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胶伞和黑胶伞:无声的战斗(汪春耀)

  无声的战斗——南京永利铔厂地下党领导护厂斗争前后
作者：汪春耀

1948年淮海战役开始以前，南京国民党政府感到末日即将来临，逐开始布置南京各大工厂的迁厂工作，声称不能将工厂留下来“资敌”。淮海战役开始以后，随着军事上的失利，国民党政府对工厂拆迁不断地施加压力。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早已丧尽人心，大多数工厂的工人都不同意拆迁，一些民族资本家也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因此，各个工厂都采取消极方式予以抵制。我当时在南京永利铔厂当工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反迁厂的斗争。

一、党支部领导 工会力量大

南京永利铔厂（今南化公司的前身）是由我国化工实业家范旭东先生在1937年建成的，是当时远东的第二个现代化氮肥企业（日本的住友化学公司于1935年建成）。范旭东聘请我国著名化学家候德榜博士出任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工程师兼任永利铔厂厂长。工厂投产没几个月，抗日战争爆发，工厂受到日本飞机的三次轰炸，被迫停产。在日寇逼近南京前，范旭东将工厂全部技术人员及设备等迁往四川，在五通桥新建了工厂，生产纯碱等化工产品。日寇占领南京后，永利铔厂被日本三井集团的东洋高压株式会社占领，进行掠夺性生产。1945年抗战胜利后，永利铔厂于11月开始修复千疮百夷的设备，并于1946年8月恢复生产。

国民党政府下达迁厂命令后，对于厂方来说，资方既无力也无意搬迁；工人和技术人员大都来自华北地区和当地，工厂迁移就意味着失去生活依靠，所以迁厂完全不得人心。于是一场迁厂与反迁厂的斗争拉开了序幕，我地下党支部逐领导了这场斗争。

早在1946年2月，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就派王春海同志入厂，成为当时工厂中第一个地下党员。王春海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入的党，原来在一家运输行（我党的地下交通站）工作，为了在永利铔厂发展党组织而被派来，进厂当了电工。进厂后，王春海便积极开展工作，先后发展张亮、李文范入党。这两人原在重庆机器厂工作，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后由党组织介绍进入永利铔厂。1947年5月，中共永利铔厂地下党支部成立，王春海担任党支部书记，张亮、李文范任支委。支部由中共南京地下市委职工委员会书记高骏、副书记陈慎言直接领导。

工厂有了党的组织，厂内政治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为了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党支部先后发起成立了业余京剧团、话剧团、篮球队、口琴队、乒乓球队等群众团体，冲破了铔厂政治上死水一潭的沉闷空气，密切了地下党支部与广大群众的联系。1947年底，针对厂里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地下党支部又发动煤气厂、硫酸厂等化工生产值班工人开展了“点心斗争（工人的夜餐）”。我所在的煤气厂几十名值班工人，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经过与厂方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复较量，终于取得了胜利，值班点心的质量有了很大改善。通过这场斗争，使大家进一步懂得了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的道理。部分工人有了进一步组织起来的自发要求。党支部及时分析了这一情况后，即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建议利用国民党反动当局允许工会存在的假民主，在铔厂成立产业工会，把广大工人群众组织起来，进行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斗争。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

地下党支部团结和影响的另一个重要力量，是由青年技术人员为主的“读书会”，成员约有十余人，大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成员中的骨干有沈撰、刘寿生、程以德、郑英、吴保华、郑文炎、楼南泉、杨隆嘉等人。其中一些人都是有家庭背景的，如杨隆嘉的父亲是国民党军队军事情报部门的首脑，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外事局局长，因二战期间中美情报合作有功，荣获美国总统颁发的勋章。郑文炎的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时在台湾任军事要职。郑文炎在学校时是学生自治会主席，他曾利用其家庭背景掩护一些进步学生在家躲避并送往解放区。会员中年龄最大的是沈撰，他的叔叔是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地下党支部积极做他们的工作，焕发他们的民族责任心和正义感。

