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鲨兄弟连游戏机厂家:2005年时代潮二十二期三篇写仇和的文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8 18:10:55

  去宿迁采访之前,我查阅了大量有关宿迁改革,有关仇和的报道和评论。几乎所有的媒体记述都将笔墨集中在了整顿治安、强力肃贪、扣公务员工资修路、强制官员离岗招商、高速推进小城镇建设、强制引导民风、大面积“拍卖”公共资产等一系列雷厉风行而又充满争议的改革上;而几乎所有的评论呈现的都是一边倒:“酷吏”、“铁血”、“一意孤行”甚至于“胡闹”,仇和被公共知识分子贴上了人治标签,被斥为“法治的破坏者”、“人权的践踏者”。
  虽然说一个新闻工作者要尽量客观,但要说一个记者完全没有自己的倾向性这是不可能的。在看完几乎所有我能掌握的材料后,我虽然没有像有些学者那样“旗帜鲜明地否定仇和”,但在内心深处,我对这个强权的施政者也是排斥的。
  在宿迁采访,为了寻求更多的事实,我除与各级官员交谈,还在晚上避开当地官员的陪伴,到街头巷尾与老百姓交谈。看着漂亮整洁的街道,想象着这里过去的脏乱差;听着老百姓那种既感叹又自豪的矛盾语调,想象着这里持续几年惊心动魄的改革;听着仇和那种“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的悲壮言语,试着触摸他那孤独而坚忍的心灵,我逐渐迷失了:迷失在权与法的对立,迷失在公权与私权的矛盾。我可以理解在未来法治环境下如何评价仇和的改革,但无法在现实环境中论断仇和的改革,我也不知道我们是需要更多的仇和还是该更多地否定仇和。
  但一直以来,我都在想仇和改革的争议和痛苦的根源,也许矛盾——现实环境与纯粹的法治语境的矛盾,才是仇和改革争议的根源。
  在仇和所有的改革中,其实都围绕着仇和的一个思想:“公权支配最小化,市场支配最大化。”他习惯“用企业家的眼光审视政府的运作”,把宿迁假想成一个大的企业集团,从投入产出、投资回报、成本核算的角度,来审视地区的发展,使成本最低化,产出、回报最大化。
  他曾经说过一系列被媒体广为传播的话,例如,“在宿迁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和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从今以后,不许政府再创办纯国有企业,现有企业的改制原则是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所有机关单位的门面房一个不准留,拿在手里出租,就有腐败的可能”。这些彻底的市场经济观念强烈地震荡着思想本来就很落后和保守的当地人。
  因此在宿迁,无论是教育体制改革还是医疗体制改革,仇和都是个极端坚定的市场经济和市场主体的实践者。他系统地学习西方政府管理和市场经济学,他追求的是市场支配最大化,他总认为:老百姓花钱总是比政府花钱有效,民间资本投入总是比官方资本投入的回报率高,藏富于政府不如藏富于民。
  然而当这种改革发生在宿迁,发生在这个无论是思想还是经济都很贫穷的地方,仇和却发现,推进的壁垒是多么坚硬。于是他矛盾地发现,要想将市场支配最大化,他却不得不将公权利用到最大化。以公权利器的强力推行来促进市场支配的实现。这在一些评论家的眼中未免太滑稽,然而这就是现实的语境,真实得让仇和也在不知不觉陷入了“以公权支配最大化来促进市场支配最大化”这样矛盾的改革中。同样的矛盾也发生在了仇和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中,他偏爱和执着制度建设,他崇尚现代公共服务性政府,然而,在现实中,他同样真实地发现,要推行制度建设,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在被文学家袁枚斥为“民好诉讼,性懒惰,思赌博,好争斗”的宿迁,他依然要依靠强权,他依然得担负“官场恶人”的骂名。
  有人曾对仇和的改革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宁可要贫穷,也不要这种专制的改革”。我相信这是一个从未到过宿迁的人说的一句愤懑之辞。但只有到过宿迁的人,才能深切地体会仇和所说的“四乱”:政治上越乱越穷,越穷越乱,表现为乱折腾;社会上越生越穷,越穷越生,表现为乱生育;经济上越收越穷,越穷越收,表现为乱收费;思想上越保守越穷,越穷越保守,表现为头脑僵化;才能理解“治乱世用重典,治重症下猛药”。
  于是,在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特定区域里,仇和采取了激进的手段,“以专制推行民主”,以“大治”应对“大乱”,用“压缩饼干”的方式推行社会改革。他选择了扣公务员工资修路,他选择了强制官员离岗招商,他选择了大面积“拍卖”公共资产。其实在仇和潜意识里,那是无奈的选择,是执著的痛苦。他说过,“这样做其实很累,但不这样就扭不过来,如果把我放在苏州、无锡这样的发达地区,我肯定不会这样干。”
  在纯粹理想的法治语境下,任何改革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进行,依靠建立制度和长效机制解决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这当然是最优的选择,也是我们体制变革的终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仇和当然是一个规则的破坏者。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把“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当作一个笑话,这实际上是民主、法治制度成熟有效前必经的一个灰色治理模式。面对刻不容缓的发展重任,我们不可能等到制度完善时,再在规则的范围内按部就班地推进改革。
