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爱人by木采txt:[转贴]许锡良:南科大遭遇中国特色困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00:18:51
[转贴]许锡良:南科大遭遇中国特色困局改革总是要遭遇各种各样的阻力,否则那就不叫改革。南科大目前所遭遇的内忧外困,应该是目前中国国情之下的必然产物。今年5月份,广州《赢未来》杂志记者采访我说到中国的大学前途时,我下了一个非常绝对的结论:南方科大是唯一希望。后来,杂志就以这个题目将我的观点发表出来了。

以前南方科大遭遇的主要是外部环境的困局,现在南方科大又遇到了更为严重的内部分歧。最近读了相关的内部严重分歧的文章,分歧比较多,但是,我认为朱清时先生基于在中科大当了10年校长的经验,提出的他自己为南科大选择的道路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而且这种观点也得到了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先生的支持。杨先生近日也向媒体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按照香港科技大学一模一样办大学不可能,因为深圳不是香港。”但质疑者则认为,大学赖以生存的土壤之间的差别当然存在,但对于如何办学,是可以用科学理性的分析来探讨的,国外的经验、教育规律是可以借鉴的。以此衡量,南科大办学中的许多做法已经违背了常识。

也许矛盾的焦点就在这里。其实朱清时先生与香港科大的三位教授的办学矛盾,还是体现在香港的办学环境与大陆的办学环境上。香港科大的三位教授事实上是创建南科大的核心团队。他们分别是:

李晓原: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前主任。

李泽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教授,自动化技术中心主任。

励建书:耶鲁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前主任。

他们的办学思想是想移植香港以及美国大学的模式,但是遭遇了中国特色的土壤与环境的限制。三位核心团队教授对朱清时先生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质疑,其中之一就是南科大在没有健全学校体制,没有相关的制度的情况下就开始招生,这是不符合西式办学方式的。因为,美国、香港办学都是先有全盘的计划,各方面的规章制度都得以健全,才进入招生、引才、教学与科研的环节。但是朱清时先生却说,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因为在中国大陆,要是这样来办一间大学,永远没有可能办成。

从理想境界来说,香港科大教授们的考虑是对的。但是,现实条件来看,朱清时先生更为理性,更具有实践智慧。问题是在这里理想境界与实践智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按照香港科大几位核心团队教授的设想,南科大可以办得更理想,甚至可以与香港科大一样好。但是,这样理想的追求结果就是无法动弹。而按照朱清时先生的设想呢?可以有所作为,但是,却在办学质量方面要大打折扣。离当初的设想要差很远。从朱清时先生当下可为空间来看,朱清时先生是客观理性的,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朱清时先生被迫这样做确实是一种悲哀。

应该说这些香港科大的几位教授都是学科方面的精英,所提出的意见也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在大陆创办过一间大学,而且也没有在高等教育方面有专业性的研究。更主要的是他们甚至没有在中国大陆工作的经验,对大陆的文化、制度与人情不是太了解。办教育并不是只要在大学教育中精通某门专业知识就可以的,还必须有相应的社会资历,对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有丰厚的积累,才能够得以在实践中结出果子。朱清时创办南科大,企图按照香港科大的模式来办,从海外大量选拔精英人才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毕竟是在深圳办大学,更多的中低层管理人才还得考虑在大陆选拔。需要那些既懂国际规则与现代大学精神,又精通中国大陆运行机制的行动性人物。没有前者,那么大学办不出世界水平,没有后者,在实践中就会寸步难行。作为南科大校长的朱清时先生无疑是合适的校长人选,而香港科大来的核心团队教授所提出的意见也很有道理,但是,问题是,没有能够领会并且将这些思想转化为行动的中低层次的人才,可能是南科大遭遇目前内部困局的原因吧。朱清时先生说,如果你想建成一座世界性水平的别墅,那么从开始建的时候起对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必须要求达到世界性的。这个设想当然是理想的,但是,对于人才的选拔,不能够只是看他有没有留洋学历,不能仅看他的职称与学位,还要具体地看他的实践能力。朱清时先生创办南科大,目光仅限于海外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办老北大的时候,对于人才的选拔还是搞五湖四海,无论海内海外,唯才是举,不论地域,不论学历,不论资历,在学问上只要具备了某一专长,即给予聘请。在管理上,自己只抓最为关键的事项:找人与找钱。不会作为一个校长亲自过问每一个员工的工资问题。现在朱清时校长的工作把普通文员的工作都做上了。这是因为缺乏大量优秀的中低层管理人才的结果。这样下去,南科大很可能因内忧外困而重蹈覆辙,要么重新办成当年的深圳大学,要么干脆流产,胎死腹中。

