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金属纤维丝:太原道：阎锡山的用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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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阎锡山的用人之道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用人唯亲或用人唯贤。它是一套系统工程，各种方式兼蓄并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以及实力的培植，各个时期又各有其侧重点。 我们且对它作一分析。 阎锡山还有一个做法，即以哪里为根据地就用哪里人。抗战期间，他以晋西南作为根据地，就开始重用一些晋南人。后来住在吉县东关小河畔，便起用吉县人谭克宽为政务会议秘书主任。抗战胜利后阎回到太原，又用阳曲人张一善为孝义区专员。 三、唯才是举 重视实绩
阎说：“用人讲能力，不拘资格；任事说实效，不务虚位。”“得人事举，失人事败；得人不难，知其长，用其长。”“用人做事，应矜式人之所长，不可常视人之所短。”这是阎锡山用人的心得之语，我们且从一些实例中，说明他是如何“知人”，又是如何用其所长的。 就“能”来说，前面已经说过他惟才是举。不是真正的人才他不完全喜欢，或者说在他手下不能长期待下去。徐崇寿说阎用人的“一套作法是不选尖子，认为尖子不好驾驭，不能乖乖听话，也不用奴才式的人物，认为奴才听话而办不了事”(徐崇寿《在闹锡山身边工作的回忆》，《山西文史资料》第47辑)。关于后者，阎锡山也说过：“不胜其任者不可任用。”
阎锡山说：“兵要自练。”这里的兵，笔者体会是泛指各级军政干部。他要为自己训练一批忠实可靠，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推行他的政令，能带兵打仗．能组织工业生产的各方面的干部。
就文化学校来说，在辛亥革命前已经有了山西大学堂、法专、商专、工专、农专等高等学校，还有书院与学堂等。民国成立后，根据国家法令，山西成立了9所公立中学，8所师范学校，等等。这些都是正规的培养人才的学校。阎锡山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亲自办理文化学校。1915年，阎锡山创立了河边村两等小学校，1918年又将其扩建为川至中学。这个学校招收的主要是五台、定襄、崞县、忻县等地的中产阶级以上人家的子弟，一方面是为了“造福桑梓”，另一方面是为自己培养得力的忠实干部。这从川至中学的校旗和校歌可以看出来。校旗是长4尺、宽约2尺5寸的一幅白仿绸，从对角线上用宽约5寸的绿绸子把它分成两个三角形。绿绸子弯弯曲曲如流水，两个白底三角形上则贴着“川至”二字。校旗迎风招展时，表露百川流注青年心田，体现阎百川时刻在学生们的眼前和头顶。校歌中有“学日进，德日新，百川分流，同至于海”之语，巧妙地把阎锡山的“字”嵌了进去，同样在宣扬阎锡山的恩德；而“切莫负主人之设学意”一语，则明白地道出阎锡山的办学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川至中学毕业生除少数走向革命(如朱卫华等)或从事各种专业外，大部分都在军政机关为阎服务，其中少数如梁化之、吴绍之、薄毓相、孟际丰等后来都成为阎的同志会高干，而方闻、朱点等处级干部更是数不胜数。十月革命后，阎锡山召开进山会议，研究抵制新文化、新潮流(共产主义)的办法，提出土地公有私种、资由公给、限制工商业等办法，以应付即将来临的革命。为了培养干部以实行这些办法，1922年，又在太原成立了山西私立进山中学。但事与愿违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校内建立了支部，进山中学成为中共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毕业生除一部分成为阎的忠实信徒外，许多人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纪廷梓、赵尔陆、李子直、裴丽生、焦国鼐、宋劭文、狄景襄、康维清、武竞天、韩道明(韩明)、李一清、刘岱峰、赵宗复、武汝扬、牛荫冠、朱卫华、史进前、王大任、王绣锦等，他们后来大部分成为新中国的省部级干部。还有些人成为各条战线上的专业人才。抗日战争开始后，进山中学一度停办，复校后在赵宗复的领导下，仍然是中共地下活动的一个基地。这些都是阎所始料不及的。
此外，阎锡山还非常重视对军官的培养。1909年，阎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曾任山西陆军小学堂(前身为武备学堂)教官和监督，与学生有直接和间接的师生之谊。辛亥太原起义时，陆军小学堂学生张煌和周玳是起义军的骨干，支应遴、周俊杰等也组织学生军维持市面秩序，赵承绶、王靖国、李伯平、李世杰、郭建业、李生达、樊赓灿、宫保衡、李荣、续廷梅、续培梅等则参加了续桐溪领导的忻代宁公团，奔赴大同支援起义。侯肇新、王嘉德、梁显荣、王振恩等则随同阎锡山北上归绥道。阎锡山从此深悟亲自培训军官之重要，但民国初年他在袁世凯的监视下不敢有所作为，只于1915年成立了山西军士教导团，训练了一些班排级干部。
袁世凯死后，阎锡山于1917年当上了山西督军兼省长，1918年便成立了学兵团干部训练队，为1919年正式成立的学兵团培养干部。学兵团为阎锡山培养了千余名有文化知识和军事素养的军士，其中成绩优秀者则任为下级军官，个别出类拔萃的后来也有成为将领的。学兵团学员后来成为他扩建军队的基础。