1948年2月，党组织派马贵庭来永利铔厂工作，马是一名铸造工人，1946年在重庆一个工厂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斗争形势需要，王春海建议并经上级批准，对铔厂地下党支部支委的分工作了适当调整，由马贵庭担任支部书记，王春海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李文范任工运委员。党支部在斗争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吸收党员。至解放前，工厂的地下党员已达四十余人。地下党在职员中发展的第一个大学生是华人佼，他是1948年北京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华入党后由王春海单线领导，其工作重点是在技术人员中培养积极分子和吸收党员。

“点心斗争”胜利后，党支部立即通过积极分子和部分觉悟较早的工人，在各车间、各部门和各种群众团体中开展了宣传、酝酿活动。产业工会最初是群众自发酝酿，地下支部则因势利导，加以推动。筹建工作是在秘密状态下开展的，串联和开会都秘密进行。几经商议后确定了申请成立工会的报告，推选了53名发起人（我也是发起人之一），每人在申请书上签字画押，并推选了刘玉泉、李文范、张维烈作为谈判代表，其中李文范为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钳工；刘玉泉是群众，资深钳工，人称“大工匠”。

1948年3月，铔厂产业工会宣告成立。经选举，刘玉泉当选为理事长，李文范为常务理事，张维烈也当选为理事。但后来发现，张维烈是国民党的中统特务。

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厂内职工群众的思想言论也日渐活跃起来，我和丁光祖等几个年轻人便酝酿要搞个壁报。当时，大家既不会写文章，也不懂办报，只想到要为过去无处说理的工人弟兄找个说话的地方。为了搜集资料，我们自费从南京、上海、香港等地用假名购买了不少进步书刊、报纸，又把一处废弃的两层岗楼清理出来，作为报社的社址。经研究，壁报定名为《工声》。地下党员丁光祖担任主编，我和孙国庆、刘明诂、王裕斌、谢同喜等人协助。在产业工会成立的当月，《工声》出了第一期。刊头是一个强壮的工人在红色曙光照耀下用铁锤敲打着一座大钟。《工声》出刊后，很快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地下党支部宣传委员张亮和南京市地下党工委副书记高骏同志，都曾指示要把《工声》壁报办好。那时，《工声》不可能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只能用一些比较隐讳的短文、诗歌、小品、述评等，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去争取光明。尽管这样，《工声》仍然经常受到厂方的阻挠和干涉。1948年夏，《工声》的报栏被工厂工训部偷偷拆掉。事发后，地下党支部立即通过工会进行合法斗争，迫使工训部让步。1948年8月，正当《工声》准备编排一期纪念青年徒工进厂一周年的专辑时，厂工训部通知《工声》的稿件必须经过厂方审查才能发表。这样，《工声》的出刊便难以进行下去了，被迫停刊。

二、风雨来钟山 众志可成城

工厂的迁厂和反迁厂斗争，是由那个自称有国民党社会部背景的张维烈首先发难的。张要工会讨论迁厂问题，但讨论几次均无结果。11月中旬，工会召开理事、监事联席会议再次讨论，张就以社会部名义提出：“迁厂是政府的命令，能搬的就要搬走，搬不走的就要炸掉，不能留一颗螺丝钉给共产党。谁要是反对迁厂，就是通匪。”于是会上立即爆发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张见反对迁厂的人占多数，就气急败坏地骂李文范为“共匪”，并说要向社会部报告逮捕他。理事长刘玉泉是华北地区的人，属于无处可走的人。他所代表的众多北方来的工匠，既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又都是坚决反对迁厂的。李文范也在会前与他有长时间的密谈，此时就明确表态，工厂不能搬迁，这样理事、监事会联席会议就正式作了工厂不能搬迁的决定。而张维烈的“不能留一颗螺丝钉给共产党”的名言，迅速传遍全厂，引起群众的反感并使他更加孤立。

