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异能农家女秀秀:毛泽东：项王非政治家 汉王是高明的政治家

　　毛泽东：项王非政治家 汉王是高明的政治家
　　在当代最卓越的政治领袖中，毛泽东属读书大家。别的不说，一部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三千二百多卷，洋洋四千万言，他不仅通读了一遍，而且对重点史册、篇章反复读了三四遍。在他看来，《二十四史》是一部帝王将相史。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他反感这种修史原则，但作为学者、政治家、军事家，他对这部史书的情感却是极其浓厚的。他强调，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毛泽东读书，一是兴趣使然，二是为现实计。他强调活读《二十四史》，从历史的后院走到现实的前院，借史喻今，借史明理。他在阅、批这部史书的同时，还不断地把从中获得的大量史料连同自己的读书心得绘声绘色地、寓以哲理地运用到他在不同场合的谈话、演讲、报告以及不同时期的著述中，这些自然比他对这部史书的批注内容还要丰富。
　　
　　“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毛泽东读《南史·韦睿传》时，曾被韦睿的事迹所深深吸引，因而他在该卷浓圈密抹，文字批注达二十五处之多。
　　
　　《南史·韦睿传》载:韦睿，南朝人，初为齐末太守，后从萧衍起兵，成为梁的名将。他“多建策，皆见用”，是梁武帝征伐四方、平定天下的得力助手。梁武帝天监四年，韦睿率兵攻打北魏小岘城，在久攻未拔的情况下，韦睿便“巡行围棚”，环城悉心察看了解地形和敌情，亲自制定作战方案。攻克小岘城后，继而进讨合肥，又是久攻不下。韦睿亲临前线，“案行山川”，再次环城悉心进行侦察研究，终于发现破城办法。毛泽东在这两处分别加了旁圈，地角天头分别批注:“躬自调查研究。”
　　
　　传记对韦睿合肥之战中的事迹记载较详，毛泽东批注亦详。这一段传记中这样叙述:“睿素赢，每战，不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睿励众军。魏兵凿堤，睿亲与争。魏军却，因筑垒于堤以字固。城溃，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初，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啮其齿，齿皆流血。睿以将帅不和，将致患祸，酌酒自劝景略曰:‘且愿两虎勿复私斗。’故终于此役得无害焉。睿每昼接客旅，夜看兵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在文句旁密加旁圈。说到韦睿每战“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和“魏军凿提，睿亲与争”，毛泽东分别在天头地角两处批注:“将在前线。”说到攻克合肥“所获军实，无所私焉”，毛泽东批注:“不贪财。”说到韦睿团结部下，亲自调解胡、赵矛盾时，毛泽东批注:“干部需和。”说到韦睿治军，通宵达旦，操劳各总事务，设立法度一段，毛泽东批注:“劳谦君子。”
　　
　　《南史》对韦睿一生评价颇高:“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毛泽东对此极为推崇，挥笔写道:“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一部《二十四史》，人物纷纭，论地位，韦睿说不上显赫。但毛泽东如此情有独钟，不惜笔墨地批注，原因何在？首先，在韦睿的身上，体现着作为领导干部的种种美德与素养，诸如谦逊朴实、率先垂范、节俭廉洁、团结同事、勤奋工作，还有毛泽东素来推崇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等等。这些，在今天乃是涉及到党风、政风的大问题，所以毛泽东十分看重。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这是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写下的批语。据《史记》载:项羽与刘邦均为秦末农民战争中崛起的农民军将领。项羽率军亡秦，自立为西楚霸王，并大封诸侯，封刘邦为汉王。随即二人为争夺皇位逐鹿中原，展开了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战争结果刘邦以弱胜强，建立了统一的西汉王朝。关于项羽的败因，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总结了几条:一是放弃关中，心怀楚地；二是放弃义帝，自为霸王；三是自恃有攻伐本领，不知师法古人；四是欲以武力平天下。对于刘邦的取胜，司马迁认为他能够对有功的将士和谋臣给予应得的奖赏，而项羽则轻视有功的人，特别是对一些有见地的谋臣时常猜忌并予打击，致使将士和谋臣离心离德……刘邦当皇帝后，自己总结成功之道是善用了张良、萧何、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得天下也。然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毛泽东在谈到刘、项的成败时，倾向于刘邦的自我总结，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后来，他在此基础上又作了更深层次的探讨，认为刘邦之所以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这些总结中包含着他对刘邦这一历史人物的肯定评价。
　　
