怎么知道我被弄走的?
   它跑得很急,很快就与汽车平行。边跑边向车子叫。
   驾驶室的后窗户没玻璃。从车槽里可以看见罗家驹和崔大脚的背影,还能透过挡风玻璃看到车子前边的路。罗家驹回头问谁在追。那个赤卫军说:“那黑狗!”罗家驹便对崔大脚小声说句什么。车子陡然加快,看样子又是想把黑儿甩掉。我从赤卫军的臂膀中间的缝隙里,瞧见黑儿在车后奔命追赶的身影。车子颠簸,一会儿看见,一会儿看不见,而且身影愈来愈小。最后给车子扬起的厚厚的尘土遮住。看不见时还听到远远几声叫……直把黑儿甩掉,车速才放慢。
   将近中午,汽车停在路旁一个小饭铺前。他们把捆我的绳头,拴在车槽的木帮上,都下车去吃饭。大约二十多分钟,我忽然看见来路的端头出现一个小黑点,渐渐愈来愈大,在距离车子一百米左右的地方,我认出是黑儿。它踮踮地赶来了。跑到车前时,我发现它变了颜色,是给尘土盖了一层。我把身子挪到车槽旁,它使劲往上蹿了几次,蹿不上来,肯定在长途追赶中耗尽力气。我的胳膊被捆着,没法帮忙,就把一条腿伸到车槽外,黑儿抓住我的脚,我用力收腿,才把它拖上车来。它一头扎在我怀里,朝我叫几声,大概嗓子干裂了,只发出一种刮木片的声音。我听不懂它的叫声,却完全懂得它为什么叫。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情景叫我感动了。我掉了泪,泪水滴在它脸颊密密的毛上,闪闪发光,好像它也在落泪。
   这时,罗家驹、崔大脚他们酒足饭饱,红着脸,挺着肚子走出饭铺,上车发现了黑儿,都叫起来:“这畜牲怎么赶来的,成精了?”黑儿不等他们抓,跳到驾驶室顶子上去,龇开牙要与他们厮拼,却给一支木枪横扫到车下去。
   黑儿爬起来,在道旁朝着汽车上叫着。
   罗家驹说:
   “开呀,快!”
   崔大脚打开发动机,刚要起动,突然发现黑儿出现在汽车前面七八米远的地方,横卧在大道中心!它宁肯一死,也要拦住车。这种决死的、庄严的、泰然的神气,使车上的狂夫们看傻了。他们给一种神秘又伟大的力量震住了,没人再喊叫,崔大脚按了几声喇叭,它依旧一动不动。面的着嗡嗡响的汽车,毫无惧色。罗家驹朝崔大脚说:
   “压过去!”
   我急了,对黑儿恳求地大喊:
   “你躲开呀,黑儿――”
   我虽然还没孩子。但只有我孩子要遇难时,我才会这样喊叫。
   黑儿卧在那里,望着将要压过去的车子,那种镇静,连一个人都很难做到的。决死,是世界上最大的决心了。
   汽车似乎没有开动。气氛有点异常。
   罗家驹对崔大脚叫道:
   “你怎么不开?我叫你压!”
   大约停顿半拍吧,崔大脚忽然放声一吼:
   “好――压!”
   汽车开起来,夹带一股风,直朝黑儿冲去。在我绝望的叫喊声中,在车身陡然猛烈的扭动中,只听车槽下黑儿发出一声尖叫。我的心一下揪紧,并因揪得过紧而针扎般的剧疼,全身顿时软得像团烟。眼前的一切来不及变得模糊就不存在了,自己也不存在了。就在意识消失前的最后一瞬,我似乎还要抓住什么,但什么也抓不住,世界突然变成一块绝对的纯白。我想,这是死的感觉。我临到终了那时候,还会体验这种感觉的。
  
   六
  
   青石山是座巨大的采石场。那里的活累死人。打山里采到长石,要用独轮车推着翻过一道小山,送到作坊里碾成粉状的瓷土。车上的重量足有一两吨,推车时,你必须与车身成一条差不多平行的斜线,才能使上劲儿,爬坡时戗住它别往回滑。这里的人,成年累月跟石头打交道,性情不是像石头一样见棱见角,又粗又硬,就像石头那样沉默不语。我刚来到这里,一起干活那帮人把我叫去,一人手里那块石头,那架式,似乎只要说差半句话,就开了我。这帮人领头的叫秦老五,脸皮紧得像鼓皮,身上没有多余的肉,每条肌肉都像石头条。他们问我偷过谁家的钱箱子,玩过谁家的女人。以前常有服劳役的犯人送来,都得经过这阵势。山里人就恨小偷和淫贼,说实话也得一顿死揍。我说我是画画的,只是“思想问题”,没干过别的事。他们便把手里的石头都扔在地上,从此待我很好,只告我:不许跑。
   秦老五在这帮人中间很有点权威,他拿得住人,斗嘴也没人是对手。逢到雨雪之后,山路难行,必须大伙一起使劲往山外推车的时候,他领头喊号子,就把这些干活的人的老婆,全都编到号子里,胡数一顿,气得大伙奶奶娘地骂他,同时还得哎哟哎哟答应着,谁也不能送劲。秦老五却唯独不说我老婆,不知是否因为我是外人,不好意思开玩笑,还是知道我无时不刻惦着俊俊。我们那小宝宝在她肚里已经六个月了。我还清清楚楚见过我的小宝宝的模样,几乎和俊俊一样。俊俊说过,两个人中,谁爱谁更多一点,孩子就像谁。
  一天, 外边刮大风,秦老五提着酒壶走进我的小屋。他对我说:
  “伙计,对嘴来几口,喝醉了,我告诉你一件事。”
   我问他什么事,他不说,等我俩灌得半醉时,他说:
   “你老婆多半要和你离了。”
   “去你妈的!”我第一次骂街,分明上了酒劲,也想撒撒野,“我能揍死你,你――不怕?”