李文范为了摸清厂方的态度，就以工会常务理事的身份找李承干厂长进行探询，李厂长态度明朗地说：“只要我在一天，就要维持一天，厂不能解散。”并告诉李文范，他在10月份已在南京筹款购买了粮食，以作应急储备，并准备筹建消防队和纠察队，以保护工厂。在11、12两个月内，李承干厂长又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给每个职工发了相当于两个月工资的安家费，要大家安置好家庭，以免后顾之忧；二是厂里召开了行政会议，决定员工请假疏散家属，只准有六天假期，逾期不归以自动离职论处，给予停薪候用。这样，厂里送眷属回家的大都按期回厂。工厂的职工队伍总算稳定下来了。

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下，保住工厂，迎接解放的大局已定。当时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合法和有权威的组织，来领导工厂的护厂工作。于是。李文范找到李承干厂长，建议由厂里召集会议，共商护厂大计。李承干出面召集有高级职员、产业工会和职员、工人代表参加的会议。经过会上热烈讨论，最后确定护厂组织的名称是“同仁互助会”；宗旨是“职工团结、劳资合作、护厂保家、共渡难关”；组织机构为消防纠察、联络、宣传报道、生产、工程、交通运输、总务、疏散等部门。工会理事长刘玉泉担任会长，下设两个总干事，由工厂副技师长谢为杰和锻工张树芝担任。

“同仁互助会”一成立，各个组织就立即开展活动。永利铔厂南面临江，其余三面均有围墙，并设有碉堡。工程组立即修复电网，通上了电，并在碉堡上安装了探照灯，同时将自发电设备检修好，做好应急准备；交通运输组则抓紧粮食、油类、食糖和日用品的运输；宣传报导组立即办了壁报和有线广播，将1948年产业工会成立时创办的由丁光祖任主编，后被厂方责令停刊的《工声》壁报合法复刊了。这个半月刊的壁报，作为产业工会的喉舌，在护厂斗争期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49年1月，丁光祖同志奉命撤离工厂，党组织决定由我（我于1948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负责《工声》的出刊工作。为避免暴露，主编改由热心于这一工作的群众谢同喜担任。出刊工作一直坚持到工厂解放（即为后来的《南化工人报》的前身）；生产组负责开荒种菜和捕鱼等；消防纠察组则以生活区为单位建立纠察队，负责厂区巡逻和参与厂门守卫。很多工人和技术人员都被发动起来，自愿地参加护厂行动，形成了群众性护厂的热潮。

三、风云多变幻 我自巧安排

1949年1月初，淮海战役结束。1月中旬，国民党政府对长江实行封江，工厂的所有轮船、驳船都被迫集中到长江南岸，纳入军事管制，工厂与南京之间的交通断绝，形成孤岛。1月底，南京下关电厂停止向工厂供电。于是，工厂就处在真空和半真空状态，进入了漫长和日益艰难的护厂历程。

护厂中最先出现的难题是物资运输的中断。工厂位于长江北岸，虽称南京永利厂，但周围地区均属六合县。封江初期，被扣押的轮船在办理一定手续后，还被允许间断地运输一些物资来厂，但不久就不准再运了。据厂方向“同仁互助会”透露，可能是国民党政府对工厂不肯拆迁心存疑虑；同时，厂里派往南京常驻办事处负责向南京有关方面疏通渠道的那个方秘书，经常谩骂护厂，也起了破坏作用。