令人痛心的是,朱清时先生提出的边实践,边完善的模式,正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国际惯例是不会这样来创办一间高水平大学的。在这一点上,香港科大的三位教授无疑是对的。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在中国做一件事情会如此尴尬?我体会到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其实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巨大惯性力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从来是“实事求是”的。只不过,对“实事求是”要给予重新理解。这里的“实事求是”就是,从来没有什么规则,也没有什么计划,大家去干,看谁干出了名堂,占了上风,然后整个社会就会承认他。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丛林法则的翻版。无论有理无理,只要把你把一个事情办成了事实,那么事后的规则就会按照这个事实来制定。西方国家从来都是规则先行,在准备做某事之前,契约在先,规则在前,君子协定,丑话说在前面,先小人,后君子。这是西方立国之本,也是创办大学的普遍经验,甚至是做一切公共事情的方式。然而,中国人做事则不是这样的。有事大一起做,有饭大家一起吃,没有一个标准,也没有一种精神,一种基本设想,最后弄成了什么样,就看什么占了上风。占了上风的就是标准与规则,而且还能够形成传统,对后来者形成路径依赖。管他合不合规则,是不是人性。大家只管先做。这个做法其实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中央没有核心精神,只是发动群众去摸索,有了好的东西,再及时总结出来,形成榜样与模式,然后让大家去模仿。法律与政策常常不是大家遵守的对象,而是大家率先突破的对象。政策的命运是这样,法律的命运也是这样,甚至宪法的价值也只是在被破坏而不是被遵守,等到形成了事实然后再去修改宪法。无论法律还是宪法,都是匆忙之间拍脑袋瓜子就出来了,不仅漏洞百出,而且常常形成恶法之源。在美国,宪法先行,法律完备,框架首先要经得起逻辑的检验。而违宪必遭受审查。其权威性无论是什么人,什么组织,什么事件面前,都是不容挑战的。

最近又听说国务院本来是禁止各地开设高尔夫球场的,因为,这种球场太过于奢侈豪华,仅球场就要占去一平方公里,而且还需要砍掉树林,改为大片的草地,消费非常奢侈。在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国务院作出这个禁令是有道理的。可是,事实上,几十年来,各地纷纷突破禁区,拐弯抹角,打擦边球,最后还是在全国建了数以百计的高尔夫球场,几十年来,根本就是一个既成事实。现在这些球场不可能会因违禁而遭受拆除的命运了,而是在等待着国务院废除禁令,承认他们的合法性,按照中国国情,玩得起高尔夫球的人,不是亿万富豪,就是地位显赫的高官权贵,互相博弈的结果,最后只能够是国务院废弃禁令。

我很理解并且同情朱清时先生的实践智慧与行动策略。如果不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及时抓住机会招生,南科大永远不会有招生机会,永远不会等到自己的学生。因为,在中国办事情就是这样。小俩口恋爱,若一方父母不同意时,在没有结婚时,就要先把肚子弄大,再拿结婚证就不难了。如果没有营业执照,也先把档口开起来,再拿执照就很容易。再说档口开起来了,多少总能够营业赚几个钱,即使要行贿拿照也会多一点本钱。如果南科大已经招了数千学生,教育部还不批准其合法招生的话,那么,教育部就会成为千夫所指。朱清时先生这种无证营业的思路确实是完全合符中国国情的。他当过十年中科大校长,办成过无数的大小事情。与中国各类人,各类政府部门都打过交道,其中奥秘应该是再清楚不过了。

然而,我仍然为这种中国特色的行事方式感到悲哀。这也是中国不能够把事情办出世界水平的真正内在原因。如果抛开朱清时先生个人的行动策略的可行性,而是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来看,全民,特别是政府必须反思一个问题:在真理面前,究竟要真理符合国情,还是大家一起来让国情符合真理?清华大学哲学老教授何兆武先生曾经高度概括过这个问题:国情不是妨碍接受真理的理由,当国情与真理相违的时候,要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真理。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朱清时先生所需要思考的,更是全民,特别是政府高级官员需要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