   他红红的眼睛像一对红果,直盯着我说:
   “谁怕你,你老婆把肚里的孩子都打了,还是个儿子!”
   我的脑袋哄的一热,酒劲冲上来,我抓起酒壶一扔,在墙上撞得粉粉碎。然后挥起双拳,像锤鼓那样,“咚咚咚”锤着秦老五石板一样的胸膛,哭叫着:“你还我儿子!你还我儿子!”秦老五一动不动,挺着胸脯让我打,等我打得没力气了,忽然猛的一拳,生把我从床边打得一直滚到床里边。这一拳像一炮,打得我的酒劲登时全没了。只听他叫着:“算什么汉子,没囊没气!”他的眼珠都快瞪出来了。
   我有生以来,没挨过如此痛快的一拳。它把我涌满心中死死的一块堵石击碎了。
   于是,我趴在床上大哭。
   他看着我哭,也不劝,看我哭得差不多时,他打怀里摸出一个青萝卜,“叭”掰成两半说:“吃下去!”扔给我一半,又说一句,“心里不热,都不算事。”说完撩起门帘走了。
   说也怪,这么痛苦的事,碰上还不疯?但给他这么一来,也就经住了。脸上挂着泪,嘴里嚼着凉滋滋的青萝卜,心里倒还舒坦。
   老婆和家全完了。我不再惦着罗俊俊。对一个女人来说还有比除掉自己骨肉更情断义绝吗?我那可怜的儿子!连名字都给他起好了。我不能念出那名字。虽然他并没出生,却像一个死去的亲人的名字……
   这时,一个毛茸茸的可爱的影子,从我内心深处渐渐浮上来,黑儿!
   这影子总跟着我,随时随地出现,你不去想它,它也会出现。这不是一种病态的幻觉,而是一种美丽的想象。推车时,我想象它用前爪子帮我推车轱辘;从河里洗完澡上岸时,就想象它给我叼来鞋子;吃饭时,菜里只有一块带肉的小骨渣,我就想象地说:“黑儿,抬起左爪子!”它立即聪明的抬起左爪子;我说:“抬起右爪子!”它立即抬起右爪子。我便把小肉骨头放在它鲜红的,流着口水的嘴里……
   但是,只要我眼前出现拿木枪打它时,它那难过的、埋怨的、伤心的眼神,我立即就把目光转到另一件东西上认真瞧一瞧,好顶掉这复活了的记忆;只要我耳边出现车槽下黑儿被压死时凄厉的嚎叫,我不由自主要大声哼哼两句语录歌,盖住那曾经深钻人心、摆脱不掉的强刺激。我要把过去的一切忘掉,忘掉瓷厂,画盘,罗家驹,崔大脚,罗俊俊……忘掉黑儿的过去,忘掉它的死。硬叫它在我的感情中活着,陪伴着我。因为这时我才感到,才坚信,只有它能陪伴我,不管经历怎样的苦难。
   但是,你想忘掉的,不正是你无法忘掉的吗?
   我不能总沉在想象中,就用瓷土捏一个五寸来大的狗儿,用墨汁涂黑。叫它和黑儿一模一样,尤其那神气。最初我把它放在窗台上。夜晚,月光从窗外照进来,在它的外轮廓上镶了一层银蓝色的亮边,就像我挨打那夜,它蹲在头前,舔我手时那样。它给了我多大的抚慰与温存?我反而不能再看到这样子,赶紧从窗台拿开,让窗台和世界一样空空的,只有无情的月光,静静找着窗棂。这时我的心情真如死灰,如果说感情,大概只剩下一种:我恨崔大脚!
   没想到,由于这个瓷土捏的黑儿,竟碰上一次崔大脚。
  
   七
  
   那是转年春天。一个山里的孩子跑进我屋,看见桌上的小黑狗好玩,非要不可。他哪里知道这小黑狗在我心里的地位。他见我不给,跑去拿一个泥狗,说要跟我换。我一见这泥狗,吃惊地一叫,吓得那孩子后退两步。好像这泥狗活了,咬我一口。
   我敢说,我没见过这样令人叫绝的泥玩具!这样辉煌的胆大包天的艺术!它怎么敢这样使用夸张?任何勇敢的艺术家在它面前都是缠足女人。这泥狗单是脑袋占了一多半,四条腿干脆就是四个疙瘩,山芋似的小尾巴向上逗人地一撅。两只眼直盯着你,大嘴傻乎乎咧着,好像一只蚂蚱跳到你鼻尖上。它胸前戴个大花团,脑袋上莫名其妙顶颗大珍珠。富丽喜庆,膨享饱满,健壮有力,你马上会想到几千年来中华大地上农民们那些对生活实实在在的热望。别看只在泥胎上刷一道白,仅仅用红黄绿蓝黑五个元色抹几笔,根本不用调和色和覆盖色,一切都是单摆浮搁。这几笔不比“八大山人”更粗豪洗练?在学院里是学不会的。教授们用“修养”画,农民用“兴致”画,到底哪个才是艺术?你只要照样描一个,保证每一笔都是死的,它每一笔绝对都是活的!怪不怪?真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壤,泥土里不单埋着花生和山芋,还埋着真正的艺术!尤其这儿喜欢使蓝颜色,蓝色一上去,把所有颜色都稳稳当当压住了。奇妙之极!