  在这种灰色治理中,宿迁老百姓是吃过苦的,面临利益再调整、权力再分配,一些官员也是痛苦的。但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是零成本的,就像有人说,在医疗方面,没有副作用的药物只存在于理想状态,现实中的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不能以没有副作用来要求药物,我们只能以副作用尽可能小而疗效尽可能大来要求药物。同样,我们也不能要求变革毫无代价,而只能要求把变革的代价减至最低。
  其实在仇和的执政理念中,他追求的是民主,是法治。因此,在宿迁的改革中,我们能看到他派人四处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我们能看到他将全省各级专家学者请来为宿迁改革出谋划策;我们能看到他对公权在阳光下作业的追求。然而,在一个现实的语境里,在具体的实施手段上,他选择了铁腕,选择了强权,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灰色治理。
  批评家对政治家的苛求,总是将政治家现行的改革拉出现实的环境,习惯性放在未来无限的空间里,放在纯粹的理想空间里来考量,而忽略转型时期所蕴藏的社会改革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在采访中,我感动于仇和这样一句话:“你应该去多找找那些因我而受到处罚的人,听听他们有什么想法。”这是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坦荡。面对仇和的“灰色治理”,也许我们应该多去宿迁看看,看看宿迁的现实语境,听听宿迁百姓的想法,听听仇和的想法。


    《时代潮》 (2005年 第二十二期)
       

  地处苏北的宿迁、这个江苏省最穷的市,却始终被外界高度关注,这里是江苏省的“政策特区”、“改革试验田”;这里有一位个性化的市委书记仇和。
  在广受舆论关注,饱受争议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仇和以及宿迁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面对质疑,仇和是什么样的心态?宿迁的改革还会不会继续?日前,本刊记者前往宿迁进行了实地采访。仇和敞开心扉,向记者畅谈了自己对改革的见解和实践。
  也许当所有情绪化的争论冷静下来时,我们能更好地解读宿迁的改革,解读仇和的施政

  黑白宿迁 争议仇和
  认识仇和,知道宿迁,是媒体“阴暗面放大效应”的功劳。
  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宿迁市是个寂寂无名的地方。以前知道这个城市,除了黄河故道,除了西楚霸王,就仅仅是因为这个城市太穷,经济排名全省倒数第一,在江苏这样一个富裕省份显得特别扎眼。
  但这几年,宿迁市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了。主要是因为这里“盛产”新闻,尤其出产“负面新闻”。
  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
  1999年,沭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此事又被曝光;
  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这同样引起媒体集中轰炸。
  2003年,宿迁市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引起激烈争议。从7月12日至10月2日的短短时间内,央视《焦点访谈》,三次聚焦宿迁。也许在《焦点访谈》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高频率关注一个地级市的风风雨雨。
  而令人惊奇的事,这些“负面新闻”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那就是仇和。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官员如此多次与“负面新闻”搭上线,他的政治生命不仅没有结束,而且还能顺利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这在中国特色的官场,也算得上是个不小的奇迹。如果说前面那些“动作”被曝光时,仇和还是隐身幕后的话,而去年2月《南方周末》的一篇题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的文章却将仇和本人推向了争论的前台,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在媒体的频频曝光中,“争议”竟然成了宿迁在全国都叫得响的“土特产”了,仇和自己也把这种现象戏称为“阴暗面的放大效应”。
  2004年2月,《南方周末》记者以《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为题,全景式地叙述了仇和近几年在宿迁的争议施政。文章记录了宿迁以黑色路面、小城镇建设为代表的“政绩工程”,记录了宿迁“一卖到底”的教改、医改;塑造了仇和整治官吏,留下官场“恶人”形象;塑造了仇和毫不手软的为官、治民形象。文章将仇和定性为和他名字一样充满了矛盾色彩的人、对他的评价也和他名字一样充满矛盾。
  虽然文章作者对仇和评价也非常模糊,但文章中“西方国家在我国这种人均GDP时,哪里有人权”、“采取压缩饼干式的发展”、“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之类激进的“仇和语录”却被广泛传播。
