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好发了一篇文章，才买了一本《中国周刊》；正好在火车上没事，才把这期杂志的其它部分信手翻了翻。但当我看完杂志上面的一组文章之后，却立下决心，一定要把这组文章的稿子拿到，发给你们看。我跟编辑催要了三次，到最后他很惊讶，说想不到你这么喜欢我们这组文章。我说，我要给学生看，他们很需要。

这组文章叫做“稳一代”，讲这一代年轻人找工作的选择。名字已经很清楚，不解释。内容也很有趣，分为两组：一组是采访了几个年轻人的亲身经历和心路历程，有的跟你们一样大，有的大你们一两岁；另一组是6个名人写的回忆，从50年代毕业的作家王蒙，到最近2000s年前后毕业的王兴（人人网的创始人。您好！我这儿说您好呢）。大概每十年一个人，回忆他们找工作的时代风潮和个体经历。

你们从进大学开始就在担心自己的职业选择，并为此感到迷茫。我认为你们迷茫的主因是过于关注眼前，就像一株浮萍，在时代的风浪中摇摆，目光短浅，没有根基。我不是批评你们，我也是这样。也正因为我们一样，所以你们叫我精神导师。

其实成功的人生不是掌控，而是理解。先是理解自己，然后是理解这个世界。不要总听你们哪个成功的师姐怎么说，也不要总听某个精神病倒霉老师怎么说——这些人其实都在这个时代里飘摇。去听听50年代的年轻人怎么说，听听80年代的年轻人怎么说，听听10年前的年轻人怎么说，你能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你会有历史的智慧，你会感受到某种东西叫做“变化”，你能更好地理解人生。

当然，最后的最后，不要忘了，听听你自己的内心怎么说。找一个安静的上午，读完下面这组文章，跟你蒙蔽已久的内心对话。

目录

用公务员捍卫爱情

在中国移动的日子

回家的诱惑

再见，18年工龄

一个工科生的选择题

镀金的八十年代

过度求稳可能抑制才智释放

王蒙：青春激情高选择余地小

金中一：只想户口前面加个“非”

朱学东：幸运儿

蔡骏：幸好，我没成为“橡皮人”

潘采夫： 这里什么都有，但没有我的梦想

王兴： 纵情向前

用公务员捍卫爱情的人

工作一年后，王艾寒和同学谈起大家毕业后的发展，唏嘘一番，得出了一致结论：“差异在逐渐拉大，考上公务员的过得都比 较好。”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北京报道

两年半时间，大大小小十六次公务员考试，王艾寒笑称自己的公务员之路一直很有进取心。
“实际上更多的是时代帮我们做出了选择，年轻人只不过顺应了这个潮流而已。”不过，他还有点额外的原因，要用公务员捍 卫自己的爱情。


“羡慕嫉妒恨”

王艾寒第一次感受到“公务员热”是在大四上半学期。“身边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讨论公务员，宿舍里一共八个人，除了一个 决心考研的，其余七个人手一册公务员考试复习资料。你枕头边不放上一本，都觉得不好意思。”
2004年夏天，王艾寒从吉林来到济 南，进入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专业是新闻学。
开学初期，院里找大四的师哥师姐来做讲座，主题是如何成为一名“铁肩担道义”的记者。
他当时并没有一个明晰的职业规划。什么是好工作，他也没有明确的概念：“能挣钱，能轻松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他是在一种“比较懵懂”的状态下报考公务员的：“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试试”。
后来他才知道，2007年国考，有60万人报名，比他入学的2004年翻了接近5倍。这意味着当年全国近五百万大学毕业生中，约每10个毕业生就有一位参加了国考。
而他所在的文学院，作为这所文史见长的百年老校的头牌院系，超过95%的同学都报名参加国考，其余5%的绝大多数是已经取得了保送研究生的资格。
他的舍友朱俊华是其中一位。不同的是，王艾寒把国考当做一个可以试试的机会，朱俊华则视其为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大机 会。
朱俊华来自陕西宝鸡一个普通农村家庭。这个依靠助学贷款完成的平民子弟，希望当上公务员，进入体制内，进行人生中第二 次“鱼跃龙门”，前一次是考入大学。
备考期间，朱俊华几乎是要抱着《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睡了。此前，他的睡前读物是一周三期的《体坛周报》。
朱俊华还做出了一个颇让宿舍人吃惊的选择：报考新疆塔城海关。塔城，位于中国的西北角，中国离海洋最远的城市，语意为 “旱獭出没的地方”。
宿舍人都觉得他疯了，朱俊华不为所动：“你们都不愿意去，我去，你们都不愿意报，我自己一个人报更好。”
事实证明了他的正确。通过分数线之后，他面对的最终竞争者，其学校背景与个人能力均落后于他。
最终，朱实现了人生中第二次“鱼跃龙门”。完成目标后，宿舍人熟悉的朱俊华又回来了。他开始疯狂下载足球比赛，甚至为 此买了一个硬盘，“万一那边看不到球怎么办？”
朱俊华的成功在文学院引起不小的震动。王艾寒说大家的感受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羡慕嫉妒恨”。不过，对于他来说是一 种“鼓励和榜样”：他考了120多分，可最终还是没有进入面试，原因是报考的职位太热门，竞争太激烈。
“感觉挺沮丧的”，他说，“要是也报一个偏一点的职位，会不会就成了呢？”
与他的沮丧不同，他的舍友李政则正陷入两难：一方面是高分入围某中央部委的面试，在首轮面试后取得了综合成绩的第二 名；另一方面则是其第二专业对外汉语的专业课程已经顺利完成，公派出国做一年对外汉语老师的机会摆在眼前。

赌博

如何选择，舍友李政感到痛苦：继续中央部委的面试，则要彻底放弃第二专业，意味要放弃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中级）、 海外教学经历和教育学学位证书；
如果选择出国，则要放弃一个近在眼前的进入国家部委的机会，虽然这个机会风险颇大：面试八人录取四人，笔试第二的他， 也有可能最终被淘汰。
李政的爷爷是山东半岛一个小县城法院的副院长，整个家族中唯一的“国家干部”，年轻时参军，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对 越自卫反击战，九死一生，复原回乡，从入伍前的一个农民子弟成为一名基层法官。
“要想改变命运，我们那辈人就是参军，你这辈人差不多就是考公务员了。”爷爷和李政开玩笑：“你要是成功，可以说是一 步登天，咱们家祖坟得长多高的一根草啊！”
李政做出了最终决定：放弃公派出国，选择公务员最终面试。他的这一决定得到了家人、同学和朋友的支持。
李政去院办公室办理放弃对外汉语专业的手续。他本以为会遭到院办领导的埋怨，可是听了他的解释后，院办领导非常赞成他 的选择，热情地为他办理了相关手续。未了，院办领导还鼓励他：“机会难得，进去不易，好好把握啊！”
李政最终没有实现农家子弟的“一步登天”，录取前四名，他排名第五。
王艾寒曾听到过睡对铺的李政压抑的哭泣。毕业前夕的一次喝酒，喝醉了的李政对他说，几乎所有人都说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 选择，尽管自己清楚知道那是一次赌博，可是还要赌。
毕业后，王艾寒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留在济南，或者是去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去了山东枣庄，做了一名区电视台 记者。
他是为了追随女朋友才到枣庄去的。王艾寒与女朋友大学相识，同是文学院传播学专业。女朋友的父母都是公务员，他们希望 女儿和未来的女婿都能成为公务员，这甚至成为他们认可王艾寒的重要条件之一。
区电视台记者一个“杂活儿”：摄像、编排、文稿都要弄。王艾寒曾经有一个周每天早上7点出门，一直在外面忙到晚上8点回家，中间几乎片刻不得闲。
工作中有很多机会和政府人员打交道，慢慢地，他对于公务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以前，经常听到人们对于公务员的负面评 价，认为‘事难办、脸难看、门难进’，也有‘蛀虫’这样的激烈说法，可是我接触了很多基层公务员，觉得其实绝大多数政府部门确实是有想法、有思路为群众办 好事的，只是在工作效率和工作手段上还有待改进。”
当然，这并非是他对于“公务员”的全部认识：有一次，他跟纪委去拍公务员上班不守时，到了九点半，有一些科室根本就没 人来，打电话询问，都说在下面走访，而当天那些科室并没有出行安排。
大约毕业半年后，王艾寒接到了远在新疆塔城的大学舍友朱俊华的电话：赶快准备红包，我要结婚了。
朱俊华成为成宿舍中首个结婚者。他描绘了一种让王艾寒羡慕的塔城生活：未婚妻是乌鲁木齐人，教师，工作稳定；自己在市 中心位置买了一套房子，因为单位有补贴，价格至少比市场价低了三分之一；每天按时上下班，没有事情的时候就在办公室里上上网，喝喝茶；把父母接了过来，帮 他们开了一家卖蔬菜水果的小店，还帮学护士的妹妹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一家人其乐融融。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段，王艾寒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同事，考上了福建某林业调查队。同事把房子和车子都卖掉，举家迁往福建。 临走前，同事说，有了公务员的身份一切都好办。
毕业半年多的王艾寒开始真正决定“从内心里决定要从事这个职业（公务员）”：“来自社会的影响，来自周围人的选择，来 自长辈的压力，让我觉得还是考公务员吧。”

“逢试必考”

到2009年夏天，王艾寒粗略算了一下，自己参加了国考、山东省省考和河北省公考，再加上青岛、枣庄和日照等山东省内地级市的事业单位考试， 不下十次。其中，枣庄和日照的事业单位进过两次面试，最终都没有考上。公考从未进过面试，最少一次差0.2分。
“一直在努力，从来未到达，几乎逢考必考。”他如此总结自己毕业一周年内的公考之路。
2009年10月，王艾寒和女朋友一起到济南参加公务员考试。 从大四毕业至今，他和女朋友一直结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考试。“相互鼓励、互相帮助，爱情是一种动力。”
考试结束，他们俩去看一对大学同学。这次见面让王艾寒五味杂陈：“男的在一家医院的办公室工作，打杂；女的在一家网 站，工资一千挂零。我觉得他俩的状态应该不会攒下多少钱，租的房子好像是450一个月，两个人订婚了，房子还没着落。”
告别的时候，男同学告诉王艾寒，他也正在准备参加一个事业单位的考试。“看得出来，他真下了决心。”
回枣庄的路上，说起了大学同学毕业后的发展，两人唏嘘一番，得出了一致结论：“差异在逐渐拉大，考上公务员的过得都比 较好。”
后来，王艾寒的女朋友率先突围，考取了日照市一个事业单位。为了爱情，王艾寒辞去电视台的工作，追随女朋友，加入山东 一家都市报的日照记者站。
王艾寒迅速感受到了市场化媒体的压力：企业化运营，每月都有考核任务，至少多少篇好稿，至少多少分……当然，他最不能 接受的是“没有时间复习公考”。
到了2010年夏天，王艾寒又分别参加了国考、山东省省考和一次日照市事业单位考试，分数一般，都没有进面试。他总结失败的原因：工作忙，长 时间没有考上也有点松懈，自己也有点心灰意冷，有时甚至会想，我就知道考不上……
他接到了又一大学舍友通知婚讯的电话。毕业后，这位舍友回了老家广东的一个县城，其父是当地政府公务员。舍友在广告公 司呆了一段时间后，进入体制内，成为一个政府实权部门的公务员。舍友曾经向宿舍里的兄弟们感叹：花了好多钱的哇！
电话中，舍友说自己两年做的都是抄抄写写的工作，就是一个“高级打字员”，就像大家熟知的那样，机关单位没有太多的光 明，没有太多的理想，仅存的一点点激情都会慢慢消磨掉。
不过，舍友也说自己现在也想通了，心里也坦然了许多，不再那么愤青，自己尽心尽力就好。
最后，他们在“公务员的魅力是什么”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第一，如果真的想做点实事、好事，处在公务员的位置上，有很 大的空间能够发挥；其次，公务员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至少现在很多人找对象都希望找公务员；第三，不管怎么说，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不错，虽然没有企 业挣钱多，但是其他方面比如退休后要比企业更有保障。
当然，对于王艾寒来说，公务员的魅力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能够更好的捍卫和保护自己的爱情。
2010年年底，他再次报考了国家公务 员。

