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巨猿txt下载:一场针对末未成年人的政治运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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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针对末未成年人的政治运动(三)

李临雅 朱正 六

就在大字报和讲演会的热潮此起彼伏的同时,那些被选择出来作为运动骨干的学生则按照领导者的要求,每天废寝忘食地忙着摘录大字报(上面要求“反动言论”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人),记录讲演者的发言,参加汇报会,听取领导的指示……忙完了这些以后,还要想方设法开辟“新战场”,夜以继日地去找棍子、钉桩子、牵绳子、搅浆子。另外,几个学部的伙食都比平时要好得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大家更顺利地鸣放出高质量、高水平的东西来。而所有的情况一直在有关部门的密切重视之中,运动办公室整理的简报、大字报选抄等材料直接分送省委宣传部和市委。省委宣传部曾派人直接到各学部看大字报,了解情况。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肖菊人到四中去听过一次鸣放会,听到一个学生批评贺龙的发言,就对章文伦说:“这个学生够右派了,他敢于攻击贺龙,敢把矛头指向贺龙就是反党,这就是右派。”

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者们还按照前面所讲的“对三、四类学生重点培养典型,个别发动”的政策诱导一些他们认为应该有“反动言论”的同学发言、鸣放。成都九中高58级的张君在他所写的《难忘的“社会主义教育”学习》一文中回忆说:“社教初期,我所在九中学区,大字报仅限於对教学、对老师评论,或对伙食不满等内容,无人问津方针、政策等国家大事。为了打破平静,‘引蛇出洞’,校方开始有针对性的找学生谈话。当时与我素不往来的校团委书记,居然找上不是团员的我,交换‘看法’,书记耐心‘启发’:‘要打消顾虑,不抓辨子,不打棍子,什么都可以讲,要向党交心。’在这样的诱惑下,我写了一些大字报,放了一些想法,以表听党的话。其中一篇大字报有如下几句:(大意)每个学校的校长,一个工厂的厂长,一个企业的经理等单位的领导者,若不懂机关的业务,则势必不可能将本单位的工作搞好,但并不排斥党在思想领域的领导。这是我当时很朴实、很单纯的想法,是困惑于头脑中的一个问题,丝毫没有反对党的领导的念头。”结果,因为这些话,他成全班唯一的批判对象,指责他秉承“外行论”的右派言论,攻击党的领导,要他老实交待灵魂深处的反党思想,深挖反动根源。

四中一个姓黄的同学,被指定带头鸣放,他说,“我认为农业合作社太冒进了。”把其他家住农村同学的话引出来以后,他就不放了(此人后来被保送北大,学政治)。如果不是被指定,而是自己这样去做,那么就可能被认为你说的都是你的真实想法,结果就会很不一样了。

这个阶段的运动在《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初稿)》中是这样描绘的:“学生大鸣大放的高潮来得快来得大来得猛……真正鸣放深透的时候,也正是黑云乱翻、歪风上涨、西风暂时压到东风的时候,这时进步分子孤立抬不起头,中间分子动摇向右靠,落后分子活跃,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大肆向党进攻,这时混入团内不坚定分子动摇叛变了,平时伪装老实不言不语的学生,也行动起来进攻党,这样一来,四类分子的面目彻底暴露,学生的阵营就分明了。” ……



鸣放已经深透,运动又转入了“辩论”阶段,也就是对鸣放出来的反动言论进行反击、批判和“消毒”的阶段。先是由学部领导根据市领导小组的部署进行动员。2月10日,章文伦又作了一个报告,谈到关于反动言论的批判问题。提出:我们这里有无反动言论?需不需要在辩论中加以深刻批判?为什么?(1)反动言论是有害我们的。(2)这次学习的目的是帮助大家过社会主义关,根据毛主席六条标准分清是非,改变立场,批判反动言论,是最生动最深刻最实际的教育。(3)发表了反动言论的人不经过批判就不能认识自己的错误,改正错误,改变立场。本人就可能走上反动的道路,掉进反动的泥坑。……不能说不反右就不批判反动言论,……不能分清是非怎么能叫做一个革命青年呢?过去批判反动言论,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进行,现在还是需要批判。他说服学生不要“讳疾忌医”“既然有病,为什么又怕吃药呢”……

动员后,着手训练“骨干分子”,把作为依靠对象的积极分子叫去开会,布置要积极发言,要批判那些反动的言论。对此有个还能正常思维的一类学生觉得很不好理解,悄悄和同学嘀咕,先要人家说(指前一阶段要大家鸣放),现在说出来了,又要去批判人家,咋个好说哦?!