　　毛泽东最为称赞刘邦的是善用、善纳。他在读史书时对刘邦和项羽的批注:一个政治家，一个非政治家，大抵区别主要在这里。1962年1月30日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大谈刘邦从谏如流的故事:“从前有个项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另外一个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打仗时期，不见儒生。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郦食其进去后，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刘邦一听，赶忙向他道歉，并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计谋。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利了，项羽败了，这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党委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是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是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没有被戳痛。”毛泽东并非以史书论史书，其用意是借古喻今，以史论政。
　　
　　毛泽东读书，最注重这些成败经验教训的总结，以期为我所用。他读《史记》后曾总结项羽有三误，其中之一就是楚汉订立了鸿沟协定，项羽认真了，解除了应有的军事戒备，而刘邦却不以为然，不久违反协定东进攻楚。由此联想到1949年4月，解放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毛泽东对此发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千古绝唱。所以说毛泽东读史论政、古为今用已达到信手拈来的境界。
　　
　　“《三国志·郭嘉传》可以看”
　　
　　郭嘉，东汉末年三国时期人物，初投袁绍，后经荀彧推荐，成为曹操的谋士，以多谋善断著称。
　　
　　1959年，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合多次谈论郭嘉这一历史人物，他讲得最多的是3月2日中央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把郭嘉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故事一股脑儿地讲了出来:“三国时候，曹操一个有名的谋士，叫郭嘉，……许多好主意就是他出的。比如，打不打吕布，当时议论纷纷。……郭嘉建议先打吕布，有人说，打吕布，袁绍插进来怎么办？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不要怕，袁绍一定不会打许昌。于是曹操就去打吕布，把吕布搞倒了。如果不先打吕布，吕布跟袁绍联合起来夹攻，曹操就危险了。郭嘉这个计策很成功。然后又去打袁绍，袁绍渡过黄河，在郑州与洛阳之间摆下战场，结果曹操打胜了。接着引出是不是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的问题。郭嘉说不要打，我们回师，装着打刘表，把军队摆到许昌、信阳之间，他们一定要乱的。果然，曹操的军队一搬动，几个月，两兄弟就打了起来。袁尚把哥哥袁谭包围在山东平原，哥哥眼看要亡党、亡国、亡头，就派了一个代表叫辛毗的，跑到曹操这里来求救。曹操去救，乘势夺取了安阳，消灭了袁尚的部队，然后再去消灭袁谭。这个计策也是郭嘉出的。……这个人很有名。《三国志·郭嘉传》可以看。”
　　
　　他还说:“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毛泽东认为，做领导工作的，最忌讳者就是见事迟、得计迟，成败关键在于抓住要害，当机立断。
　　
　　毛泽东反复谈论这一历史人物，与总结和解决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关。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两次找他原来的老秘书人员李锐、周小舟、胡乔木等人谈话，当说到1958年经济计划被搞乱了以及谈到将由陈云出来主管计委工作的话题时，毛泽东引用了《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他说，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他还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很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是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能得到施展，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某工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了点乱子，不要埋怨。毛泽东与他谋事的老秘书人员的这番谈话，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心愿，就是希望身边多出几个郭嘉式的人物，为他出谋献策。
　　
　　在毛泽东看来，张良、萧何、郭嘉、韦睿等历史人物都称得上是多谋善断的高级秘书参谋。毛泽东之所以在各种场合大谈这些人物和事迹，一方面反映了他能够把自己从读书中得到的东西恰当地运用到指导现实工作实践中来，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他对多谋善断的高级参谋秘书人员的渴求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