1926年国民军进入雁北时，阎锡山深感兵力不足，但扩军须有军官，于是成立了山西军官学校，将学兵团在校学员编入军校，规定二年毕业，充任中下级军官。1927年，他响应北伐，接受了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的任命，遂将军校改称为北方军官学校，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才停办。北方军校为阎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中原大战时学员于镇河、刘召棠、马良等已任师旅长。之后，晋军的将领除保定军校早年来晋的一批学员外，大部都是北方军校的毕业学员。
中原大战失败后，阎又成立了晋绥军官教导团，以收容和整训编余军官。抗日战争时期，阎又成立了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直至太原解放。此外，还成立了一些军事专业学校，如测绘学堂、航空学校、辎重教练所、骑兵教练所等；也还有短期的训练学校，如天才军官学校等。
对于文官，阎锡山也同样进行了训练。1918年1月，阎成立了育才馆，任命赵戴文为馆长。凡各类文化学校毕业生欲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者，都须先人育才馆学习阎锡山的六政三事，以作为其推行新政的人员。省政府各机关的主官和重要职员，各县县长和区长，大部分也都要经过育才馆的训练。后来成立的民族革命大学、洪炉训练委员会、山西省训练团等，仍以学习和推行他的政令为主要目的。 赏罚分明是阎锡山待人的又一特点。许多军校学生由见习排长到高级将领，都是论功行赏的结果。1927年阎锡山响应北伐之后，因山西地处京畿侧背，占有举足轻重之势，蒋介石遂令国民政府于1928年2月27日特任阎锡山、徐永昌、商震、温寿泉、杨爱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次日又任命阎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之后，经阎推荐，黄国梁、孔繁霨、丰玉玺、朱绶光、张荫梧、孙楚、傅存怀、郭宗汾、周玳、南桂馨等又先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这虽是不参与决策的荣誉头衔，但鼓舞其效命疆场的意义却非常巨大。
论罚，枪毙蔡荣寿是一例证。蔡原是阎任标统时的一个士兵，参加过辛亥革命，累升为第十旅旅长。1925年，驻河南的建国豫军樊钟秀在续桐溪的策划鼓动下率部侵犯山西。蔡旅驻防于黎城东阳关至平定娘子关一线，战线长约200余里，首当其冲。樊部突破峻极关并占领辽县（今左权县），后被阎的增援部队击溃撤离。事后，阎既不念蔡为跟随自己多年的亲兵，又不问战线长兵力分散等客观条件，即以作战不力、丧师失地为由，执行军法，将其枪决。参事张至心因贪污被判刑，也是一例。
但阎锡山也有体谅人的一面。他说：“能安慰住人，才能得到人的帮助。能体谅人，才能安慰住人。故处人必须能体谅人。”商震兵败湖南即是一例。1917年，段祺瑞在张勋复辟失败后重任国务总理。他既不恢复国会，又废弃了民国的《临时约法》，孙中山于是发起护法运动，组织讨逆军，在西南各省进行征讨。段曾任全国武备学堂总办，与阎有师生之谊，又曾在袁世凯当权时庇护过阎，所以阎向段献媚，派旅长商震率两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营赴湖南讨伐护法军，结果全军覆没。商非阎的嫡系，不敢回晋。阎因此次失败乃是整个局势变化，并非商部无能，故派人请回，好言劝慰，不咎既往，令其继续任职。商后来在北伐与反击国民军的战斗中独当一面指挥作战，为阎效力，建功颇多。阎后来说：“一味责人，于事无济，反求诸己，事乃可通。”
阎锡山对人才也是给予优厚待遇的。抗战前，军长月工资800元，还有800元的办公费。厅长月工资400元，县长120—240元（县分一、二、三等，三等县县长月工资120元）。他的经济干部，以1934—1935年度来说，西北机械厂等八厂，职员平均分红440元，厂长平均分红8989元，枪弹厂厂长一人独得红利15970元。同蒲铁路总工程师谢宗周和北段工程局局长宋浵，月工资为500元左右，且在生活方面有多种照顾。宋于1984年在台湾回忆其在晋工作情况时写道：“二十三年（1934年）余先大伯母王太夫人病逝原籍河南林县原康村，奉父命返里奔丧，获准给假。临行前夕，张参事至心兄亲临舍寓，谓奉总司令命，致赠赙仪两千元（以现时新台币计，当在百万以上）。余实愧不敢受。至心兄谓余曰：‘总司令之赐，我不敢带回，兄亦不应见辞。’余再思而拜受之。此为余一生接受馈赠最厚之数。”阎还为国内外之工程师在太原大教场附近修建了高级宿舍（今为省军区宿舍），并命名那条街为工程司街。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莫不为之尽心竭力。宋浵回忆说：“山西地方平静，民风淳朴，生活简约。时猪羊肉每斤不到1角钱，上好白煤（无烟煤）每吨值3元。蔬菜在产地，一个驴驮约五六十斤不需1元。居家雇佣女工，月只2元。因而生活费用很低。酒食酬酢，至为少见。长官对余，信任有加。同志相处，尤其融洽。行政处理，工务进行，均极顺利。每年春季，太原城内精营（街）大会，更有不少珍宝古玩，足供观赏。而晋祠古柏清流，尘嚣不染。迄今思之，犹萦绕于怀。此一段时期，使余享受了最安逸的生活。”（《山西文史资料》第58辑）