厂方和“同仁互助会”商议结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找合适的人替代方秘书，以沟通渠道，争取恢复运输。经商量，人选集中到两个人身上：一个是郑文炎，读书会骨干成员，他在政治上可以信赖。其父与当时任京、沪、杭警备司令掌握江防大权的汤恩伯私交很好，因而可以直接地疏通渠道；另一个人是吴建文，他的叔祖时任国民党政府秘书长，是深受蒋介石信任的人，李宗仁任代总统后，在南京监控李宗仁的最高文官就是此人。于是，产业工会立即向厂方和“同仁互助会”推荐，并向两人通气，动员他们就职。这一切进行的较为顺利，两个人就带着厂里的任命书去南京办事处就职，取代了那个方秘书。

两人立即开展工作。吴建文找到他的叔祖，再三解释工厂难以搬迁和职工自保的苦衷及恢复航运以获得生活必须品的要求。他的叔祖虽对他的说词尚有疑虑，但还是给南京卫戍司令打了电话。那位司令勉强同意，但说要“适可而止”，即不能多运，否则他也不好交代。于是吴、郑两人跑到南京卫戍司令部船舶管理处，办理了被扣押厂轮的启运手续，两人共同或轮流随船押运。启运的船只规定只能运载粮食和日用品，决不允许带人。启运要经严格检查，自南京至厂航运距离约30公里，却需经过四五个关卡盘查。厂轮除运输香烟、食油和白糖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银元，在工厂已停发工资的情况下，每人可不分等级按月发给几个银元，以解决职工的生活困难。至于日用品，对孤岛中生活的群众就更为迫切需要了，一些平常不足为奇的日用品如毛巾、牙膏、肥皂等，“同仁互助会”以平均分配限额供应的方法发放，使职工满脸喜悦。

随着江防日益吃紧，关卡加严，也发生了轮船自南岸起航后被迫中途返回的情况。郑文炎曾拉着汤恩伯司令部的一位副官上船押运，开始还能奏效，以后也无济于事了。因为各种关卡分属不同的军事、地方和特务部门，互不隶属，各行其是，所以有时因最后一个关卡未能通过，也只能原路返回。3月下旬终于被迫停航。但这个艰难的航运，对护厂确实起到了重大的保障作用，工厂解放时，厂里还存有七十余万斤粮食及大量食油、白糖等，足够全厂职工继续坚持两个月的生活所需。

工厂三面周围有约十华里的围墙和碉堡。围墙内是厂区和部分生活区，围墙外则是与乡镇居民相连的部分工人生活区。从区域防卫来说，厂外要比厂内困难。但工厂保护中最大困难还不是地理因素，而是工厂内部有两支极不可靠的武装队伍。这两支队伍名义上肩负护厂职责，实际上却反对护厂；一支是国民党内政部所属的内警部队，有一个中队的警力（一切给养均由工厂负责）。这个属于特种部队的队伍，是由那个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方秘书牵线引入厂内的，实际任务是对工厂进行政治上的监控，其领导成员都是特务。这支队伍从性质上讲是与工厂的护厂相对抗的，但却控制着工厂的围墙、碉堡、码头和厂门的警卫，所以在护厂期间首先要防范的是这支不可靠的队伍。第二支是处理工厂内治安问题的厂警队，掌握实权的副队长陈业隆在国民党和日伪军中都混过事，也是地方上的青红帮头目，是一个地头蛇式的人物，所收纳的厂警，也不乏流氓、地痞。这支队伍在护厂期间主要与厂外反动武装土匪和特务相勾结，吃里爬外，也是一支极不可靠的力量。

除了有厂内两支队伍需要对付外，还要对付的是厂外形形色色的反动武装。工厂进入真空和半真空状态后，厂外一下子冒出不少番号、系统不同的土匪、特务武装，归纳起来大致有三部分：一是从苏北、淮南溃退下来的地主还乡团；二是六合当地的地主还乡队伍，称为自卫队；三是挂起江北勘乱建国大队某某中队旗号，自称属于蒋经国青年救国军系统的队伍。这三种队伍穿着五花八门的便衣，又挂着枪支，所以老百姓统称之“大褂子队”。这些队伍由地主和特务分子领导，反共性质比较鲜明。这些乌合之众经常混水摸鱼，敲诈工厂和骚扰地方。