   我问孩子,这泥狗是从哪儿来的。他说是“臭老头”担挑来卖的。我打听好几个人才得知,“臭老头”是邻县抬头庄人。那庄上人人都会捏泥人。
   一天闲工。我谁也没有告诉,把所有的钱――四元一角七分,全掖在腰里,再捎上一个准备装泥玩具的空麻袋,借着晨雾偷偷溜出青石山。我被监改,如果告诉别人,是没人敢放我去的。
   进抬头庄,向一个农民打听“臭老头”。这农民一听说我买泥人,马上把我领到他家房后的柴屋。把几捆柴一掀,满屋泥人,真称得上民间的罗浮宫。大泥人足有两尺高,小泥人如同手指头。泥人泥马,泥猫泥狗,穿红披绿,顶蓝戴黄,一个泥人一个神气,个个都用自己的神气瞧着你。我的眼看花了,平静下来,才挑出一些神气十足的精品。
   这农民把我当做杂货贩子,向我要价。我担心钱多拿不起,没想到他一开口只要两块钱,两块钱买这么多宝贝?我一激动给他三块。他高兴得帮我用稻草包好泥人,又送我一些烂棉花垫在麻袋顶底下。闲话中提到隔河的半铺子村,有位黄老婆子,山东长岛人,善剪纸,人称“神剪黄”。她当年嫁到这村来时,陪嫁中有一百零八个泥模子,是水泊梁山的一百单八将。有人见过,据说个个都比戏里的人还有精神。黄老婆子从来没拿它扣过泥模卖。她舍不得。听说是她家祖传,在长岛也只这么一套。
   我听了,几乎是背着这袋泥人跑去的。趟水过河时,脚步那么轻快。溅起的浪花,像一丛丛水晶的花。
   进村找到黄老婆子,她说我找错了人。可是当她听说我是画画的,才掉着泪告诉我,她那一百单八将泥模,在六六年热天里,被公社派来的工作组逼着交出来,说是“四旧”,给敲得粉碎。我联想到自己那些画盘,觉得一下子和她贴近了。她从箱子里摸出一个小泥碗似的东西。原来是块泥模残片,这是她唯一捡到的一块。上边刻着半张脸,一眼就能认出是时迁!那股子机灵劲儿从泥碗似的凹处往外闪着。我对艺术杰作惊喜得直搓手,好像它刚出窑,烫手,不敢摸它。我相信,世界上只有这一套,现在一套也没有了。
   黄老婆子被我的真情打动。
   她满脸的皱纹又细又长,愁苦时这皱纹就像一张蜘蛛网罩在她脸上,现在这些皱纹忽然变浅,她的脸仿佛从蜘蛛网里冲破出来,她笑了。翻过炕上睡觉的小孙女,爬到里边,撩开炕席,拿出一个布兜和一张折摺的黑纸。
   她从布兜掏出一把锃亮的剪子,打开黑纸,这纸有桌面大,她对我说:“我给您剪张纸吧!”剪子在她手中闪闪发光地转起来。随着清脆的咔嚓咔嚓剪纸声,一些细碎的黑纸屑纷纷落下来。她一边把纸这样一折,剪几下,有那样一折,剪几下,黑纸就像一只小燕拍打翅膀。大约半小时后,她把这张三尺见方的剪纸铺在炕上,笑眯眯说:
   “两年不剪了,手都生了,这叫'金玉(鱼)满堂(塘)’!”
   我直眨眼睛,不相信有这样的奇迹。你能相信靠一把剪子和一张纸,能将整个海底世界的光怪陆离、神秘莫测、无比丰采的景象,全都呈现在你面前?你能相信,夸张、变形、荒诞等等这些捉摸不定的艺术手段,居然给这个村婆运用得如此随心所欲、浑然自如?线条的变化如同想像那样自由。忽而细如发丝,忽而粗如牛尾,尤其那些大块的黑和疙疙瘩瘩的线,奇异地充溢着一种生气……
   我过去一直有种模模糊糊、不敢确定的想法,我以为,中国古代艺术,在汉唐时代那些瑰丽的狂想,雄强的气势,对生活大胆的再创造,对美恣肆的发挥,以及那种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随着漫长封建王朝日趋衰败而走向柔弱和媚俗。但这只是宫廷艺术如此。其实这条生气勃勃的主流至今没有断绝。它在民间!从远古的壁画、石窑、青铜器、画像石、俑……直到今天民间的年画、泥玩具、剪纸、腊染、陶瓷。这股民族的势不可当的艺术元气,依然流贯在我们辽阔广大的民间。我们的高等艺术学院为什么不搬到民间来呢?我看着这普普通通的村婆,心里火辣辣地想,我们的毕加索在民间,我们的马蒂斯在民间,她才应当是现代艺术中心的皇后!
