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海湾剧情介绍:新世纪元年的亡国闹剧--1900年度事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8 21:33:07

           1900年度事件:东南互保

     新世纪元年;权斗亡国元年;玩弄民意元年……


老太后的“归政”恐慌

●第一次御前会议:光绪称“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

6月16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召集了第一次御前会议,讨论的主题有两个: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对八国联军是战还是和——这两个主题,其实是二位一体的:如果剿义和团,则必然与八国联军和;若抚义和团,则必然与八国联军战。

皇帝在会上显得很躁动。他问内阁学士许景澄:“国命安危,在此一举。……你搞了多年外交,熟知洋务,应当明白大势,帝国究竟能否与各国开战,请直言无讳。”许景澄告诉皇帝:“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据史料记载,许氏的回答深得光绪之心,在稍后的会议过程中,皇帝大谈“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并举甲午中日之战为例——“甲午一战,创巨痛深。……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据说,皇帝的态度赢得了大批朝臣的赞赏,军机大臣王文韶伏地叩头,大呼:“圣虑及此,国之福也!”


●第二次御前会议:张之洞来电称“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

6月17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皇帝与主和的大臣们再次成了会议的焦点。皇帝说:用人心来抵御外侮本来就是空话,更何况义和团是乱民,皆乌合之众,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民心,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去与敌人血肉相搏呢?——“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

会场的气氛让太后很不高兴。她刚刚看到了端郡王载漪送来的洋人要求自己归政皇帝的“照会”,老太后并不知道,照会是伪造的。载漪作伪的目的,不过是想利用一切机会激化太后和皇帝之间的矛盾——他的儿子正期待着被册立为“大阿哥”以取代光绪。于是就有了老太后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完全否决了皇帝的态度,而愤愤然说道:“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又说:“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于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也是在这一天,朝廷接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请总理衙门转奏的电报。在电报里,这些帝国的砥柱老臣表明了自己坚决主张剿灭义和团、反对对外宣战的态度——张之洞告诫朝廷:对义和团“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而若对外宣战,则后果难以预料:“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


●第三次御前会议:慈禧大拍桌子

地方督抚的反对,迫使慈禧太后在6月18日召集了第三次御前会议。皇帝已经丧失了发言权,对外宣战的呼声前所未有的高涨。老太后对反对开战的王文韶与联元拍了桌子:“此话早厌矣!……(有本事就前去)令夷兵勿入城,否则且斩若!”老太后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不过是强迫朝廷通过宣战的决定罢了。但会议的结果并不理想,主战的呼声虽高,主和的人数却依然庞大——老太后很明白,此战前途未卜,除非将绝大多数朝臣一并绑架到战车上,否则一旦战败,自己将无法避免引咎归政的政治命运,而发动这场战争本身,也正是为了抗拒列强要求自己“归政”的政治压力——在对大多数朝臣的绑架未完成之前,老太后决定暂缓宣战,同时命王文韶等人前往外国使馆交涉,阻止八国联军进入京城——老太后的算盘打得很精:如果交涉成功,联军答应不入京城,则无法对自己施加归政的压力;如果交涉失败,则王文韶等人将不得不赞同对外宣战。

皇帝也没有闲着。他告诉荣禄:“我兵全不可恃,事宜审慎。好在兵权全在你手。”——皇帝希望,在关键时刻,荣禄能够坚定立场,控制住军队,不要参与到战争中去。


●第四次御前会议:光绪面如死灰

6月19日,大沽沦陷的消息传入京城,老太后似乎觉得自己仓皇“归政”的凄凉命运马上就会变成现实,迅速又召集了第四次御前会议。会议不再给官员们讨论的机会,而强行作出了对外宣战的决定。老太后将自己的愤怒和紧张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各使未请归政以前,尚有严惩团民之意,乃归政一事,朝廷自有权衡,非外人所得干预也。……现已定夺与洋人决裂,不可再为挽回也。”

