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最新进展之解读1966年毛泽东致江青的信

2011年2月14日

    毛泽东与手持“红宝书”的林彪。

    前不久，本报转载的关于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新进展的文章颇受好评，为满足读者需求，本报将继续刊登近年来史学界对党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在党史研究中，对于毛泽东的研究一直是重点，而1966年7月他致江青的信更是重点中的重点，这封信通常被认为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钥匙，本期我们将通过综合张志明（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教授）、刘林元（南京大学教授，博导，主修马哲）、王年一（原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员）等党史专家的见解来解读这封信。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全文大体如下：

    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韶山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毛泽东选集），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林彪叛逃之后此信公开），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1 文革摧毁了“既得利益集团”

    对于毛泽东信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论断，有学者认为“天下大乱”是毛泽东为发动“文革”所采取的基本方针，是毛泽东致江青信的核心和要害。1957年以后，在全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中许多问题的认识都不成熟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逐渐产生了在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的　“左”倾主张（还没有定型，实际上是空想），因而愈来愈对中央第一线不满，甚至认为中央第一线搞了“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既是要搞掉中央第一线，也是要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建设他所憧憬的社会主义。要达此目的，毛泽东觉得惟有诉诸群众，惟有大乱一场。

    如何评价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想？不少研究者对这一思想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导致“文革”中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局面的祸根；但也有人认为，毛泽东这一思想本身没有问题，毛泽东向来以辩证的态度来看待社会的治与乱。他青年时代就注重研究历史，认为　“治乱迭乘”乃“自然之例也”，乱“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有学者从哲学的角度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

    在历史上所谓乱，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契机。举法国为例：法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一直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强国，并且长期处于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然而也恰恰是这个国家，几乎是连续不断地经历种种“动荡”：从1789年的大革命开始，接着便是十几年的拿破仑战争，再就是1848年的欧洲革命，随后是普法战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哪一次也没少了法国，1968年全球性的学生运动法国也属于闹得最欢的国家之一。社会动荡频繁居然同经济成长健康并驾齐驱，何故？在动荡环境之中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有效发挥”其不良功能便是答案。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众多有害于社会的后遗症。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还同时为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中国献上了一份颇为贵重、但又常被人忽视的礼物：尽管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依旧很强，但原有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则是土崩瓦解。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是有众多根源的，而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应当就是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具有极强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

    2 毛泽东对林彪早有防范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是毛泽东信中颇费思量、值得反复玩味的一句话。这个鬼究竟指的是谁？虽然当时还没有具体点明，但不久大家就都明白了，是指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及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与鬼相对的是朋友，在这界限分明的营垒中，林彪是自己方面的头号朋友。因此，毛泽东为了打鬼的需要，是自觉自愿地当钟馗，为朋友们打鬼充当神灵和护身符。

    不过，也有人认为毛泽东对林彪这样的朋友并不是绝对放心的，他充当钟馗的心理要复杂得多：为了打鬼，他甘当钟馗，而一旦鬼打倒，林彪又会怎样对他呢？毛泽东认为，他在林彪眼里不过是个打鬼的工具。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反映了他对林彪唱赞美之词的动机有看法。中国有句古话，“拍马是为了骑马”，颂扬过分就成了阿谀。像毛泽东这样熟谙中国历史、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政治家能不从林彪过分的颂扬中感觉到某些异样的东西吗？能不对林彪把他当作打鬼的工具而有所警惕吗？

    3 起初并不想打倒邓小平

    还有人对“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中的“鬼”作了不同的解释。一部分人认为这里的鬼是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还有人推测这里的“鬼”是特指邓小平的。根据有关材料，毛泽东在“文革”发动之初，曾经考虑让邓小平配合林彪共同接班，并没有打算将邓小平和刘少奇一齐搞掉。但林彪和毛泽东的想法不一致，他认为邓小平是他接班的一个重要障碍，一心要整倒邓小平。毛想倒刘保邓，林彪却既要倒刘，也要倒邓。毛泽东怀疑他们是打着维护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幌子而另有所图。毛泽东担心批发“我的朋友的讲话”可能会使邓小平处于被动的地位。但为了除去“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毛泽东需要林彪的支持，所以虽然他对林彪的“一些提法”“总感觉不安”，但又说“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这里的“重大问题”，不仅包括鼓吹个人崇拜，似乎还应当包括批判邓小平。

    4 个人崇拜是毛泽东内心虚弱的表现

    从这封信看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来看，很容易给人一种毛泽东是“被逼上梁山”的感觉，但从后来的历史过程看，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在伟大胜利面前是谦虚谨慎的，对个人崇拜思想是坚决反对的。全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要搞个人崇拜。       他对个人崇拜态度的变化是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首先提出个人崇拜不能一概反对，个人崇拜有两种，有正确的个人崇拜，有错误的个人崇拜，正确的个人崇拜还是需要的。从此之后，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现象越来越严重了。

    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大跃进）犯了重大的错误，在党内外引起了议论和批评。在错误面前，毛猜疑党内有没有人会利用这种错误来反对他，削弱他的权威，会不会有人在他死后像赫鲁晓夫那样做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因此，他需要个人崇拜来维护他的权威。过去，我们总是说，毛泽东在成绩面前骄傲了，因而犯了个人崇拜的错误。其实，这种认识并不符合实际。在成绩面前，他不需要个人崇拜；而在错误和失败面前，他感到孤立，担心丧失权威，因此他需要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虚弱的表现，而不是自信心的膨胀。（摘编自《南京社会科学》《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党史博览》《芙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