阎锡山对跟随他多年、比较高级而又不能任职的老年军政人员，有些就给予参议、长官部部附等名义，让其领干薪维持生活。同盟会员赵三成，辛亥太原起义后曾任续桐溪组织的革命武装忻代宁公团的参谋长。后续反阎，他不参加，但又不便在阎手下工作，遂在乡间以教书为生。阎为照顾其生活，每月馈赠60元。同盟会员、曾任晋北镇守使多年的张树帜，抗战期间旅居后方，有次写信给阎，说他要组织一支游击队，开赴前方作战。阎看了对秘书杨怀丰说，他是没钱花了，给他寄上5000块钱。1948年秋太原被围之后，阎部带家属的人吃饭成了问题，他就让在他身边办事的比较高级的文职官员，在公营事业里顶个理事之类的名义，领些补贴，维持生活。至于中下级干部，他则是不予过问的。 阎锡山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上是在他父亲开设的积庆长钱铺度过的，日常的业务便是放债收息并参与金融投机。商海之中有的重承诺、讲信誉，有的却强凌弱、智诈愚，贪婪、狡猾、伪善、欺骗，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阎锡山深谙此道，掌权之后也习惯用商海的眼光看待干部。他大量用人，不信任不使用，但又怕他们不忠于自己，欺骗自己。所以他说：“必须以小人防人，以君子待人。不以君子待人，无以处君子；不以小人防人，无以处小人。以小人防人，君子乐之，小人幸之；以君子待人，君子安之，小人荣之。”“凭人不可以为人太好，疑人不可以为人太坏。”“任人不可不专，防人不可不密。要在密防之下专任。”“以君子待人，以小人防人，才是为政之道。”
阎锡山防人的办法很多，这里只说其公开的、常用的“二的做法”。
人们由于出身、籍贯、学历、爱好等的不同，往往形成一些小的团团伙伙。阎锡山的干部队伍亦如此。他针对这个特点，就用“二的方式”分析事物，用“二的做法”树立对立面，通过对立面的相互监视、掣肘、攻讦、争功、邀宠，来达到他了解情况和控制干部的目的。在组织机构上如此，在干部配备上亦如此。
阎锡山于中原大战失败后总结经验教训，其中一条就是要建立政治组织。1932年，他东山再起出任太原绥靖主任后，为了笼络青年，便授意李冠洋组织“中国青年救国团”（简称李派），不久又授意邱仰浚组织“建设救国社”（简称邱派）。这两派都以青年学生为发展对象，都发放津贴收买学生，你争我夺。两派学生各有其主，不管对方的主张与做法是否正确，只要不是自己一派提出的就予反击，所以经常发生摩擦，但总的目标又都是拥护阎锡山的。后来阎锡山将它们合并，成立了自强救国同志会。1936年，自强救国同志会内部的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在薄一波的主持下成为特殊形式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它于抗战爆发前后在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军参战、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山西抗战的中流砥柱。1938年1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召集高级军政官员讨论和战问题，阎锡山是主和派。回到临汾后，他即宣传妥协，遭到牺盟会领导人薄一波等的反对，这使他认识到只能依靠牺盟会抗战，不能依靠它来妥协。于是，阎锡山在日军已发动春季攻势的情况下，于2月16日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两个组织，一个代表新派，一个代表旧派，他希望前者帮他抗战，维持山西的抗战局面；当和平到来之时，由后者维持妥协。但由于立场和政治见解的不同，终于爆发了“十二月事变”，使牺盟会离他而去。
同样，阎锡山也让他的官员搞文武对立。1939年，他授意王靖国在军队里建立了铁军组织，掌握全部军权。阎此时提出“领导一元化”、“军政一元化”、“组织一元化”等口号，王趁机提出由军长兼专员、师长兼县长，甚至想由军人兼任同志会的地方特派员。当时的第二战区几乎成了军人的天下。这当然引起文人们的不满，梁化之、李冠洋等人便私下成立了文人组织（又称最后同志），仿照铁军纪律，规定“凡背叛、脱离、诋毁领袖者，愿受组织之处死”。文人组织是在阎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立的，铁军组织便有人向阎检举。恰在此时，王靖国在西安被蒋介石召见回来后，未向阎汇报即宣传蒋对他的倚重，并印发蒋与他的谈话。阎闻之大发雷霆，骂道：“有人要当曹操，我可不想当汉献帝！”吓得王靖国自打嘴巴，下跪求饶，坚决表示忠贞不二。由此，阎锡山也发现不能单独依靠王靖国，文人组织这个“私生子”便得到承认。从此形成了文武对峙，王、梁争功邀宠，都要与阎同生死共患难，都愿受最严厉之纪律制裁，都要尽力完成自己的任务，又都互相监视，不时向阎反映对方的问题。阎锡山稳坐钓鱼船，不但对他们的动向了如指掌，而且可以运用自如。
1941年，阎锡山开始利用帮会笼络社会上各色人物。他先成立了民众进步委员会（青帮），自封为大字辈老前人，不久又成立了民众进步总社（洪帮），自封为山主。一时设坛收徒，蔚然成风，就连许多军政人员都成为其门徒。这也说明阎在利用两个对立的帮会为其服务。
阎锡山的特务组织也是两套人马。1938年，阎成立了由杨贞吉领导的敌工团，最初有对敌伪工作的任务，后来发展成为专门侦察、搜捕、关押以至杀害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的同志会政卫组。1942年，阎锡山又成立了几个战地工作委员会，梁化之任隰汾区战地工作委员会主任，下属战工团的侦察组，开始执行与政卫组同样的任务。1943年，战工会撤销，梁在侦察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同志会流动工作队；抗战胜利后，又改称为第二战区特种警宪指挥处；第二战区结束后，则改称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同志会政卫组则改称太原绥靖公署建军委员会政卫处。从此，两个特务组织———特警处、政卫处，为了“肃清伪装”，展开了杀人竞赛。