成功“突围”

王艾寒在临考前约一个月开始着手复习：每天晚上做题，一共做了十套真题和几套模试卷，然后就到济南考试了。
他说，这绝非不重视，一是因为报社的工作很忙，二是《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加起来400多页纸，确实已经翻来覆去看过很多遍了。
成绩出来之后，他第一时间用手机发短信查询成绩：进面试了！
他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他打电话报名参加某著名公务员辅导机构的面试辅导班，地点在北京，为期一周，学费4280。其实，他本来想报名的是为期两周、学费 一万的特训班。校方承诺，参加特训班，如果面试失败，退款八千，而学费4280的这个班是不退钱的。特训班针对考生要面试的某一职位特别设立，王艾寒报名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职位已经有人报名了。
面试辅导班学习结束，王艾寒回日照，照常上班，静候面试的到来。
他比面试时间提前一天来到北京，选了一个离面试地点只需步行十分钟的宾馆住下。面试前一晚，他承认自己“无比的紧 张”，晚上一直不停给朋友同学打电话聊天放松，看电视没心情，翻了会儿书看不下去，十点不到就躺下睡觉，但是睡不着。
面试当天晚上，他接到了面试通过的通知。本来说是第二天电话通知结果，他就把手机放在宾馆充电，自己出去闲逛了。结果 刚回房间就听到电话响，拿起来一看号码是北京的，心顿时一通狂跳，然后，他被告之：面试通过了。几乎没有时间激动，他接连拨通了女朋友和家人的电话报喜。
他永远记得面试通过电话打来的时间：19点10分。
当天，在北京的大学舍友请他吃饭。这么大的喜事，俩人没喝一口酒，害怕影响了王艾寒第二天的体检。
体检结束，王艾寒坐火车回日照，一路上还是一直打电话聊天。尽管知道体检不会有什么问题，可他还是没敢吹牛说自己过 了，在期盼已久、触手可及的成功面前，他一再告诫自己要“低调、再低调”。
回日照半个月后，王艾寒辞掉了报社的工作。单位的人都知道了，自己也没有心思再干了。辞职后，他每天上网，看书，因为 将来要从事文秘工作，他开始特意关注国家政策和相关文件。
他已经开始进入角色。可是，对于即将在北京开始的生活，他坦言并不喜欢如此快节奏的生活，蚂蚁一样的人群，还有永远灰 蒙蒙的天，甚至开玩笑说日照厕所的空气都比北京大街的好。他希望自己能够尽快练出挤地铁的本领，也希望自己的肺能够尽快适应北京的空气。
进入体制内，王艾寒也没有旁人所认为的特殊的成就感：“考上公务员不代表任何成就，每个人只要努力都有机会。只是，与 其毫无意义地宣泄对体制的不满，还不如真正地进入体制，尽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点什么。”
不过，他还要面临一个新问题：女友在日照当公务员，他在北京。他用考上公务员捍卫的爱情，还要继续破题。

在中国移动的日子

他把这里当做极具魅力的城堡，消磨着曾经的热情，但并不后悔留下。


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北京报道

接连着两周，王林（化名）没有一天能在晚上十一点之前离开办公室。周末也总被加班占据。生活像一辆赛满了货物的桑塔 纳，踏实地奔跑着，“司机”王林觉得有点失落。刚步入社会时，他期待登上的是一辆沃尔沃。
“从小到大，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是人群中的那百分之十。但工作三年，越来越现实，觉得之前很多想法都不可能实现。现在就 想着房子、车子，实际的问题。你要问我还有什么理想，其实挺可悲的，没有了。”他低头看着桌上的杯子，沉默了一会儿，“当然，我并不后悔进入中移动。”

选择国企

2008年，清华硕士毕业生王林手头放 着几份offer。毕业 之前，他对人生的自我控制力都表现得比同龄人更出色一些。他中学就开始学习大学的物理课程，大学学习的是英语物理课程，从来没有在学习上有过挫败感。他是学生干部，会出色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但绝不会费心去主动策划一个活动。总之，他承认自己是传统的好学生，不太喜欢冒险。
中学时，他想当个物理学家。但在大学毕业前夕，他明白如果在中国当一个学者，恐怕缺乏一个好的环境和待遇。毕业时，他 还曾一闪念想到过自己去创造一个伟大的公司，某天甚至可以上市。可是他最后承认，他很优秀，但和李彦宏、张朝阳这些人相比，他的简历上缺点什么，还是进入企业得好。
2007年11月份，水木清华论坛上一个招聘信息受到热议。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要来清华校园宣讲招聘了。他投了简历，随后收到面试的通知。
国企招聘一般时间偏晚，早在中移动面试通知来寄来之前， NEC中国研究院和浪潮电脑等公司的要约已经整齐地摆在王林的桌台上。前者是名列财 富世界500强的日企， 后者是国内新锐的电脑公司。
王林并没有左右为难，他迅速上网查资料。谈起当初的选择，他像答考卷一样，逻辑严密。“中国有在国企里工作四十年的例子，但是还没有在外企里待那么长的人。外企在中国的发展，不确定性太多，晋升层级也太慢。如果是去外企的公司总部，我还愿意考虑，但是如果是中国分公司，no。”第一步，他把外企淘汰了。
任何民营企业，比起中移动公司的规模来，都显得苍白。中移动公司上市香港，2007年利润达870亿元人民币，在电信领域，即便是当时四个垄断 国企中，也是规模最大的企业。
更让王林心动的是，“中移动从电信局分拆而来，肯分拆来的，很多都是胆子大的年轻人，这样的企业相对老国企负担轻，应该更有冲劲。”
后来，国家开发银行也看中了他，他抱歉地告诉对方，自己已经有了选择。
2007年春天，年轻的毕业生学生王林 寻找到了一棵大树，他不想只是来乘凉的，他想和和这棵大树一起成长，做一番事业。

优越感

2007年夏天，北京的知了叫个没完， 王林脱下了牛仔裤，换上商务休闲裤和新买的衬衣开始来中移动上班。
上班的第二天，领导把部门的新员工集合在一起，介绍部门情况。幻灯片写了70页。“当时震撼了，念书时觉得20页的幻灯片已经够长了，没想到在国企里，这么 庞大。”
位于复兴门的中移动大厦，由两栋楼组成。初入职，他根本分不清谁是中移动的员工。总部五六百人之外，还有和中移动有业 务关系的厂商直接派驻的人员。他惊讶的发现，所在的一层楼，百分之六十的工位是留给“外援”。只要有新项目，总有合作厂商收费或者免费上门来为他们服务。 有些人和他朝夕相处了一年。
国企的“大”，“众星捧月”的感觉，在他工作的第一年，感受颇深。
工作后第一次出差，王林和部门领导飞到了南方某城市。刚入公司，第一次出差，新奇之外难免有些紧张。飞机落地后，当地 市公司的领导，省会公司的领导，和省级分公司的领导都出现在机场。他和领导被专车接走，整个出差过程被照顾得很好。国企系统有时会发出电磁炉一般的温度，你可以感觉到“组织”强大带来的温暖。
后来，王林发现，其实系统内平级接待，根本算不上兴师动众。如果你是部门领导级别，会有厂商去机场接送，全程接待。如 果是市场部出差，接送的可能是公关公司；如果是财务部接待的可能是咨询公司。中移动作为行业领域内的老大，总能让员工感受到大公司的威仪。
更多时候，王林待在总部。每天早上，一顿免费的丰盛早餐在中移动的食堂等着他。中午花2元钱品尝自助餐厅的美食。现在他已经习惯了，但工作第一年觉得吃得不错。
工作之余，国企也为员工提供了多彩的娱乐活动。工会，这个在各大企业已经萎缩的名词已经偏向装饰作用。但是在中移动这 样的国企，它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每个职工给工会一年缴纳两三百元的会费。工会成立了若干个组织，如乒乓球协会、羽毛球协会、游泳协会……定期组织活动，提 供场地、器材。
还有不少相关厂商等着赞助他们的活动。比如冠名一个他们内部的篮球赛。
每月发工资的时候，那张长长的工资条上，基本工资“不好意思说”，但还好，收入在他手上的，有补贴：每个月除住房公积金外，还2000元的房 补，还有车补，劳保，等等，年收入十多万元。

大企业里的小职员

2010年，距离王林进入中移动已经三 年。三年中，中移动利润翻倍。“中国最赚钱的中央企业”、“财富全球500强”等名号，王林早就烂熟于耳。
中移动公司总部分为各大部门，大部门里面各下辖着各处。王林还处于中移动生物链的较低端，作为一名普通员工，渐渐感觉 到大公司的微妙。
他要写一份材料，需要部门几个处之间的互相协作。关系好的部门，材料两天就能给你。关系不好的，陪上笑脸，一个礼拜也 给不了你。
“你能怎么办呢？不能生气，只能找你的领导，让他找他的领导。”有一次，一个简单的任务，由于别的部门之间不配合，从处长之间的沟通上升到了部门主管之间的沟通。王林很费解，也很沉默。
这似乎是成长到一定规模公司的通病。华为在其内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华为十大内耗问题浅析》，列举了“本位主义”、 “各自为政”、“站队”等内耗的问题。王林和同事们一边看一边笑，把“华为”换成“中移动”就行，里面描写的问题，“简直一摸一样”。
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半个月朝九晚十一的工作就是为了写汇报。通通都按照70页以上的标准来写。“国企里，部门多，层级多， 比较多。大家做的事情非常相似，你怎么能突出你的成绩来呢？只有拼命往里面填细节，事无巨细地写。其实挺烦人的。没什么价值。但就要这样。”
汇报用的幻灯片，一个主题，王林最多改过50次。翻来覆去的改，斟酌每一个用词。每一次都被领导打回来再改。直到把每一条成绩说得更具体，把每一个牢骚写得更委婉，“你不用 那么直白，领导都是聪明人，一看就知道有什么问题。”
王林曾是个理想主义的青年。他的朋友说，在学校时，王林喜欢谈论的是人生和理想，工作以后也会谈，“但渐渐认识到现实，有些无可奈何。”
王林现在已经不大谈理想，“只要在中国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没什么好谈的。”
他会和朋友讨论整个公司的战略和方向。有的理解，有的不解。作为普通的员工，赞同与质疑，其实都不重要。


“你最好改”

