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大卫·贝姆：

不好的经济增长会损害价值

日期：2011-06-21 作者：田晓玲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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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田晓玲
    
    ◆最近一段时间，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中国增长的未来》，让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的大卫·贝姆教授广受关注，该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近日，贝姆教授应浦东国际金融研究交流中心之邀来上海讲学，围绕他的文章引发的争议和时下的热点话题，贝姆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大卫·贝姆（DavidBei m）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与经济系教授，他的专业领域包括企业财务、国际银行业，同时对新兴金融市场颇有研究。2000年，他曾与查尔斯·卡洛米斯共同出版教科书《新兴的金融市场》。在加入哥大之前，贝姆教授还曾经有25年从事投资银行业的经验。
    
    最近让贝姆教授广受关注的，是他的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中国增长的未来》（TheFuture of Chi nese Growth），在该文中，贝姆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文章发表后，引用率非常高，正是因为这篇文章，在前不久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抛出看空中国的言论之后，中国经济前景再次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
    
    不过，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债台高筑、失业率居高不下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正在以高速的经济增长推动世界经济前行。伴随着这种高速增长，要求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不绝于耳，相关讨论因为近日的IMF新总裁之争而变得更加激烈。
    
    近日，贝姆教授应浦东国际金融研究交流中心之邀来上海讲学，在回应《中国增长的未来》一文所引发的争议和时下的热点话题时，他也承认，未来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仍旧会超过工业化国家，而且这应当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全球化带来的趋同效应正在发挥作用。对于这一趋势是否就一定能够带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度变革，贝姆教授似乎并不乐观。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贝姆教授则澄清，自己并没有说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而是说中国现在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一  我倾向于一个非欧洲人出任IMF新总裁
    
    文汇报：有关IMF总裁的人选是眼下讨论的热点。从现在的形势看，法国财政部长拉加德呼声最高。但也有人提出异议，比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杰弗里·弗朗克(Jeffrey Frankel)就认为，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依然严重的背景下，再让一个欧洲人担任IMF总裁是不合适的。您怎么看？
    
    贝姆：我会选一个非欧洲人。我觉得拉加德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IMF今后要和欧洲谈判，有时候甚至要向欧洲说“不”。在IMF的工作中，设置谈判条件非常关键。拉加德来自欧洲，而欧洲是造成麻烦的一部分。不能指望她能扮演好警察的角色，因为她可能会对欧洲太过仁慈，同时把中国和美国的资源过多给予欧洲。
    
    文汇报：在有关IMF总裁人选的探讨中，发展中国家的权重也更多地被提及。比如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而言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例已经13.6%了，但在IMF中的投票权份额只有3.8%。依您来看，如何改革现有的体系来体现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在IMF中的权重呢？
    
    贝姆：变化正在发生。2008年，IMF对投票份额和权重有过一次改革。要有更多投票权，就需要投入更多的钱；中国或亚洲有钱可以投入，所以当时做了改革。2010年又有进一步改革，亚洲的投票权从10%增长到16%。这是进步。IMF每隔5年都会根据全球经济状况来检验各国投票权重的情况。
    
    文汇报：据您观察，新兴经济体如何更好融入或推动改善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在具备必要的工具来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上还有哪些事要做？
    
    贝姆：新兴经济体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德国在欧洲很重要，它有资源，有资金，可以说，德国相当于欧洲的中国。在欧洲，德国经常账户的盈余越来越大，南欧的赤字则越来越大，原因也在于货币。一直以来，德国的生产率比欧洲其他国家都要高，而希腊这样的国家却发展很慢，所以，德国马克越来越强，希腊货币则越来越弱，而汇率变化使得各国经常账户得以重新平衡，没有国家会积累过度的盈余。但是1999年后，这样的过程停止了，相关国家都被欧元锁定在一起，德国马克不再可以升值了，德国就积累了大量盈余，从而导致了危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情况其实也是这样。由于认定美元是安全的，美元被高估了，而人民币为了出口则被低估，出现了货币不平衡的状况，这是不健康的。
    
二  美元不应当是全球唯一的储备货币
    
    文汇报：世界银行在不久前发布的《2011全球发展地平线：多极化》报告中提出：2025年主要新兴市场占全球经济增长份额将超过50%，导致美元丧失其主导地位，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并存的多币种国际货币体系。您对新兴经济体也持同样的看法么？
    
    贝姆：我相信，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比工业化国家更快，这是自然的。全球化使人才、商品、服务、资本、创意都可以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长期而言，我们变得更相像、更同一了，这就意味着那些低起点国家会比高起点国家发展更快。这就是趋同。
    
    但这一趋势对货币体系的影响可能并不那么确定。其他货币要变成可交易、可储备的货币，还有非常大的距离有待跨越。同时，一国的货币难以成为国际货币，还有其他很多原因。通常而言，资本控制和货币价值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
    