老太后命令许景澄去给各国使馆送照会,限使馆人员24小时内离开北京,由政府派兵护送到天津。这一等同于宣战的决定,吓坏了光绪皇帝和主和官员。据史料记载:皇帝一时间脸色白如死灰,不顾君臣尊严,离席上前抓住许景澄的手,求“更妥商量”,老太后厉声呵斥:“皇帝放手,毋误事!”许景澄作过多年驻外大使,因为太过了解这一决定的后果,也是神情恍惚,竟至于“牵帝衣而泣”;老太后对这种哭哭啼啼的气氛很不满意,厉声呵斥:“许景澄无礼!”……

21日,帝国颁布宣战上谕,其中有“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豪言壮语。


东南互保:南中国集体抗旨

1900,新世纪的第一年,本该是一个亡国之年。在老太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意孤行对十一国宣战的那一刻开始,亡国,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如果没有因为南中国的集体抗旨的话。


●地方督抚反对朝廷支持义和团

这种地方督抚与朝廷之间的政见分歧,早就潜伏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之中了。张之洞在得知义和团摧毁铁路、电线,并正向北京蔓延的时候,曾急电荣禄,催促他对这些“乱民”格杀勿论。张氏在电报中说:支持义和团,只会挑拨清政府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使本已岌岌可危的局势,陷入不可挽回的深渊。

山东巡抚袁世凯,所面临的局势比张之洞要复杂百倍——义和团正在他的辖区内如火如荼,如何处置义和团,既关系他个人的政治生命,更关系到帝国的政治未来,前者要求他支持义和团,后者则提醒他不能支持义和团——在这个问题上,袁氏表现出了惊人的“政治智慧”:他在各州县张贴布告,鼓励义和团“北上助战”。布告中说,真正的义和团,现在都去了京津地区与洋人作战,真有志于报效国家的拳民,应该赶紧北上,不可再在山东逗留。凡逗留山东境内者,都将被当作乱国的匪徒抓起来。

正式向列强宣战的前一日,朝廷还曾接到两广总督李鸿章的电报。电报中说:“众议非自清内匪,事无转机”——在剿灭义和团与抵抗八国联军之间,李鸿章选择了以前者为先。


●盛宣怀第一个提出“东南互保”

宣战上谕发布后,朝廷即派军队与义和团攻打使馆,并正式招抚义和团,称其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同时命令各省督抚将各地的义和团“招集成团,借御外侮”。但朝廷“宣战”和“招抚”的电报却被时任帝国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私自扣了下来:盛氏直接嘱咐各电报局,对这几件上谕“但密呈督抚”,“不许宣扬”。

盛氏扣留电报的目的,是暂时不让地方官们接到这份他个人无法认同的命令。随后,盛氏紧急发报给李鸿章,分析当前形势,提出“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建议。盛氏说:朝廷以一国之力抵抗众多强国,理屈势穷;眼下,俄国已占据榆关,日本万余部队已从广岛出发,英、法、德等国也必将发兵;国家即将瓦解,已无法挽救;为今之计,须要保全东南地区,各省督抚必须采取措施,联络一气。稍后,盛氏又接连给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去了内容大致相同的急电,并提出“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的具体措施。

盛氏的这些电报,勾勒出了庚子年“东南互保”的基本雏形:1、南中国拒绝卷入朝廷的对外战争;2、地方督抚与列强另行签定“和平条约”。


●李鸿章:“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盛氏的这些急电,得到了接电者们的积极响应。但他们面临一个现实的难题是:朝廷已经颁布了《宣战诏书》,地方督抚没有外交权,如何以条约的形式与列强维持和平局面,在操作上成了一个死结;这个问题同时也导致列强对督抚们在清帝国明确宣战之后,是否还有决心和能力来维持南方地区的和平局面,也缺乏足够的信任。