  也正因为对这些“仇和语录”的不同解读,再加上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手段,仇和以及宿迁的改革又站在舆论的靶子上了。于是“独断专行”、“个人英雄主义”、“酷吏”、“精英政治”、“是人治不是法治”等一系列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的词,成了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责难仇和的用词。
  医改真实表情  在宿迁的各项改革中,被一些媒体称为“一卖到底”的医疗卫生和教育改革是争议最大的。
  据说这场改革发端于仇和任沭阳县委书记时所作的1997年《元旦献辞》,文中提到:“要把个体、私营、民营企业壮大为市场主体;把国有、集体企业改造为市场主体。”
  随后,改革从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开始,然后到国企改制。在这些改革中,有上访的,有贴大字报的,也有包围政府请愿的,但这些都没有停止仇和的改革步伐,这些改革也并没有在全国激起什么波澜。然而当改革涉及到医院和学校的改制时,所有的一切都开始敏感起来。从2000年初开始,宿迁市对医疗卫生机构产权制度和公共卫生防保体系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胆“手术”。有数据显示,目前在宿迁市的135家公立医院中,已经有133家完成产权制度的改革,“医疗事业基本实现了民营、股份制,政府资本完全退出!”
  “我们的改革究竟有效没有效,外界一直争议很大。我不敢说宿迁医改模式在全国都有效,但在我们宿迁,只要将目前的医疗状况与5年前作一个比较,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宿迁市卫生局局长葛志健是一位思想活跃,思路清晰,也很健谈的人。在整个宿迁医改大局初定时,他接受记者采访时已是非常有底气。而据说在几年前,卫生部官员在江苏宿迁就当地激进医改方案进行调查时,葛志健曾遭到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同人们评价仇和“重结果轻过程”一样,葛志健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介绍的也是宿迁医改的成果。在他出示的宿迁医改成绩单中有这样几项:社会医疗投入持续增长,老百姓医疗费用持续下降,医护人员态度明显好转,公共卫生防保意识加强,政府职能在改革中得到转变。
  “宿迁模式”的思路是“社会办卫生—卫生产业化—产业民营化—民营规范化”。而在具体实践中,宿迁医改实际就是两个层面:盘活存量和扩大增量。人们对后者——放开医疗市场,鼓励民营医院,并未做出太大反应;而前者——原有公立医院、卫生院的改制,则引发了轩然大波。
  2000年,宿迁在其下辖的沭阳县以条件好、中、差各挑选一家乡镇卫生院进行试点。随后几年,宿迁逐渐在全市医院中开展改制。改制的方式分为三种:以净资产转让,无形资产竞拍;股份合作制;兼并托管。在这场动荡的改革中,宿迁市124个乡镇医院和9个县级以上的医院进行了产权置换。改制医院被改造成了股份制、合伙制、混合所有制、个人独资医疗机构。
  但是宿迁改革一经推出就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好得很”和“糟得很”的广泛争议。反对者认为,市场化,固然可以减轻政府的包袱,并且寄望于通过提高效率和加强竞争来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和降低医疗价格。但市场的逐利天性,以及医疗领域的特殊性,将使得这场改革难以实现,并且有可能破坏公共卫生体系,将会有损医疗的公平性。
  葛志健告诉记者,他并不认为宿迁医改模式在全国具有推广性,但了解宿迁实情的人一定会相信,宿迁医改的正确性。
  宿迁市地处苏北,经济比较落后,2001年全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财政收入比西部十省区的平均水平还各低了665元和85元。
  于是“运转难—服务差—收入少—运转更难”的恶性循环便成了宿迁医疗的死穴。
  在前一段时间,全国反思医疗卫生改革方向时,医疗市场化成了医改失败最大的诟病,宿迁医改作为市场化样板,又一次成了舆论攻击的靶子。但葛志健依然坚持认为,宿迁医改其实一直是贯彻卫生部的医改意图——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政府主导主要是解决“公平”问题,市场机制主要是解决效率问题。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围绕宿迁医改的争论、质疑、抨击声依然就没有停止。但是,在宿迁,有三大事实支撑起了葛志健面对改革的底气。一是宿迁医疗市场的投资多元化问题得到了解决,宿迁的医疗资产迅速膨胀。二是在全国医疗服务价格持续飚升时,改革后的宿迁市医疗服务价格连续五年下降。其中门诊费用市县级医院由1999年的75.49元降低到70.19元,下降7%;乡级医院由37.62元降低到27.84元,下降了26%。三是一直为人们所担心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成了宿迁引以为荣的标本,全市建立健全了市、县、乡、村四级防保网络体系。
  教育改革的激荡
  宿迁医疗卫生的改革虽然从开始至今都处于争议中,但仇和的“公权支配最小化,市场支配最大化”的理念却没有停止。
  “我不办穷人医院、穷人学校。”仇和骨子里认为,政府包办的后果,事实上是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