王林曾很有激情，很执着。三年前，他面试的时候，对方问他性格有什么缺点。他说，他太执着，认准的事情非要做下去。上 大学期间，导师明明告诉他一个研究方向行不通，但是他还是要试错。不撞南墙不回头。
“这样的性格有好有坏，但是在国企，你最好改。”对方说。
刚进入国企的时候，他雄心壮志地想“升官”。按照规定，进入公司五年就有提拔为副处的机会。
三年后他说，“和我一样工作了五年的人太多了，大家都做管理工作，结果很难量化，如何能分出谁做得更好一些呢？”
他内心仍有希望，但现在看起来更平和。
“有个刚提拔的副处长，听说，他的爸爸是某中央媒体的总编辑。”他喝了口水，慢慢说，“中国有句老话，龙生龙凤生凤。 这是有道理的，家庭背景从各个方面都会影响子女的未来。当然，这些二代很优秀，即使但看简历也不输给任何人。”
渐渐地，很多东西，他之前厌恶或者批判的，他开始接受。“可能是因为我的立场不同了，也确实是看到了新的东西。”
“念书时，所有替运营商说好话的观点，我都能找到一一反驳的理由。但是现在，我又能逐一反驳我以前的观点。中移动的成 本为什么这么高？比如美国，在乡野和隧道可能没有信号，对美国运营商而言，这是不具备商业价值的投入。但是对中移动而言，尽可能的覆盖，这是国企责任问题。”
三年来，王林回头来看，进入国企确实是运气。但是这样的运气并不能帮助他完全规避生活中的压力。
他眼下最紧要的就是房子问题。在单位附近，他看了好几处房子，价格逼近四万。如果没有家人帮助，他无论如何也付不了首 付。
王林觉得委屈，中移动号称是最赚钱的公司，但是收入并不是最好的。“因为中移动直接从百姓口袋里收费，社会上的情绪很大。金融行业的利润不如中移动，但是他们收入是我们的数倍。这公平吗？”
他这样看问题的根源，普通百姓难以从国有企业的巨额利润中分享收益，这是体制问题。但作为普通员工，承担这样的后果， 王林想不通。
由于“社会议论”太多，2007年以后，新入职的中移动员工收入和老员工拉开了距离。他在等待和老员工同等的收入水平。现在看来，形势并不明朗。他靠个人收入轻 松买房，已经越来越遥远。
这几年，中移动总公司也不是铁板一块了，开始有人员外流。那些等不到升职加薪的年轻人，开始失去耐心。“每年有十几人辞职去那些收入更高的公司。我认识一个人，工作四年，每年都比别人做更多工作。但是升不了职，走了。”
但更多的人留下来，“挤破头想进来”。
每年各省公司翘首以盼的就是总部的一个机会。那些你见到在中移动大厦里工作了几年，仍然没有等到正式的编制的同龄人，热切渴望一个编制上的空缺。
这里不完美，但是王林知道，相对别的地方，他所在的仍然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堡垒。

回家的诱惑

回到滨州，暂时没有活干，距离自己四年前制定的五年规划，武征觉得手里没有筹码去实 现。回家，是个诱惑，更是个纠结。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山东报道
武征曾经是一个“大城市成就人生梦想”的典型代表，他 勤奋，能吃苦，有明确的人生规划。
但是，一切都在2008年的春节改变了。
和往年一样，武征从北京回到山东滨州老家过年。他在外打拼整四年了，回家是对自己最 丰厚的犒赏。四年前，他大学毕业时，给自己做了个五年规划，“五年赚到100万。”
距离毕业五年，只有一年了，他手里只 有十六七万。
老父亲希望他回到滨州老家。
这是一个三线城市，没有火车站，也没有他所从事的行业 ——贷款带包软件开发。
但是，人生就这么突然转弯了。老父亲的一番话和妻子的期望，让 他最后最终决定回家。
在北京，他可以每年有十几万的收入，回到滨州还能保障这个收入水平么？从一个三线城 市从新开始，意味着什么？
他来不及想这些了，他说，“我就是硬着 头皮回来了。”

曾经壮怀激烈
往前推8年，武征第一次远足。
2001年，他考取了重庆通讯学院，这是一所军 校，武征作为军校招收的地方生被录取。地方生的特点是，和国家统招军校生一样接受完全的军事化学习，但是不能享受国家包分配服务军队的待遇。
武征在学校里是先进分子，进校第一年就入党，当着不大不小的学生干部，时常对着上百 名学生讲话。按照军队里的话说，他就是那种“政治合格，思想牢靠，技术过硬的好同志”。他一心想“锻炼自己，做点事。”大学里如此，毕业后也一样。
2004年底，作为毕业实习，武征带着5000块钱跑到深圳，进了 “深圳恒泰丰科技有限公司”，一家做贷款担保软件的公司。
生活和所有“漂族”一样：早上两块钱买两个馅饼，中午6块钱买个盒饭，晚上四块钱买四个馅饼……一间15平米的无窗小屋，俩人住，轮换睡地铺。
心气也和大部分“漂族”的心境一样：吃苦没什么，干出点事出来！
略有不同的是，他的人生规划具体到了数字上：五年赚100万。
家人对武征的这个选择，颇有意见。按照家里的关系，如果毕业就回家，武征可以进建设 局下面的事业单位，安安稳稳，衣食不愁。
武征不愿过这种生活，公司老板的话更让他兴 奋：“和有钱人打交道，你也会变成有钱人！”
2004年，贷款担保软件还是个很前沿的行业， 交易的双方也都是做民间借贷的老板们，是有钱的主，武征觉得自己找对了行。半年后完成实习，正式签约为正式员工，开始做市场，拿提成。
为了能尽快成功，武征也想自己搞点买卖。
刚到深圳的一两年，他发现，深圳很少有卖搓澡巾的。北方不过一块钱的搓澡巾，在深圳 卖到三块钱。武征像发现了新大陆，“利润多大啊！”
最终，“搓澡巾致富的梦想”没有实现，因为在公司经常出差，根本没精力干点别的。
后来，他还和要好的朋友做过一个软件公司，领域也是贷款担保，每卖出一套软件，利润 就有好几万。和朋友的合作，是他的第一次创业实践。但是，贷款担保本来就是个前沿行业，给这个行业卖软件，和一般的办公软件不一样，普及率没有那么高，所以难度不小。一年后，公司关门。武征说：“每人赚了十几万拉倒，不好干。而且，在大城市，人脉很难拉，小公司很难维持。”
在深圳三年，武征想过若干个“我想……”，脑子一直 没有停下来，却终究苦于没有迈出那一步。
“一个人在外，不好弄。”端起一杯茶，送到嘴边，没喝，停了一下，他对记者补充说， “有时候没方向。”

城市自闭症
打拼两三年，武征越来越发现，身边很多人都得了一种怪病，自己也一样，“下了班，就是回到租的屋子里，也没有个人聊天。整个人经常很烦躁，烦了就去喝酒，越来越不喜欢交流，整个人很闭塞，有自闭倾向。”
他不称住的地方是“家”，而是叫它“小屋子”。
武征发现，“同事们，朋友们，交往的目的性比较强，聊也聊不爽。”武征自己下了个结 论：“大城市的人节奏快，交流的时间短，闭塞。”
这个性格开朗的北方男人，曾经最喜欢替别 人排忧解难。在军校里，他最高的职位当到区队长，这是一个比模拟连连长还要高一级的职位，相当于普通大学里的院系学生会主席。但是，如今，他排解不了自己的孤独漂泊感。
工资从2800涨到3400，年终奖从五万到十万，钱包在一点点鼓起来，他却高兴不起来。
他想起刚到公司面试时，总经理问他的话。
“你对自己有怎样的规划？”
“五年赚足100万。”
“在这个公司，五年不可能赚到100万。”
“没关系，经历也是一种锻炼。”
眼看时间到了2007年，武征还在自己的五年计划上匍匐。2007年底，武征努力用这句“经历也是一种锻炼”安慰自己。同时，继续用那句“和有钱人在一起，自己也会变成有钱人”来鼓舞自己。
和同事的聊天中，家是个渺茫的词语。
在要么出差，要么和同事喝酒聊天的生活里，爱情也离 他越来越远。
到深圳一年后，他和女友分手了。武征说，这个行当的人很少30岁前结婚。“自己出差多，没人给我介绍女朋友。在外面，个人管个人。那时候婚恋网站基本没有，再说，我也不精通网络。”
单身两年后，武征和在老家自己以前一位高中女同学联系越来越密切。那是他高中一个 “死党”，俩人知根知底，他曾对她开玩笑说，“到时候还没嫁出去，我就收了你。”
玩笑就这么成了真。一年的电话联系后，2007年底，两人结婚。
虽然不能生活在一起，但“心灵就像有了港湾，踏实。”

到北京去大干一场
2007年中，武征做了北京分公司市场部的经 理。
从深圳到北京，从一个大城市，到了一个更大的城市，武征有自己的梦想：在北京大干一 场！
到北京负责北方市场，是武征自己提出来的要求。他的考虑是：公司在北京的市场还是 零，潜力大，能有几个大手笔。其次，以北京为中心，把北方市场都接过来，扩大自己的管理范围，当然就距离自己的五年梦想更近一点。当然，他也有私心，离家近了。至少，回山东滨州的家看看家人更方便了。
公司给定的目标是每年四百多万的任务量，凭着三年多南征北战打市场的经验，武征觉 得，“很简单”。
之所以这么乐观，他曾分析地很清楚：北京市场市场大，尽管有很多竞争对手，但是市场对行业的认知度高，更容易让人接受；其次，自己在过去三年的打拼中，把内蒙、东北的市场做的不错，自己又是北方汉子，能喝酒，会交际，有经验，不愁打交道。
这股子拼劲，让武征在最初的日子不觉得辛苦。头三个月，公司没安排好住处，他也为了省钱就睡办公室的沙发，或者花58块钱到洗浴中心，“有吃有喝，还能睡一晚上。很划算。”
有一次，他去吉林催讨款项。 熬了半个月后，客户在给他的送行饭桌上，指着一杯白酒，一杯红酒和一杯啤酒说，喝酒就给钱。武征记不清楚每一杯代表给多少钱了，只知道自己从下午五点半的六点半喝了一斤白酒，两瓶红酒和八瓶啤酒。然后赶上晚上7点的火车，一上车，他就冲进厕所里狂吐。
第二天，火车到站，同事从火车的厕所里把他拽出来送回家。
即使这么拼，北方市场也越来越难做。武征低估了竞争的惨烈，特别是央企下属的贷款担保公司的绝对杀伤力。
家，激发了他最柔软的地方。
一处已经看好的房子，位于北京西南五环附近的一个 小区，但最终没有付钱。

回家的纠结他开始觉得400万是个沉重的压力，干劲变成了越来越多的抱怨：“皇城根下，我谁也不认识，根本联系不到天皇老子在哪……没资源，一个央企单位就把自己所有努力都泡汤……一天就 干一件事情，北京太大了，效率太低了。
武征的一个同事住在通州，上班要两个小时，看着他疲惫地赶时 间，武征心里开始有一丝悸动。
坐在记者对面，武征后仰着身子，说到这里，声音放缓了一个步调，“以前就这样，一面 是下班回到家，自己在一个小屋子，另一面，就是跑市场，拼了命的打拼。一个电脑，一个旅行箱，一年200天，四处是家，四处无家。”
这个身材微胖的北方男人，酒量和他的肚子一样大，心却很柔软， “怜悯心强，容不得别人委屈。”