后来，李承干厂长因故离厂，厂内高级职员推荐赵文珉副技师长担任代理厂长。赵是个文质彬彬的学者，虽然思维慎密，也很妥善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应付厂外“大褂子队”的问题，但终于顶不住各种压力和冲击而被迫辞职。于是，上海总公司派来赵显斋任代理厂长。此人在天津、四川的永利工厂均工作过，一向负责处理地方关系，是一个久经江湖，常与黑白两道打交道的人，此时到厂就职，倒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对厂外那些众多的“大褂子队”，他小处忍让，经济上打点一些，大处则寸步不让，有一套软磨硬顶的功夫。对厂内的内警队，则采用大讲“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江湖手法，尽量安抚，虽然不能将这支反动武装安定下来，但也缓解了一些矛盾。

在赵代厂长竭尽全力应付厂内外夹攻势力的同时，互助会的消防纠察组也努力掌握敌情和采取相应对策。该组组长冯新泉是一位资深铸造工程师，副组长蔡邦梁是地下党员，另两个副组长吴葆华和杨隆嘉则为读书会的骨干。该组还聘请了工厂小学教员任绍杰任顾问，此人曾任国民党军队的少校团副，后被我发展成为积极分子，受我地下党员王克武（一名建筑工人）领导。

任绍杰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发挥了他特有的作用。他打进了厂外几个“大褂子队”，不但掌握了不少内情而且拿到了甚为机密的人员名册、枪支弹药的数量，并且在这些队伍中安插了一些“钉子”，以便必要时响应行动。他还在厂方支持下几次意图打进内警队掌握权力，但因这个反动队伍十分警惕，不但遭到抵制，而且对他产生怀疑，因而也产生过一些险情。

消防纠察组下面领导的是以各生活区为基础的工人纠察队，负责厂区内的巡逻和门岗守卫。厂里巡逻是每晚12小时值班，门岗守卫是每班8小时，一天24小时值班。厂门由内警队持枪站岗，工人纠察队则拿着棍棒站岗。各个纠察队由群众自愿参加，地下党支部则布置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地下党员华人佼、王清顺还担任了纠察队的副队长。纠察队巡逻是很辛苦的，每次巡逻都要骑自行车沿围墙逐碉堡地检查，直至江边码头，巡逻一次约两个小时。

四、道高方一尺 魔高已一丈

正当厂外“大褂子队”喧喧闹闹之际，突然传来消息，驻在浦口的李延年兵团派了一位中校参谋即将来厂抓共产党。原来“同仁互助会”成立以后，以内警队为主的特务组织和厂外各反动武装纷纷向南京国防部告密，说工厂已经“赤化”了，各方所报地下党员黑名单，总数竟有二百多人。于是国防部责成驻在浦口的李延年兵团处理，兵团就派参谋二处的中校梁参谋去厂执行。

梁参谋是一个颇有经验的特工，受命后就带着几个便衣特务、一份有二百多名“共匪”名单和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这份地图画着可以炮击工厂煤气柜的炮位标志，准备如果情况紧急就炸毁工厂）来到永利铔厂。

梁参谋一到厂，厂里马上紧张起来，赵代厂长第一对策就是热情接待，并派消防纠察组组长冯新泉出面安排。冯知道来者不善，硬着头皮出面邀请梁去消防纠察组会面。两人寒喧一通后，发现同是河北省人，那位梁参谋倒很讲同乡之道，谈话就随便了一些。第二天赵代厂长出面在厂里一家酒店设宴为梁参谋洗尘，除了赵冯两人外还邀请了任绍杰和与梁同县的一位青年技术员作陪。酒醉饭饱后厂里将梁请到厂里最高级的一幢花园洋房居住，赵代厂长和冯工程师经常陪同他吃喝和娱乐，极力笼络他。