  2001年,以“社会办教育——教育产业化——产业民营化——民营规范化”为目标,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对现行的办学体制及运行机制、办学模式和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和创新又拉开了序幕。
  这同样是一场充满火药味的改革,有据可查的泗洪县幼儿园改制风波足以反映了当时337家幼儿园改制的刀光剑影。
  泗洪县幼儿园是宿迁市五所“江苏省示范幼儿园”之一,有着40多年的历史。而它的改制却于2002年3月28日至次日10点闪电般完成。
  这天,幼儿园领导班子被县教育局召集开会,会上宣布改制方案——两个50%,即幼儿园的领导层和全体职工各拿出净资产50%的资金买下幼儿园。
  面对突如其来的改制,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选择了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有人甚至说,这些老师们为不连累吃财政饭的丈夫们,已经写好了离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
  2003年7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以“改制还是甩卖”为题,对泗洪县幼儿园改制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质疑;9月12日,还是《焦点访谈》,质问“学校改制苦了谁”,对宿迁改革再次报道。
  《焦点访谈》播出后在当地引发了强烈的震荡,许多人私底下捏了一把汗,为仇和的命运,为宿迁的改革。但是倔强的仇和并没有退缩,在随后不久的宿迁市社会事业改革与发展工作会议上,仇和首次回应:“对新闻媒体指出的问题,要坚决纠正。但改革的方向没错,继续坚持。”随后江苏省委的一位领导也出来讲话了:“宿迁的改革创新力度很大,这是宿迁最宝贵、最可贵的地方,特别是在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市场化的改革方面,走得早,走得对,我坚决支持。”  这之后,宿迁针对改制中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规范,为解决老师的后顾之忧,市里统一为老师交纳“三险”,并保证退休工资、职称评定、进修、评优等方面与公办教育一视同仁。尽管当时宿迁教育改革有所放慢步伐,但是以“一保三开放”(在保证义务教育快速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学前教育、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为原则的教改却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现在,当一切都恢复平静时,我们再审视那场硝烟味特别浓的改革,记者很容易想起仇和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一段话:“当大部分人趋向、认同、看准了的,你就要先干起来再说,用实干的过程,用取得阶段性成果再回来统一思想,那样更容易些。”
  经过四年的改制,宿迁的教育事业又有了支撑改革的底气了。据宿迁市教育局孙其松局长介绍,宿迁教育事业近几年来一直呈现了数量扩张,质量提高、结构优化、效益提升的良好局面,最突出的是高中入学率已由2000年的47.8%上升到了2005年的88.39%,超过了全省的平均水平。而全市87所高中就有47所民办中学。大批民间资本竞相涌进教育领域,目前民办教育投入已由2000的1.8亿元上升到2004年累计新增民间教育资本投入的12亿元。
  而在宿迁教育改革中最能体现“仇和动作”的是宿迁学院。这是仇和在思考穷市如何办自己的高校的一项创举。在仇和的坚持和争取下,省、市政府和南京师大、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工程学院、南京财经大学、苏州大学、徐州师大、扬州大学、江苏大学等八所高校联合创办了一所公办民营的本科院校——宿迁学院。学院采取“省市共建、八校联建、合作办学、公办民营”的新型办学体制和模式,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所学校从一开始就遭到非议,甚至被一些人冷嘲热讽为“吃百家饭”。教育部对该学院的办学模式存在争议,但在争议中,这座仅3岁的年轻地方院校,在校本科生已经超过万人,迅速在苏北大地崛起,又成了令人侧目的“宿迁现象”。
  铁腕背后的“制度仇和”
  在几乎所有记述仇和以及宿迁改革的报道和评论中,整顿治安、强力肃贪、扣公务员工资修路、强制官员离岗招商、高速推进小城镇建设、强制引导民风、大面积“拍卖”公共资产等一系列雷厉风行而又充满争议、被称为“压缩饼干式”的改革几乎不可避免地被提起。在一些具体报道中,“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来,铲车上去了,轰,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这个妇女一下就昏了过去”,“一位中年妇女跨护栏过马路,仇和刚好经过,掉过车头就追,妇女吓得撒腿就跑,结果一直追得这位妇女躲进了厕所”,“一夜之间调动41个派出所长异地轮岗,对嫌犯展开追捕”,这样一些带有情绪化的细节格外令人印象深刻。也正因为这样一些情节,仇和被一些人贴上了“酷吏”、“铁血”、“一意孤行”甚至于“胡闹”的人治标签。