   她告诉我,从小她生活在海边,这些鱼都熟悉。她指给我看,哪些是海马、墨斗、比目、鲳鱼、狼牙鳝……但她独独不剪鲨鱼。她丈夫三十岁时下海采珠,叫鲨鱼咬破肚子,使她守了寡……她说这种黑剪纸在长岛是贴在屋顶上的,躺在炕上可以细看,看着看着就想入睡。因此她不能叫鲨鱼天天总在眼前。她会睡不着的。
   我点头。表示我能理解。理解的基础往往是相似的经历。
   我不知该怎么酬答人家。只能尽其所有,把腰间剩下的钱全掏出来。这使黄老婆子真生气了。脸一板,皱纹全成了直线。她说,这大概是她剪的最后一张了。最后一张是不卖钱的。
   我把这剪纸摺成四折,用两块破席夹好放进麻袋。在与这真正的艺术大师告别时,还是趁她不注意,悄悄将仅有的一元一角七分钱塞到炕上那熟睡的小女孩的枕头下。
   回去的路上,赶上雨。雨下大了,浑身淋透倒不在乎,只怕淋坏麻袋里那些宝贝。我钻进一家大车店。这店是一间苇笆糊泥的大屋子,茅草顶子,中间放一个汽油桶改制的大炉子,没烟囱,炉子上熬面汤,热气和浓烟弄得雾腾腾;一群车夫和出远门的人,围着炉子四周,躺在草帘子上,身上盖着破棉大衣,呼呼大睡,没有棉大衣的就挤在人中间。不知屋里太热,还是炉火映照,人脸像柿子那样红,我对店主说,我没钱,能不能叫我歇歇,给我点吃的。店主瞅瞅我这狼狈相,用小脸盆盛半下子热面汤给我,只是汤多面少。嘿!有吃的就很好了!跑了一天,再给雨淋,肚子像散口的袋子,就等着往里填东西。我接过脸盆,像猪那样,一口气吃得连盆底的砂粒也吞下去了。
   我不能再耽搁。回去再晚,秦老五他们会以为我跑了。我起程赶路,刚走出半里地,后边开来一辆大卡车。我忙站在道边给它让路,它却放慢了速度,在我身边刹住车,车门一开,“上来吧!”司机在里边说。
   我挺感动,心想碰见好人了。说句谢谢,一脚登上车,把麻袋塞到腿前边。
   车子开起来。
   司机问我:
   “你到哪儿去了?”
   我刚要回答,忽想他干嘛问我到哪去了。他认得我?这声音好熟,我扭头看他。他把口中烟卷使劲一吸,烟头照亮他的脸,啊,崔大脚,是他!这车子就是压死黑儿那辆车!
   “停住,叫我下去!”我说。
   他不理我,往前开。
   “叫我下去!”
   “你坐好,我送你回去!”他说。车子开得很快。
   我跳起来,要拉闸杆,口中叫道:“我不坐你的车,永远不坐这辆车!”我和他抢方向盘。
   忽然他刹住车,沉一沉之后,对我说:
   “好,你下去吧!”
   我下了车。他“唰”地把车开走了。在漆黑泥泞的路上,我虽然尽力往回赶,但鞋子常被泥巴粘下来,走了五个小时才回到青石山。
   我在石崖下边,雨淋不着的地方,把麻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好,盖严实了,再揪一些青草蒙在上边。回到屋子前面,只见里边亮着油灯,原来秦老五和两三个汉子沉着脸坐在屋里。我还以为崔大脚先来告发我了呢!其实崔大脚根本没来过。
   “我们待你不错,你想干什么?”一个汉子朝我怒气冲冲地叫。
   “不,我没跑!”我说,外边的雨忽然大起来。说话的声音必须加大。
   “你干什么去了?”那汉子问。
   我实话实说。秦老五困惑地瞅我一眼,忽叫我带他去看看买来的泥人,看来他不大信我的话。他们都披上挂胶的的雨衣,秦老五拿一只装四节电池的大手电筒。大雨中,我带他们到了石崖下边,掀开麻袋,秦老五拿手电照了照,一扬下巴,那神气似乎要说你买这些破玩意儿干嘛?但他张嘴却换了一句话,“快把这玩意儿弄回去吧!”他把雨衣脱下来扔给我。我怀着感激解释道:
   “我不会逃跑的。”
   “谁怕你跑,我怕你寻短!”他说完,钻进另一个汉子雨衣下边走了。
   我拿着雨衣没穿,任凭冰凉大雨,酣畅地浇头而下,美滋滋地说:世界上这么多可爱的事,我才不死呢!
  
   八
  
   七百多天监改的日子过去了。
   我被宣布为“严重历史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同时又是“不戴帽子,回厂劳动,以观后效”。概念互相矛盾,您别笑,我们那地方就是这水平!这样处理算很宽了。这可是我争取来的。自打我接触到青石山一带的泥人和剪纸,两年里,我几乎浪迹整个山区。结识到一些石匠,他们祖传雕刻佛像,地道的北魏风格。文革以来都洗手不干了,每天靠砸石子吃饭。他们大多不识字,艺术感觉却极好,人又义气,你只要喜欢他们的艺术,他们就跟你肝胆相照。他们把我领到山沟里,把偷偷埋藏的佛像刨出来给我看。这些雕像,绝对和米开朗基罗、罗丹、亨利摩尔是一个等级的。他们要送,可惜我无法背走,也没处放,只好再埋起来。
   受了这些民间艺术大师们的启发,对艺术的理解有了非常关键的突破,脑袋里全是新想法,渴望表现。我必须快快离开青石山,回到瓷厂,我有把握搞出当代最独特的画盘,没错!