具体到一个部门里，也不乏这类事例。抗战胜利后，阎令其内弟徐士珙担任山西贸易公司的经理，却让与徐意见不合的表侄曲宪南担任副经理。梁八元（定襄人）本来是从事医务工作的，阎有次问他做一件衬衣需要多少布，梁说了个大概数字，回去后又请教人作了详细计算，向阎作了汇报。阎即令其出席有关军服生产的会议。负责军服生产的那些人同他开玩笑说：“你不好好看病，来夺我们的饭碗子干啥！”梁这才恍然大悟，借故摆脱了这件事。
疑人，防人，这是阎锡山用人的又一个特点。决死二纵队政委张文昂根据他多年同阎锡山打交道的体会，总结了阎锡山的这种做法。他说：“凡是了解阎锡山的人都知道，他向来就是善于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得到权势的平衡，确保他的绝对控制权的。凡是在他领导下的军政单位，哪怕一个军师，一个专县，都是在他支持下的两种矛盾着的势力同时存在。如果哪一个军师或专县正副职之间团结得好，工作上配合得好，他就要想办法调走一个，再派一个对立面来。在他领导下的大小单位，没有矛盾的班子几乎是没有的。哪里是团结一致的，他就认为那里出现了不正常现象，就得在那里调整。”
八、使贪使罪 抹红擦红
“二的做法”是阎锡山防其亲信干部们的一种做法，对于他的敌对势力，则另当别论。按说，贪污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都是应该治罪的，可阎锡山不但不予治罪，反而加官进爵，委以重任。阎锡山认为，把这些人的“把柄”掌握在自己手里，就不怕他们不卖死力。
孙奂仑(字药痴)是河北省人，民国初年在洪洞县长任内，曾盗卖过珍贵文物。赵戴文主张严办。孙被押解回来后，首先见到的是阎锡山。他痛哭流涕，跪地求饶。阎说：“算了吧，你知错就行了。”一宗盗卖国宝文物的重大案件，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不但如此，阎不久后便任命孙为阳曲县知事。阳曲县当时是山西省会所在地，俗称首县。首县县知事一向是出任省内大员的阶梯。孙奂仑担任阳曲县知事后，极力投阎之所好。阎锡山有次到石家庄参加会议，连续接待省外宾客，所带名片均已用完，正在为难之时，孙拿出自己印制的阎锡山的备用名片，为阎解了围，进一步得到阎锡山的赏识。阎后来竞提升他为民政厅厅长。
王靖国也是这样。1938年2月，日军发起春季攻势，继续南犯。时为第十九军军长的王靖国奉命在隰县石口一带阻击敌人前进，但未能完成任务，致使敌人长驱南下。第二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要对王军法从事，阎锡山不同意，王靖国也远避西部山区，张培梅无法执行军法，愤而自杀。王靖国却由军长升任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第十兵团司令官，成为阎锡山军队的实际负责人。
这类有过、有罪反而得到阎锡山重用之人，自然要感激阎锡山的再生之德，尽心竭力为阎效劳。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解放军派王靖国的女儿瑞书回太原劝王走北平的道路。王靖国当时军权在手，有左右局势的权力，但他却说：“我也知道共产党要胜利，但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只要会长(阎)有命令，我就投降，否则，我是不做对不起他的事情的。”3月29日，阎锡山飞离太原后，王靖国为太原守备司令，更有权力决定和战问题，但他仍根据阎锡山“要与太原共存亡”的指示，顽抗到底。结果解放军攻克太原，军民伤亡万人以上，许多地方一片瓦砾，他也成为阶下之囚，瘐死狱中；而阎锡山却以“守城名将”的身份出现在国民党的政治舞台上，在权力的角逐中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王靖国可以说是以愚忠报答了阎锡山的知遇之恩。
阎锡山由起初的使贪使罪，发展为后来的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叛徒搞肃伪工作，也就是肃清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及其同情者，还有不满阎锡山统治的人。叛徒明了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能识别真假共产党。此其一。既为叛徒就不可能再回到共产党的队伍里去，只有死心塌地为阎卖命。此其二。在阎锡山眼里，共产党及其叛徒都是罪人，你如果不尽心竭力为我工作，我随时都可以将你处死。此其三。这就是阎锡山重用叛徒的用意所在。
“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终结。1941年又同日军签订《汾阳协定》，从而确立了联日反共的路线。1942年，梁化之从重庆带回叛徒张亦山(湖南人，原名袁文成)，即令其在隰汾区战地工作委员会下属战工团侦察组里开展肃伪工作。张提出了“断归路，辟前途”的反动政策。所谓“断归路”，就是让被捕的共产党员自首叛变；“辟前途”则是让自首者从事肃伪工作，手上沾上烈士们的鲜血，无法回归共产党的队伍，只能死心塌地为阎效力。之后，在侦察组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张亦山任副主任，前后扣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及牺盟会员达数千人之多，被杀害者有50余人。之后，流工队第一支队向八路军投诚，张亦山呈请辞职。