以后十多天里，厂里还安排梁参谋参观工厂，陪同人指着庞大的机器设备，夸大地宣称工厂设备花五年也拆不完等等，又告他工厂财力充足职工工资福利高，如果将来工厂保下来，欢迎梁来厂工作。这正打中他想找个后路的心事，不禁点头不语。在接待中，厂方还发现梁正在浦口和六合之间跑生意， 经营香烟、银元、布匹等等。这是一项只有具有通行特权才能发财的买卖，但梁苦于资金不足，于是厂里主动“借钱”给他，并派专人帮他就地销售。以上这些都巧妙地以利诱方式，分散和牵制其执行原有任务。

但是梁并未放松其活动，他除了与厂内外特务频繁接触外，还经常去职员单身宿舍突访。他去的重点是杨隆嘉的宿舍，因杨是列入黑名单的。杨对梁的突然来访早有准备，他在书桌玻璃板下放了一张他父亲的名片和一幅他父亲与美国海军上将柯克的合照，照片很大，是在一艘停泊在台湾海面上的军舰甲板上照的，人像比较突出。柯克是美国海军情报首脑，曾任太平洋舰队司令。梁一看到这些果然动容，连忙说：“老前辈，老前辈。”因为梁所在的参谋二处就是军事情报机构，当然要称杨的父亲是“老前辈”了。杨又介绍他的家庭成员和亲戚都任国民党政府要职，使梁深有大水冲了龙王庙之感，不禁脱口而出：“别人说你是共产党员，看来还是自己人了。”梁去除了戒心，就开始向杨打听“同仁互助会”成员的政治面貌，尤其是任绍杰的面貌，因为内警队已一再要求梁逮捕任。杨作了一些正面解释，梁将信将疑没再问下去。以后梁又多次去杨的宿舍，在杨的宿舍看到一群公子哥儿在寻欢作乐，放唱片尽是西洋音乐等等，梁因与他们无共同语言和娱乐爱好，几次后就怏怏而去了。

到1949年4月初，梁参谋已在厂里半个月了，既未透露其来厂的任务，也未采取任何行动。有一天他与冯新泉聊天时，故意让冯看到小本上的黑名单，后又作惊讶地不让其再看小本。此外，他又主动拿出那份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要“同仁互助会”帮助复制。这两项举措自我流露了他来厂的任务，表明了他对工厂内有异常活动已不很确定，而又以自己所担负的任务为筹码，为自己谋利并准备了后路。内警队曾多次要求梁逮捕任绍杰，但梁始终不作决定。四月初梁曾向上级打了一个报告，对工厂护厂情况解释原委和苦衷多，对异党操纵之说只字未提，可见其态度已以敷衍搪塞为主了。

既然梁参谋已就范，厂里遇到特殊困难就向他求助。一次，几百名武装土匪突然强行闯进厂里，互助会只得安排他们吃饭，并要求他们离厂。但他们坚决不走。于是厂里找到梁参谋，由梁出面找到二十里外的一个驻军营长，两人出面将这些土匪队伍请出厂。赵代厂长以此为由正式要求梁参谋去兵团弄回一张布告来，以阻止散兵游勇，未经许可一律不准擅自进入工厂骚扰等等。布告上盖有兵团司令李延年的大印。布告挂在厂门以后，就再没有发生过入厂骚扰的事件。

进入4月，随着国共和谈陷入僵局，解放军即将大军渡江的形势逐渐呈现，梁参谋也惶惶不安，想拔腿而走。但是地下党支部和“同仁互助会”认为，留住梁对护厂更有利，于是一再殷勤挽留，并允诺提供紧急出走的交通工具。这样梁也就多留了些日子，直到工厂解放前三天才离厂。