盛宣怀提出的办法是:宣布朝廷的《宣战诏书》是伪诏!朝廷之所以如此荒诞、昏庸,同时向12国开战,是因为朝廷内部里出了拳党,暴民胁迫了政府。《宣战诏书》不是出自皇帝本意。李鸿章在回复给盛宣怀的电报中对此办法深表赞同。电文中说:“俄据榆关不确,……二十五诏粤断不奉,所谓矫诏也。”并希望盛氏将其这封电报密送给刘坤一盒张之洞。李鸿章的态度对“东南互保”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据《庚子国变记》记载:“当伪诏命各省焚教堂杀教民,诸疆臣失措,李鸿章久废居京师,方起为粤督,乃各电商鸿章请所向。鸿章毅然复电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各省乃决划保东南之策。”

6 月26日,由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人牵头,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各省巡抚均派代表参加,终于在上海与各国驻沪领事议定出了“东南互保”条约。 各国对此条约颇为赞赏,美国驻上海领事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赞该协议使得外国人的权利得到了有效保护,维持了东南地区和平。但列强的担心并未消失,毕竟清帝国的外交权掌握在北京手里。严格地说,这个协议没有合法性。会议当天,盛宣怀的好友,《新闻报》老板弗格森还问他:“今日定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旨否?”议定协议后的第三天,一直秘而不宣的朝廷《宣战诏书》在上海正式公布,舆论哗然。盛宣怀再次致电刘坤一、张之洞,请他们坚持原议。刘、张二人也表态:“无论北事如何,仍照原案办理,断不可易”。为扩大互保范围, 刘、张二人还致电各督抚,请予支持,获得极好的响应。闽浙总督许应骙走得最远,他表示要与俄、美、日等6国按照《东南互保条款》的精神,订立一个《福建互保协定》。


李鸿章与“两广独立”

    广州,雨后清新的空气里夹杂着声嘶力竭的蝉鸣。与静谧的南方相比,帝国的北方此刻正受到一种狂热的支配。离开紫禁城的时日已久,李鸿章一时间也很难判断出这艘衰腐古老的帝国航船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偏向。催促他北上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击毙的时候,荣禄电报里的语气已经近乎于哀求。做了一辈子消防队员的李鸿章,这一次的反应却显得相当迟钝——帝国的航船无疑已经严重偏向,但他却还不能确定,这种偏向是否已经严重到了船毁人亡的地步。

北上之前,他决定顺道先去一趟香港,见一见英国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因为卜力希望他能够以两广为基地,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新政府。


●一次流产的黄袍加身

卜力不是第一个企图给李鸿章“黄袍加身”的外国人,将李鸿章推上帝国权力金字塔的尖顶,在西方列强那里,是极有传统的。早在甲午年间,美国人就曾经策划过一场密谋,企图趁日本攻陷北京之机,在中国实现改朝换代,由李鸿章父子取代清朝统治中国。

这场密谋涉及到的三个美国主角分别是: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兼顾问毕德格(w.pethick),美国陆军军官、铁路工程师兼承包商威尔逊(j.h.wilsion),以及美国前任国务卿、马关议和期间担任李鸿章顾问的科士达(j.w.foster)。时间是1894年9月。[更多]


●迷雾重重的两广独立

为人谨慎的李鸿章没有留下太多关于这一事件的直接信息。但可以肯定,其幕僚刘学询给孙中山的书信得到了他的默许,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证据予以证实:孙中山离日赴港的时候,驻日公使李盛铎随即就给李鸿章派发了一封急电,内容如下:“逆犯孙文,前日由横滨赴港,恐谋滋事,乞严防”,奇怪的是,在由其幕僚吴汝纶编纂的《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里,这条电报却被刻意地抹掉了。

刘学询将与孙中山联络的结果报告给李鸿章的时候,这个担负着维持帝国南方政局稳定的大员,既没有砍掉孙中山使者的头,也没有作出任何实际的承诺,他躺在深深的藤椅里,半闭着眼睛,做出了一个“颌之”的动作——这个动作的含义是如此模糊,甚至还带着些许的傲慢与慵懒。