接替张亦山的是另一个中共叛徒徐端(青岛人)。他到任不久，适遇抗战胜利，随即回到太原，奉命将流工队更名为第二战区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后又更名为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梁化之为处长，徐端为代处长，他们接收了日本宪兵队的地下刑讯室和木笼等监牢设备，大量扣捕所谓的伪装分子，采用各种非刑逼供，采用枪杀、活埋、绳勒、注射毒针、湿麻纸贴脸窒息等手段处死坚贞不屈者。根据缴获的《特种警宪指挥处及所属各队组三十六年(1947年)全年扣处伪装案件统计表》所载，特警处本部即扣捕2672人，清理出党员及嫌疑人2375人，其中释放220人，保释447人，编组管理265人，送训1230人(即送感训队继续考查)，工作中考查149人，处决49人，病故15人，继续关押者297人。连同阎政权统治所及的47个县特警队组的统计，全省共计扣捕10946人，清理出党员及嫌疑8982人，其中释放890人，保释2854人，送训2151人，工作中考查881人，处决443人，病故28人，继续关押者1994人。(载《山西文史资料》第51期)一年中即扣捕l万余人，杀害443人，三年多扣捕和杀害了多少人，我们可想而知。
特警处扣人杀人如此之多，主要是叛徒所为。阎锡山与梁化之利用叛徒徐端，徐端又把清理出来的叛徒加以利用。在特警处的数百名工作人员中，约有半数是叛徒或者是被逼承认为共产党员的假叛徒，其中有些人掌握着生杀大权，是重要的骨干特务，如组训科长张剑、情报科长郝彬楠、审理科长张耀华、宣教科长安紫汜、参谋科长杨先治、联络科长胡耀东、感训队(集中营性质)主任郭生茂等，都是叛徒。
所谓抹红擦红，是民间的一个说法。山西的牧羊人每年冬季要出卖一批绵羊，他们决定卖哪只羊，就在那只羊的背上抹一片红土做记号。阎锡山的特务们扣捕到的成千上万的伪装分子，绝大部分都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知道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和行动纲领，为了争功邀宠，特务们一面非刑拷打，一面诱供，暗示支部书记、支委、小组长等干部称号，嫌疑人难以忍受折磨时，就承认自己是党员，胡说谁是小组长，谁是支书等等。特务们将计就计，弄假成真，将其或调入感训队继续审查，或分配工作，在工作中继续考查。也就是说，你本来不是共产党员，他逼你承认是共产党员，给你抹上“红”，然后让你做特务工作，用侦察、扣捕、刑讯以至杀害共产党员等手段，来擦掉自己身上的“红”。隰县的侯中彦就是一个例子。侯参加过牺盟会，“十二月事变”后在地方上存在不住，就与几个人合伙搞运输，以逃避兵役和田粮负担。侯被扣后承认参加过牺盟会，梁化之还嫌不够，侯在威胁之下又承认是中共党员，梁还不放过，侯只得编出自己是隰县地下县委书记的假关系。梁化之如获至宝，也得到了阎的夸奖。侯被抹了“红”，当然还得擦“红”，于是又交代出一批假关系，许多人因此受到株连，惨遭迫害。
另一个典型的擦红案件是处理智力展率领民大学生起义的事。
智力展是梁化之的同乡，1933年毕业于国民师范后，为阎锡山创办了一个小团体，名日太原植社，出版《生生半月刊》，受到梁的支持。抗战开始后，梁任第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智为组织课副课长，秘书。“十二月事变”后，共产党员梁膺庸带领驻于陕西宜川县官亭镇一带的民族革命大学部分干部和学生奔赴延安。梁化之遂派智力展到民大负责，并于1941年8月，将学校移往大宁县三多镇。1941年夏，阎锡山一面对干部进行洪炉训练，用“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统一干部思想，一面与日军签订《汾阳协定》，双方停战，共同防共。智力展对阎的信仰破灭了，遂于11月率领师生拟赴晋东南投奔八路军，结果被镇压，起义失败。智力展经过一段考察之后，免予自裁。梁化之让智担任他成立的特务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的副主任，迫使他脱鞋下水“擦红”，他不得不对剧宣二队的共产党员和同情中共者进行审讯。
“工作中考查”，即指梁化之和徐端把自首了的真叛徒和抹上“红”的假叛徒，都分配到特警处的各科室工作，有的是科长，有的是科员，看他们在“断归路”之后，又如何竭力肃伪以“辟前途”。同时为他们规定了严酷的纪律，其中一条是“二次活动者处死”。所谓“二次活动”，是指与党重新建立联系为共产党继续工作者，或交代不彻底有重大隐瞒者，或怀念中共和解放区者，或企图逃跑者，或不满蒋、阎及梁、徐者，均可以“二次活动”的罪名处死。以此罪名被杀的有：审理科科员周维显、成华、秦梅、王定省、原誉、呼克俭、张全生，情报科科员刘少卿、韩芳书、赵守封，联络科科员徐再兴、徐明、李光明(女)，干训队教官韵宜民，组长狄忠圣、李光等。
所以，在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犯人”如同进了阎王殿，生死难卜；就是特务与特务之间，也处于监视与被监视、杀人与被杀的阴森恐怖气氛之中。于是人人争先，个个恐后，都要在肃伪工作中证明自己与共产党已经彻底决裂，结果成千上万的人被捕，数以百计的人遇害，其中的共产党员估计不过10％左右。制造恐怖气氛，形成人人自危，这正是阎锡山使贪使罪的所希望的结果。
九、组织约束 纪律制裁
1932年阎锡山东山再起后，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最先成立的是中国青年救国团，接着又成立了建设救国社。这是阎锡山建立政治组织的尝试。