2008年春节回家，老父亲终于开口了： “不管怎么样，在家能养着你，能让你吃上饭。”
听完这话，武征说，“酸，心里真酸！”这种家庭的温度，让自己招架不住。
妻子也希望他留在家里，稳稳当当的过日子，一切都好。他决定回家了。
在送行晚会上，老板扔出了气话，“小武，你小子到哪里都干不出 来！”
武征说：“这句话够狠，但是是气话，能理解，我心里也有 不甘，但是回家的心意已定。”
2008年3月，在外拼搏四年，武征带着十六七万元的存款，回到滨州。这是一个三线城市，或者干脆说是四线城市，没有火车站，更像个县城。
回到老家，27岁的武征，一下子从“小武”变成了“老武”。在家里，这个年纪的男人应该是上 有老，下有小，稳定为上。
回来干什么？
“我硬着头皮回来的。回家了总得找个活干，养活自己。”至于要做什么，武征也没想好。每 天跑来跑去，寻出路。一种从新开始的茫然和不甘缠着他。
家人偶尔提起来旧事，“怎么不早回来。现在事业单位也进不去 了。”
连续8个月，他没有活干。那段时间，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纠结”。
如今，坐在记者对面，武征故意拉长了声音，用力重复“纠——结啊！”一口清茶咽下 去，他继续嘟囔了一句，“以前不知道什么是纠结，那段时间就是这个词形容我的心情，太贴切了。”
偶尔，武征和在北京的同事们打电话，问过的怎么样。同事说：“还那样。”武征明天什么叫“那还样”，那是他曾经习以为常的生活状态：紧张的节奏，自闭的生活，没有家庭，没有发 财……
2008年，闲了8个月的武征，和原公司达成沟通：在滨州注册一个分公司，自己跑市场，从头干起。最初的启动资金，是找当地的朋友帮忙弄到的。2009年，他成立了一个担保公司。时来运转，武征在毕业五年的尾巴上，真的赚到了100万。
武征的生活变了，他在准备要孩子，平日找好吃 的地方，找能发财项目。他还会纠结，是在某件具体的事情上，但是不迷茫和漂泊了。曾经不甘的情绪，已经在每天的觥筹交错中消散了。
起身离开时，他忽然问我，“生活在北京，你纠结过么？”

一个工科生的就业选择题

按父亲的观念，进入国企，跟着国家吃饭，那是稳定和光荣的事情。

文 / 陈俊宇

1987年出生的李日辉，进入人生的第二个年轮，开始相信关于本命年的种种说法。今年，即将大学毕业的他，面临着迈向社会的第一次抉择。

4月13日上午，李日辉接到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的电话：面试通过。这距离他签约中国南车南京铺镇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车南京），刚好五个月。

一边是待遇优厚的民营企业，一边是工作稳定的国有企业，到底该如何选择，他在心中已经权衡了无数次。

金田少年的纠结

2007年9月，20岁出头的李日辉独自一人从家乡广西来到北京，2700多公里，他一直记得这个数字。从此，他开始了四年大学生涯，在北京交通大学这个工科为主的学校，学着喜欢的专业：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李日辉出生在广西金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上有哥哥下有妹妹，都已早早工作。金田，160年前太平天国运动发端之地。起义军留下的大宅院，已经被改建成留守儿童之家，历史的痕迹已然模糊。当年，农民起义军定都“天京”，即为南京。如今，这极有可能成为李日辉毕业后工作生活的城市。

2010年11月12日，李日辉签约南车南京，成为班中第三个签约的学生。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南车）这家“中”字头的大型国有企业，2010年在北京交通大学接收了57名本科生，仅次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94名）和北京铁路局（60名）。签约前，他曾向在中国南车工作的学长打听信息，关于薪酬待遇。户口落在南京，国有企业编制，这些已和南京南车的招聘人员谈好。

找工作期间，李日辉和在上海工作了5年的堂姐有过深入交流。同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堂姐，充当了他生活的导师。“堂姐列了选择工作的四点因素：发展空间如何；家乡文化与工作城市的文化是否相符；与家人以及女朋友的距离；工作城市生活的稳定性”。

按第三点因素考虑，签约南车南京“并没有达到去广东的最终目的”。李日辉的女朋友在广州某大学读书，还有两年才毕业。去南方，去广东，成为了他择业时的首要因素。

今年3月14日，中国南车与广东省签订合作协议：在江门市建立南车项目核心园区，这将成为中国轨道机车最大的出口基地。对李日辉而言，留在中国南车并且能去广东，江门无疑是最佳选择。但南车南京给出的答复是：去江门可以，必须在南京培训两年。

“不知道两年内会发生什么事情，薪酬待遇相比同学找到的单位偏低”，李日辉决定将南车南京作为保底，春节后回到北京的他开始寻找新的机会。

然而，他并“不敢太投入地去找新工作”，谨慎违约是学校就业指导中心一再强调的事情，再者4月8日后学院也才会办理违约事宜。

3月份，李日辉仅参加了某汽车公司的面试，但迟迟没有等来答复。之后，他才向比亚迪投出简历。清明节假期结束后，接到笔试通知，4月11日参加面试，4月13日被告知面试通过。

他的人人网状态随即改为：纠结，比亚迪，要不要去？

做大的蛋糕

2009年，北京交通大学被教育部评为“50所典型就业院校”。学校招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王化深介绍，“所谓典型，一是就业率高；二是就业服务体系完善”。

王化深告诉本刊记者，不同层次的学校对就业率的态度不一样，北交大奉行“稳定就业率，提高就业力”的宗旨，以签约率为衡量标准，就业率并不存在问题。负责班级就业工作的李日辉对这一说法并不陌生。

李日辉所在的班级有31名学生，5人保研，5人考研，4个国防生（“2不考研的话，也不愁工作”），还有3人选择出国。剩下的14人中，2010年年底已有10人找到工作，其中8人分别签约中国南车、北京铁路局、北京地铁以及国内某知名汽车公司；一人签约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家民营企业在2007年位列中国电子百强第四位；还有一人与江苏昆山某外企签订工作合约，放弃了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广核）递来的橄榄枝。“他觉得外企更刺激，更有活力”，李日辉微微一笑，“国企或外企，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理由”。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拉开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序幕。中国经济同样受到冲击，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对此王化深有着自己的看法：“2008和2009届毕业生，虽然就业总体进程比较缓慢，特别是理科、文科这些‘软学科’，但工科就业很快，优势学科在就业上还比较挑剔。”

与文科生鲜有接触的李日辉认为，“学校这么棒，正牌的交通大学，怎么会愁工作呢？” “来学校招聘的单位，只要是对口专业，能拿到毕业证就可以签到工作”，经历过学校招聘会的李日辉有这样的感触。毫无疑问，这一情况更符合他这样的工科生。

北交大2011届毕业生包括3500多名的本科生、约2800名研究毕业生、400名左右专科生。王化深介绍，截止到2011年4月初，拿走三方协议的人数占到60%，三方协议返回学校的比率超过40%，“这个数据比较正常，好于2010年同期”。

2010年10至11月，参加北交大校园招聘会的企业上千家，超过往年的全年总数。王化深在负责学生就业岗位上待了至少五年，他一直喜欢对学生讲：“你们找个工作没问题，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蛋糕做大，把企业请进来，给予你们更多的机会，尽量达到职业目标。”

李日辉就在11月份的招聘会上签下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大型国企，专业对口，“高中同学听说我签了国企，即使他们现在的工资不错，但都挺羡慕的”。

工科生就业趋势

吃过午饭，夏怀鹏会去单位外的小公园溜达一圈，这是他工作这些年养成的习惯。刚到三十岁的他，在外人眼中实实在在是“三十而立”，拥有一份国企的稳定工作，在北京有房有车。

2007年3月，夏怀鹏从北交大毕业，6年半的时光都在这所学校度过。同门低年级研究生会尊称他为“大师兄”，理由很简单：他是土木工程专业张勇副教授的第一个研究生。四年过后，“大师兄”已经成为中冶建筑研究总院（以下简称中冶集团）的一名工程师。

为了留在北京，夏怀鹏放弃了广东某大型房地产企业，“违约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夏怀鹏对当时的情景大多忘记。“父母认为离家太远”，事实上，从家乡宁夏省隆德县到北京同样很远。曾在广东东莞待过半个月的他，觉得“不适应当地的生活”。放弃的理由如此简单。

“当时不会有民营企业工作不稳定这类想法”，这一点夏怀鹏确信无疑。因为在东莞做项目时认识了中冶集团的某工程师，违约后的夏怀鹏得以在这家国企实习，并于2007年1月顺利签约。

2004年7月，夏怀鹏成为高校扩招后的第二批本科毕业生，“那时候经济态势很好，工作比较好找”。他所在的班级中，三分之一同学选择继续读书，剩下的都已就业，“大多去了设计院、研究院、房地产公司、公益组织等等，在各行各业都有”。

即使2007年研究生毕业，他依然觉得“工作稳定性无所谓，找到那儿好，就去那里”。李日辉面对工作时的多重考虑，并没有出现在夏怀鹏身上，“待遇不错，前景还好，能留在北京就可以了”。即使进入工作稳定的国企，在夏怀鹏父母眼中也没什么概念，“工作就是为了生活，我满意他们就满意”。

然而，北交大毕业生选择稳定性高的国企、事业单位的现象日渐明显。王化深坦陈，“进入国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毕业生已经占到了70%以上，这一比例还在逐年增长”。在“北交大2010届毕业生就业统计分析”报告中有一组更具体的数字：研究生签约国有企业的人数占总人数的57.72%，签约科研单位占15.47%，签约教育单位7.73%，去往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党政机关、部队等的比例总和仅为19.08%。

此外，在“就业统计分析”仅列出的20家本科生签约单位中，除比亚迪外的19家国有企业共接收531名毕业生，约占选择就业学生总数的40%。该分析报告得出结论：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更倾向于选择国有企业。

细分本科生和研究生签约的国有企业就会发现，北交大毕业生主要集中在铁路、地铁、航空、客车、土木建筑等领域。王化深说：“这叫对路子，学校专业与社会发展相吻合。”在遭遇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经济复苏计划，其中，铁路投资将超过万亿元，公路投资规模每年将超过1万亿元。分析报告称：国家施行大兴土木，除了桥梁、隧道、道路与铁道等专业人才需求量较大外，与基建相关的很多行业也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而国家所需求的人才，大多集中为工科学生。

王化深做出判断，“北交大毕业生进入国企、科研等事业单位的趋势会一直保持。”

北交大的简介中有这样一段话：“百余年来，学校成为培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信息、交通建设高水平、高层次人才，解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铁路现代化建设与改革重大技术与政策问题的重要基地。”工科生的就业趋势成为这句话的最好注解。

倾斜的天枰

2010年10月开始，一部叫《老男孩》的网络剧异常火爆。看过影片的李日辉读出了“一股悲愤之情”：主人公遭遇现实的打磨，不再有当年的理想和激情。还未涉足世事的他，正憧憬着进入社会，笃信“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

李日辉和高他两届的班级辅导员关系要好，辅导员离开北京南下工作的前一天晚上，李日辉陪着他在宿舍楼下聊天。他对当时的谈话记忆犹新，“辅导员告诉我无论做什么选择，都不要忘记当初的理想。所以，我会坚持心中的信念。”

而他的理想始终绕不过现实生活，“给父母一个安逸的晚年，给下一代好的成长环境，让爱人不要太辛苦，自己付出多一点没关系”。

在同龄人中略显成熟的他，在本命年开始谋划起自己的人生道路。

比亚迪的面试通过后，李日辉发来短信：“可能会放弃比亚迪，南车南京待遇还行，发展空间也大。”模糊的词汇却透露出内心的纠结。

面试时，比亚迪开出的条件不失诱惑：可以落户深圳郊区；工作满一年，认购企业自建房，每平2500到3500元不等，同时买公司的车零首付。按此来算，“工作五年那就是小康生活了”。

