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混沌珠碎片:郑 浩:中共需要新的‘大彻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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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浩:中共需要新的‘大彻大悟’

(2011-06-30)

fieldset {width: 306px;border: 1px solid #990000;align: center;}legend {font-family: Arial,"宋体";font-size: 12px;font-weight: bold;color: #990000;}   ● 郑 浩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90周年华诞。回顾中共在各个历史关键时期做出的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不禁令人想到这似乎绝非出于偶然,而是中共在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自身发展壮大的艰苦摸索过程中,结合国情并历经过许多大彻大悟后,才出现的必然结果。

  中共从初创时期的只有几十名党员,发展到今天的拥有8000多万党员;从一个被日夜追杀围剿的“共匪”,发展到一个领导拥有13亿人口的全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这90年的历程,历经艰辛万苦,但也最终取得了成功。这不仅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绝无仅有,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或是硕果仅存。

  中共能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时期,以及在“改革开放”时期,不断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本身既是中共使命使然,更重要的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中共不断地纠正自己和改造自己,不断地在失败与挫折中,有时甚至是在付出了极为沉重的血的代价之后大彻大悟,及时猛省而力挽狂澜,才一路走到了今天。

  大彻大悟过程本身,既是自我完善、自我进取的过程,也是寻找真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时中共是在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才猛醒的,也有时是依靠党内少数杰出领导者的个人智慧、依靠党的领导核心集体高度认同,才使党和国家得以改变命运的。

  例如,在武装夺取政权的年代,毛泽东表现出这种智慧和胆识,这是中共的万幸。但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又因为毛泽东犯下严重错误而导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建设濒临崩溃的边缘;1970年代末,中共做出了“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搞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在洞悉国内外形势之后,率先提出了中国要避免亡党亡国之灾,就必须要停止全国上下、党内党外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必须停止内耗,必须要搞改革开放,只有发展经济中国也才会有出路。他的主张在得到了中共党内外广泛认同和支持后,得以贯彻执行,才有了经济特区建设和连年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

  当前,中共正引领中国人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面对日趋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中国国内,在围绕能否启动政治改革的争论进入临界点的时刻,中共如何再度大彻大悟,悟出一个不仅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发展、而同时又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大方向的政策方针,把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建设推向一个更新、更高和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正是当前中共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对中共未来能否持续坚守执政地位的严峻考验。

  早在2001年,总书记江泽民就曾提出过中共必须解决“两大基本课题”,即“党究竟要建成一个怎样的党”和“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显然,中共至今仍没找到准确的答案。而要想真正解答这两个基本问题,不仅中共、恐怕整个中华民族,都迫切需要再次大彻大悟,或期待中共再次出现一位大智慧、大魄力、大胆识的领袖人物,把党、民族和国家带入新的发展时代。

  但问题是,当前中国出现大动荡、大混乱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要出现大彻大悟和大智慧的人物也相对较难,所谓“乱世出英雄”正是这个道理。因此,中共更需要为持久的执政地位深思熟虑。古人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毫无疑问,这种大彻大悟何时到来,人们正在拭目以待。

作者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