  然而在采访中,当地的一些官员告诉记者,“把权力交给人民、把监督交给公众、把管理交给社会”的社会治理思想一直是仇和施政理念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说,仇和对于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有着特殊的执著和偏爱。
  而这种制度化治理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对公权治理上,仇和一直在追求将各个领域的治理纳入法制化、规范化、正常化的轨道。
  1997年,在查处沭阳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卖官鬻爵腐败案中,仇和“从外县调来一位纪委书记,一位检察院长,用5个月的时间掌握了大量证据……后来在审查黄登仁的过程中,他交代出41人买官的事实。于是仇和组织了包括这些官员在内的人去各乡镇观摩,县纪委书记王益和中途将观摩车拦住,按照名单将涉嫌买官的人一一请了出来。那一年,沭阳一共逮捕、查处党员干部243人,其中还包括2个副书记、3个副县长和一个政协主席。”可以说,这个细节的报道确立了仇和“铁腕肃贪”的形象,也正因为这一幕给人印象太深刻了,仇和随后采取的一些制度化建设反而被忽略了。
  在经历那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后,1997年8月,仇和开始考虑怎样才能真正从制度上杜绝官员腐败的现象。在这一沉重思考的基础上,沭阳在全国首推干部任前公示制度,把经过层层筛选、组织上拟提拔的干部的年龄、学历、政绩和拟提拔的职务等有关情况利用媒体向全社会公开,欢迎社会监督。除此之外,沭阳后来在干部人事管理体制和制约机制的创新上,又先后建立和完善了竞争上岗制、公开招考制、公开推荐制、实绩动态考核制、谈话诫勉制、离任审计制等配套制度多达10项。在担任宿迁市委书记后,仇和又将干部任前公示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先后在宿豫实行了干部公推竞选、公推公选制度,在泗洪实行了干部公推直选制度。
  1999年1月,在沭阳实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度一年半后,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专员到沭阳调研,为此胡锦涛还专门作过长篇批示,后来这一制度被写进《干部任免条例》,在全国推广实行。
  而记者在宿迁采访期间,宿迁首先推行的干部勤政廉政公示制度正在江苏全省范围内掀起“勤廉公示”风暴。有人说,“勤廉公示”开创了党内监督的先河,是一项让领导干部“冒汗”的制度,可能最终走向全国。
  宿迁市的勤廉公示是2004年7月开始的,其实质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拓宽监督渠道,形成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合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勤廉公示的主要做法是分四个步骤进行。首先是确定公开公示对象。为了动员群众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监督,新闻媒体公开了公示对象姓名、所在单位、职务、分管工作以及公示工作的内容、方式方法、监督举报电话等。
  第二步就是述职述廉。公示对象在撰写述职述廉报告时必须对社会各界提出的各种问题作出说明和解释并进行公示,被称之为“点题”述职述廉。
  再接下来就是考核评定。实行民意测评和组织考察相结合,考评结果也要在社会上公开。
  最后是总结整改。对公示期间有不良反映,经核实确实存在轻微问题或结果评定等次为“不称职”或“不满意”的领导干部,由纪委和组织部对其实施诫勉谈话或进行组织处理,对公示过程中发现的违纪违法线索,由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处理。
  勤廉公示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群众“点题”,把监督的权力交给群众。面向群众的“点题”内容十分尖锐,一针见血。据了解,对宿迁市广电局副局长、纪检组长杨崇祥,群众是这样“点题”的:1、请说明2001年机关每人出2000元购地栽杨树一事。2、是否有让其他人支付女儿学习费用一事?3、是否有通讯费用到局里报销?(小灵通与班子其他成员一起挂在办公室电话上)4、说明赴美考察时是否是用公款旅游?……群众对杨崇祥一共“点”了9方面的内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件件让人冒汗”。
  对于勤廉公示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仇和认为这是干部管理的一个套餐:任前公示解决了群众对干部任用的知情权问题;公推公选解决了群众对干部任用过程的参与权问题;公推直选解决了群众对干部任用的具体选择权的问题;而勤政廉政公示则解决了群众对干部工作实绩的监督权问题。这一系列的干部管理制度解决了一个干部从任前到任后整个过程的群众参与问题,解决了干部只能任、不能免,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弊端,而且整个过程都是在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下进行的。
  记者在沭阳境内结束了对宿迁的采访。杨柳依岸、泛着碧波的沭河穿城而过,城区中一片片竣工不久的和正在封顶的商品房、颇有现代感的大厦和商城,昭示着这个县城正在新生。而出租车司机行驶在笔直的街道上,总是忍不住跟记者说,“这里以前那算街道呀,仇和来了之后才这样的”、“这条街道以前特乱,女孩子晚上九点以后哪还敢出来呀,那时候仇和才叫整得狠呐!”