李日辉为此咨询一位长辈，“她觉得比亚迪是一个民营企业，稳定性不强，以后的发展肯定会有局限性。”他把这一建议放在了心里。此外，互联网上关于比亚迪的负面信息，同样让他心起疙瘩。

平衡被打破，天枰开始倾斜。

李日辉讲起同专业一位女研究生的故事：“她本来可以拿到一个起薪8000元的外企职位，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中国南车，转正后6000元。当时她的理由是，工作稳定，生活规律。”

职业稳定，这个隐藏于众多理由背后的因素开始凸显。此前，5名南开大学本科三年级学生组成课题组，对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14所院校的1416名2011届本科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该调查发现，58.66%的受访者把“工作稳定程度”作为就业时首先考虑的因素。

“年轻人自由发展，还是寻求稳定工作，这都是个人选择”，李日辉的理由并没漏洞。

他告诉本刊记者：“按我父亲的观念，进入国企，跟着国家吃饭，那是稳定和光荣的事情。”不过他也坦言，“父母毕竟都是农民，他们的建议有局限性，还是得自己做主。”

当初高考，李日辉在生源地28万考生中排名第1000名。说到这里，他脸上露出欣喜表情，随即自嘲了一句，“如果不找一个好点的工作，感觉对不起我当初的努力。”他在乎乡里乡亲和家乡朋友的羡慕眼光，而这都基于一份国有企业的工作。

他试图找到更多的理由说服自己，“如果在南京一直做下去应该还不错的，我们学机械的，干的越多，经验越多，就越值钱。”与此同时，李日辉认为国企的规律生活有助于对个人成长，“我不觉得稳定的生活会让激情熄灭，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断学习，去那里都有发展空间，何况在国企还有很好的保障”。

看似两难的选择题，几经权衡，他心中或许已经有了答案。

他再次强调：“我会对自己负责，即使不去南车南京，这也怨不了谁。”

我们的八十年代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高铁博说，这是最契合他大学时心境的一首诗。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中国走出阴霾，时代嘎吱作响地为年轻的人们开了一道缝。命运的行踪，不再无法掌握。
革旧鼎新之际，两位大学毕业生各自决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行程。西行、南下，选择不同，却都诠释了一代青年的积极和洒脱。

梦的起航
在考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系研究生前，余昌民的一个心结一直没有解开。
1966年的一天，正在清华大学电机系读大二的余昌民，在一次体育课 上，亲眼看见一大批学生赶赴北大——去看大字报。“文革”就这样悄然降临。
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读书成为了奢望。六年制的学业被“斗批改”、“接受再教育”冲击的七零八落。1970年2月，在凄凉的心境中，余昌民最后望了一眼学校大礼堂，便作为 “旧教育的残渣余孽”黯然离校。他记得，当时大家根本还没上过专业课。
乘着一趟南下的列车，余昌民被分配到家乡的武汉冶金设备公司，当上了一名产业工人。“我进这个工厂时，越走越荒凉，我最后穿过一个河塘，心里晦暗极了，我当时想我生是这个厂的人，死是这个厂的鬼了。”至于“人生”、“前途”，无从谈起。
他心中始终有一个结。“虽然大家喊我大学生，但我心里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完整的大学生。”为此，他还多次打听母校是否还有回炉班。时间一晃，就是八个春 秋。
1978年，机会来了。
这一年，国家开始重新招考研究生。对于被耽误了近十年时间的余昌民来说，那些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突然摆在眼前，“唯一感觉就是末班车，赶上了人生就改 变了，赶不上就完了。”已在武汉成家的他准备考当地的华中工学院。
把荒废已久的功课捡起来，艰苦难以想象。英文忘干净了，俄语又用不上，余昌民便自修日语；六公分厚、大开本的工科教材，“像啃砖头一样啃下来”。宿舍里经 常停电，就留在车间里复习，夏天太热，就让吊扇呼呼直吹，冬天太冷，就把火炉烧旺一点，唯有复习之勤奋，不分寒暑。一年下来，他的学业已大有起色。
此时，余昌民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寄信人是自己当年的大学同学姜彦福。在这封充满了殷切期待的信中，姜彦福力劝老同学报考自己正在筹备的清华经管系，他这样描述道：“这门科学是真科学自不待言，以其深度和广度也是一般人所不知的，我深信，它的影响和作用要比一般学科更深远。”
余昌民被说动了。
1979年，第二年研究生招考，余昌民以优异成绩重返清华，成为了首届经济管理系研究生。这个系在几年后，变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经管学院。余昌民的理想有惊无险地起航，此时的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同时，在天津静海，另一位青年的理想刚刚开始发酵。只不过，命运对他显得有些荒谬。

解放与回归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尽管“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但毕竟为选择不多的青年人改变命运提供了机会。在那以 后，没黑没白，近乎着魔地学习、复习，几乎就是高铁博大学之前的全部生活。
只是，与目标明确的余昌民相比，身在农村的高铁博对 自己将来的学校、人生规划，根本不敢多想。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全班同学不论报考的学校还是院系，均由班主任代为填报。志愿表，高铁博连见都没见到。
1982年，高考成绩揭榜，17岁的高铁博考入天津师范大学政教系。然而，眼界稍开，高铁博顿时惊呆了——自己的成绩分明比北京政 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还高了几十分。中学班主任的“好心代办”，带给他一个并不满意的学校及专业。
“我内心的叛逆坚定起来，我渴望自由，决定不再盲从屈从，而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高铁博最深切的体会。
为此，高铁博除了每天不得不上的三两节专业课，几乎都泡在了图书馆，饕餮般地借书读书。当时，他身兼系学生会的学习部部长，大学前两年的成绩未出过前三名。
由于打小喜欢文学，高铁博加入了当时刚刚组建的文学社团——“走廊诗社”。那时，伴随伤痕文学、新诗潮的兴起，校园文学气氛渐浓。高铁博至今怀念，诗社的 一群骨干夜晚小酌后， 在学校花园纵情歌咏，“好像不服李白的岁月”。
“ 那时，若有人往人流中丢粒石子，哎呀的那人不是作家就是诗 人。”他回忆道，当时最契合自己心境的一首诗，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作品：“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伴随着人性的解放，整个社会回归理性。
1980年，余昌民被幸运地选中，成为清华经管系唯一一个赴日研修生。临行，一位老师拜托他找到日本某位全面质量管理专家，讨教一个问题。谁知，到了日本企业一问，竟然没人认识这个“著名专家”——每个公司，都拥有针对自己的一套成熟管理模式，而非全民信奉一尊 神。
“什么方法真正合适，不在于谁有什么背景什么权力，而在便于操作和实施的原则。” 余昌民感叹，通过在国外的学习，“我们最初明白的道理其实是常 识。”
回到国内，补齐学分，余昌民交上的一篇毕业论文与众不同，主题是“企业素质的改善”。
他笑道，清华作为一所突出工科特点的学校，毕业论文要通过的话，有一个诀窍是引用很多参考书，西文越多越好，还要有很多数学公式，弄得导师和评审人都不一定能懂。而对于这个论文题目，他的导师很有意见。
但是，余昌民已经感觉到，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这些公式多寡与对错，而在于工厂的体制，进一步说，“怎么调动人的积极性。”
事实上，时代已经潜移默化地调动起了那一代青年的激情。

南迁
北京乎？深圳乎？
1982年，即将从清华经管系毕业的余昌民，开始思索分配到哪去的问题。
这原本并不是一个问题。当时，经济管理学院筹备在即，作为学校着力培养的精英，留在学院任教，可谓“天经地义”。但是，一个消息的传来，撩拨起余昌民的心 弦。
那一年，大学毕业分配的原则定为“哪来哪去，不造成新的两地分居。”对于余昌民这样的学生，这个原则无疑显得很人性化，毕竟，与家人分居的时间已经太久 了。
好不容易培养的师资面临流失，系领导心急如焚地向余昌民提出“妻子借调，孩子借读，住房借用”的三借政策，清华实在太想把他留下了。
系里推荐的另一个备选，是去国家经委，不仅解决户口，还可以进国家机要部门。余昌民为此事联系了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潘承烈，很快便收到热情的回信：“能来经委，十分欢迎。”
就在此时，余昌民在宿舍与同学一次聊天中，第一次听 到了“蛇口”的名字。“那里是经济特区，你去挺合适。”老同学如是说。“没有包袱，没有顾虑，没有条条框框，没有疲塌和说风凉话的人……”余昌民一时怦然心动。
反对的声音很快出现，有的同学说那里是“蛮荒之地”，还有人说，学广东话相当于学一门外语。有的人也想去闯闯，但是考虑孩子以后留在清华上学的问题，还是 “不冒这个险了”。
犹豫再三，余昌民决定，找蛇口工业区的开创者袁庚谈 谈。
1982年12月的一天，吃过晚饭，余昌民骑车前往西苑，拜会正在北京开会的袁庚。
两人一见如故。余昌民后来回忆道，袁庚特别喜欢谈美国，而他却言必称日本，二人谈得兴味盎然。“袁庚当时就打电话给蛇口说了我的事。”余昌民回忆道，“工 资待遇多少，住房条件多少我一概没有要求，事业干好了，这些水涨船高。”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全家可以在蛇口团聚。
“去国家经委，那是个大机关，我即使在学校，可能就讲那些虚的东西。”余昌民说，袁庚开放的思想，平易近人的态度，让他觉得自己到这里是能有所作为的。
校方试图做最后的努力。1983年初，袁庚邀请清华校长刘达南下考察蛇口。学校特意指定余昌民 陪同，实际上，寄希望于校长对余昌民留下印象，亲自出马留人。
不过，人最终没能留下。回到北京，余昌民鼓足勇气，给系领导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前往蛇口的意愿。“人在关键的时候就不能犹豫不能退缩，这一退缩是千差万 别，关键的时候努力一把，与放弃了结果相差很大。”
几天后，他得到了校方同意的批复。临行前看望校长，刘达转送给他一封袁庚来函，“清华失一小余，无妨大局，蛇口得之，如虎添翼。”
1983年夏天，余昌民举家迁往蛇口工业区。家中最值钱的几大件：一张床，几个柜子，一个书架，一辆自行车，全部用火车运过来。初到时，一家四口人住过一间房，也在别人家里寄宿过几天，直到一批新房子下来，才开始住上三室一厅。
八十年代，余昌民历任蛇口工业区企业管理室主任、发展研究室主任，是为袁庚左膀右臂。
余昌民已经抵达了改革开放前沿的桥头堡，而高铁博则把目光投向了偏远落后的边疆。