1935年，陕北红军发展迅速，阎锡山把防共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他说：“共党(是)有组织的力量，我们要抵抗共党，须用组织来抵抗组织。”这年秋，他成立了主张公道团，自任总团长。在省以下，还设有县、区、村团部。主张公道团成立的目的是为了防共反共，实际上只处理了些不主张公道、不负责任、贪赃受贿的案件。
当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华北五省自治，矛头指向山西时，阎锡山为了应付国难，又于1936年把中国青年救国团和建设救国社等组织合并，组成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阎自任会长。自强救国同志会具备了一个政党的雏形。当年夏，它在学生假期时，成立了山西青年暑期健身团，还开办了军政训练班，进行抗日宣传和军事训练。
自强救国同志会内部的积极分子是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深感内部的守旧人物太多，必须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才能适应抗日救亡的需要，于是在1936年9月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在薄一波的领导下，牺盟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主要成员大都来自自强救国同志会，使该会自形瓦解。牺盟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大量训练军政干部，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抗战开始后，又组建了山西新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8年初，由于牺盟会抵制阎锡山的妥协主张，阎锡山认为牺盟会只能依靠它抗战，不能依靠它妥协，于是又于2月26日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十二月事变”后，牺盟会与他分道扬镳，从此民族革命同志会就成了他笼络干部、推行政令并抵制牺盟会和国民党的政治组织。
后来，他由联共抗日一变而为联日反共，这是不得人心的。为了使干部们服服帖帖地跟上他走，阎锡山认为仅有一个同志会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其他的组织。于是在同志会的一般会员之上，又建立了同先组织，吸收一般会员中的积极分子为同志会先锋队员，在同先组织之上又成立基干组织，吸收会员中的县团级干部为基干。同先和基干都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组织生活等活动要求更为严格。
在同志会之外，军人们成立了铁军组织，文官们不甘落后，也成立了文人组织。铁军组织原在军官中秘密发展，后来公开在士兵中发展铁军基干，每班6人。班长为铁大梁，副班长为铁二梁，四个铁军基干为铁柱子，共同监视和管理其他士兵。特种警宪指挥处本身就是特务组织，他在内部又成立了特工委员会，只有身份较高的特务才能参加；最后还成立了同生共死战斗组织。特务组织政卫处内部也有特工组织。此外，阎还利用青帮，同时又成立了洪帮。
这些名目繁多的组织，阎锡山的干部，一个人同时可以参加好几种。例如，一个县级文官，他必须是同志会会员、同先、基干，同时还可以参加文人组织、青帮和洪帮，如果与特务组织挂上钩，还可以参加特务组织。连同早期的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自强救国同志会、主张公道团等，参加过八九种政治组织的人，是并不少见的。
各种组织就像拴在干部身上的绳索，横一条，竖一条，最后形成一个大网络，由阎锡山进行“组织起来的组织领导”。各种组织的成员都须拥护组织的领袖会长阎锡山(他是同志会会长，铁军和文人组织都是为拥护与效忠会长而建立的，他又是青帮的老前人和洪帮的山主)，服从组织决议，不得脱离组织，要终身为阎锡山效忠。
阎锡山用各种组织把干部网络起来之后，又制订了各种组织的“铁的纪律”。他说：“纪律万能。所有一切的不够，皆能拿上纪律使之够，所有一切的不能，皆能拿上纪律使之能；所有一切的不要，皆能拿上纪律铲除净尽。”他还要“无情打击不执行纪律之人”。我们且举几种纪律以观之。
铁军纪律：犯下列各条之一者处死：一、脱离组织、背叛组织者；二、阴谋破坏组织者；三、不服从组织决议及指示者；四、泄露组织秘密者；五、有诬蔑会长之言论和行动者；、六、污蔑同志破坏团结者；七、不积极努力工作、致组织受重大损害者；八、犯烟、赌、赃、欺之一者。
基干纪律：甲种纪律：一、诋毁领袖(阎)者；二、脱离组织者；三、背叛组织者；四、破坏组织者；五、犯烟赌赃欺之一者，六、故意不执行决议或用其他方法有意使决议不能实现者；七、受乙种纪律退组处分，无特殊事故三年不能复组者。乙种纪律：一、不维护整体者；二、完不成本身工作及组织交付之任务者；三、近似悲观落后怠工者；四、不按规定报告联系者。犯甲种纪律之一者，自裁或处死；犯乙种纪律之一者，按情节轻重予以处分。
特警处特工会纪律：一、不满和反对会长者处死；二、隐瞒政治背景者处死；三、违抗特工组织命令者处死；四、不接受特工组织分配任务者处死；五、消极怠工、造谣破坏者处死；六、通“匪”和包庇伪装分子者处死；七、泄露特工组织机密者处死；八、丢失特工武器者处死；九、有敲诈勒索行为者处死；十、有吸食和贩卖毒品行为者处死。
政卫处特工组织纪律：一、脱离组织者处死；二、背叛组织者处死；三、违犯组织纪律者处死；四、泄露组织机密者处死。
