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鲜面条制作流程:张雄文：毛泽东首选粟裕抗美援朝 为何最终是彭德怀

    一、杜鲁门悍然出兵朝鲜。中国主要战略方向由东南转到东北。毛泽东再次点将粟裕。

    1949年6月至1950年6月，被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授予攻台作战的指挥重任，同时主持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实际工作的副司令员粟裕，在整整一年间，将主要精力放在准备攻打台湾以及解放沿海岛屿，剪除台湾外翼上。正当他率领三野全部及其他野战军四个军共16个军近65万人，积极准备发起“国内战争中最重要和最后的一次战役1”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出兵朝鲜，并命令其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协防台湾。同一天，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部分联合国成员国随从美军出兵朝鲜的决议。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还在7月14日与蒋介石签订了台湾“保卫协定”。

    面对美国直接干涉中国内战的行动，毛泽东于6月28日发出号召，提出：“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周恩来也于同日呼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2。”显示了中国政府毫不畏惧头号军事强国的决心。随后，全国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

    美国出兵朝鲜与台湾，使中国东北和东南两个方向都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中国所面临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东北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战略地位更为重要。中共中央冷静地分析了新形势，认为朝鲜战局已趋复杂化，美国很可能继续扩大战争，甚至攻击中国东北地区。因此，中共中央领导人审时度势，决定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将主要战略方向由东南转到东北。

    7月7日，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国防问题。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军委铁道部部长藤代远、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炮兵副司令员苏进等参加会议。周恩来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和成立东北边防军加强边防，必要时出国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的决定。并且说明一旦边防军参战，“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3”。然后提出了东北边防军所辖部队、人数、指挥机构等方面的安排，并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会议对这些做了初步的决议后于当天报毛泽东，毛泽东在当日24时批示：“本日会议事项同意，请即按此执行4。”军委随即开始着手实施各事项。

    7月10日，在增加了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贺晋年、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炮兵司令部司令员万毅等四位与会人员后，周恩来再次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对第一次会议的决议内容略加修改，其中除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委外，又增设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5。同一天，周恩来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通报了会议的部分内容：“为加强东北边防准备，军委已决定13兵团及42军与炮兵第1、2、8三个师等调至东北本溪至安东、通化至辑安线集结待命6。”

    7月13日，周恩来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的正式稿上呈毛泽东，并附信说：“此决定系根据两次会议商定写成的。第一次会议草成之决定，业经主席批准，着手实施，嗣谭政、赵尔陆、贺晋年、万毅四同志来到开第二次会议，略加修改，遂成此稿。现缮好送阅，请主席再次批准，交总参谋部作为各项实施之根据7。”毛泽东批示：“同意，照此实行8。”这一天，军委正式颁布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确定：

    “(一)抽调第13兵团(第38军、39军、40军)，第42军，炮兵第1师、2师、8师和一定数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这些部队最迟于8月5日前抵达指定地点，完成集结。

    “(二)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

    “(三)以15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组成13兵团领导机关，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沛然(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9。”

    组建东北边防军，在东北边境地区预先集结部队，是中共中央与军委在战略上的明智之举，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争取了军事上的主动权。从《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可以看出，东北边防军司令部机关和13兵团兵团机关同时建立，明显是两级机构。东北边防军是应朝鲜战争而预先筹划组建的战略方面军，与一般性质的边防部队截然不同，其部队的组成是从全国其他野战军中抽调而来的。13兵团抵达东北后，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仅是其所属的一部而已。与其同时第一批编入边防军序列的其他部队还有：第四野战军42军，炮兵第1师、2师、8师和一定数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