   我就拼命“表现”!白天在山上采石,晚上还要推大石头碾子,转动球磨机的大铁桶,研磨瓷粉。天天累得骨头架子要散了,谁劝也劝不住,都说我傻了。
   离开青石山那天,秦老五给我开张回厂报到的证明。这证明和当年学院给我那包到通知单可不一样。那张是黑的,这张是透明的;我的心也变得透明了,从胸膛外边可以看进去。
   秦老五说:“我送送你吧!”给我提起包儿来。
   我有点依依不舍,自从买泥人那天后,每逢公假,我再到哪儿去他也不管。虽然他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他见我心里变得快活,就不闻不问了。
   他一直把我送到山口,二十多里地,一路上竟然什么也没说,只是嗓子眼发出断断续续“哼哼”的声音,好像什么东西梗在那里。难道他的感情就这么难于表达出来?到了一个小山头上时,他把包儿给我。说:“伙计,就在这儿打住吧!咱说好了――你走你的,我转过身走我的,谁也不准回头看谁!”听了这话,我有种情感涌上来,想上去拥抱他。但他异常地、石头般地沉静,使我抑制住自己。
   我点头,同意按他的话去做。
   我俩同时转身,各走各的。我往前走,憋着劲儿不回头,一直走下山。可是走到山路转弯的地方――转过去就出山了――忍不住回过头来,只见秦老五竟然站在原处,根本没走。他好像一只山羊,一动不动立在山头上。顿时,我整个身心被一种热烘烘的情感占有了,大声叫:
   “秦――老――五――,秦――老――五――”。
   声音根本传不上去。山太高了。
   我使劲朝他摇着两条胳膊。他看见,却扭头走了。我流下泪来,也不去抹。一边走,一边任使泪水簌簌流。不知这是一种痛快的宣泄,还是享受。直到泪流干了,面颊紧巴巴的,才揉揉脸。
   我又一次扛着行李,站在厂门口往里看。这跟我头次来可大不一样。这心清你自管体会去,酸甜苦辣都有。我走进后院时心想,我那女人肯定不住在这里了。果然!那小屋门上交叉钉着几根大木条,就像当年大字报上,我名字上打的大十字叉。
   到了办公室,知道罗家驹早已调到县委去当革委会副主任。一个新来的年轻人管落实政策。他完全知道我是谁,使眼扫我一下,就拿着家伙去给我撬开门,里面的东西都被尘土阴暗的灰色厚厚涂了一层。不会儿,这年轻人又提来乱七八槽一大捆杂物给我,说:
   “罗俊俊把她的东西都挑走了。她说这都是你的。我那儿有罗俊俊拿走东西的清单。你要看可以去看,核实核实。”
   我苦笑地摇摇头。谁还想跟痛苦去核实?
   我打开这捆儿一看:资料,调色板,一束笔,几件沾了颜色的破衣服,单只的手套,破枕套……都是早已忘记、看见才想起来的东西。忽然眼一亮,一个画盘!用手抹去尘土,我的心像锣一样被“当”地敲响。这就是结婚那天烧的“猴骑牛”呀!瞧,调皮的小金丝猴骑在大花牛上,正给大花牛戴花。由于愚弄了大花牛,得意地扬起双脚,几乎掉下牛背来。这盘子,这画画,使我感到,往日的温存像一阵温暖的风,透过冰雪般残酷的岁月,扑入怀间。我多么强烈地想把昨天、前天、大前天,都拉到眼前。忽然我又想,为什么罗俊俊来领取自己的东西时,不把这盘子拿走?这是我们两人在一起的象征。想到这儿,我一下子更明白了。心中又吹进一阵萧杀的风沙。
   通过罗俊俊的姑父,我和罗俊俊见了一面。我对她说:
   “我没骗你。红卫兵斗咱们那天,我之所以承认骗你,是怕你再受折磨。直到如今,我也不知道五七年那些事是怎么来的……你肯定误会我真骗了你,伤透了心,对吗?”
   谁知,她对这么关键的话毫无兴趣,冷冰冰地说:
   “我不关心这些。没用!”
   “没用?你指什么……”
   “全没用。”她说。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必须实际了!”她说。
   这句话说明她现在最真实的一切。我忽然感到她眼睛那毛茸茸的感觉没了,好像两汪死水,睫毛像一根根枯草。她所有的线条也不那样朦朦胧胧,一切都清清楚楚。
   您也许要问我,这女人那些诗情画意跑到哪儿去了?嘿嘿,生活才是最伟大的雕塑家,它不但能改变人的形象,也能改变任何雕塑家都不可改变的人的内心。一个人变实际了,就不会变回来了。我俩已经像油和水那样不能融合一起。本来我还想努力试一试,但我一看她打掉孩子而瘪下去的肚子,我……我们办了离婚手续。
   当天,我拿着离婚证书,连同那“猴骑牛”的画盘,到后窗外那片野草地上,用树枝挖一个坑,把离婚证书盖在画盘上,用土埋了。再依照当年罗俊俊的话,采了一大捧金黄色矢车菊的花朵覆盖上边。这时,我的心从来没有这样平静,这样淡漠,这样不动感情,只发了一阵奇想,想到几百年、几千年后,考古学者挖掘出这个美丽的盘子。上面覆盖的离婚证书早已烂掉,他们怎样考察也无法得知这盘子上的一个故事……
   于是,我的心有点茫然。
   当天晚上,我去看罗长贵,听说他瘫了许久,恐怕不会获得再久。我总几着,他当初挥着语录本,把我从窑里拉出来那件事。
   罗长贵不行了。他喘气的声音比说话的声音大,眼珠混浊不清,脸上的肉全塌下去,骨头突出来,像我房后落潮时的河滩。我觉得,他要慢慢融化在这床上,再也直不起那滚圆、笨拙有可爱的身子。
   他见我来,激动得鼻孔都张大了,说出一直没肯说出的话:
   “我……我、我佩服你的手艺!有你……瓷器这行就不会绝。你要是姓罗就好了……”。
   我忽然想到心里存放已久的一句话:
   “老师傅,为什么您拉的胚,不论瓶子罐子,哪怕一个小碟儿,也是活的呢?”
