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约柜:【莫谈国事】《纽约时报》:中国的建筑热潮引发人们对超额负债的担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09:03:29

《纽约时报》:中国的建筑热潮引发人们对超额负债的担忧

发自中国武汉:七年内,纽约市将建成公众期盼已久的第二大道地铁线的一个两英里的路段。而同样的时间里,位于中国中部人口达900万的武汉市计划建成一个全新的地铁系统,该地铁的总长度将近140英里。

而武汉地铁建设项目仅仅是该市高达1200亿美元的庞大市政规划的其中一项。这个市政建设规划还包括了新建2个机场航站楼、一个新商业区、一个文化区、一条沿江漫步长廊以及在长江边兴建一栋比帝国大厦高出一半的高层办公楼。

尽管洒水车队不停地上街洒水,武汉这个中国的第九大城市,还是日夜笼罩在这一轮建筑热潮产生的漫天灰尘中。难怪人们把武汉市市 委书 记(近日由市长晋升为书记)叫做“满城挖”先生。(译者注:武汉市市 委书 记阮 成 发的汉语发音与“满城挖”相似。)

对于武汉这座距离上海以西425英里的省会城市来说,这个规划似乎太过奢华。但这样的现象在中国不足为奇。几十个中国的其它城市也在雄心勃勃地争相开展它们那些造价昂贵的基础设施工程,正如这些城市在中国著名的经济奇迹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

过去几年里,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超过了对外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力量。换句话说,地铁和摩天大楼正在取代家具和代工iPhone手机出口,成为这个国家强大力量的标志。

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这种争相造楼的局面有可能对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不利。因为这些项目的建设资金都来自于地方政府的大额举债,而“精明”的会计核算掩盖了这些债务的实际规模。

专家们表示,中国面临的危险是地方政府已经债台高筑了。这一潜在的债务即将妨碍到中国来未来数年乃至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就在上周,只属于国务院的中国国家审计署官员就地方政府的借债行为发出了警告。周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驻北京办事处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声称,国家审计署可能低估了银行向地方政府借款的实际风险。

由于近年来在全球经济中,中国是为数不多的持续发挥着经济增长驱动力作用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的经济出现任何重大的下滑,都会造成深远的国际影响。

随着遍布国内的市政工程的展开,所谓的固定资产投资花费(压在政府和房地产业肩头的一项沉重而重大的兴建基础设施的举措)相当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70%。当今没有一个大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能达到这样的比例。

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的建设日本的建设高峰期,其固定资产投资花费也仅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5%,在美国,这一数字几十年来一直徘徊在20%上下。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花费之高有助于解释原材料价格飙升的原因。但同时,这也表明中国的增长严重依赖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要说中国在哪方面最为擅长,那就是基础设施建设了。”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皮耶·P·鲍迪乐如是说。“但现在,中国的投资率太高了,而这其中有多少投资是考虑不周,且在未来会成为不良贷款,这一点无人知道。”

过去十年里,每当经济学家们试图解释中国增长的原因时,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印象,那就是北京的技术官员们持续地对国家中共产主义的经济成分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进行灵活地微调。但实际情况是,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总是于中央的目标不太一致。 甚至中央政府自身的一些目标和政策都有互相矛盾的地方。

这样一来,跟国际社会看到的相比,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看起来更加地混乱,经济也更加地脆弱。

至于说武汉的情况,仔细看看它的金融状况就会发现,这个城市从国有银行贷款了数百亿美元。但这些借款很少会直接归于武汉市政府名下。相反,市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投资公司,由投资公司向银行贷款——这些经营实体的债务不会出现在武汉市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

一旦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以价格虚高的土地作为贷款抵押品的价格就会暴跌,又增加了风险。武汉的土地价格在过去十年中上涨了三倍。

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UCID)是该市政府设立的若干投资公司中最大的一个,设立该公司的目的旨在向包括公路、桥梁、污水处理厂在内的多项规模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工程融资。