  而在出城奔高速路时,记者发现在路边有一块巨大的标语牌。写的是:“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语)。
  当地人说,如果中共江苏省委第十届五次全会决议中“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的条款是仇和的尚方宝剑,那么这块牌子就是宿迁改革的“挡箭牌”。
  对于宿迁,对于仇和,争议依然会在改革中产生,但更重要的如江苏省委政研室调研时的感慨:“我感到,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


    《时代潮》 (2005年 第二十二期)

 

  “让历史和时间来鉴证宿迁改革”
  记者:去年有关媒体对您在宿迁的改革进行报道以后,宿迁和您成了舆论的焦点,一些评论认为您采取了激进的方式进行改革,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些报道?
  仇和:去年,“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一文发表后,在舆论界弄得沸沸扬扬。一些从来没有来过宿迁,也从来没有与我进行过交流的人,就凭这篇文章发表评论,我用两个词来形容。一是望文生义,一是郑人买履。没有掌握客观事实,凭一篇文章就对一个人,对一个地区进行评论,难道不是望文生义吗?你没有到宿迁来过,你没有和我以及宿迁人交谈过,难道不是郑人买履吗?
  但我们不会因此责怪媒体,媒体是没有恶意的,媒体是中性的,媒体是无辜的,我从来对媒体没有意见,关键是怎么看媒体。中国监督很多,纪委对党内的监督,人大对政府的监督,监察对行政的监督,检察对司法的监督,审计对财务的监督,媒体对社会的监督,这些监督通常都很难到位,原因是有效的资源公开程度不够。我认为最有效的监督是人民群众的监督,而在目前中国,最能体现人民群众监督的就是媒体。因此我们不能对媒体太苛刻,那是老百姓表达监督的阵地和机会。我从不责怪所有对我和宿迁改革的评论,甚至言辞激烈的、与事实有出入的报道。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各类媒体、各界朋友来宿迁走一走、看一看。
  记者:舆论对您的压力大吗?
  仇和: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压力。我追求的是群众认可,社会认同,组织认定。作为市委书记,我比外界更了解宿迁,更了解宿迁的改革。同样,宿迁的老百姓对宿迁最了解,他们会作出他们的评判。
  因此报道出来后,有熟悉情况的同志来电表示不平,要我回应。我说我根本不去争议这些东西。我同样要求全市干部对此事要拳击海绵,不作反弹,闭口务实,埋头干事。
  有人说,宿迁和我是用不民主的方式推进改革,是在搞人治。你们到宿迁可以感受到宿迁是不是在搞人治。人治与法治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法治,人治绝对不能是零的。绝对不能把人治与法治看成是非的两极。我们经常搞极端,非此即彼。能不能搞中间状态?所以现在讨论、评论、议论、争论太多,真正静下心来,不浮躁、不唱高调,要有信心,要有决心,要有恒心,要有耐心来干、来操作,我看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至于是人治还是法治,我想还是让宿迁老百姓来测评,用三个代表来测评,让历史和时间来鉴证吧。
  “改革要冒风险,发展要付成本,稳定要花代价。”
  记者:有人曾经说,宿迁这样的地方,神仙来了也救不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在宿迁做个没多少政绩的“太平官”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您为什么选择了风险成本比较高的、激进的改革呢?
