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考研难度排名:“和谐世界”理念研究：回顾与前瞻

 一、“和谐世界”理念：概念的提出及其演化历程

    作为21世纪初中国国际战略的新思维，“和谐世界”理念最早是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5年4月22日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首次提出的。胡锦涛主席在亚非峰会上发表了题为《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构筑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讲话，代表中国首次提出了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倡议[1]。2005年7月1日，胡锦涛主席出访俄罗斯，在中俄两国共同签署的《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到，“两国决心与其他有关国家共同不懈努力，建设发展与和谐的世界，成为安全的世界体系中重要的建设性力量”[2]。这是“和谐世界”理念第一次被确认为大国之间的双边共识。2005年9月9日，在上海举行的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通过的《上海宣言》，重申了“通过法治构建国际和谐社会”这一主题，呼吁所有国家通过增进互信合作，共同缔造和谐的国际社会[3]。这是“和谐世界”理念第一次被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文件所接受，标志着这一理念开始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及其实现途径，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发出了“共同建设和谐世界”的倡议，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2005年12月22日，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用民主、和睦、公正、包容四个词语概括了“和谐世界”的内涵，从国际政治、安全、发展和文明对话等不同角度，提出了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政策主张[4]。2006年6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共创上海合作组织更加美好的明天》的讲话，表示“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全面加强合作，努力把本地区建设成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5]在此前后，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国际场合还相继提出了建设“和谐亚洲”[6]、“和谐中东”[7]、“和谐东北亚”[8]等各种建议和构想。2006年8月21—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9]，使“和谐世界”理念成为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外交的总体指导思想。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0-1]从而使“和谐世界”理念成为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的新指针。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不是一时的和偶然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所主张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蕴涵着“和谐世界”的思想。冷战结束后，中国领导人不断在重要国际场合阐述涉及“和谐世界”思想的国际策略和主张。随着“和谐世界”理念内容的不断丰富和深化，“和谐世界”的内涵、实质和基本主张逐渐明确。

    “和谐世界”的内涵就是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实质是通过争取持久和平来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并解决好全球性问题，同时在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并解决好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实现持久和平[11]。“和谐世界”理念的基本主张包括：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10-2]。

    “和谐世界”理念反映了中国对人类在21世纪发展前景的认知与把握，是对世界发展的根本性、长远性、方向性的认识和主张，表明了中国长期倡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根本内容和人类社会的远大理想[12]。可以说，“和谐世界”理念不仅反映了对平等价值理念的追求，同时也保留了对国家主体地位的肯定，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诠释和表述[12]。

    二、“和谐世界”理念研究：现状综述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和谐世界”理念进行学理层面探讨和分析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大多数成果在介绍、肯定或赞许“和谐世界”理念的同时，重点探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背景

    尽管中国多次向世界明确宣告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这只是中国基于个体视角的一种宣示，还缺乏一种从整体（世界）的视角作出的承诺，即中国对于整个世界的发展是怎样考虑和谋划的？中国打算或希望建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中国国内的和谐社会建设，既为建设“和谐世界”提供了价值基础，也为构建“和谐世界”奠定了实践基础。中国把自己国内的和谐社会建设好，就是为“和谐世界”建设作出的最大贡献。中国迅速提升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为“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和推介创造了重要的基础和条件[13]。当前，中国正在凭借不断上升的实力与影响扎扎实实地推动着“和谐世界”的建设。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长期以来一直控制着国际交往的话语权——“人权”、“自由”、“民主”、“平等”，仿佛这些都是美国的“专利”，仿佛美国比谁都“高尚”，控制了所谓的“道德制高点”。进入21世纪，美国在全球推行的“民主拓展”战略不但没有实现新保守主义的“宏图大略”，反而加剧了世界的不和谐状态。

    （二）“和谐世界”理念的认识基础

    “和谐世界”理念是基于对当今时代性质和国际环境的全面认识而提出的。当前，世界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但单极还是多极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但国际经济竞争依然深刻复杂；不同文明交流继续发展，但国际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国际战略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态势继续发展，但人类面临的安全挑战依然深刻复杂；国际协调合作继续发展，但围绕国际秩序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14]。

    “和谐世界”理念是在全面认识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作用的基础上提出的。一方面，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有不公正、不合理的内容；另一方面，其对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未来较长一个时期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仍将在国际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

    “和谐世界”理念是基于对美国的“世界作用”的全面认识而提出的。一方面，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给世界带来了冲突和动荡；另一方面，美国出于维护自身长久战略利益的考虑，又不愿意“不和谐因素”动摇其霸权，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为世界提供了许多“公共品”。可以说，美国的“世界作用”是双重的[15]。

    “和谐世界”理念是基于对中国有信心、有能力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西方列强崛起道路的认识而提出的。这一理念反映了中国对人类在21世纪发展前景的认识与把握，是中国对世界发展带根本性、长远性、方向性的认识和主张，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光明前景。

    （三）“和谐世界”理念在内容上的继承性和创新性

    “和谐世界”理念继承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核与精髓，突出国家间的对话、协调与合作，强调国家间的平等、相互依存和遵守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体现了和平共处的意愿，高度概括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当代国际政治背景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16]。

    “和谐世界”理念是对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冷战结束后，中国政府相继提出了新安全观、新文明观、新发展观，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以及“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并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17]。这充分说明“和谐世界”理念的目标——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正是对中国外交政策宗旨的继承和升华[18]。

    （四）“和谐世界”理念提出的意义与影响

    “和谐世界”理念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烙印。“和”、“合”、“仁”、“中庸”、“和为贵”、“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都被融入了“和谐世界”理念。

    “和谐世界”理念是对人类追求幸福普遍愿望的高度浓缩。自近代以来，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全世界和谐》，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再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个中所体现和蕴涵的世界各国人民要求独立、平等、和平与国际合作的共同愿望都被浓缩在“和谐世界”理念之中。