    文汇报：在解决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问题的激烈讨论中，人民币也被广泛谈论。有人认为人民币可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国际货币；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您怎么看人民币的前景？
    
    贝姆：出于同样的道理，人民币要成为交换货币，用于日常交易，就必须让它自由进出，不再采取限制措施。政府需要权衡变成国际货币带来的好处和可能需要付出的代价。放任市场来决定货币价值，让资本自由进出，的确会有很多好处，这一过程也会使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但同时也会失去对汇率的控制。日本在1980年代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日本当年的选择就是不希望日元成为全球货币。日本发现，通过债券市场可以释放升值压力。机制很简单，那些欧美公司发行日元债券，并将由此募集来的日元兑换成他们真正需要的美元或欧元，导致日元价格下跌，从而释放了日元的升值压力。中国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允许外国政府和企业发行人民币债券。我将此称作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在1980年代，瑞士也有过类似经历，该国政府通过允许发行瑞士法郎债券，成功缓解了升值的压力。
    
    文汇报：在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的探讨中，构建超主权的储备货币体系也被认为是一种可能的选项。有经济学家建议可以为此强化非主权货币SDR的功能，以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您认为这一选择可行么?
    
    贝姆：这种选择并不可行。SDR并不是一种真实的货币，其后没有经济体的支撑。SDR是从基金池中取钱的权力，但是基金池里的钱是由美国、欧洲、中国等经济体提供的。IMF现在用那么多的钱来援助欧洲的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问题在于，大家都愿意这么做吗？德国就对此提出疑问。IMF并不是有独立资源的机构，如果一些主要的国家不支持它，那么它就什么也做不了。
    
    文汇报：您认为可行的选择是什么呢？因为结束美元单一储备货币的时代似乎成了一种共识。
    
    贝姆：我也不认为美元应当是唯一的储备货币。包含其他货币，全球货币体系会更加健康。我希望日元和人民币能够更加开放，这些货币成为自由、开放的交易货币对世界而言会更有帮助。对美国来说，印制美元的确给它带来了好处，坏处则是美国失去了对货币价值的控制。
    
三  用过去的增长来推算未来，需要非常谨慎
    
    文汇报：中国概念股最近一段时间在美国证券市场大幅下挫，您注意到了没有？
    
    贝姆：它们同样也在上海证券市场大幅下挫。所有市场都联系在一起。上海股市在2007年曾经非常高，然后开始下行，之后就基本持平，2009年以后有小幅上升，但上证指数基本保持在2500点左右。
    
    当然，这些中国公司有很大的财务问题，尽管这不是股价下行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的确需要更好的会计制度。纳斯达克现在有20家左右中国公司因为不符合会计准则被停牌，24家公司曝出财务问题。人们非常担心市场会对此失去信心。金融市场的一切都同信心、信任有关，必须倍加呵护声誉。一旦有了不诚实的声誉，需要很久时间才能从中走出来。所以，中国如果想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就必须解决好这一问题。更加根本的问题在于，人们可能担心中国经济增长会放缓；人们对未来有了不确定感。
    
    文汇报：我们知道，您在不久前就此专门写了《中国增长的未来》一文，提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是不可持续的。能不能向我们解释一下，您是基于哪些基本考察做出这一判断的？
    
    贝姆：我并没有说中国的增长不可持续，而是说，中国现在这种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中国连续增长了30多年，年增长率接近10%，这是令人惊讶的。但它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我可以举IT业为例。在1960和1970年代，IBM主导了这一行业，它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人们以为会一直这样增长下去。然而，增长停止了，世界改变了。没有任何东西是直线前进的。电脑的大型机时代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型台式机，微软成为新的主导者，也增长了差不多20年，后来，GOOGLE出现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20年又会有人取代GOOGLE，可能是中国人，也可能是其他国家的人。
    
    我们不能指望世界呈直线式发展，所以，用过去的增长来推算未来的时候，就需要非常谨慎。日本经济曾经高速增长，但后来放缓了；韩国也是如此。中国过去有过三次大的增长时期，第一次是1980年代，邓小平释放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第二次是1990年代前期的东部大投资，尤其是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确立了出口型发展模式；第三次是次贷危机期间，由于美国的过度购买、过度借贷，刺激了中国经济。增长总是有其原因的，并不是自动发生的，必须做一些创新来推动增长。中国目前正在创新；每次我来到中国，就仿佛来到一个全新的国家。不过时间久了，才思也会枯竭；是时候好好思考中国究竟要往哪里去了。
    
    在通过投资和出口驱动增长方面，中国做得非常好。但局限在于，两者都不可持续。出口驱动增长的模式在日本和韩国都没能得以持续。导致这一模式终止的是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其实是好消息。中国需要和全体人民共享财富，而目前普通工人并没有很好地共享到国家的繁荣，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其实在下滑，即从50年前的50%下降到现在的36%。工人要求有更高的薪水，这其实很自然，在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都出现过类似情况。工资上涨会使出口品更昂贵，所以，出口驱动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但工资上涨的趋势却是无法阻止的。
    