  仇和:目前,我们国家五级党委政府,我认为中央、省一级是抓大政方针,是以务虚为主,到县乡级主要是抓落实,以务实为主,市一级主要是找好务虚务实的结合点,找准广度和深度的结合点,找准宏观和微观的结合点,如果层层都停留在中央层次上,问题就来了。我认为像我这样一级的干部,认真贯彻上级精神要做到三条。1、认真学习,理解上级精神,明确方向;2、认真研究,找准上级精神和本地区实际的结合点;3、抓好落实,强化落实的机制,推进各项工作的落实。
  中国强调改革发展稳定有20多年了,我们依然无法详细描述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发展是什么?稳定又是什么?但这又是每一级党委政府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不能说中央强调改革发展稳定,到省、到市、到县、到乡,每层每级还讲改革发展稳定,以会议贯彻会议,以精神指导精神。全国有30多个省市,有200多个地级市,2000多个县,大家都不想冒风险,都不想付成本,都不想花代价,都眼睛向上看,都等中央来决策,中央不可能代替省、市、县、乡,那么改革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实际上在中国,到省一级差距就很大了,到市一级就更大,到了县一级差距就不得了了,一定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有人认为现在改革的环境很差,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改革的空间很大,关键是愿不愿、想不想改革。改革要冒风险,发展要付成本,稳定要花代价。谁都不想冒一点风险,谁都不想付一点成本,谁都不想花一点代价,就在等,什么事都不干,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这样等,等到最后是落后的,稳也是稳不住的。
  记者:在对宿迁改革的评论中,许多人认为您比较独断,看准了的事就一定要干,并且是一个重结果轻过程的人,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仇和:我们要允许不同意见,不同思想存在,而不是你打我痛,你讲我听,这本身就是一种监督,不是坏事。但是当大部分人趋向、认同、看准了的,你就要先干起来再说,用实干的过程,用取得阶段性成果再回来统一思想,那样更容易些。所以我们提五句话:在改革中解放思想,在发展中统一思想,在实践中深化认识,在探索中更新观念,在创新中转换思维。这五句话是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原理,存在决定意识,只有创造新的存在,改变现实,才能产生新的意识,才能解放思想,所以解放思想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而不是坐而论道的过程,不是讨论、争论、议论解放思想的问题。而在实践中,我们不要过分吊老百姓的胃口,空许诺、夸海口。你踏踏实实埋头干,不造势,不炒作,到后来老百姓发现你干的比讲的到位,比许诺的还要多,这本身就是一个赢得民心的过程。
  “宿迁的每项改革都是非常慎重的,并不是我仇和拍着脑袋就决定的。”
  记者:作为为政一方的地方官员,您认为改革、发展、稳定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宿迁又是如何贯彻这些目标的?
  仇和:我的理解是:改革的最终结果就是要权力配置的资源最小化。要使权力配置、手段配置、人为配置、暗箱配置最小化,最少化,而通过制度,通过公开,使得客观配置最大化,最多化。发展的最终目标是直接创造财富的群体最大化,间接创造财富的群体最小化。官民比在汉朝是1:7000,唐朝是1:3000,清朝1:600,现在官民比例也是非常不协调,所以温家宝总理说,食之者众,生之者寡。要发展就必须改变这种局面。
  稳定的最终目标是中等收入比例的最大化,两头冒尖,两极分化的比例最小化。
  具体到狭义区域经济竞争来说,改革就是打时间差,浙江为什么发展这么好,就因为他们提前了15年搞市场经济,打了时间差,你没改我改了,你晚改我早改了;开放打的是空间差,引进来走出去,异地交流,内培,外引;创新要打信息差,始终把握最先进的思想、最先进的理念;固定下来就是制度差,制度先进导致人先进。
  我是搞科研出身的,做什么事我都追求科学。宿迁改革分了三步走,第一,瞄准发展的前沿,到周边省市去考察学习,捕捉信息,不重复别人已走过的弯路。这个我们花了很大精力。第二,请专家学者进行问诊把脉,落后地区的领导可以不聪明,但不能不开明。为什么省内对宿迁改革没有争议呢,因为宿迁的改革是建立在广泛征求他们意见基础之上的。第三,就是在市内广泛进行大讨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本市没有争议的原因。这些能说我们宿迁没有民主吗?
  记者:您在宿迁的改革受争议最多的就是教育改革和卫生改革,在新一轮医疗改革反思中,“宿迁模式”甚至被称为中国医疗市场化的样本了,为什么您会将着力点放在了这两个带有公共利益性质的领域?