根据武汉市的记录,该公司拥有16,000名员工,25个子公司和150亿美元的资产,这其中包括很可能价格虚高了的土地本身。但该公司负债将近140亿美元。

“公司负债很重,”该公司的发言人孙正荣(音)在一次采访中承认。“这可能会导致一些潜在问题。因此我们正在进行一些调整。”他不愿进行详细的说明,并声称公司的财务是“我们的核心机密”。

其它不少城市也正冒险跟风:各地纷纷设立一些因建设样板工程、新地铁系统、高速铁路和豪华的政府办公综合体而背负沉重债务负担的表外公司。尽管中央政府力图控制这种过度投资,地方政府依旧照行不误。

为限制地方债务,中央政府历来禁止地方发行债券为政府工程融资——美国城市这样做是很理所当然的。今日,中央政府对国有银行向地方贷款作出了更严格的限制。然而,通过建立“帐外”投资公司,许多城市在很大程度上逃避了中央政府的监管。

张东(音)是武汉市政府的顾问,同事也在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讲授金融课程。 他估计武汉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只有不到5%来自政府总预算。“大多数资金都是通过‘帐外’融资的方式筹来的。”他这样说道。

中央政府对此情况也不是不知情,北京表示,在国内由地方政府投资的经营实体有1万多家。实际上,由于中央抽走了地方的大部分税收,地方政府不得不另想他法以求发展,土地开发便是地方政府的首选途径。

但这个游戏是有风险的。瑞士联合银行(UBS)最近发布报告预测,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地方政府投资公司可能产生多达4600亿美元的债务违约。考虑到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比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要严重得多。

尽管听起来有些耸人听闻,许多分析家认为没有理由过于恐慌,他们认为中国并不会面临导致经济崩溃的银行业危机。那主要是因为北京拥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部分投资于美国的长期国债)作为战争基金,而且中国的国有银行还拥有来自13亿本国居民的巨额存款。

因为中国政府限制现金的流入和流出,所有这些现金是受到保护的,中国的银行不可能在全球运行。

分析家之处,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开始给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蒙上一层巨大的阴影。假如不靠投资拉动增长,中国就不得不大把花钱,以助银行应对地方的违约行为。一些专家认为中国最后可能会陷入日本式的长期经济停滞状态。

衰退的危险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这次不同以往:八个世纪的金融失误》一书的共同作者肯尼思·S·罗格夫研究了中国经济繁荣的问题。他预计十年之内中国高企的房地产泡沫及其不断增加的债务将会引起亚洲地区性的经济衰退,并抑制全球其它地区的经济增长。

格罗夫教授说:“对于中国,你可能最终患上了‘这次不同以往’综合征。经济学家们说中国有巨额外汇储备、巨额存款,中国还有勤劳的人民。这种想法过于天真了。你不可能永远都成功地躲过去。”

按照北京的估计,去年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达2.2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十分惊人,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这批地方政府拖欠的债务可能会变成中央政府的负担,而中央政府自身还有2万亿美元的债务。

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史宗瀚研究过中国的地方债,按照他的说法,北京估计的地方政府负债可能还太少。他说算上2011年初地方进一步借债以及一些躲过了国家审计的债务,目前中国的地方债总额可能已经接近3万亿美元。

史教授说:“多数地方政府组建的经营实体甚至无法支付这些债务的利息。”

建筑工人们不分昼夜的在地下挖掘建造着武汉的这个450亿美元的地铁系统。其中有一段地铁路线从滔滔的长江底下穿过。

武汉地铁的规划总监之一林文书(音)说:“在大部分地区,我们往下挖18到26米深,但对于这条线路的有些地方,由于江水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来自长江的泥沙,我们不得不挖到50米的深度。”他还说:“但市民们需要地铁,我们还要尽快的把它建好。”

武汉市的官员说整座城市中目前总共有5700个建设项目正在施工。在有些街道,工人们就用大锤或徒手拆掉那些老房子,为那些购物中心,高层的公寓楼和新修的高速路腾出地儿来。“