   罗长贵听了,久已瘫患的身子竟然动一动,想要坐起来。显然我这句话摸到他藏在心底的按键,全身霎时都通上电。他叫我拿过桌上一个小葫芦瓶仔细瞧瞧。我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他问我看出什么没有。我说:
   “好像有您的手指头印。”
   他高兴得眼睛竟闪出一道光来:
   “活气在手上。记住!拉胚……就怕把这些地方都弄光。这叫'眼’。你画人,没眼就是死的。有眼不就活了?”
   我忽然想到古代那陶俑、陶鬲、陶瓮,歪歪扭扭又拙趣横生的形态;想到黄老婆子剪刀疙疙瘩瘩又神气活现的线条,艺术的奥秘不正在这里边?我急于知道打开这奥秘的钥匙,它肯定在罗老汉身上:
   “这'眼’还有什么讲究吗?”
   罗长贵沉吟一下,目光渐渐收缩回他黯淡的眼珠里。他说:“下次再告诉你吧!”然后叫一个侍候他的女孩――不知是闺女还是亲戚,拿出两样东西,一样是猪尿泡上插着一个削去尖儿的铜笔帽,一样是四四方方旧红木匣子。他说:“这猪尿泡是……立粉用的,很好使,我使它整整三十年,以后用不着了,送给你吧……那匣子,你打开――”他等着我打开木匣,一边费力地喘粗气。
   原来匣子里是副麻将牌。质地像玉,细看是瓷。上边的花都是刻上去的,活灵活现,真实陶瓷艺术的杰作。罗长贵说:
   “这东西,你好好收着。别叫人当'四旧’砸了。这是我祖传的东西。你识货,就拿去吧!我老汉再没什么东西可以送人了……”
   我感激得说不出话来。
   后来提起崔大脚,罗长贵说:
   “那也是报应。挺宽的山路,也没冻冰,他开了二十年车了,怎么楞开到山沟里去了呢……好在他一个人,没留下孤儿寡母。不过,他和家驹不一样,缺心眼,其实以前他不那么狠,不知那时人怎么都变成那样……”。
   “我不能原谅他压死黑儿!”我说。
   “你说那条狗?这你可别冤枉他……他并没压死你的狗……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他骗您。当时我在车上。”
   “不……他告诉我,当时……他把轱辘扭一下,想让过去,但是太近了,扭不过把,压伤那狗的一条腿。”
   “真的?”我叫起来。我还是不相信崔大脚没有压死黑儿,他不会这么做!可是,我忽然想起,当时车子向黑儿冲过去时,确实猛烈地扭动一下。“真有这事?黑儿还活着?”我不敢信。太希望就反而怕了。
   “活着,真的。我还见过那狗……你走后,他到你房前叫了好几天,瘸一条腿……”
   我顿时觉得罗老汉的小屋全亮了。我,我应该感谢谁呢?生活真是好极了!它不会叫你绝望,总会给你喘息的空间,总会给你转机,给你补偿,给你希望,给你明天、后天和宽阔的未来;在你一片渺茫时,从你脚尖铺展开一条路来……
   我感觉我的心被一种液体,肯定是红色的液体充满了。
   于是,我到处寻找黑儿,逢人便问,人们的说法不一,有的说见过,有的说根本没见过,后来有了一条线索:一个挑担卖烟的说,不久前他在县城西边二十多里的村道上,见过一条瘦瘦的黑狗蹲在路边,看样子饿得没有劲了,卖烟人可怜它,给它一块饽饽,这狗吃了,跟着卖烟人走了一段路,又走开了。卖烟人说这狗的一条腿有点瘸。有了这消息,我充满信心。
   我每逢假日,就买一块肉,用细麻绳穿起来提着,去到县城四处远远近近的田野、大道、集镇、村落,去找黑儿,找着找着,渐渐感到世界太大了,任何东西掉进来,都不易找到。
   又是一个星期天,我提一块肉,从早晨走到中午,仍然不见黑儿的影子。最后累得只凭意志而不是凭感情去寻找。但我决不放弃寻找黑儿的念头。我相信,它当初也这么找我的。我走进一个镇口时,两条腿已经很难挪到身体前边来,重心也不知在哪儿。我便在道边一个小吃摊上买碗米粥,伸开两腿歇一歇。忽然听到小孩子的叫声:“打它,打它,打这狗!”我望去,只见几个野小子用柳条抽打一只狗。那狗一动不动,也不反抗,卧在墙边,完全是要死的一条狗。呵!那狗是黑的!