    长期以来，若干公开的出版物中，往往将东北边防军等同于13兵团，将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的职务等同于13兵团司令员邓华的职务，或者想当然地说，“原拟选粟裕，但粟裕因病正在青岛休养。而且一旦出兵援朝就可能不仅是一个东北边防军的问题了，各个野战军都会有部队参战，需要一个有能力的挂帅者。”言外之意，东北边防军原本不是由全国各野战军抽调部队组成的，粟裕只是一个兵团司令员，没有指挥过数十万的大规模部队，甚至粟裕还不是“一个有能力的挂帅者”。显然，这些以讹传讹的结论是有违客观史实的。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明确指出：“军委建立东北边防军的设想，是建立一个直属军委的、由多个兵团组成的野战军级单位。13兵团只是其中之一部10。”“第9、19兵团已内定为后续部队11”。

    历史史实也清楚地表明，在正式出国之前，第四野战军13兵团、第四野战军42军及50军、第三野战军9兵团、第一野战军19兵团等部即相继被划归东北边防军建制。同时，这也表明中共中央将一旦开战后的抗美援朝战争立足于大打。如果仅为一般边防性质的小打，调四野的部分部队就足够了，粟裕作为统率第三野战军全军以及其他野战军四个军，共65万人马的攻台战役总指挥，也就没有必要被调往东北了。

    另一方面，早在粟裕受命指挥攻台战役时，因舟山、海南岛解放以后，原来驻守这两地国民党军共19万人逃往台湾，使台湾守军增到40万人。而粟裕当时指挥的攻台部队共约50万人，敌我力量对比，还不算优势。因此，粟裕于1950年5月建议军委，“如能从其他野战军抽出三至四个军作为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则更好12”。接到粟裕的电报以后，军委决定调其他野战军四个军参战，同时在大陆内地，以第四野战军13兵团担任全军的战略预备队，并从第一野战军抽出19兵团，作为军委可以随时调动的机动力量。显然，如果攻台战役实现，并且出现其他意外情况，13兵团与19兵团作为预备队和机动力量，都有可能在粟裕的指挥下作战。也就是说，这两个后来成为东北边防军组成部分的兵团，军委原本就有调拨粟裕指挥的意图。因此，当后来放弃攻台，将粟裕调往东北，指挥13兵团，后来加上19兵团，以及粟裕在三野的老部队9兵团组建的东北边防军，也就顺理成章了。

    中共中央与军委对东北边防军早期的安排，与1948年1月组建东南野战军时的情形颇为相似。当时，中央决定，由华东野战军主力组建东南野战军，执行南进战略任务，任命陈毅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虽然叫“东南野战军”，但实际准备执行南进任务的是由华野3个纵队组成的东南野战军１兵团。毛泽东决定，首先由粟裕率领１兵团于1948年夏季或秋季渡江南进，随后由华野另外3个纵队组成３兵团于1949年二三月间才渡江跟进。不过中央这个计划在粟裕的建议下很快取消了。

    “国难思良将”。粟裕再次被毛泽东点将，从原来最重要的战略方向东南调往现在最重要的战略方向东北，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这充分说明，粟裕卓越的大兵团作战指挥才能受到了相当器重。接着，毛泽东又派陈毅向粟裕当面传达，明确要粟裕担负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任务13。

    值得指出的是，1950年里的攻台战役和抗美援朝，粟裕两次与萧劲光成为搭档，显示出军委和毛泽东知人善任的卓越用人艺术。

    萧劲光与粟裕可以说是老战友了，两人感情很好。1958年粟裕被军委扩大会议扣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遭到错误批判。当毛泽东向萧劲光征询对粟裕的看法时，萧劲光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14”，毛泽东点头赞同。从而使粟裕免于被进一步打成敌我矛盾。1984年粟裕逝世后，萧劲光动情地说：“我与粟裕同志相识几十年了，我们每次相见都十分亲切，亲如手足15”。早在红军时期的1933年2月，他们即在一个指挥部共事，粟裕任红11军参谋长，萧劲光为该军政委。同年10月至11月，粟裕任红七军团参谋长，萧劲光为红七军团政委。此后，两人分开了。粟裕于1934年７月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随寻淮州离开中央苏区北上，而萧劲光则被“左”倾主义领导人抓了起来，再以后随同红军主力长征。粟裕主持攻台战役期间，“实际困难为过海”。1950年3月，粟裕与奉军委命令前来的海军司令萧劲光会商，两人再度合作共事，最终决定以三野全军50万人分一、二梯队攻台，其他野战军四个军为预备队。