五、迎接解放军 护厂得胜利

1949年4月21日，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签署和平协议，毛主席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21日中午解放军的一个炮兵营迅速逼近永利铔厂厂区，经过短暂的激烈战斗，厂外的土匪武装溃不成军，强行撤进厂区。在战斗之前，解放军前线部队曾获毛主席的指示：“对永利铔厂不能强攻，需要保护。”并有“如果工厂被毁，等于毁掉半个南京市”之语，这证明了党中央对保存永利铔厂是十分重视的，所以解放军在占领了厂外北侧的一个小山头后，就通过厂内电话向厂里传达了解放军的三点要求：一是厂内反动武装放下武器：二是收缴一切枪支：三是派代表接洽。电话传到“同仁互助会”办公室，已守候在那里的领导成员立刻研究并做出决定，立即收缴枪支以制止对抗。互助会派任绍杰和地下党员王克武两人到溃逃进厂的土匪队伍集中地点，向他们宣布了缴枪令。接着消防纠察组副组长杨隆嘉受赵代厂长命令，打开广播通知所有内警队和厂警队员，全部集中到长江边的库房区缴械。接着，“同仁互助会”又将围墙电网全部拉闸，并派吴葆华、杨隆嘉两人出厂迎接解放军。解放军在他俩的引导下，于当日下午5时开进工厂。赵代厂长、“同仁互助会”总干事张树芝、纠察组的王克武等人打开紧闭的厂门，欢迎解放军。

解放军进厂后，立即占领厂区大门、围墙碉堡、江边码头，并将土匪武装、内警队和厂警队的人员严加看管。又与工厂纠察队一起将在厂内生产车间隐藏起来的“大褂子队”一一抓获，同时对厂外漏网的反动武装加以搜捕。工厂终于迎来解放，漫长而艰苦的护厂斗争终于在众志成城下胜利结束了。一个现代化的工厂的设备、资源和人员，完整无缺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永利铔厂解放后，王春海、李文范等几位一度撤离的地下党员很快就回到厂里。党的中心任务已变为恢复生产和筹建新的工会。我被选为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负责宣传和青年工作，并担任《工声》壁报的主编，《工声》成为工厂党组织公开的宣传工具。新的工会成立后，《工声》壁报改为油印的《厂工人报》。

这起波澜起伏的护厂斗争之所以获得胜利，是由于有党中央的密切关怀、南京地下党组织的正确领导，是千百万人包括民族资本家的上层人物，团结起来万众一心的结果。

解放后，在南京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工厂就恢复了生产。1952年6月，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及所属各厂实行公私合营，永利铔厂更名公私合营永利宁厂，南京市政府派冯伯华同志担任公方代表、厂长兼党委书记。1957年7月，永利宁厂和南京磷肥厂等合并成立了南京化学工业公司，1990年成为南化（集团）公司。

在撰写此文时，永利铔厂地下党支部的同志有十多位已经离开了人世。我们不能不怀念两位关键人物：一是地下党支部书记马贵庭。大多数地下党员只是在工厂解放时才第一次见到他，当时他是一个四十多岁高高瘦瘦的铸造工人，貌不惊人。但就是他，在其他支委和十多个地下党员先后撤离的情况下，独自一人无声无息地担负着地下党支部的工作。另一个是李承干厂长。李长期从事军工生产，曾任南京金陵兵工厂厂长和重庆第二十一兵工厂厂长。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提升他为兵工署副署长。后因候德榜先生相邀，来永利铔厂出任厂长。他在护厂前期的贡献也是突出的，其作用是其他人难以替代的。解放后，他留在永利总公司工作，1952年永利公司全部公私合营时，他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周恩来总理任命他为首任国家计量局局长。根据以后《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有关文章披露，抗日战争后期，李承干在重庆由李维汉同志发展为中共党员，受李维汉同志直接联系。所以，在永利铔厂护厂斗争中，他以一个秘密党员的身份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0年3月，党组织选送我到中央公安干部学校学习，自此离开了工厂。我在中央公安干部学校毕业后，分到中央公安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