看到北京、上海和其它一些沿海城市靠着基础设施建设而蓬勃发展,像武汉这样身处内陆,距离沿海数千英里的城市跃跃欲试起来。武汉想成为中国腹地的制造和运输中心,成为中国的芝加哥。

可这个梦想是建筑在巨额债务之上的。今年,武汉计划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出资220亿美元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金额是去年该是税收收入的五倍。尽管怀有这样的愿景,武汉相对来说依然并不富裕。武汉市居民每年的收入大概是3000美元,只相当于上海的三分之二。

但是武汉在充分利用土地价格飙升的时机。在城市的西北部,推土机机已经铲平了一块面积相当于中央公园两倍的土地。12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军用机场。

巨幅的广告牌在向人们宣传着这块地的用途:这里将成为王家墩中央商务区,主要建设写字楼和可容纳20万人入住的高档公寓。当然,我们必须假定,这个工程的融资问题(依赖潜在的土地价格的一系列贷款和交易)能顺利开展。

这个区域从1999年开始规划,那时,武汉市决定将军用机场迁往别处。2002年,武汉市政府出现资金短缺,便向资金雄厚的北京开发商泛海国际集团求助。泛海国际同意出资2750亿美元,并承担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作为交换,用优惠的价格拿下这片土地。

从那时起,武汉市就开始大量把这个曾经的军用机场划成小块土地出售给其它开发商,同时也划出了其它小块的土地等待未来再出售,从而支持新商务区的建设。

毫无疑问,中国要想达到将本国多数人口都变成城市居民的目标,就必须兴建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我们所不确定的是,以这样的速度开展建设,中国是否能够承受;而且从拉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些工程是否能是值得的。

为应对全球性经济衰退,2009年北京中央政府助推了地方的建设热潮,中央政府敦促地方从大处着眼,宣布了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一举措释放了大量政府支持下的银行贷款。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在2008年以前并不普遍,”财政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付志华说道。“现在所有的城市都在这样做。”

如今,虽几经努力,北京政府似乎也未能阻止这种蜂拥而上的趋势。

出现这样的问题,部分原因也许在于中国的核心决策层推动的这种经济体制带来的激励效应。简而言之,仰赖短时期的经济增长,地方官员们就能保住官位,获得晋升。

曾康华在北京的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金融学,他说:“现实是这样的,中国的地方官员拼命追求GDP的增长,为的就是能升官。”

阮成发,这位54岁的市委书记今年年初从市长位置升上来,当然也从这个“满城挖“先生的称谓中获得不少政治上的好处。

阮书记谢绝了我们的采访。但在2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说道:“如果我们想让武汉得到跨越式发展,提升市民的幸福感,那么就必须修地铁建大桥。”

来自北京的压力

武汉渐渐开始表露出金融压力带来的一些症状。

据总部位于纽约的研究公司美国房地产协会分析,尽管在过去5年里卖掉了总价达250亿美元的土地,武汉仍然在努力地为这些工程项目偿还贷款。武汉市宣布大幅提高过桥费。在北京要求武汉减少负债的压力下,武汉的官员们承诺今年要偿付国有债权人23亿美元的贷款。

武汉会不会通过继续借钱或者出售土地和资产来还债还不得而知。但是借新债还旧债的现象在中国的城市中并不罕见。举个例子,2009年,武汉的投资公司UCID从投资者手中借款2300亿美元,然后又将这笔钱的近三分之一用来还付银行的欠债。

即使分析家们预计危机就要到来,武汉的决策者们还在指望房地产的价格来扭转乾坤。

投资银行瑞士信贷集团在今年的一份报告中将武汉归为中国“不宜投资的10大城市”之一。该集团说武汉的现有住房存量数目庞大,要卖掉这些已建好的住宅需要八年时间,还不去说那些正在建设中的成千上万的房子。

但批评的声音并未打消这位市 委书 记阮先生的“挖城”念头。他誓将“挖城”进行到底。他在在2月的讲话中说:“如果不加快建设步伐,武汉的许多都无法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