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养的都是狼结局:“北漂”毛泽东：一件大衣轮着穿 在这爱上杨开慧

　　以今天的标准看，首次进京的毛泽东过着一种类似“北漂”的生活——职位低微，收入微薄，与七个年轻人群租在吉安所左巷8号的一间小屋子里。在这里，毛泽东读到许多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从未接触过的人物，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1918年秋至1919年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绍休、陈焜甫、罗章龙、罗学瓒、欧阳玉山等八人在这个小院的3间北房中住了六七个月。在这里，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一件长大衣 大家轮换穿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待业期间面临着如何选择未来道路的问题。恰好法国到中国招募华工，毛泽东曾经的老师、此时在北大任教的杨昌济把这个消息传回家乡。这时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乱，政权不断更迭，“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都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出国前先去北京学法文。

　　“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追忆起1918年第一次来到北京的经历，毛泽东曾这样对美国记者斯诺描述。

　　8月19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坐火车抵达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

　　来到北京的最初十几天，毛泽东和蔡和森二人暂住在旧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的杨昌济家中，其他青年分住湖南在京设立的会馆。不久，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个人搬进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吉安所左巷8号。

　　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房间里的设备极陈旧简陋：一个土炕紧贴南墙，炕上铺一条破旧炕席，存放书和衣物的网篮，只能叠放在墙旮旯里。一盏昏暗的小油灯，只有挂在墙上，它的弱光才能充满房间。他们到的时候是冬天，因为只有一件长大衣，外出时大家只好轮换着穿。
来到北京吃苦的毛泽东却不想出国。他对斯诺说：“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我另有打算。”

　　★整个学校级别倒数第二低的职位

　　杨昌济原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伦理教师，1918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是一名进步学者，也是毛泽东青年时期敬佩的老师。

　　毛泽东是向朋友借钱来北京的，他不得不马上找工作，于是向杨昌济求助。杨昌济把毛泽东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毛泽东得到一份“新闻纸阅览室书记”的工作——这是整个学校级别倒数第二低的职位。

　　毛泽东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帮李大钊收发信件。尽管薪水少，他却很满足，因为在这里可以免费看报纸。

　　地位的卑微没有让毛泽东灰心。租住的吉安所左巷8号距离北大很近，他经常步行到北大听讲座，还参加了两个学生社团。一个是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帮助很大。另一个是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

　　★新文化运动先锋影响了“小人物”

　　北京的文化氛围，是毛泽东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新闻纸阅览室往左是陈独秀的办公室，往右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楼上是校长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借阅书籍和报纸。

　　五四运动中，李大钊与陈独秀同是领军和核心人物，当时流传一首嵌名诗盛赞两人曰：“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星照古今。”（李大钊曾用笔名“孤松”。）

　　在北大，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当时，猛烈批判封建意识形态的《新青年》杂志拥有大批青年读者，毛泽东就是其中一员。1917年3月，正就读于湖南一师的毛泽东将自己撰写的《体育之研究》投向《新青年》。这篇署名为“二十八画生”的文章以其畅快淋漓的文风、逻辑严密的章法博得了陈独秀的赞赏，陈独秀甚至将这篇文章全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

　　毛泽东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的言论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1918年11月，他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这些经历使他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这段时间，他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大，思想越来越激进。在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也很受影响。当时无政府个人主义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北大学生朱谦之，他比毛泽东还小六岁。两人却颇为投机，朱谦之常常来看望毛泽东，相互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

　　北京的生活清苦而紧促，但古都的美对于毛泽东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他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他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经常去豆腐池胡同15号看望老师杨昌济，有时也在杨家吃饭，与老师的女儿杨开慧有了更多的接触。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

　　当年的杨开慧喜书法，懂诗词，不施粉黛，令毛泽东十分爱慕，而她对这位跟父亲高谈阔论关心国运的青年男子暗暗倾心。她在手稿中写道：“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

　　毛泽东之孙毛新宇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觉得后来奶奶杨开慧的自白，说了她的心里话。如果说在她没有遇到我爷爷之前，她可能就坚持独身主义，她不愿意嫁人，不想结婚，但是我觉得爷爷肯定是非常有才气的。”

　　1919年春，这对恋人不得不暂时分别。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就要启程出洋。4月6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

　　此时的北京，一股革命的力量正在发酵。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开始。

　　注：本文参考了《毛泽东传》、《西行漫记》、《社会主义在中国》等书籍和资料 （记者　关庆丰）

　　刻意低调的毛泽东故居

　　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吉安所左巷8号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虽然属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门前没有任何标示牌和简介。经营胡同游的三轮车偶尔经过，导游会在门前停下来对游客简单介绍几句，不到几十秒，便拉起三轮车继续下一个景点。

　　在导游看来，这个“景点”有点尴尬——毛泽东故居，值得一逛，但里面的居民常年不堪其扰，对游人非常反感。

　　5月末的一个下午，敲开吉安所左巷8号的红色铁门，得知记者的来意，房主的反应是“已经说过无数次，没什么可说的了”。当年的房东李云海已经不在了，他的孙媳妇李淑清走进毛泽东曾经居住过的正房西屋，指着角落说：“当时毛主席和七个年轻人就住在土炕上。”她从长辈口里得知，为了节省开支，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南方青年自己做饭，由于不会做面食，经常搞得很狼狈，房东老两口经常帮助他们。
如今，院子里的居民觉得这是私宅，不是旅游景点，游人、学者、记者的一次次敲门来访已经干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以前文物部门要把“文物保护单位”铜牌挂在院门前，但居民怕参观的游客太多，影响正常生活，就和居委会商量把牌子挂在胡同的南口和北口了。虽然牌子挂得远了，但来胡同参观的游客还是慕名找来。有一次，房东甚至把门牌号给卸下来了，结果没多久文物部门又找来了。

　　在居民眼中，这座院子的确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据说，当年的房东李云海老两口直到去世，都不知道有位伟人曾经租过他们的房子，但他们仍对儿女津津乐道早年湖南那些年轻学生的生活细节。当时社会情况复杂，老两口也不敢多问，反正就是点头哈腰地看一群南方来的年轻人出来进去的，男的女的都有，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名称：吉安所左巷8号

　　地址：东城区景山东街

　　☆吉安所左巷位于北京东城区景山东街，是三眼井胡同路北从西往东数的第一条胡同，长187米。吉安所左巷原称“吉安所东夹道”，因位于吉安所东侧而得名，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改称“吉安所左巷”，曾一度改称“荣兴东巷”，后复称“吉安所左巷”。

　　☆吉安所左巷8号，在巷子东段，是一处普通的四合院。吉安所左巷8号为私有房产，据房屋档案记载，该房产购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

　　☆1918年秋至1919年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绍休、陈焜甫、罗章龙、罗学瓒、欧阳玉山等八人在这个小院的3间北房中住了六七个月。当年3间北房是一明两暗，中间的1间是明间，具有厨房、餐厅和过道的功能，东、西两间每个房间各住4个人。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说：“八个人居3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对此，罗章龙的解释是：“‘大被同眠’这句话有个典故:唐朝有个姓张的人，是个大家庭，张公倡议全家人住在一个屋子里，盖一个大被子。我想，这可能是象征一家人团结的意思。润之的这句话，是形象思维的话。”在此居住期间，毛主席组织了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并开始研读马列主义。在京期间，毛泽东利用一切时间寻找革命道路并结识了李大钊。此次来京，对于毛泽东向马列主义者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

　　☆吉安所左巷8号于1979年8月21日作为“毛主席故居”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政府拨款对其进行修缮，基本保持原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