   我的黑儿?顿时心都快跳出来了,赶紧跑过去。
   我第一眼看它,是黑儿!再瞧又不像。这虽然是条黑狗,毛好像比黑儿的短,身体瘦得像段木炭,满身土,脏极了。它仿佛没有力气抵抗孩子们的袭击,侧身躺着,闭着眼。
   “黑儿!”我试着叫了声。
   它应声忽然刷地立起来,吓得孩子们往后退了几步。它伶仃的、脱了毛的四条腿抖颤地支撑着衰弱的身体,向前倾斜。仰起它瘦瘦的小脑袋,睁大眼瞧着我。
   我对它说:“抬起你的右爪子,黑儿!”我的声音都变调了。
   它勉勉强强、哆哆嗦嗦送来沾了泥巴的右爪子。黑儿!我的黑儿!是我的黑儿呀!我张开胳膊猛地把它抱在怀里,抱得那么紧。它的全身抖得好厉害,以致我觉得是我自己在抖。实际上我也在抖。同时还分明感到,它的脑袋一下下用力地、热烈而激动地往我怀里扎……我还说什么呢?我觉得,我重新又把世界,把整个世界和全部生活全都抱在怀里了……。
   “不用说,我再不能把它丢掉,无论到哪儿总带着它。为了它,宁肯坐软席,因为软席检查不严,保险一些。它很懂事,不叫它出声,它是决不会出声的。我怕和它分开,怕那将是永远的分开……几年来,它好像老了,不再出去野炮,吃得很少,长不出当初那一身漂亮的黑毛了。整天在我身边一趴,但只要听到院里汽车开动的声音,它立即显得不安,瞪眼,龇牙,后脖子上的毛全乍起来……哎,故事讲到这儿,我上边那纸箱里装的什么,您心里明白了吧!”
   这位名叫华夏雨的“无名”画家,自述他异常奇特的经历后,我的喉咙给翻腾上来的情感塞住了。我抬头看看那纸箱,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我却深信,那里装着一个令人辛酸的故事,一颗赤城又不安的灵魂。往事的追述,使我更关心华夏雨的现在:
   “你在搞画盘吧!”
   华夏雨却笑着摇摇头。这笑好像在嘲讽自己。我问他何以笑得这样令人费解。他又笑一笑说:
   “说出来,您会笑话我的!本来我落实回厂时,分配到原车间搞画盘,可没过半个月就变了。原因是件小事,――一天我在城外路上走,刚下过雨,所有景物都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又浓又深,又鲜又亮,这时迎面出现一块白,白得那么纯净,它一下把周围所有颜色,像钢琴演奏时忽然提上一个八度。我的心都亮了,叫人快活又激动!这块白色到面前,原来是,穿白衬衫的罗家驹。我已经两三年没见到他了。不知为什么――可能我被这雨后清新的景象,被这块纯净的白颜色所感染,一下子把过去的事全忘了。他关心地问我的情况。我说,我正在搞画盘,并说我有许多新想法,非搞出高水平的画盘不可。谁知第二天,厂里不说任何原因,把我调到窑上烧瓷。您说我傻不?
   “不,你这种人大概常被自己欺骗!”
   哎呀,您说得太对了。我就是这样。但说回来,我并不觉得这样会失去什么,在窑上,我反而能掌握许多焙烧的规律。窑工们常说“三分做,七分烧”,“不懂烧就不懂瓷”嘛。正是这么一来,使我对画盘的效果更有把握一些。您说怪不怪,害我的人总是从另一边帮忙,您说这是为什么?
   我怔一怔,心里许多新想法还没成形,嘴里便说不出来。这个古怪的人使我思维的轮子不可抑制的转动着……但我还不能回答他,只能问他。
   “你从罗长贵那里,问来瓷器上所谓'眼’有哪些讲究吗?”我问。
   “没有。就在我看他那天当夜,他就死了。那天他没对我说,就是打算那绝招至死也不告人的……”华夏雨感慨地说,“他可以把祖传的宝贝送给你,手艺却绝对不传给你。保守,使我们每一步,不免要先重复前人走过的路;但保守,又致使我们的艺术更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更带着永远无法破解的神秘性啊!不过,罗老汉对我就很够意思啦,他说的那几句,使我进入到艺术更深的一层。如果将来我能回到车间搞画盘……我非常自信,您信吗?”他的目光如同晨星闪出极亮的光。
   火车在茫茫黑夜中,也是在冰天雪地里穿行。旅客大都睡了,走道上没人走动,只有沉重的车身在铁轨的接缝处跳动时,发出震耳而又有节奏的声音,甚至忘记自己在哪里。
   “您困了吗?”华夏雨看了看手腕上发黄、玻璃罩破裂的旧表,“哟,五点半了,天快亮了,不到一小时我就到站,真对不住,耽误您整整一个夜晚。”
   “不不,你的故事并没说完。你说,你的一切不幸都与五七年那些事有关,你还没说到底是谁陷害你?”
   “没有谁。”
   “那时罗家驹捏造的?”
   “不,他只是利用了过去的材料。材料都是档案里的。”
   “这倒怪了。既然没人陷害你,怎么档案里会有材料?我真糊涂了!”
   华夏雨犹豫了一下,最后把真情告诉给我:
   “……这么说吧!就在一个月前我来东北时,也是乘坐这辆车。在沈阳车站忽听有人叫我名字。一个女人,杨玫玫――我刚才没告诉您她的名字吧!就是在学院里相好的那个女同学,现在结婚了,一看她的精神和穿戴,就知道她生活得不错,……甭提她在哪儿工作吧!她出差办事,没想到与我碰上,许多年没见,从她惊讶的表情上看,大概我的变化很大。聊不几句,她迫不及待把我拉到背静的地方,问我文革初期挨没挨斗。然后她用真诚又忏悔的口气告诉我,我们在天坛一次约会中,我曾把对反右运动的一些怀疑与不满对她讲了,她听后心里很害怕,担心这种可怕的思想妨碍我进步,就怀着天真与虔诚,原原本本汇报给了党支部。结果,这些都被记进了档案。文革期间,瓷厂找她外调,核实材料,她猜想我肯定为此遭殃。她不安、内疚,但不敢给我写信问问。她说:'你肯定给我的愚蠢害苦了。’我听得像吞进一罐冰水,从新里到皮肤外边全凉透了。我只是苦笑着。的确被她害苦了!同时还有点后怕――她既然告发了我,怎么还一直表示爱我呢?如果当初我留校,她多半会嫁我的。她怎么能够心安理得跟我一起生活呢?这真是不可思议,真叫人毛骨悚然呢!”