这些纪律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绝对忠于阎锡山，二是绝对不许与阎锡山的敌对势力发生关系，，特别是不容许共产党及地下工作人员的存在。也就是不许背叛阎锡山。
1948年秋晋中战役结束后，太原被解放军包围，阎锡山作垂死挣扎，于8月23日发布了《未梗手令》，又称八杀令，根据旧军官的回忆，其中有“倡议投降者杀、无令后退者杀、放弃阵地者杀”等等。
这些纪律不是死，就是杀，读之令人毛骨悚然。阎锡山把这些纪律称之为“铁的纪律”，也就是说要毫不留情地去执行，而且还要“无情打击不执行纪律之人”。所以这些纪律就像架在各种组织成员脖子上的钢刀，一不小心就有丧命的危险。
铁军组织执行纪律的是铁纪团。据史法根、贺维极写的《铁纪团综述》，铁军组织共发展约1l万人，其中士兵3万人。据不完全统计，铁纪团先后扣捕违纪人员约2000人，杀害170人。李维岳写的《阎锡山的铁军组织——山山铁血团》则称“组织内部屠杀了一两千人”。(分见《山西文史资料》第66．6辑)其中地位最高的是第七十师师长刘墉之，第三十八师师长钟有德。前者的罪名是搞小团体(刘曾任青军团教育长，与学员有通讯往来)，有诬蔑会长的言论。后者因阎与日军勾结，他也与当地日军有所往来。制裁方式是放下毒药、绳子等令其自裁。刘服毒不能速死，被勒死；钟则被击毙。阎锡山培训士兵中的铁军基干也要杀人。据王靖国《一年来的整军建军工作》报告说，“1948年1月6日，开始调集各部队选出之铁军苗子至万柏林集训，截至5月底，7期共培训22539人，斗争出伪装903人，扰民贪污530件，“当场打死扰民伪装及倡议投降的共27人”。
基干被执行纪律处死的，同志会《一年来(1947年)基干工作报告》说：“一、执行自裁者有李生康、吕坚平2人。二、住基干休养室(禁闭)者有王纯真。三、受退组察看处分者有王广珍、李述文、段书田3人。四、受退组处分者有樊折桂、孙景沂、徐子良、张却凡、张志方等5人。五、受绝食一日自省二小时写自省录处分者有王靖国、贾宣宗等20人。六、受集体斗争绝食一日写转生录处分者有张济泉、李扶2人。七、受绝食半日自省二小时写自省录处分者有王维钰等8人。八、受自省二小时写自省录处分者有李国枢等65人。九、受自省一小时写自省录处分者有阎希珍(杨爱源之妾)等11人。十、受书面训诫处分者有刘献华等320人。十一、受书面警告处分者有刘士毅(《复兴日报》复责人)等23人。受纪律处分者共471人，占全体基干人数的3/5。”这仅是一年的统计数字。据说，被处死的还有曹大观、张锡瑞、武芝田、申斌等人。曹大观与李洲、郝梦九等4人，在克难坡附近之南村招待所推牌九闲玩，被宪兵报告。郝梦九系国民党派来人员，李洲系李江(冠洋)之弟，都不便处死，乃以曹大观违犯基干纪律将其处死。浑源县的王福、田禄、熊辅、孙佐四名军官，既是同乡，又是北方军校同学，星期天到王福家中玩麻将，被人告密。宪兵来捕时，王福因事正由其妻代替，其他三人被捕自裁。此外，因犯烟赌赃欺而被处死的还有许多人。
特警处的特工会也在执行纪律。被处死的有外勤人员贾子特、任子明，科员白剑秋以及特招室中校主任刘培德，被禁闭数月的有榆次专区办事处主任郭崇智，第四十师动员工作团(特警处一度设在部队的特务机构)主任杨子昭。
除了以组织名义执行纪律外，铁军组织的成员还可以按纪律规定执行纪律。1948年晋中战役中，阎军第三十七师驻守祁县，在解放军的包围之下，战则被歼，退却无路，师长雷仰汤倡议缴械投降，被一铁军基干从背后打了一枪，腹部受伤。(杨诚：《赵承绶野战军晋中被歼记》、《山西文史资料》第17辑)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阎锡山的高级军官和高干孙楚、王靖国、薄毓相、孟际丰等人早已集中在省府二楼地下室躲炮弹。4月24日，解放军人城将攻进省府时，“‘有个人说，既然不能打，还不投降等甚!’一个躲在地下室的铁军居然说：‘谁倡议投降，我打死谁!’边说边掏出手枪作射击状。”(齐天授：《太原解放前夕省府地下室目击记》、《山西文史资料》第14辑)
就这样，阎锡山通过各种组织把干部网罗起来，用严酷的纪律随时处死违纪人员，整肃内部，强令干部跟上他走。在他的阴威之下，人人自危，谁还敢说真话，只得听天由命罢了。
十、防患未然 有疑必除
阎锡山在总结经验时说：“有异志者终必出异行，防之宜早，弥之宜周。”又说，“欺蒙我者当诛，不诛则势益长，蔓更难除。”
在阎锡山执政山西的早期，真正反对他的人极少。有的人权力过大，有的人与省外的政客和政敌有联系，疑心之下，他都毫不犹豫地予以清除了。
第一个被清除的是孔庚。前面说过，孔在辛亥革命中曾在山西起过重要的作用，民国初年山西军队整编为一个师，阎请北京政府任命孔为师长，足见其对孔之重视与信任。孔为湖北人，与副总统黎元洪为同乡，他经常与之联系，并带回许多同乡和旧同事加以任用。阎疑其为培植私人势力，恐其取己而代之，乃于1914年秋密令张培梅和张树帜，以孔不关心士兵生活为借口，操纵原第八十六标旧部和一些同盟会员趁发饷之日发动兵变，抢走铁柜。孔庚闻声钻入另室天花板内才幸免于难。接着，阎将部队改编为三个旅，降孔为第十二混成旅旅长。1915年，又将其调为晋北镇守使。孔庚见难立足，不久便离晋而去。
第二个被清除的是黄国梁。黄是陕西洋县人，与阎为结义兄弟，之后同入武备学堂，又同赴日留学士官学校，回国后又同任标统。黄虽非同盟会员，但同情革命，参加了决定响应武昌起义的会议，而且会议是在他的家中举行的。民国初年，黄为都督府军政司长。阎在袁世凯的打击与监视之下，韬光养晦，乃将军政事宜交由黄全权处理。黄办事干练，独揽军权后修建营盘，训练于部，引起阎锡山的怀疑。袁世凯死后，阎要收回军权，恰遇黎元洪的代表金筱陶来到太原，并且住在黄的家中。阎疑黄与黎暗中勾结，遂决定趁机驱黄离晋，一面电请北京政府将黄撤职，一面派宪兵包围黄的住宅，限令黄于次日晨离开太原。