西行
1984年，正在读大二的高铁博萌发了毕业后“闯天下”的想法。“我自己的路自己选、自己走！”按照他的设 计，第一步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做一个行吟诗人，先走遍中国的边边角角。
一开始，外系的一位好友劝他打消这个念头，因为这想 法实在太过另类。后来见他态度坚决，便介绍他认识了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甘肃同学。
据高铁博回忆，当时国家正在内部酝酿设立三峡省，以水利部为主力的筹备办设在北京玉渊潭公园，这位甘肃同学就是筹备办挂过号的“老人”，很快，他把高铁博 也介绍给筹备办，两人瞄准的目标，是将来的《三峡日报》。
此后，高铁博周末基本奔波在京津之间。然而，几个月后，两人如约来到筹备处一位老大姐的办公室，关好门，老大姐拿出一份文件举到他们面前说：“不能拿，只 能看，看前面一点就行了。”文件上，是一个令二人傻眼的消息：三峡省“下马”了！
三峡省没了，高铁博将目标改为新疆。他说，自己喜欢新疆人的淳朴与豪爽，喜欢绿洲、戈壁、沙漠、冰山。
正式提出支边申请后，系领导和班主任向他传达了学校的意见：首先，国家并没有给天津分配支援新疆的任务，第二，“现在哪里都抢着要大学生，我们自己培养的 大学生怎么能随便给外地呢？”，校方希望高铁博安心等待将来的统一分配。
高铁博随即提笔，给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写了一封信，再次阐述了自己去新疆工作愿望。他做好了这封信石沉大海的准备，但“哪怕私奔，我也要去新疆！”私 下里，他通过一位师友，自己联系了乌鲁木齐晚报的工作。
两个月后，高铁博得到消息，李鹏办公室已经给天津市高教局做出批示，同意其支边请求，学校也不得不同意。随后，乌鲁木齐晚报在最快时间内为他争取到分配指标。
最后一关，是家长的签字同意。
高铁博回忆，去新疆的事，他事先未和父母仔细商量过，当他突然把此事摊开在父亲面前时，父亲“暴怒并当着学校代表表态：一，坚决不同意；二，我要走必须先 脱离父子关系！”最终，还是高铁博的姐姐瞒着父亲，为弟弟代签了字。
支边新疆已定，学校为高铁博草草举行了欢送仪式。
1986年7月，高铁博从北京火车站乘车奔赴新疆。站台上，面对哭成泪人的恋人，高铁博重重地吻了她，喊出：“我 爱你，等着我！”转身扑上了缓缓启动的列车。
然而，时间、空间的距离，令两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
来到乌鲁木齐晚报，高铁博迅速成为有资格写通稿的记者，陆续推出了一些重磅报道，在新疆的九年工作，业绩斐然。

走出沉浮
时代的车轮驶入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裹挟着中国滚滚向前。
余昌民并不适应新时代的蛇口，他发现这个当初心目中的理想国，变得更加功利、精明，仿佛由“灵境又回归了凡俗”，“人的养成和培育已经退化成为一个纯粹的公司了”
1994年，他交接了总经理助理的工作，随即请缨管理和开拓蛇口的文化，然而，这项工作，比他想象的要艰难。
很多年后，他在博客上写道“当蛇口开始对文化设施的建设投入加计利息、对文化的运作要求利润的时候；当与俄罗斯的音乐合作计划受到嘲笑的时候；当大剧院添置售票电脑备受指责的时候；当把儿童组画《二十一世纪的蛇口》送往总部新厦多媒体会议室遭到冷遇的时候；当千人干部大会结束后漫然散去、对特意准备的国际 获奖精品电影《黑骏马》不闻不顾的时候……耳边一个声音说：‘你可以放弃蛇口了。’”
1998年，余昌民辞去蛇口工业区的职务，成为深圳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如今，未完成的蛇口，成为已经退休的他，时常唏嘘不已的旧梦。
同样九十年代末，东南沿海开放城市引进有成熟经验的人才，高铁博从新疆举家迁往厦门。一来，这里做事的环境更好，另外，也有助于孩子未来发展。如今，他已经是当地一家报纸的编委。
环境变了，很多当年的理想者们也开始调试过去的选择，变得更加务实。但是，高铁博说，他对当年的决定并不后悔。“无论幸福还是痛苦，都是我的人生财富。”
“物可塑身而不能塑心。理想色彩可以淡化，人品德性决不能淡化。”这是他始终坚信的理念。
“当中国发生变化的时候，有一部分青年做出选择，一部分没有选择；有一部分转方向了，有的人坚持了。”余昌民对自己这一代人的评价，更加超然。
他说，他昨天刚刚去育才学校给外孙女报名——这是他的老伴当年执教过的地方。
此时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

青春激情高 选择余地小

毕业生：王蒙
毕业时间：1950年
毕业学校：中央团校

我出生在1934年，是“30后”，我和同龄人的青春岁月是在1950年代度过的。当青春勃发的我们走向社会之时，也正是新生的中国豪情万丈之时。
那个时候，所有的年轻人都处于昂扬兴奋状态，认为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从此好时候开始了，未来所有的一切——国家和 自己，都只会越来越好。于是，新中国建设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什么。
在这种信念和激情下，即将投身社会的青年人，想得最多的是——我要做好准备，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做贡献。
不过，与同龄人相比，我有比较独特的经历：十四岁加入地下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岁退学当干部。真正以青年人的姿态走向社 会，是1950年5月我作为中央团校第二期学员毕业之后重新开始工 作。
正好在这个时候，苏联外文局出版了中文版的加里宁著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加里宁曾任苏最高苏维埃主席。他在书中提到 青年不但要爱学习先进文化知识，而且还要政治觉悟高，道德高尚、纪律严明、谈吐优雅，甚至应该有健康的身体，如舞蹈演员办美好的身材和优美的身姿。总之， 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应该是全面发展，而不是资本主义流水线对人的片面铸造。
建国初期，国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重点是大力发展经济和基础建设，尤其是重工业。我记得从德胜门往北就是北 京著名的大学区——分布着钢铁、石油、地质勘探、工业等苏联援建的八大院校。这些是当时全国青年学子都非常向往的学校。
那个时候，钢铁、石油、钢铁、地质勘探等和工业化有关的专业是青年学生首选的热门专门。此外，工业管理专业也非常热 门，中国人民大学就有这个专业。
能够到最基层最一线为祖国挖矿藏采石油炼钢铁……是面临毕业的青年学子最想做的事情。那个时候，报纸上整天宣传报道的 就是这些青年人到边疆去了，那些青年人到工地上去。
所有这些更加加深了青年学子对未来火热生活的想象，从而忽视了对未来困难的考量。
事实上，1950年代青年人面临的选择非常少，不管学得多专业，准备得多全面，最终还是要服从组织分配——一句话，做什么都是革命建设的需要。青 年学子自我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并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一切行动都要听指挥，都需要服从整体的安排。
但是，那个时候，不管国家发出什么号召，青年人都会热烈响应，而且坚信只要对国家发展有好处，就对自身发展也有好处。 面对艰苦卓绝的工作环境，也绝不会退缩，从不考虑自己得失，只是一味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激情。房子、车子……我们那一带青年人头脑中压根就没有这些，只 有有个可以放下几块板的地方睡觉就行，三块板子往凳子上一铺就是床。
从中央团校毕业之后，我就回到了北京团市委，分配到第三区团工委，担任中学部后又担任组织部负责人。
我和身边那些同样年轻的同事一样，成天想得是经过我们的努力，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是健康、优美、整齐、火热、聪明、高 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指向哪里打向那里，战则必胜、所向无敌的青年男女。
我们这些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人，在当时社会也备受尊敬，而且我们自视都颇高，但日常工作渐渐让我看到了另一面：千篇一律 的总结和计划，冗长与空洞的会议，缺乏创意新意的老化套话车轱辘话……我们多少还是有些羡慕那些能够“战斗在一线”的同龄人，对他们更为火热的生活很向 往。
我记得，苏联作家安东诺夫写的小说《第一个职务》很令我心潮澎湃。小说写一个刚刚毕业的学建筑的女大学生尼娜，在巨大 的建筑工地上的艰难与勇敢，眼泪与欢笑，沉醉与沉静。受这部小说的影响，我甚至打算报考大学去学建筑，要在建筑工地上献出我的热情和才能。
我被领导断然拒绝。因为我当时没有条件去学建筑炼钢，我才想到就用自己的笔反映热烈的生活，才会在19岁的时候，提起笔来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 万岁》，在1956年创 作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本文由王蒙口述，本刊记者邓艳玲整理）

只想户口前面加个“非”

毕业生：金中一 毕业时间：1977年 毕业学校：海宁三中


我1977年7月在海宁三中高中毕业，时年15岁。虽说高中毕业，其实也只有上了九年学。那时毛主席说：“教 育要改革，学制要缩短”。我六岁上学，五年小学、两年初中加两年高中，共九年，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学制。
毕业时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有很多想法，当工人、教师、 画家、科学家、新闻工作者等等，但是因为我是农村户口，想得再好，也不过就是想想罢了，毕业后还得乖乖地回农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城镇户口的同学有一部分作为知情下乡插队，与我们看 似相同；有一部分则分配到城里的工作。
回到生产队以后，我就和其他社员们一起参加农业生产 劳动。第一年每天工分只有4分，第二年加到6.8分。当时，一分工分一般到年终可折在6分至1角不等。我所在的生产队，男劳动力最高10分，大多数是9.8分，有的会更少些；妇女最高7.5分，大多数7.3分。按我的工分数可以跟妇女一起干一些轻便农活，但由于我们队 的土地处在沪杭公路两侧，常会遇到路过的同学。我又爱面子，怕同学看到和妇女一起干活笑话我，所以不管当时自己身体瘦弱，也跟男劳力一起干活。
跟男劳力干活，确实很累。当年我的体重还不到100斤，要挑120斤重的人粪、猪粪、羊粪，一口气走1公里多。至今回想，也还是一件很吃力的事。作为高中生，当年也算是生 产队里的知识分子，农忙季节也帮助会计做一些记记工分，分分稻谷、稻草和桑条之类的轻便活。在这样的状态下，我有时也会忙中偷闲，到有报纸的人家看看报纸，关心一下天下大事。
我也想过“跳龙门”，参加了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高考，不过是名落孙山。第二年，国家出新 政策，可以考高中中专，我也便报了名，当时想只要“户口”前面能加上个“非”字就很满足了。结果成绩出来还是少了两分。又因我非常喜欢地理，也想过去考地理专业，可谁知地理专业不考地理，居然要考物理和化学。我还报考过浙江美院，其实都是解解寂寞妄想而已。
后来，我开始学着写报道，发现身边的好人好事，就写 了寄给海宁县广播站、浙江日报。那时，只要你投稿了，不管用不用，编辑部都会有一封回信，里面有稿费通知或者未用通知，有时还赠送一些如何写报道的参考书。由于写稿多了，编辑部寄来的通知也多了，于是大队里的人都知道村里有一位会写报道的年轻人。其实，头一年多时间里，我所收到的通知单全部是“未用”。 但渐渐的，我的写作水平也有所提高，到第二年，我的一篇报道上了《浙江日报》，我也成了海宁县广播站的特约通讯员。
因为编辑部的信函，使大队干部发现了我这个“人 才”，我便有了到小学当几天代课教师和扫盲夜校教师的机会。“双抢”农忙时，我也会帮大队出刊“双抢战报”。这看似小活儿，但一天可以赚十个工分，对当时 的我来说也算是高薪了。
还记得那一年，高中同学卢志明来找我与他合作贩卖养 蚕用的竹匾，我当时想，这可是搞资本主义！我一个进步青年怎能做这些事情呢？那时我正在争取当上中国最小的官——共青团分支部委员。现在回想起来，假如跟 着卢志明干了，也许蚀了老本，也许会像他一样成为千万富翁。
当初，在农村的同学毕业回家后，除个别学习成绩特别 好的考取大学继续读书外，有关系的马上进了社办企业工作；没有关系的就是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劳动；父亲是工人或国家干部的可顶替父亲进城工作，除此之外，要么有机会参军去。
说起顶替，一些父亲年岁也不大，只为儿子能进城安排 工作，不管自己的位置多舒适、多富有，都坚定地提前退休，让位于儿女。
1980年，家里凑了800元“投资款”，让我进了钱塘江人民公社油漆厂，当上了社办企业的一名工人。由于产销渠道建立，企业一直没有办起来。第二年，公社又把我们重新分流到了钱塘江边的公社造纸厂。后来，公社要一位搞村镇建设规划的人，领导 想起了我。于是我正式调入了公社工作。之后很快，公社改为乡政府，继而镇政府，我也就从此踏上了从政之路。
从政后由于岗位变换多、单位调动多，从事过共青团、 规划、建设、土地、经营管理、司法、法律服务等30多个岗位。职务也从乡政府的助理员、部门负责人、下派村支书到副镇长、开发区副主任、主任、局长（包括援藏局长）、副县级干部。
在这一过程当中也面临了多次选择的机会，但更多的还 是服从组织分配。
回顾卅年，年轻时想得太少思想不够活跃，想得太多也 是不合实际的。一个人虽要有自己的远大目标，但还是要做好手上的每一件实事，抓住眼前的机遇。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做起。

