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合欢:王岐山切中要害

王岐山副总理一直被认为是中国金融业的主帅，我十分喜欢他的胆识、见识、务实和果敢、负责的工作态度。在中国货币政策已经明显出现“过调”之时，王岐山出手了。但是，不要以为他只是真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在说话，其中更深的要义需要我们深入解读。

  
王岐山强调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关乎就业增长、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加快转变金融业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全面提高对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

  
这表面上是在说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而实际却是在关注就业、关注经济转型、关注社会稳定。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同时，我们从民间金融高达６０％的年息率看，中小企业融资“难”至少已经到达历史“极限位”，这实际是“宏观经济政策错配加货币超调”的基本表象。

  
我们曾经多次指出：金融危机期间的GDP高涨和经济过热是“虚假”的，它是积极财政政策“积极过度”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经济主动性增长”的结果。要为这样的经济增长降温，非常好办，只需把“过度积极的财政政策”弱化一点，经济便可以随之回落。同时，货币需求也会随之减弱，货币供应量应当伴随积极财政政策降温而“适度收紧”。
  
  
我们甚至明确提出：中国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必须“先财政、后货币”。因为，之所以２００９年发生货币过量投放，主要是“财政政策积极过度”所致。如果不抓“病根”，而是用紧缩货币去抑制“财政拉动的经济过热”，中国经济政策必然出现“错配”――即“一脚踩油门――财政政策积极，一脚踩刹车――货币政策紧缩”。

  
其实，当时想要经济增速适度回落，非常简单地“延长政府项目建设周期一年”，然后适度收紧对政府项目的贷款，一切OK。

  
结果我们搞反了。政策“错配”的直接后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维护了国有经济占用资源不减，但民营经济却受到严厉打压。必然使中国经济增长中本来就很脆弱的“主动性”更加脆弱。很不幸，现实证明了我２０１０年６月份的判断。

  
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既然已经“错配”，而且一时难以改变，那货币政策必须“同时兼顾”积极财政政策和民营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尤其要着力培育民营经济发展，因为那才是中国经济主动性增长的根本动力。这也是我一直反对货币政策过度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遗憾，央行没有这样做，两只眼睛紧紧盯住总量压缩，结果被压掉的基本都是“民营经济对货币需求”。改革开放３０年发育起来的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再次出现倒退――正所谓“国进民退”。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今天的经济态势，完全是“宏观经济政策错配加货币超调”的必然结果。

  
为什么会发生“政策错配”？这基于２０１０年６月前后，某些经济部门的“两大错判”――第一，中国经济的主动性增长在不断加强；第二，世界经济正在不断恢复。去看看当时的央行货币政策报告和领导人的讲话吧，他们一谈到国际经济形势，两个关键词是必不可少的：“恢复和不确定”，一谈到国内经济就是主动性增强，正在朝着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向发展。

  
但情况真是这样？我看肯定。在我看来，财政政策积极过度的前提下，民间投资确实出现了较大的增长幅度，但那仅仅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已。国有大型项目的大干快上，使得“项目外包加工、外包服务”业务骤然增加，结果形成了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但对不起，这样的民间投资增长同样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结果，同样具有毋庸置疑的被动性。也就是说，只要积极财政政策退出，与之相关联的民间投资将立即消失。

  
第二个“错判”就是把金融危机之后，一些部门错把欧美商业企业回补库存，当成“欧美经济恢复”。

  
我们都知道，中国之所以拥有如此众多的中小企业，原因是“出口加工”，中小企业最为集中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无不如此。所以，伴随着出口市场旺盛，中国中小企业必然活跃。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因西方企业“回补库存”而导致的中小企业活跃一定是“短时现象”。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之下，“全球化产业分工”的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出口不旺”，中国的中小企业必定会有困难。如果这个时候，银行不能提供较为充分的周转资金，那将难上加难。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就是不想要“出口加工”，那是资源浪费。我承认。但是，我们不要出口加工必须具备两大前提：第一，全球化产业分工重新调整；第二，中国经济结构转变必须取得实质性进展。而这两件事，无一“朝夕可为”，它需要１０年、２０年的漫长过程。如果，此时我们就“喜新厌旧”，结果必然是中国经济“青黄不接”。日本历史告诉我们，“青黄不接”是国家经济转型期的“死穴”。

  
天佑中华，现在赶快修正还“来得及”。“金融系统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把握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执行力度，服从和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大局，坚持有保有压，着力优化信贷结构，毫不动摇地加强小企业等薄弱环节的资金支持。”这是王岐山对金融业提出的要求，也是全部发言中的关键所在。

  
我认为，过去稳健货币政策的力度“把握失度”；第二，过去货币政策变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而极少体现“服从和服务”。第三，中国信贷的关键问题是“结构问题”，而非“简单的总量问题”。就是说“信贷放多了容易处理，但如果是放错了方向才是大事”。第四，过去的贷款到底是否实现了“有保有压”？保了谁，压了谁？第五，小企业融资这个薄弱环节是“加厚”了？还是更薄弱了？

  
“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王岐山此言切中要害，这也是我们经常担心的问题：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不惜放大的实体经济风险，实体经济要是发生大面积的风险，防范金融风险又从何谈起？

  
我们必须强化“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基本理念。这也是王岐山之所以强调：要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市场秩序，防范道德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