北上之前,李鸿章乘坐的平安号轮船先在香港靠岸。

卜力在码头上已经等了很久,他的心情的迫切程度和他呈给英国政府殖民部的电报一样焦躁。他在电报里分析: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南方爆发,信任他的中国绅士向他保证,造反者并不排外,并且希望在取得一定的胜利之后得到英国的保护;卜力还说:“如果赞成孙中山和李鸿章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英国的利益将是再好不过了”;在李鸿章是否会“背叛”清政府这个问题上,卜力的判断是:“这个李总督正向这个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当总统。”

李鸿章被从轮船请入密室。在表演了一番避重就轻的外交辞令之后,李鸿章突然不做任何铺垫,直截了当地问卜力:“英国希望谁做皇帝?”……停顿了一下,李鸿章又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是个汉人?”[更多]


张之洞与与他的新政权梦

光绪二十六年的冬天异常寒冷,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新政改革的谕旨,亡羊补牢,试图为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老朽帝国披上一件廉价的棉袄。慈禧在谕旨里,责成所有的中央显要、地方大员以及出使各国使臣,都来提提意见,说说怎么样才能得到人才,才能改善财政,才能强化武备,才能振兴国势。限期两个月,所有人都要把意见呈上来。

又一轮的新政开始了。坐镇湖北的张之洞却一点兴奋感都没有,在给鹿传霖的一封电报里,他慨然长叹:“变法二字可谓文不对题,仍然不会有任何作用,中国终归要走向灭亡……”


●宇都宫太郎日记里的秘密

其实,张之洞对朝廷的绝望早已有之。慈禧“红颜一怒”,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一孱弱之国,同时对一箩筐西方强国宣战,就已经让许多有远见的地方督抚们寒心。张之洞和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都一致拒绝参与这场荒诞的战争。当朝廷要求地方督抚派兵北上勤王的时候,张之洞留下了他最精锐的部队,只拨给老太后一群缺弹少药的老弱病残。

李鸿章曾在两广独立的问题上犹豫再三,在这方面,张之洞走得比李鸿章要远得多。他不但有过组建新政权的想法,而且还为此积极地进行着实践运作。晚清最务实的两位大员,在这个问题上,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

甲午前后,日本曾派遣了大量的武士和浪人来到中国,侦查中国军政民各方面的情报。宇都宫太郎即其中之一,……庚子年,宇都宫太郎回到日本的参谋本部工作,能够获悉日本政府的许多重要机密。他身后留下了一本日记,其中一些章节暴露了张之洞在庚子年企图抛弃清政府,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中国南方组建一个新政府的秘密用心。[更多]


●张之洞长子诡异的日本之行

宇都宫太郎日记并非孤证,张之洞长子张权的日本之行同样透漏出了他曾试图抛弃清政府,组建新政府的隐秘用心。

张权是在庚子年春夏之交,率领众多张之洞湖北系部队武官(随行的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黄兴,不过当时他叫做黄轸)前往东京的。目的在于考察军事,购买武器,加强与日本方面的联系。

这个规模庞大的军事考察团的日本之行并未得到北京方面的批准,而是张之洞的私人行为。钱恂向宇都宫太郎坦承张之洞有组建新政府的用心时,张权已经在日本活动了一个多月。显然,张权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提前探路,探探东京的政治风向。在给张权的电报里,张之洞曾极为焦急地询问道(译文):“京城里的种种事情实在难以理喻,总理衙门已经换了人。日本的一名参赞被杀,中日衅端已开,为之奈何?……此时日本人接待我们的情形、语气如何?再招募两名日本大尉,是否会有妨碍……”

张权抵达东京和离开东京的时间也很微妙。考察团抵达日本的时候,正值朝廷内部盲目自大,一片混乱之时:慈禧血涌上头,对欧洲列强同时宣战。在张之洞看来,面对列强的强大攻势,清政府极有可能立刻土崩瓦解。张权在这个时候赶赴日本,显然有未雨绸缪,预留退路之意。随着八国联军的步步紧逼,慈禧仓皇出逃,急召老糊棚匠、老消防队员李鸿章入京善后,张之洞也随之授意钱恂,委婉地向日本方面透露了自己建立新政权的打算,谋求获得日本方面的支持。张权在日本整整呆了四个月。随着李鸿章的议和渐有眉目,慈禧也准备返回京城。尘埃落下,大局已定,张之洞于是悄无声息地放弃了自己组建新政府的企图,9月4日,张权一行人自日本返回。[更多]