    萧劲光又是极受毛泽东信任的将领，两人交往很早。1920年8月，17岁的萧劲光与好友任弼时一起，在长沙船山中学参加了毛泽东任总干事的俄罗斯研究会，可说是毛泽东的学生。1925年，萧劲光首次见到时任国民党一大执委会委员的毛泽东。毛泽东鼓励他说，中国将面临一个大的社会变革，需要一大批同志为之奋斗，有志者必有大作为。此后，萧劲光被任命为国民党革命军第2军6师中将军衔的党代表，参加了北伐战争。1932年12月，萧劲光在中央根据地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受王明路线打击，被解除了党内、军内职务，仅保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职。他听说萧劲光即将到红5军团当政委，很是高兴，勉励他好好工作。1933年，萧劲光被博古等人打成“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这种路线实质就是毛泽东的路线。同年12月，军团长寻淮州、政委萧劲光率领的红七军团先后遭遇黎川失守、八角亭失利。“左”倾主义的领导人不去追究军事主官寻淮州的责任，却追究政委萧劲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萧劲光同毛泽东的关系不一般。他们抓住红七军团作战失利大作文章，将萧劲光撤职，并送军事法庭公开审判。结果萧劲光被开除党籍、军籍，判刑5年，且无上诉权。萧劲光在关押期间，毛泽东派妻子贺子珍前往探视。贺子珍向萧劲光转达了毛泽东的话，说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你应该撤退，做得对。这给了逆境中的萧劲光很大的安慰。有人主张枪毙萧劲光，遭到了毛泽东等人的坚决反对。毛泽东说：打击萧劲光是为了打击我，是杀鸡给猴看。萧劲光因此得以保住性命。遵义会议后，萧劲光成为一名“位高权重”的将领。抗战期间担任了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的兵员与出征前线的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的人数不相上下，毛泽东还当着众人的面说：“有了劲光同志，我们都可以把脑袋放到枕头上了。”可见其信任程度之高。解放战争中，萧劲光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1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从职务上看，长时间内是司令员林彪的副手。解放后，萧劲光于1950年1月担任海军司令员，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文革”期间的1967年，林彪的干将李作鹏策划打倒萧劲光，毛泽东将萧劲光召回北京，安慰他说：“你不要管那么多事，谁要夺权就让他夺去，你的任务是把身体养好，工作以后有你做的，有人要打倒你，其实是想打倒我。因为海军的批示都是我做的。”后来毛泽东多次力保萧劲光，说：“海军司令还是要萧劲光来当，萧劲光是终身司令16!”毛泽东在“文革”中公开说“终身”不能打倒的，只有萧劲光一人。

    这次抗美援朝，毛泽东为什么又选中萧劲光作粟裕的搭档呢？

    人民军队战争年代的各个时期，均不同程度出现过军政首长合作不融洽的问题。比如新四军前期的军长叶挺与政委项英；后期的代军长陈毅与政委饶漱石；东北民主联军时期的总司令林彪与第一政委彭真等；即便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与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粟裕之间也曾有较激烈的争论。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朝鲜战场上呢？

