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中的郁金香

画面上是1995年7月，波斯尼亚的斯雷布雷尼察。波黑塞族军队上将拉特科•姆拉迪奇(Ratko Mladic)正冲着荷兰司令官汤姆•卡瑞曼斯(Thom Karremans)大吼。通过一位翻译，姆拉迪奇大声喊道：“别跟我废话！回答我！你到底有没有下令向我的部队开火？”留着八字胡的卡瑞曼斯缓缓地摸着自己的脸，看上去像被一场噩梦魇住。他说：“我命令部队自卫。”

这段视频是当时一位塞尔维亚摄像师拍摄的，真实性没有争议。看上去，姆拉迪奇完全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抽着烟，身体逼近卡瑞曼斯，一只手撑在卡瑞曼斯身后的墙壁上，说道：“你是来帮助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的。”卡瑞曼斯看上去精疲力竭。他揉了揉眼睛，不知嘟囔了一句什么，唯一能听清的一个词就是“钢琴”。

翻译问：“你说什么？”卡瑞曼斯解释道：“我弹钢琴。不要杀一个弹钢琴的人。”

姆拉迪奇吼道：“你个弹钢琴的可怜虫。是不是还结了婚？有小孩？”话语中带有明显的威胁之意。

最终，姆拉迪奇的士兵们放过了这个弹钢琴的人，但枪杀了约8000名穆斯林男子，而这些人本应是由荷兰维和部队保护的。周一，海牙法庭终于开始了对姆拉迪奇的审判。姆拉迪奇组织的大屠杀，首先是波斯尼亚的创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变成塞尔维亚的创伤。但是，这场大屠杀也是荷兰的创伤。姆拉迪奇抓住了荷兰一个永恒的弱点。

这场自1945年以来欧洲最惨烈的大屠杀，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几百名“荷兰营”士兵驻扎在斯雷布雷尼察，目的是保护该“安全区”。他们手中只有轻武器、不得开第一枪，而且自始至终未得到所需的联合国空中支援。更糟的是，在这些士兵的祖国，即便是在军人当中，都不存在一种尚武的文化。面对着糟糕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境地，荷兰营做出了一切错误的应对。

荷兰营的大部份士兵只不过想要活着离开波斯尼亚。姆拉迪奇的部队到达后，许多穆斯林逃往荷兰营总部，以为荷兰人会救他们。然而，荷兰营的士兵们袖手旁观，听任姆拉迪奇的士兵们带走波斯尼亚役龄男子。荷兰记者伯纳德•哈梅尔伯格(Bernard Hammelburg)悲叹道：“波斯尼亚男人和女人被分成两队，而我们的士兵们就站在一旁，一脸愚蠢地指挥着人流。这幅场景，让我想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场对波斯尼亚男子——其中许多是男孩——的大屠杀已经开始。

最后，姆拉迪奇准许荷兰营士兵离开了斯雷布雷尼察。在视频（YouTube上有）中，我们看到：兴高采烈的荷兰营士兵们痛饮喜力(Heineken)啤酒，跳着康茄舞。姆拉迪奇送给卡瑞曼斯两份礼物。

卡瑞曼斯问：“这是给我太太的吗？是给我太太的吗？”姆拉迪奇说：“一路顺风。”这位波黑塞族军队上将竖起大拇指，向正驱车离开的荷兰士兵挥手告别。

荷兰加入联合国在波斯尼亚行动的最初原因，恰恰是为了防止像奥斯维辛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这一次，荷兰人不愿意置身事外。可是，在斯雷布雷尼察，他们又一次听任暴行发生。在自己关于这场大屠杀的书中，荷兰作家雷蒙德•范登布加德(Raymond van den Boogaard)表达了荷兰人的普遍感受：“我们再一次把他们送上了去往奥斯维辛的列车。”

出生于塞尔维亚、描写过种族灭绝的作家亚尼娅•贝茨-纽曼(Janja Bec-Neumann)，也毫不留情地将这个事件与上世纪40年代的事件相提并论。她告诉荷兰杂志《De Groene Amsterdammer》：“从微观层面来说，1995年7月的那几天里，荷兰营成了波黑塞族军队的帮凶。”

荷兰政府要求荷兰战争文献学会(Niod)撰写一份关于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官方报告。Niod曾花费数十年事件，研究二战历史。2002年，报告出炉后，当时的荷兰政府辞职。Niod的报告称，一些荷兰军人对斯雷布雷尼察民众产生了一种“带有负面色彩的族群偏见”。比如说，有些荷兰营士兵嘲笑当地居民有体味。淋浴设施当时在斯雷布雷尼察还不普及。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偏见，荷兰营士兵们才比较随意地把穆斯林人交了出去。

尽管如此，就像上世纪40年代时的情形一样，荷兰人此种作为的动机并不是种族主义杀戮欲。相反，他们当时是惶恐不安、不知所措的。荷兰民族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如政治理论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所说，荷兰人不崇尚靠武力解决问题，因此当别人崇尚时，他们就没辙了。卡瑞曼斯“允许”姆拉迪奇实施了大屠杀，正如卡瑞曼斯的先辈曾“允许”希特勒实施了大屠杀一样。贝茨-纽曼说，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像郁金香一样”恰好是一句习语，意思是“心怀恐惧，什么也不做” 。

斯雷布雷尼察事件动摇了荷兰人的信念，即：当美国、英国等更野蛮的民族四处挥舞大棒的时候，荷兰人可以在世界四处行善。

在斯雷布雷尼察事件后的某个时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理想主义的、天真的荷兰已经死了。我曾成长于那个时期的荷兰。如今，姆拉迪奇正在接受审判，而荷兰或许也会面临审判。斯雷布雷尼察的幸存者们已展开针对荷兰的法律行动。

译者/吴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