 

法国画报所描绘的义和团攻杀中国教民、摧毁电线的情景。关于义和团作战的具体情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中有许多描述,譬如:“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为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原因是)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


两江总督刘坤一。刘坤一、张之洞于6月26日以上海道台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领事商订所谓《东南互保章程》九条。其主要内容大致为: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刘、张对各国领事保证,不管此后北方发生什么事情,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稍后,实行互保的地区,从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扩大到了浙江、福建、广东、山东。


荣禄。6月20日,慈禧撤开光绪,独自召集枢臣会议。在会上,荣禄作了反对开战的最后努力,“披沥密陈”勿攻使馆,以免各国“连合一气,致死报仇”,强调“以一国而敌各国”,“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则一意孤行,“力言其非”。战斗打响以后,荣禄认为“现惟有力图补救之一法”,凭自己的军事地位,指示攻使馆的清军“不可力攻”,以便“竭力保护各使臣无伤,尚可作将来转圜地步”。曾有人记载这样一则故事:武卫军炮队队长张怀芝得到炮击使馆的命令,便去请示荣禄。荣禄沉吟半响后,回答说:“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总是听得见的”。张怀芝心领神会,回去便彻夜发炮,但“隆隆者皆空炮”,荣禄颇为高兴,夸奖说:“好小子,有出息!”荣禄对使馆区的“明攻暗保”,今天看来,恐怕还是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的。


待处决的义和团团民。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四天后给清政府的“照会”中没有提及要求慈禧归政,慈禧稍后也从其他渠道了解到联军无意要求自己交出最高权力。其对义和团的态度随即发生变化,从之前御前会议上堂堂皇皇的“必须重视民心”,转而变成了“必须屠杀民心”——6月25日、26日,慈禧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和各省督抚表白,宣战是出于不得已的苦衷:“此次之变,事机杂出,均非意料所及,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开衅”,“我仍尽力保护”使馆。并说招抚义和团是被逼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因为“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慈禧还埋怨李鸿章指责朝廷用“邪术以保国”,是“不谅解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并表扬他们转战为和的主张是“老成谋国之道。”


慈禧结束流亡返回北京。6月29日,慈禧通过清政府驻外公使向列强表白:“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将两省教士教民使无遗类”。



太常寺卿袁昶,1900年,因直谏反对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而被慈禧处死,同时被处死的还有许景澄、徐用仪等四人,史称“庚子五大臣”。


兵部尚书徐用仪,“庚子五大臣”之一。1900年与立山、联元等切谏慈禧:“奸民不可纵,外衅不可启”,主张严禁义和团,反对围攻使馆和对外宣战。后被慈禧以“私通洋人”的罪名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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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东南督抚们一致行动,抗中央之旨不遵,擅自与西方列强达成东南互保,慈禧事后亦不得不给予这些督抚们“老成谋国”的“嘉奖”。

帝国上层出现裂隙的同时,民间思想和舆论也同样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这年夏天,著名报人汪康年在其主持的《中外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保东南宜创立国会》的文章,声称八国之兵,毁一国之都,已经造成了“国亡而政府倒”的既定事实,国民们也已经沦为“无国无主之民”;汪康年在文章里大声疾呼“七省督抚立公共政府,布设国宪”,强烈要求在南方组建一个新政府。

稍后,又有中国议会在上海成立,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推举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推举汪康年、唐才常等十人为干事。议会成员几乎囊括了戊戌维新以来的各种求新力量。议会有十二条秘密宗旨,这些秘密宗旨的总纲可以归结为十个字:反对现政府,建立新政府。[详细]



资料来源: 马勇《中国近代通史·第4卷·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 1985-1900》,江苏人民出版社;翦伯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社;戴玄之《盛宣怀与东南互保》,载《二十世纪盛宣怀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