    毛泽东确定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后，剩下的首要问题必然是安排谁来当政委，最后的结果也是由粟裕兼任。粟裕在红军时期提拔较慢，陈毅于1948年4月25日在华东野战军高干会议上指出：红军时期的粟裕“是多年受委屈的，是提拔得最慢的一个17。”由此显得资历稍浅，属大器晚成的后起之秀。又因一直为副司令员负责战役指挥，因此孟良崮战役时即有性格特殊的“老资格”部下甩电话，直至在粟裕指挥连战皆捷的情况下，部下们才最终服气。而东北边防军几乎将集中解放军各大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假如和美军交战，出现个别将领不那么听打招呼，人事关系不容易理顺，问题显然则更加严重。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强化主帅的权力，即让粟裕兼政委。诸葛亮认为：“夫兵权者，是三军之司命，主将之威势。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要势，而临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随所遇而施之。若将失权，不操其势，亦如鱼龙脱于江湖，欲求游洋之势，奔涛戏浪，何可得也。”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兵权，就是将帅统率三军的权力，它是将帅建立自己的威信的关键。将帅掌握了兵权，就抓住了统领军队的要点，好象一只猛虎，插上了双翼一般，不仅有威势而且能翱翔四海，遇到任何情况都能灵活应变，占据主动。反之，将帅如果失去了这个权力，不能指挥军队，就好象鱼、龙离开了江湖，想要求得在海洋中遨游的自由，在浪涛中奔驰嬉戏，也是不可能的18。”显然，毛泽东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

    同时，古人又早强调过“兵权贵一”，如果实际指挥作战的人被授予了最大的权力，在此前提下再群策群力，全军在指挥上就会产生最大的效能。这在毛泽东的用人史上也是有先例的。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仅为中央委员的林彪与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第一政委彭真对战局的看法与决策屡有争议，为强化林彪的权力以应对东北严峻的局势，毛泽东于1945年6月16日致电东北局，“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陈云、高岗、罗荣桓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19”。在资历浅的林彪与东北局书记争议时，毛泽东不是调开林彪而是相反地提升其为东北战略区的一把手，而将1945年9月起即担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降为副书记。如此，林彪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此举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拘一格用人的魄力。同理，面对将与世界第一号军事强国交手的态势，在东北边防军问题上，要想让粟裕压得住来自各个野战军的“骄兵悍将”，最好的办法也是强化粟裕的权力。彭德怀后来在朝鲜战场对作战失利的38军军长梁兴初发脾气说：“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20。”这“斩马谡的本事”，其实质也就是主帅的兵权。

    但是，政治工作是解放军的一大特色和优良传统，如果粟裕专注于作战，那么副政委必不可少。毛泽东看中了颇受青睐的爱将萧华。萧华是中央苏区一个红小鬼成长起来的将领，此时为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是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副手，搞政治工作很在行，后于1964年创作了《长征组歌》。他还有一个优势：在解放战争中与此时毛泽东中意的边防军副司令员萧劲光是老搭档。萧劲光兼任东北野战军一兵团司令员时，萧华为政委。两人主持接近朝鲜的南满军区，共事很融洽，在东北野战军“南拉北打”的战略行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毛泽东最终决定让萧华离开总政治部，出任东北边防军的副政委。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来当边防军的副司令员？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应该考虑到了以下几个原则：第一、此人必须来自四野。因为解放军四大野战军中四野人数最多，兵力占了近一半，其次才是三野，且边防军所属第一个兵团是四野的13兵团；第二、此人在四野应有足够的威望，级别要够高，能够协助粟裕压得住四野的“骄兵悍将”；第三、此人应是毛泽东极为信任的人；第四、此人与粟裕有良好的关系。如此，与粟裕关系良好、深受毛泽东喜爱的东北野战军原副司令员萧劲光就成为最合适的人选了。有萧劲光的得力辅佐，凭借粟裕杰出的军事才能，与美军交战就有望在短时间内打开局面。只要开局一顺，以后人事关系就容易理顺了，主帅个人的军事才能也就能得到充分发挥。

    从粟裕、萧劲光、萧华三人的东北边防军统帅班子搭配，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军委早在7月7日国防会议之前的一段时期，即经过精心酝酿、慎重考虑的。《远东朝鲜战争》的作者王树增说：“毛泽东极为渴望用优势兵力像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那样全歼美军几个整师。”而粟裕在淮海战役中恰恰“履行了主要指挥之责”，并取得了最辉煌的战果。毛泽东对粟裕的大兵团军事指挥才能是相当信任与欣赏的，同时也寄予了极大的厚望，因而在粟裕长期以副司令员或者代司令员身份实际统率华野和三野之后，第一次任命粟裕为野战军的军政正式一把手。并且在萧劲光新任海军司令员，组建海军工作千头万绪以及萧华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总政治部日常工作，事务也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均被安排为粟裕的军政副手，精心为其搭配了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在其著作《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也指出：