幸运儿
毕业生：朱学东

毕业年代：1990s

毕业学校：中国人民大学

在我这一代人中，我也算得上是一个幸运的人。
大学牌子还算不错。当年故乡的乡亲跟老父亲说，你家儿子大学毕业最起码就是县干部啊。
不过，真正幸运的，是我遇上了一个难以复制的时代。
与如今高校的功利主义和职业教育相比，周围充溢的是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的精神。我相信是种子总会发芽。

那个时代毕业的学生，都是国家包分配的。
我的几位师兄选择去深圳和海南的时候，我惊讶于他们的勇气。那个时候的深圳和海南，颇有孤悬天涯的感觉。
到我毕业的时候，1989年，国家开始试行双向选择。
我毕业前曾经给新华日报写过一封自荐函，后来他们很客气地给我回了信，婉拒了我。
后来我接受系里的推荐，到北京大兴一个工科院校当一名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员。这多少与父母的期待有些距离，更遑论乡亲们 热衷的传说了。
当老师也是我的理想。但我终究没有想到，这与自己想象中的相差何止千里！
也就是从我们毕业开始，大学毕业生必须下基层锻炼一到两年。我是在北京总后3209厂，干了半年，主要工作是给印刷机上纸、装 订、打包，及推纸筒，这与我学的哲学毫无关联。这就是锻炼。
我的不少同学，就是在下基层锻炼时，孕育了爱情。后来我常常化用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来开那些同学的玩笑。
不过，我还是很幸运。我的工作是在89年4月之前已经确定的。我的许多同学，毕业时没有工作，发回了原籍。在这些人中，最有名的是我们同届的北大中文系一位毕业生，他被媒体关注时，正在街上 卖猪肉。
很多人羡慕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国家一切都安排了，你没有选择。不过，也是从我们开始，在国家安排之外，另一个世界 渐渐浮现了。虽然，那里充满了不确定性。
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信息闭塞。虽然大兴到城里并不远，但只有两路公交车。我每周总是骑着一辆26金狮，来回奔波于大兴黄村和海淀之间，去城里 的同学那儿聊天，了解世界的变化。
也是这种锻炼，让我柔弱的体质渐渐变得强硬，意志也愈益坚强。90年夏天，我孤身骑车旅行，带了条凉席和一张床单，一本书，是周作人的， 《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那一趟旅行，最远的一天，早上从杭州西湖边出发，沿着杭州湾，一路骑到了上海奉贤的南桥镇，路上就将近200公里啊！
后来我常常感谢当年的这种艰苦的自我训练，让我遇到挑战，总是有被动的勇气和意志来应对。
当时的学校不像今天亿万富翁频出，教授卖茶叶蛋的新闻正在社会发酵。我的同事们在黄村，卖起了螃蟹（从塘沽带回的）， 馄饨和面条，而我，则在学院布告栏里，贴了张海报，出租图书，美其名曰“千古文人侠客梦”。
除此之外，我还参加了书商组织的攒书，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将古人的家教家训之类，翻译成现代汉语。为此，我还买了一套 词源，当时可比我一个月工资还高啊。
书出版了好几本，稿费却在90年代末我早已认为不可能时拿到了。
当时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每天吃饭时，有份水煮肉就好了。
去年《蜗居》流行时，我很不以为然。谁一开始就拥有一切？我结婚的时候，是在黄村的郊区租了间平房啊，平常在学校的宿 舍里，也靠舍友不来住的恩典啊。
社会变化太快，很多需要时间实现的东西，一下子像压缩饼干似的，压到了一个层面上，少年、青年和中年的追求趋同了，这 是社会的病态。
黄村的日子困苦却也安逸，但无法实现自我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离开的心越来越重。
我考过研究生，虽然专业分数很高，不过英语太差；想去报社，第一家找的是首钢的一本《生产力研究》，后来终究未去；想 去光明日报，没想到它衰落的如此之快。。。
我后来去了机关，虽然我对机关一无所知。不过，我又赶上了第一次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招考。在此之前，我已经在机关帮忙 了。幸运的是，我考的也还不错。进了机关，自己努力，领导信任，同事尊重，一切顺风顺水，让人羡慕。
当我选择离开机关的时候，很多朋友很惊讶，直到今天，还会有人替我遗憾，我总是笑笑，回之以文章千古事，纱帽一时新。 用一位领导同志的话说，朱学东现在做的是正事。这让我很开心。
后来我做过报纸，办过杂志，干过公司，但每一次选择，似乎都逆社会潮流。我曾专门写过篇文章，谈自己的背运。但无论怎 样，我都没有放弃与文字的交道。
每一次经历，都让我的人生有了更多的积淀，让我有了新的进步。奋斗的激情，从来没有在我身上失落过。
人过四十还有进步，多不易啊。
不放弃自己，不放弃理想，才能改变自己，影响周围的人。
无论多渺小，把每一件能做的事做好，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成为那只掀起滔天巨浪的蝴蝶。

这里什么都有，但没有我的梦想
毕业生：潘采夫
毕业时间：1999年
毕业学校：郑州大学

回头一想，我毕业的时间已经是很遥远的古代。1999年，仿佛是在旧世纪，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的学生不为工作 发愁，他们不喜欢当公务员，最向往的职业是外企当白领，那时候考研不为避开就业，想进银行就能进银行，中石化和中移动还没开始牛气哄哄，我进了一家省级机关报。

作为新闻系的学生，进入那家报社，基本上是最好 的去处，所以他们招人时也挺顾盼自雄，那一年，他们宣布不要本地大学毕业的，清华北大人大等名牌高校毕业生才行，只有广告部要一个广告学专业的，我是广告学，于是我就混进了党报广告部的队伍。

刚到报社的时候，常有同事问我认识谁谁谁，或者 送了多少钱。好吧，我谁也不认识，没有钱我进来了。在广告处的工作稳定，收入丰厚，我的体重一年之内飙升30斤。好像每月14号是发工资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就有同学来单位看望我，多是工作还没着落的，大家倒也不着急。我们在门口饭馆吃一顿小鸡炖蘑菇，再支援一点生活基金，那个饭馆大家至今还在怀念。

前程和人生一片明媚，却也一览无余。饭后，跟在 老同志们屁股后面，在那个古老的大院里散步消食，从食堂到办公室是几步，从办公室到食堂也是几步。我心里无由地多了许多恐慌，人生刚刚开始，怎么就像要结束了？
我就常散着步想，这是不是我喜欢的职业？兴趣和工作哪个更重要？对于家境一般的我来说，成为省报正式干部的诱惑是巨大的，也是父母盼望的好结果。这里什么都有，但没有我的梦想。我的兴趣是做一名记者和专栏作家。在长达一年的思考过程中，我认定这种稳定的工作只能保我自己障我平平安安地走向死亡，却不能给我 的生命增加意义。

一年过去了，转正了，我辞职了。辞职后的半年， 我没有找工作，而是租了一间小房，后来房租给不起，跑了，房东是我一个同学。那半年多是看书的黄金时期，踢球，看书，半夜和报社同事吃大排档，早晨从中午开始。也思考未来。有时一个星期不见一个人，白天窗外的麻雀，夜晚汽车的马达声成了我最亲近的朋友。深夜是学习的好时节，但也是最容易被悲伤击中的时候。 在享受读书乐趣的同时，也总是被生存和未知的恐惧包围着。那个时候，我把自己想象成了孙少平，与路遥并肩向艰辛与苦难的生活进军，这种信念支撑我熬过了无数不眠之夜，甚至当我由于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加上房间潮湿，被被子捂起了一身癣，我感觉，“我终于有点像路遥了。”
半年过去，电脑买了，生活费没了，开始到处蹭饭吃了，好像蛰伏得也够久了，我潜逃到了北京，看生活还能让我经历什么。结果，那一年我以无业游民的状态结了婚，现在想起来，岳父岳母大人一句也没问过这孩子咋没工作，真是开明。到了中关村一家软件公司做媒介部经理，成了白领，挨踢人士，一年后公司破产了。又去 一家小报社应聘，当广告业务员，如果没有业务提成，每个月是200元工资。两个月后业务员不当了，开始干校对、记者、媒介研究人员、编辑等工作。
在那张小小的报纸，我这才算找到了职业的方向，校正了人生的路线，也发现了工作的乐趣，还有知遇之恩的领导。那以后的道路，无论是去财讯传媒，还是新京 报，基本没出现过大的航线偏移。
有篇小说叫《跳来跳去的女人》，我就是个跳来跳去的男人。从毕业到现在，已然干过10份工作，最短的两个月，是做记者试用期没通过，被新闻周刊辞退了。我找工作一般不太想具体条 件，而是是不是符合我的兴趣，我爱不爱干，只要自己喜欢的，做好它的可能性就大一些。如果兴趣基本定型了，就以兴趣作为人生的指南针，准没错。选择工作这事，跟旅行也差不多，生命本来就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旅途的美是需要边走边看的，不要只顾低头赶路忘了方向，也最好不要因贪恋美景而徘徊不前。
我当过不短时间的蚁族，也长期吃老婆软饭，觉得当蚁族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此时此刻，已不是彼时彼刻，那时候人才还有上升的渠道，年轻人心里还有希望，而现在上升的通道已严重淤塞。吃苦不可怕，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才是最可怕的。缺少安全感，崇拜权力感，这可能也是现在的毕业生找工作趋于功利化的原因吧。
但还是想温馨提示：太稳定的工作，只能保障你平平安安地走向死亡，还是多经历，多选择，给生命增加一些意义。毕竟，我们只能活一次，浪费了怪可惜。

这里什么都有，但没有我的梦想

毕业生：潘采夫 毕业时间：1999年 毕业学校：郑州大学

回头一想，我毕业的时间已经是很遥远的古代。1999年，仿佛是在旧世纪，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的学生不为工作发愁，他们不喜欢当公务员，最向往的职业是外企当白领，那时候考研不为避开就业，想进银行就能进银行，中石化和中移动还没开始牛气哄哄，我进了一家省级机关报。

作为新闻系的学生，进入那家报社，基本上是最好的去处，所以他们招人时也挺顾盼自雄，那一年，他们宣布不要本地大学毕业的，清华北大人大等名牌高校毕业生才行，只有广告处要一个广告学专业的，我是学广告学的，于是我就混进了党报广告部的队伍。

刚到报社的时候，常有同事问我认识谁谁谁，或者送了多少钱。好吧，我谁也不认识，没有钱我进来了。在广告处的工作稳定，收入丰厚，我的体重一年之内飙升30斤。好像每月14号是发工资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就有同学来单位看望我，多是工作还没着落的，大家倒也不着急。我们在门口饭馆吃一顿小鸡炖蘑菇，再支援一点生活基金，那个饭馆大家至今还在怀念。