按照上面的安排,几个学部都有批判的典型和重点,“第一学部批判四中董文虎(四类)的主要反动论点:(1)共产党的老干部、首长是不是‘新权贵’、‘新官僚’、‘人民的老爷’?(2)劳动人民究竟翻身没有?(3)劳动人民的生活是不是‘被压在最低层’。第二学部批判三中严培德(四类),在对工作成绩的估计,国家的民主生活和对学苏联的看法等三个问题上的反动言论。第三学部批判五中陈兴义(四类)的四个反动论点:(1)我对真理的独见:真理是超阶级的。(2)我的无政府主义观:共产主义社会排斥个性解放,不合理。(3)对目前一些方针政策的浅见:文字改革是我国目前最愚蠢、最盲动的运动;向工农开门的方针是排斥其他阶级子弟,是违反宪法的。(4)浅谈民主与人权:我在国家的各种生活中不能充分享受宪法所规定的民主与自由,人权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见《简报》第22号)运动领导小组认为,“通过批判,学生普遍反映受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实际、最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

全市参加学习的学生还连续几天集中到十三中,进行了“正反”两派观点的大辩论。因为人太多,大礼堂里面坐满了,很多人只能挤在外面。各个点上曾经受到表扬和夸奖的“高质量、高水平”的鸣放者,代表了“反派”观点,“正派”观点的代表则是经过上级重点培养的,早已做好准备的“阶级立场坚定者”。

辩论首先由一些被挑选出来的大字报的作者宣读自己的文章,其中有的经过了作者的再加工和政工干部的“点拨”。接着就是“正派”代表对他们的批驳,批驳者特别提到那些文章的作者的出身,不是反动的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就是旧社会的文人家庭,要不就是与当右派的亲戚朋友有密切的往来……认为他们的狼子野心可谓昭然若揭,路人皆知。针对《评统购统销政策》的作者,“正派”代表义正词严地说:最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胆敢在大会发言时,把自己文章的题目改成了《抨击统购统销政策》,足见其反动本性之顽固,气焰之嚣张。一位批判者在驳斥“反右是以高压服人”的论点时,举了一个被划为右派的作家给领导写的一封信为例,说全信78个字(不算标点符号和称呼、敬语及落款),就有三句是骂人的话,占了该信正文的52.56%,由此可见,究竟是谁不讲理?……

这个阶段进行了几天后,召开了一个总结大会,成都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郑英讲话,讲述了目前形势,针对辩论中的主要问题,提高到立场、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提出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对这次运动作了总结。他非常严肃地引用了毛主席的教导:“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几天来的辩论,就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我们青年学生中活生生的反映。有的同学受到批判以后,说自己是上当受骗了,说我们搞了阴谋。我坦诚地告诉这些同学,我们从来就没有搞过阴谋,我们搞的是阳谋。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反复说的是要你们向党交心,要你们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剖析反动家庭对自己的影响,从来也没有要你们污蔑党,攻击党啊?!你们要利用大民主,利用言论自由来攻击党,这只能说是你们的反动本性的顽固表现,要你们不表现是不行的,有什么办法呢?……当然,对于你们这样一些人,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要给出路的,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包括那些还没有发表自己的见解的人,或者说那些有问题但还没有向党交心的人,只要你们端正态度,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错误思想亮出来,真诚地向党交心,而不是讳疾忌医,你们也是有救的。我们不是要在你们当中抓右派,你们放心。青年人大多数没有经历过阶级斗争的锻练,你们当中的绝大多数的确有幼稚、不懂事的一面,这场运动就好比给你们‘种牛痘’,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这场运动增强抵抗各种反动思潮、思想的侵蚀的能力……”至于运动前期再三强调的“不带帽”等等保证,他说:“我们这里有无反动言论呢?有了怎么办?进不进行批判呢?要知道这是党在挽救青年,分析立场才能改变立场嘛!……我们说的不‘乱’扣帽子,帽子有何可怕,只要扣得合适。”