    中国政府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消费驱动经济。这是好主意。中国几乎生产出所有的东西，又有13亿人喜欢这些东西，有供给又有需求，把供给和需求加以匹配就好了，这是中国发展的未来。为此，就要让个人更富有，给他们更多的投资机会，消费才会增长，经济发展也才得以持续。
    
    文汇报：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这一进程会非常艰难。您认为其中的关键何在？
    
    贝姆：难度在于，这种模式实现的条件和过去非常不一样了，有些条件可能还是反向的。过去实行工人的低工资，是为了保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现在让工人有高工资，是为了使他们有购买力。
    
    文汇报：在分析中国的未来时，您似乎不看重GDP，而特别关注投资效率，并且用“资本-产出增长比率”（ICOR）作为衡量投资效率的尺度。在国有经济主导的格局下，ICOR是否必然是低下的？
    
    贝姆：中国通过非常高的投资增长来支撑经济增长，但是投资效率并不高，没有取得足够的回报，资本可能就被浪费了。中国存在着过度投资的问题。1990年代，这一情况导致银行体系出现了巨额坏账；坏账清理后，又出现了新一轮过度投资，尤其过去两年，为应对衰退，出现了巨额投资，其间可能会投资到一些并没有合适回报率的项目中去。这种经济增长会损害到价值。一个非常有趣的金融思想就是：并非所有的增长都是好的；只有当回报足够高时，那种增长才是好的。
    
四  金融中心形成取决于投资者把钱放在哪里
    
    文汇报：我们知道，您对新兴金融市场也很有研究。新兴金融市场是否一直都只是处于核心金融市场的外围位置？
    
    贝姆：不是这样。一个可能的转折点是，人们愿意持有你的货币。1980年代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界线，投资者更愿意持有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镑、美元、日元等货币的债券，但不会购买墨西哥比索、巴西雷亚尔、阿根廷比索的债券，因为这些货币不稳定，导致新兴市场和核心市场之间有区隔。199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金融危机，很多新兴市场出现问题，强化了这一区隔，投资者不再相信新兴市场，感觉新兴市场迟早会坍塌似的。但10年过去后，一切改变了，新兴市场的金融和经济更为强大，工业化国家则相对衰弱了。如此看来，一切取决于投资者希望把钱放在哪里。
    
    文汇报：金融市场的创新看来不会停止。这些创新是否一直在发达资本市场中出现，而新兴金融市场则只能充当学习的角色呢？
    
    贝姆：不一定。中国就有很多金融创新，中国的资本市场很强大。中国有非常好的企业家精神，甚至比任何国家都要强。中国的企业家接受过非常好的教育，有创造力、积极性，希望创造财富，中国具备了建立有创造力金融市场的所有条件。巴西也是如此，即使是在市场不那么好的时期，比如1990年代的超高通胀时期，巴西金融市场的创新也很多。
    
    文汇报：对于上海建设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一目标，您有哪些建议？
    
    贝姆：首先，要有国际性的货币。没有自由交换的货币，就不可能建立金融中心。这也意味着要接受货币的波动，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其次，要建立起完备的法律体系。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原因之一就是英国完善的法律体系，可以在英国的法律框架下订立合同，英国法庭对非英国人也一视同仁。有非常强大的法律体系很重要，但这需要时间来建设。第三，是拥有良好的信息基础。无论纽约还是伦敦，作为金融中心，它们都有非常好的信息发布机制，公司必须诚实地发布一切信息，在此方面有非常严厉的规定。比如我曾经工作过的美国银行，如果有影响股价的事情发生，比如说董事会主席发心脏病，或者银行出现坏账，必须在第一时间通知媒体，我们会说：“现在停下一切工作，立即通知媒体，是立即，5分钟以内。”不这样做，或者公布的信息不诚实，都会面临起诉。这就是信息公布的文化。信息是市场的基础，金融市场的一切都同精确的信息有关。第四，是完善的会计制度。中国很多公司还存在很大的会计问题。第五，是充足的资本。中国资本雄厚，但大多在政府手里，巨额外汇储备用来购买大量的别国国债。而只有那些拥有充足资本的机构才能创造出市场。上海需要更多的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共同基金，这些才是金融的基础，是金融中心的核心。人们之所以去伦敦或纽约买卖股票，就是因为那里有大量资金，有机构投资者，有充足的资源。最后，要有能参与全球市场的金融机构。中国有非常强的银行，但大多数业务局限在国内。要让这些机构参与到区域或全球业务中去。19世纪英国商业银行完成了全球化，当时的全球贸易都要通过伦敦来进行；20世纪则轮到了纽约的银行；21世纪可能轮到中国，不过为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