前程和人生一片明媚，却也一览无余。饭后，跟在老同志们屁股后面，在那个古老的大院里散步消食，从食堂到办公室是几步，从办公室到食堂也是几步。我心里无由地多了许多恐慌，人生刚刚开始，怎么就像要结束了？

我就常散着步想，这是不是我喜欢的职业？兴趣和工作哪个更重要？对于家境一般的我来说，成为省报正式干部的诱惑是巨大的，也是父母盼望的好结果。这里什么都有，但没有我的梦想。我的兴趣是做一名记者和专栏作家。在长达一年的思考过程中，我认定这种稳定的工作只能保障我平平安安地走向死亡，却不能给我的生命增加意义。

一年过去了，转正了，我辞职了。辞职后的半年，我没有找工作，而是租了一间小房，后来房租给不起，跑了，房东是我一个同学。那半年多是看书的黄金时期，踢球，看书，半夜和报社同事吃大排档，早晨从中午开始。也思考未来。有时一个星期不见一个人，白天窗外的麻雀，夜晚汽车的马达声成了我最亲近的朋友。深夜是学习的好时节，但也是最容易被悲伤击中的时候。在享受读书乐趣的同时，也总是被生存和未知的恐惧包围着。那个时候，我把自己想象成了孙少平，与路遥并肩向艰辛与苦难的生活进军，这种信念支撑我熬过了无数不眠之夜，当我由于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加上房间潮湿，被被子捂起了一身癣，我感觉，“我终于有点像路遥了。”

半年过去，电脑买了，生活费没了，开始到处蹭饭吃了，好像蛰伏得也够久了，我潜逃到了北京，看生活还能让我经历什么。结果，那一年我以无业游民的状态结了婚，现在想起来，岳父岳母大人一句也没问过这孩子咋没工作，真是开明。到了中关村一家软件公司做媒介部经理，成了白领，挨踢人士，一年后公司破产了。又去一家小报社应聘，当广告业务员，如果没有业务提成，每个月是200元工资。两个月后业务员不当了，开始干校对、记者、媒介研究人员、编辑等工作。

在那张小小的报纸，我这才算找到了职业的方向，校正了人生的路线，也发现了工作的乐趣，还有知遇之恩的领导。那以后的道路，无论是去财讯传媒，还是新京报，基本没出现过大的航线偏移。

有篇小说叫《跳来跳去的女人》，我就是个跳来跳去的男人。从毕业到现在，已然干过十份工作，最短的两个月，是做记者试用期没通过，被《新闻周刊》辞退了。我找工作一般不太想具体条件，而是是不是符合我的兴趣，我爱不爱干，只要自己喜欢的，做好它的可能性就大一些。如果兴趣基本定型了，就以兴趣作为人生的指南针，准没错。选择工作这事，跟旅行也差不多，生命本来就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旅途的美是需要边走边看的，不要只顾低头赶路忘了方向，也最好不要因贪恋美景而徘徊不前。

我当过不短时间的蚁族，也长期吃过老婆软饭，觉得当蚁族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此时此刻，已不是彼时彼刻，那时候人才还有上升的渠道，年轻人心里还有希望，而现在上升的通道已严重淤塞。吃苦不可怕，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才是最可怕的。缺少安全感，崇拜权力感，这可能也是现在的毕业生找工作趋于功利化的原因吧。

 但还是想温馨提示：太稳定的工作，只能保障你平平安安地走向死亡，还是多经历，多选择，给生命增加一些意义。毕竟，我们只能活一次，浪费了怪可惜。

王兴纵情向前

　　王兴说，传统行业创业好比登山，互联网创业好比冲浪。山总在那里，你总有机会。但是浪是一个接着一个，错过了这波浪，就永远没机会了

　　 7年

　　“7年前，你与现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老了7岁。”王兴答。

　　2003年的12月25日，美国特拉华大学校园内，依然绿树成荫。那一天，王兴做了一个重要决定，结束他在美国的求学生涯，回国创业。从收拾行李的那一刻起，这个25岁的青年开始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

　　那一年，国内互联网已经是山头林立，新浪、搜狐和网易，三大门户地位稳固；腾讯也走在盈利的坦途上。年初，陈天桥的盛大以不到两成的股份融到了孙正义的4000万美金，马云的淘宝在3月份创立。

　　性格决定命运，对王兴来说，亦是如此。以他过往的经历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做决定的人，每一次，都踩到了点上。

　　第一次，2005年初瞄准了大学生群体做SNS校内网。几个月前，扎克伯格刚在哈佛大学宿舍里做出了Facebook。校内在2006年成为最大的中文社交网络，但用户越多消耗越大，王兴融不到钱，最后选择以200万美金卖给了陈一舟。

　　第二次，2007年5月推出微博客饭否。仅半年前，Twitter刚在美国诞生。到2009年7月，饭否成为国内独占鳌头的微博，但因为政府管制遭强行关闭。饭否被停了505天，在这个过程中，新浪的微博风光亮相……

　　第三次，2007年11月推出海内网，把社交网络从学生向白领群体扩展。几个月后，开心网面世。定位类似的开心网凭借社交+游戏的产品理念一飞冲天，海内不是对手，只勉强维持IT/媒体的狭小用户群。2009年7月，海内受到饭否服务器的牵连也被关闭，自此隐匿于江湖。

　　为什么每次总能踩到点上？王兴如此认为：那些奇才异类之所以成功甚至神奇，他们得感谢命运的眷顾。

　　这是一本叫《异类》的书蕴涵的观点，《异类》是《纽约客》专栏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2009年出版的分析成功人士的书。例如，书中列举的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和比尔•乔伊都出生在1955年，他们后来分别成为微软、苹果和Sun公司的创始人。

　　格拉德威尔说，1975年是公认的个人电脑里程碑式的发展年份，如果你大学已经毕业多年，那么你不会对大约售价为400美元一台的电脑感兴趣；如果你只是一名小学生，那么你只会望洋兴叹，因为只有20岁左右的年轻人才有可能成为这场个人电脑革命的中坚力量。

　　时势造英雄，回到中国互联网的生态环境，王兴缺少那么一点点运气。资深媒体人陈苓峰分析指出，最可能葬送一个创业公司的3个原因：钱、产品、政策，都被王兴结结实实地撞上了，头破血流。而这3个原因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与一个事实相关：今天的中国互联网是大公司和大势力的天下，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势单力薄。

　　一个同行曾非常赞许地说，王兴是个不张扬的高素质人才，在国外或许他很早就成功了。在中国搞互联网，并不能仅仅依靠技术，很多时候，人脉、手腕和政治敏锐都是决定性的因素。技术牛人王兴没有成为互联网大佬，也许本身就是中国特色。

　　博弈

　　当然，硬币不止是一面，另外一面是什么?王兴出发，出发，再出发……时隔7年。

　　坐在记者对面的王兴，身上的一些特质依然明显，比如工科院校毕业的技术男身上的“简单纯粹”，不擅长讲故事，喜欢思考。

　　浏览完王兴在饭否上几年来写的微博客，就会发现，他絮叨而真诚，一些类似的问题也有了答案。比如，再出发的动力源是什么？在每次遭遇挫折的时候，他如何调整自己再出发？也有媒体人称王兴为“打不死的小强”。

　　通过王兴2007年的两则微博客，也许能找到答案。

　　“如果，几年前的我是未被降服又无所适从的孙悟空，今天的我，已经成了没有72般变化，只剩一念执着的唐僧。唐僧没本事，大家都这么看。面对81难，他哭过，哀求过，但从没说过一次：‘我们不取经了，大家散伙吧’。”

　　“小时候，我不知道勇敢和坚持有多么难得，所以我看《西游记》没有什么感觉。”

　　当然，对王兴来说，在整个过程中，他也在逐步完善自己。王兴的熟人谈及对他的印象，无一例外，都说他聪明，而且学习能力很强。从这两个细节里，都能看出王兴的特质。

　　王兴上高中时，因为热爱篮球，便找来一本专门讲NBA成功投篮手如何投篮的书，仔细读了一遍，并按照上面的技术细节去训练自己，最后显著提高了投篮的命中率。

　　对于王兴来说，聪明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实际上还是跟人沟通缺乏耐心，尤其在沟通当中，我希望我跟他讲一个事情，他能很快就明白，而不是需要我反反复复说，这是我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地方。”王兴告诉记者。

　　当然，王兴这种改变的努力有其范围，比如只对他的团队、他的投资者。更多时候，他其实还是那个我行我素、意气风发的王兴，他不去讨好任何人。

　　例如有次节目主持人问他，能对其他想在团购行业创业的朋友分享这些经验吗？一般创业者会比较诚恳地说一两点，不想说的也会委婉地敷衍过去，但王兴马上说，“我为什么要给竞争对手做培训呢？”

　　还有一个细节是王兴写在饭否上的，“五一”节刚过完，“一个记者在聊完宏观的电子商务和美团网之后，问起我本人的消费习惯，我回答：‘其实我购物并不多。看到我身上这件衬衫了吗？它有13年的历史’。于是她就不继续问了。”

　　这就是王兴的风格，外界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在拉手网的CEO吴波看来，王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但太聪明了。

　　在这7年，王兴完成了自我的成长。在做饭否的过程中，王兴曾如此写道，“当然，据说读书的一种境界是从薄读到厚，再从厚读到薄。对利益的重视程度大概也有一个从轻到重，再从重到轻的过程。我认为绝大多数都还在第一个阶段，包括正在学习商业逻辑的我。”

　　再次出发

　　王兴曾经说过，传统行业创业好比登山，互联网创业好比冲浪。山总在那里，你总有机会。但是浪是一个接着一个，错过了这波浪，就永远没机会了。

　　因此，2010年3月4日，王兴再次出手，美团网正式上线。这个网站被业界公认为内地首批真正意义上的团购网站先行者。这一次，王兴依然踩准了点，很快，演变为百团大战，而后是千团大战。

　　美团上线6个月后，红杉资本给了王兴千万美元级别的投资。在一年后，美团公布了自己的成绩单，全年实现总销售额2.3亿元。不过，在4年前，红杉资本却对王兴投过一次否决票。

　　那是2005年12月，红杉资本找到刚创办校内网不到10天的王兴去谈投资的事情。创立于1972年的红杉资本曾经投资过苹果电脑、甲骨文、雅虎和Google。

　　王兴跟红杉的人谈过几次。第一次，王兴和伙伴们把商业计划书落在了出租车上，只好在等待的间隙现场手写一份两页纸的简介。第二次，他以往操作烂熟的Linux系统却总连不上投影仪。最后，红杉资本选择了王兴校内网的竞争对手——占座网。

　　不过，对于王兴来说，往后看的意义不大。近来人人网上市，这个自己创办的公司在别人手中上市，王兴表现得很淡然：“有些人总是念念不忘自己失去了什么，而忘记自己得到了什么。我不是那种人。我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和激情，‘纵情向前’才是我的态度。”

　　1997年中秋，还是清华大学新生的王兴在活动中向老生们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令在场的同学大跌眼镜。

　　而在去年年会上，王兴跟所有同事说，回首几年，现在我最关注的已不是我们做的事情能不能改变世界，足不足以影响中国，而是要确信我们的努力至少能改变我们大家的生活，我觉得我对大家有责任，这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