最后,这位部长再次强调,要求大家把“向党交心”的活动继续下去,以后不论到什么地方,什么岗位上,都要时时记住经常向自己所在的单位的党组织交心……



2月13日,运动接近尾声,领导小组给工作人员布置工作,“春节前:(1)各班搞好政治排队和政治情况统计表;(2)各学部领导小组通过四类学生名单。春节后:(1)各班主任填好错误言论登记表;(2)写好四类学生的单行材料。结尾工作,必须作好,不能马虎。此外领导小组办公室准备两个材料:(1)错误言论排队;(2)反动言论汇编。”(见《简报》第22号)

2月16日,一场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束了。新学期开始以后,各个学校按照上级的部署,继续在学生中搞整团、交心立功等活动,鼓励学生们继续过社会主义关。

由运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撰写的《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中说,“这次运动总的收获较大,基本上放透了,摸清了学生的政治思想面貌,在主要问题上展开了论战,驳到了主要的反动言论,几个问题上大是大非辩论清了,群众受到深刻的教育,学生中党团组织受到了一次考验和锻炼,为整党和整团准备了良好基础。”

“参加鸣放的2917人贴出了大字报32100张,提出了意见63443条,这些大字报和意见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关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政治生活方面的,其中多数意见是错误的和反动的,尤其是某些系统的反动言论和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疯狂仇恨的叫嚣,真使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大鸣大放中有41人(多数是四类,也有少数三类)登台发表反动演讲,系统地攻击党,攻击新社会。”“这次教育运动,时间虽短,但由于采用了大鸣大放,大争大辨,大字报的方式,较好地坚持了摆事实,讲道理的方针,所以收效较大。……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我市高中毕业生政治思想的大暴露,也是我们掌握和研究学生情况的最有利的时机。”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没有在学生中划分左、中、右,但为了掌握情况,便于工作,我们根据在工人中划分进步、中间、落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标准的精神,在学生中进行了政治排队,一共排过三次……”这里说的“三次”,分别是运动前、鸣放后和运动结束后。

对学生进行政治排队、划类的最终结果是:实际参加运动的2657(不包括工农速成中学,且由于各种原因,总人数也有变化)人中,被划为第一类的347人(运动前划的是296人),第二类的1725人(运动前划的是1865人);第三类的493人(运动前划的是436人),第四类的92人(运动前划的是66人),三类和四类分别占总人数的18.55%和3.46%。这两类共是585人,占总人数的22.01%。有些人的材料中,还有诸如“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落后分子”等政治帽子(数字均来自《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

需要说明的是,从第21号简报可以看出,鸣放以后,三、四类的的数字一度大为上升,仅第一、二学部(缺第三学部的数字)的三类就有519、四类就有166人,合计685人,占一、二学部参加鸣放人数(1764人)的38.8%。后来觉得“四类比例过大”(简报语),又把这个数字降下来了(但个别学校和班级,四类的比例仍很高,比如,成都四中高58级9个班的444名学生,划了18个四类,占总人数的4.05%,其中五班就有4个,占全班48人的8.33%;全班33名团员中,开除团籍的4人,留团查看3人,严重警告6人,受处分的一共是13人,占全部团员人数的39.39%)。被保留在四类名单中的,基本上都是出身不好的学生。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运动前制定的文件中定三、四类的标准:“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怀疑,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持有相反的观点和立场的划为落后分子(即三类);坚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即四类)。也就是说,一旦成为三类和四类基本上属于敌我矛盾,和右派也差不多了,但为什么没有公开给被划为三、四类的学生戴上“右派”的帽子呢?当时担任二学部负责人的王堤生道出了其中的奥秘:“在学生中的右派提法上不提右派只提四类,因为中学生不到法定年龄。”就是这个“中学生不到法定年龄”,让这些中学生有了一顶不是帽子的帽子。

另外,《总结》中说,“关于四类学生的处理,根据中央关于高等学校右派分子处理的指示精神,我们在集中期间和回校后,原则上不开除学籍,建议在毕业时用打操行分数的办法来解决。四类学生一般应操行不及格,不发毕业证书,不能入大学;四类学生中的团员,根据团中央关整团的意见及有关规定的精神,原则上一律开除团藉,下学期把四类学生的反动言论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反面的活教材,学校对四类学生应采取负责教育改造的办法。”

实际情况是,按规定四类的不准参加高考,三类的可以参加,但一般不能上大学本科,录取专业也要限制(但各个学校掌握的尺度不一,有的四类也让参加了考试)。有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并没有发表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的言论,也早已被“内定”为三、四类,被剥夺了进一步学习的权利。

── 原载 王建军个人博客“沧桑六十年”
Thursday, June 28,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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