   “你应当告诉她,就因为她,你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差点把你整死。如果她有良心,叫良心折磨她去!”我气愤地说。
   “良心人人有。不过有人凭良心做事,有人捂着良心做事。她既然肯把真情告诉我,自然是天良发现了!”
   “你怎么对她说的?”
   “我告诉她,我没挨过斗,一切挺好。而且说,她的话使我意外。”
   “这――她怎么会相信?”
   “当然不信。但她也不再追问下去了。她宁愿相信这是真的。您是作家,肯定能懂得她这种心理。凭我这句话,她能平平静静、心安理得过日子去。当我俩分手时,她把那么多东西塞给我,拒绝不了。糖、点心、肉肠,慌乱中还有她一只绒线手套。她终于在我这里得到一种解脱,自我的解脱。她像一只飞出笼子的小鸟那么快活,声音也像小鸟那么明亮……怎么,您笑我傻吗?过于宽厚吗?不,我已经为那件事付出了几年苦役,何苦再把它压在另一个心灵上……她不是坏蛋,叫她快快活活去吧!”
   我受到深深的感动。充满爱怜地瞅着这个温厚又不幸的人,动感情地说:“忘掉过去吧,未来一定比现在好。”我因为自己对生活无望,话说得不带劲,又大又空,不过是句流行的套话!
   他的回答使我吃惊:
   “不,如果我今天死了,我也要说,感激生活给予我的一切。如果我活下去,就该轮到我去报答生活了。”
   我听着,感到自己不知不觉被带进一片迷人、感人、冲击人的境界里。我这个对生活抱着恐惧、淡漠、拉开距离的人,重新感觉的生活热浪的澎湃有力的拍打……我沉默了。当一种情感涌上来,最好把它先留在心里,让它慢慢回旋。那时是最幸福的。
   车窗已然微明,窗口的东西模模糊糊显出它的颜色。我是不是受了这画家感觉方式的影响,也开始注意事物的颜色了?
   华夏雨站起来,把手边的东西塞进包里,对我说:
   “我该下车啦,我们……我们就分手吧!我,我就祝您一切如意吧!”
   “好。那就祝你……”我想了想说,“我希望能早日看见你的画盘!”
   他的目光闪闪发亮。对于他,这显然比一切祝愿更好。他说:“一定!一定!”像表达一种信念。
   火车的速度放慢了。
   他从上边举下那纸箱子,弯腰把嘴对着箱角那个小洞说:“睡得香吗?”口气像对孩子。又说,“咱到家了,你可不准出声音啊!”
   我伸过头去,说:“叫我看一眼好吗?”我很想瞧瞧这只人见罕见的狗。
   火车一晃停了。车站,小楼,月台,栅栏门,在寒雾中迷蒙的影子出现在车窗上。我往纸箱里匆匆看一眼,黑洞洞,什么也没瞧见,只闻到一股动物皮毛所特有的浓重的气味。
   “哎,您帮我一下行吗?我必需顺利通过那道检票的栅栏门,不能在那儿折腾东西,弄不好叫人发现。不不,不用您送,只要这样就行。”他把画夹斜背在背上,再将纸箱扛在左肩上,右手提起破旅行包,“请您帮我把火车票拿出来,在上衣兜里……好,放在我嘴上,我用牙咬着就行了,对对,嗯。”他用牙咬着车票,不能说话了,便对我笑笑,表示感谢。
   他下车时,我们没法再说什么,只用目光打哑语,表示再见,表示祝福,表示一点点惜别。我从车窗上,看着他随着稀稀松松的人群,走到检票口,有点为他揪心。只见检票员从他嘴上取下车票,问他一句什么,他摇摇头,大概是说不留票底报销,便顺利通过。隔着栅栏,他扭过身,伸着脖子,朝我这边看看,我向他摆摆手,多半由于我把车厢灯闭了,他没瞧见我,便转身走了……。
   我望着这扛着纸箱、渐渐走去的背影,我的心有一种泛泛的惆怅。应当为他祝愿什么呢?他的未来又将是怎样的呢?然而……这几年,我南来北往,这样的人见得不少。世上的苦难叫他们尝透了。但你从表面却看不出一点受苦的痕迹。有时,他们向你道出自己那些崎岖坎坷,使你难以置信!他们……他们真像一个个奇妙的魔术袋,生活把一件件粗的、硬的、尖利的,强塞进去,不管接受起来怎么艰难,毕竟没把它撑破,最终还是被他们默默地消化掉了。他们的双眼,他们的心,还是执着地向着生活!生活,往往使一个对它绝望的人,也不肯轻易同它告别,不正因为它迷人的富有,它神秘的未知,它深藏的希望吗?那就不管身上压着什么,也勇敢地生活下去,我们伟大的中国人呵……
   我在思想的洪流中恣意漫游,不觉眼睛仿佛给一种明彻的亮光照透。原来,火车早已出站,天已经亮了,窗外是一片阳光下闪闪烁烁汹涌的冰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