第三个被清除的是李生达。前面说过，李生达在国民军进犯山西时，曾在大同坚守五个月之久，连升三级而为师长，北伐时又升为军长，是阎手下的一员骁将。1934年，李为改编后的第七十二师师长，奉命率4个旅开赴江西围剿红军。蒋任命李为第十九军军长兼第七十二师师长，旋又任命李为赣江守备总指挥，江西省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后因红军东征山西，阎锡山调李部回省。红军回师后，李奉命西渡黄河，却于1936年5月31日晨2时，被其卫士熊希月暗杀。现有资料都说，是阎收买其卫士暗杀的。因为阎锡山最怕的是自己的部下和蒋介石拉上关系。李生达是晋城人，与反阎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苗培成是同乡，关系密切，苗不断向蒋吹嘘李的才干。中原大战前夕，赵戴文反对阎发动倒蒋之战，李附和反对。阎征求高级将领意见，别人都表示赞成，李则默不作声。中原大战失败后，阎匿居大连。1931年6月，李生达与王靖国以军人代表出席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蒋送李现款15万元。8月，阎由大连回晋，李去见阎时并未提及此事，而阎最忌讳部下接受蒋的馈赠而不向自己报告(徐永昌回忆录载，蒋送他6万元，他全数交阎)，遂电李借口财政困难要借用100万元。李只得再次见阎，痛哭流涕地说明赠款经过及数目，阎予安慰并令其好好练兵。1933年，李部开赴石家庄，准备参加长城抗战，蒋到石家庄曾召见李两次，其关系进一步密切，并给李密电本，指定使用石家庄秘密专用电台与其联系。1935年红军在陕北集结威胁山西，阎调李部回晋，驻防离石。李不同意，停留在阳泉。之后，蒋介石否定阎推荐的王靖国，而以李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部回晋后，阎任师长孙楚为陕北“剿匪”总指挥，却任军长李生达为副总指挥。李不到职，只派陈长捷旅归孙指挥。红军东渡后，李部李清华团全部被歼，李与杨效欧师长联名电蒋请派援军，之后中央军5个师入晋，阎锡山深感恐慌。红军回师后，蒋任陈诚为陕甘宁青四省“剿匪”总指挥，李为副总指挥，由李代行总指挥职务，可指挥陕北及入晋蒋军及1/4的晋军。阎锡山见其声威日隆，势力日壮，深感威胁自己的存在，乃收买李的卫士熊希月将其暗杀。熊杀李后亦被人击毙。(李维岳、娄福生、杨雨霖：《李生达与阎锡山的矛盾及李生达被暗杀真相》，《山西文史资料》第9辑。李维岳当时为李生达第七十二师段树华旅军官，杨雨霖为李部第七十二师军医处长。另据陈长捷文所述，后检视射出的两枪弹，非一种型号，否定熊自杀之说)
李生达之死是抗战以前的阎锡山清除内部最为残酷的一次。这主要是因为李的军权过大，与蒋挂钩后有取而代阎之势。一些文官与蒋方人员来往，阎疑其变节，则采取免职等措施。多年代理教育厅长的刘逢炎，1947年秋到南京向教育部长朱家骅要得一批巨款，朱还拨给他一批收音机，临行给他一个密电码，让刘有事同他直接联系。刘拒绝接受，回到山西驻京办事处后，他自以为未做错事，便将此事向负责人等宣扬，当时就有人将此事密报于阎。及至刘兴冲冲地回到太原，却被免职，任命为省政府参议，坐了冷板凳。事后他才意识到是阎锡山怕他被蒋系特务所利用。
1947年选举立法委员，山西名为选举实际上都是由阎锡山圈定的，包括分配给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名额。张一善是阳曲县人，才干平庸。抗战胜利后，阎任张为孝义区专员，有些人认为张不胜任。阎说，我们回到阳曲县还能不用阳曲人(太原设市前省政府所在地属阳曲县)。后来，张一善想当立法委员，如果他求阎照顾，也许会如愿以偿，但他却请国民党要员谷正纲写信致阎关照，结果触阎之忌，竹篮打水一场空。
阎锡山另一个政敌是共产党。他把共产党员和为共产党工作的地下工作者称为伪装分子，一经发现，必除无疑。他在抗战时期成立了两个特务组织，一个是以杨贞吉为首的敌工团，后来演变成为政卫组(后称处，专对军人)，一个是以梁化之为首的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后来演变成为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两个特务组织展开杀人竞赛，被关押者先后达数万人之多，连同后来在机关、学校和民间开展的“三自(自清、自卫、自治)传训”，杀害共产党员及其地下工作者以及无辜群众是数以千计的。现仅举一例说明阎对干部有疑必除的残酷。
智力展于抗战胜利后，出任了同志会太原市分会主任。1948年秋，太原被解放军包围，他感到日暮途穷，弃暗投明才是出路。但阎锡山限制同志会基干及青年出境，他只得与一女干部化装成饥民夫妇，于1949年3月初，混杂于逃难人群中，越过封锁线，进入解放区。他的出走在阎锡山统治集团中引起极大震动。阎锡山与梁化之决定报复。他们认为智力展手下的主要干部都是不稳定分子，都有出走的可能，于是迁怒于他们，决定杀之以泄愤。这批被特警处特务逮捕杀死的人有：同志会太原市分会组织部长兼学生军训总指挥部政治处副主任张致中、太原中学同志会校分会主任特派员兼政训主任任子英，太原师范同志会校分会主任特派员兼政训主任李文钺，川至医专同志会校分会兼政训处秘书杜剑英、学生军训总指挥部政训处科长赵深茂、冯瑞墉、张克明，同志会太原市分会区督导员宁文明、苏巨华、张文贵、张干臣，同志会太原市分会所属平民经济宣导团团务主任周敬心，以及其他干部辛盘、赵云山、崔中平、王彦彪、高升发等。(智力展：《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山西文史资料》第10辑)其实这些干部都是阎锡山与梁化之抗战以来亲手培养的忠实干部。他们死就死在阎锡山的一个“疑”字上。由此可见阎锡山与梁化之草菅人命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