  仇和:现在国家提出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非常及时,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以发展人、改造人、提高人为目的,绝对不能只追求GDP、财政收入。GDP在经济发展中是一个手段,人的发展是一个目的,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发达地区之所以发展,无一不是以社会事业特别是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来启动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改革开放26年,为什么物质满足的很快?文化,我讲的是“大文化”,科教文卫体为什么满足得很慢?什么原因?我感觉,主要是市场短缺、市场缺位。实际上反思一下,可以说政府在某些方面越位,某些方面不到位,某些方面又存在缺位,我们所做的就是把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分开,把事业性质和产业性质分开,把经济性和社会性分开,把竞争性和非竞争性分开。
  有人说我们是一卖到底,其实宿迁没有卖一所学校,也没有卖一所完整的医院。只是把原来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政事不分、政企不分和企事不分适当分开,不是把医院全部卖掉,乡镇两院制,有一个医院一个卫生院,是江苏唯一的卫生院到村的,到村里都有防保员。但是媒体采访报道时,就只盯着改制。为什么要实行管办分开、医卫分开、医防分开、医药分开的“四分开”,这是我们研究了世界各国的医疗体制,问询了众多专家智囊后的决定。
  记者:“独断专行”,“武断”是许多人对您改革的评价,因此他们认为宿迁的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存在危险。
  仇和:其实,我们宿迁的每项改革都是非常慎重的,并不是我仇和拍着脑袋就决定的。我们改革坚持五句话十个字:理性、规范、有序、扎实、稳妥。第一理论指导,第二理性思维。我讲是社会事业改革,特别是教育和卫生,第一要符合事业的发展方向;第二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第三要规范操作;第四要不损害服务者和服务对象的利益,老百姓不能上学贵、上学难,不能看病贵、看病难,在教育领域的教师、在卫生领域的医生待遇不能受影响;第五,要稳定。这些年,我们请专家学者来宿迁为党政干部讲课,请他们来调研,几乎把江苏省的专家请了个遍。可以说,宿迁的每项改革都是建立在科学论证、民主决策基础之上的。说句实在话,如果对一项改革,特别是涉及到教育、卫生这样重大的改革,如果没有95%甚至98%以上的把握,谁也不敢拿500多万宿迁老百姓的利益开玩笑,做试验,谁也承担不了试验失败的后果。
  在这一点上,宿迁不仅经得起明查,也经得起暗访。许多人都曾纳闷,为什么媒体对宿迁曝光频频,宿迁事件沸沸扬扬,却没有一个领导进行批示处理?其实刚开始我也纳闷。后来我才知道,中央曾数次派人来宿迁明查暗访,却发现宿迁的干部群众在改革上思想高度一致,是欢迎的,虽然改革过程中确实有一些问题,但很多问题是理解问题,要有个过程。同时,我们也教育宿迁的干部,解放思想你不能胡思乱想,更不能胡作非为,要经得起明察暗访。
  

“宿迁还会前进,仇和也不会停下来。”
  记者:有人说,宿迁的改革打上了很深的“仇和烙印”,您自己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仇和:我认为一个地区不能靠一个人,从领导层来看要靠一个领导集体。作为一个地方领导人,他的职责是把一个地区的组织程度提高到最大化,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到最大化,把各级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最大化。
  如果一定要说宿迁的改革有什么烙印,我想就是机制上的烙印。1995年,我在美国培训期间,读了一本叫《政府的革命》的书。这本书是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推荐给美国官员读的,副标题是“用企业家的眼光审视政府的运作”,看后很受启发。用企业家的眼光来审视政府的运作,就是将宿迁假想成一个大的企业集团,从投入产出、投资回报、成本核算的角度,来审视地区的发展,使成本最低化,产出、回报最大化。宿迁的改革就是围绕着这样一个思路,建立这样一个机制进行运转的。我们最终目的是把老百姓变成经济发展的主体,变成民主政治的主人,变成文化繁荣的主角,变成社会进步的主力。我一直认为,市场化过程在政治领域里实际上是民主化的过程。
  记者:“宿迁事件”,“仇和现象”不断地出现在全国舆论的旋涡里,并且大多是呈负面状态的,这对您改革的心态有没有影响,您还会坚持您的改革道路吗?
  仇和:有人问我是不是压力很大,我认为并没有什么压力。一是有老百姓支持,第二是有省委省政府支持。我还是坚持认为,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
  改革确实是要冒点风险,改革要有个过程。宿迁的改革经过了漫长的过程,许多事情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这是因为改革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太多,一些改革扭曲。典型的是信息不对称,民间的意见、民间的呼声不一定能反映上去,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学原理被忽视了。一项决策、一项改革措施哪怕是99%的人赞成,赞成的声音是默默的接受,不会去唱赞歌,不会写人民来信,更不会写表扬信,上面是不知道的,但是有1%不赞成的,他什么都来,大写真、焦点访谈、新闻110、人民来信、传真什么都有,往往被放大了,就是阴暗面的放大效应,这是一个原理。一个县委书记、乡党委书记想干事,能干事,他做10件事,有一件错了,9件事上头不一定了解,而错事非常敏感,所以导向很重要。
  我很认同小平同志那句话,“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宿迁还会前进,我仇和也不会停下来。


    《时代潮》 (2005年 第二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