    “和谐世界”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观上的新发展，标志着中国外交哲学从强调“一分为二”和“对立统一”的“斗争哲学”到倡导“一分为多”、“多合为一”的“系统唯物主义哲学”的转变，表明中国以“革命者”和“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时代已经结束，开始以“参与者”和“局内人”的心态，对国际体制表明自己的主张，承担大国责任，维护国际体制的稳定；表明中国将更多地以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国际规则制订的参与者和国际秩序的利益攸关者的身份建构国际关系。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对内政与外交之间互动关系的有机把握。马克思主义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国在国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国际上则提出建设“和谐世界”、“和谐地区”、“和谐亚洲”的倡议和主张，前后相继，一脉相承。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可以有力、有效地应对盛行于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民主和平论”，驳斥盘踞于西方舆论界的“中国威胁论”，突出和彰显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三、“和谐世界”理念研究：未来议题

    如前所述，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和谐世界”理念研究的绝大多数成果从学理层面而言尚处在起步阶段。笔者认为，要对“和谐世界”理念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下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商榷。

    (一)关于“和谐世界”理念的内涵

    “和谐”的内涵到底是什么[19]？是一种状态、一种趋势、一种理念，抑或是一种愿望，还是一种必然？“和谐世界”的目标——“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具体内容是什么[20]？和平与“持久和平”、繁荣与“共同繁荣”的关系是什么？“持久”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可以多长？“共同”作为一个空间概念，可以多广？“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中国与不同类型的国家间建立“持久和平”、实现“共同繁荣”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这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论断——“两个必然”的关系如何[21]？

    （二）关于“和谐”理念的继承和延伸

    如果说“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在当代的继承和延伸的话，那么，如何理解产生于古代中国的和谐理念适应当代国际社会现实的问题？如何理解适应一国国内社会的“和谐”理念推广到国际社会，进而解决既能适应一国国内社会中有序的、有层次的等级体系，又能适应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问题？“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目标都是“和谐”，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表现在哪些方面？如果说“和谐世界”是和谐社会的自然延伸[22]，那么，又该如何理解“和谐世界”的性质？能否把“和谐世界”理解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自然延伸？深入分析和揭示“和谐世界”同“和谐社会”的辩证关系，对于推广和实践“和谐世界”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关于“和谐世界”理念的国际化

    应该看到，西方文化对于“和谐”的理解同我们所理解的“和谐”并不完全一致。卢梭认为，每个国家确定的目标总带有特殊性，因此不可能都普遍适用，由于在国际社会中没有一个超国家机构来制止和调解由各国的个别意志而必然导致的冲突，这就意味着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23-1]。在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三大主流学派——（新）现实主义学派、新自由主义学派和建构主义学派中，（新）现实主义学派在国际社会是否存在和谐状态的问题上持完全否定的立场，其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环境中，是不存在和谐状况的。”[23-2]新自由主义学派基本上也否认国际社会存在和谐状态，其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和谐是指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行为者的政策（追求自身利益而不考虑其他人）能够自动地促进其他行为者目标的实现。”[24-1]但这是一种“理想化的、不现实的”[20]状态，即使存在的话，在世界政治中也是罕见的[24-2]。他甚至断言：“当国家权力为了某些特定的利益而被用来反对其他国家时，即使存在充分的潜在的共同收益，也不可能形成和谐的局面。”[24-3]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虽然认为，由文化观念建构起来的国际社会中存在着基于“康德文化”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一种朋友的关系——类似于某种程度上的“和谐状态”，但这种“和谐状态”的前提是所谓“民主国家”之间的“和谐”和由“康德文化”建构起来的友谊——其对象是西方“民主国家”，而非拥有多种文明和不同制度的国际社会。显然，这种“和谐”与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的内涵并不一致。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西方语境中的“和谐”思想同“和谐世界”理念中的“和谐”不一致、甚至是相矛盾的问题，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如何在西方语境中恰当地表达中国人关于世界“和谐”的思想和主张的问题，以期在向国际社会推广“和谐世界”理念的同时，化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其提出的挑战和质疑。

    （四）关于“和谐世界”理念与中国的话语权

    中国是为了在国际社会拥有话语权而提出“和谐世界”理念，还是因为提出并倡导“和谐世界”理念而使中国拥有了话语权？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话语权是平等的话语权、共同发展的话语权，但是笔者认为，在“和谐世界”理念提出不久，就将其同中国的话语权问题挂钩，至少会产生两种消极后果：一是使国际社会误认为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理念是出于一己之利，是为了在国际社会取得自己的话语权；二是会使有的人误以为推广“和谐世界”理念与中国在国际社会拥有话语权有直接联系，或者甚至以为推广“和谐世界”理念的必然结果就是导致中国拥有了话语权。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拥有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强调或宣扬类似拥有或控制话语权之类的观点是不利于“和谐世界”理念的推广与实践的。

    （五）关于建设“和谐世界”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

    建设“和谐世界”有利于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但建设“和谐世界”在根本上有赖于中国国内的和谐社会建设。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是要等到和谐社会建设好之后再建设“和谐世界”，还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同时，也进行“和谐世界”的建设？有学者认为，应先在国内建设好和谐社会再建设“和谐世界”，因为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体系，国内社会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如果政府在国内控制政权的情况下都建立不了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那么在国际上建设“和谐世界”就更不会有人相信了[25]。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如果先在国内建设好和谐社会再去建设“和谐世界”，则有可能坐失利用外部有利环境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好时机。因此，“内建和谐社会、外促和谐世界”应该是不矛盾的，只要有利于人民的安宁和幸福、国家的发展和昌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就应该提倡和推广，“两种建设”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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