    “早在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准备出兵朝鲜之时，毛泽东就考虑过出国部队的统帅人选”，“成立东北边防军时，毛泽东首先就想到解放战争中战功赫赫的粟裕。”

    “毛泽东同意的这一指挥人选安排（指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人选），是考虑到粟裕长于战役指挥，却长期在华东作战而不很熟悉东北野战军的部队及东北的情况。萧劲光、萧华在解放战争中长期在南满工作，既熟悉东北边防军的第四野战军部队，也比较了解朝鲜情况，可以协助粟裕指挥21。”

    显然，徐焰的说法是切中肯綮，符合客观史实的。同时，原东北野战军林彪的副手萧劲光、现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副手萧华，此时均成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的副手，也无疑清楚地表明东北边防军是野战军级单位，粟裕此时的军队级别与林彪、罗荣桓同列。

    二、百战之将终于病倒。周恩来建议：“粟、萧、萧去后，再成立新的边防军司令部。”

    然而遗憾的是，这时粟裕身体状况很不好。高血压、肠胃病、美吕尔氏综合症等病症复发，时时折磨着他，每天头痛头晕难忍。

    粟裕曾先后6次负伤。头部两次负伤，在武平战斗中，子弹从他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过；在水南作战中，被炮弹炸伤头部。手臂两次负伤，在硝石与国民党军作战中，他左臂负重伤留下残疾；在浙西遂安向皖赣边的转战中，他右臂中弹，直至建国后才取出子弹。除此之外，1929年攻占宁都时，他臀部负伤；1936年在云合开展游击战中，他脚踝负伤。其中最严重的是水南战役中那次。1930年2月下旬，年仅23岁的粟裕作为支队政委与支队长萧克率部进军赣南地区，在吉水、吉安的南部水南，参加了消灭进犯赣南苏区的国民党军唐云山独立15旅的战斗。在激烈的战斗中，国民党军突如其来的一发迫击炮弹在粟裕身旁爆炸，使其头部受了重伤。粟裕治疗了三个多月后才伤愈归队。但是有三块未被发现的残碎弹片一直留在头颅内，直到54年后的1984年2月，粟裕逝世后遗体被火化时，他的家人才从他的头颅骨灰中发现。因此，战伤的后遗症和过度的劳累使刚到中年的粟裕就患有高血压、肠胃病和美尼尔氏综合症，经常头晕头痛，靠戴着健脑器工作。半年前的淮海战役中，战况紧急时，粟裕曾经连续七天七夜没有睡觉，高血压、美尼尔氏综合症发作，血压高达180至200毫米水银柱，戴上健脑器也不起作用。警卫员只得反复给他摁头，或用凉水冲头以分散疼痛。实在支撑不住时，粟裕还不得不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尽管如此，1950年上半年，粟裕仍然坚持在抓紧准备解放台湾的工作。7月7日以后，当得知毛泽东亲自点将，交给他抗美援朝的新任务后，他深感这是党中央、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理应勇挑重担。但又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恐怕顶不下来，下面就难以指挥了，会耽误大事。因此，粟裕向毛泽东提出，是不是可以考虑另外的同志。毛泽东仍坚持要粟裕去22。

    粟裕立即为新任务做准备工作，指令华东军区暨三野司令部选配东北边防军指挥部的参谋、通信班子，指令华东空军调查研究侵朝美军空军的飞机数量和作战能力，并向军委建议增调原准备用于攻台作战的三野主力９兵团（辖20、23、26、27军，共15万人）参战。粟裕说：“如果毛主席一定要我去，我就不能推辞了，我还是要去23。”

    不料他的病情日益加重，不仅难以坚持工作，甚至左右环视都困难，吃饭时要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粟裕不得不向军委和毛泽东请假治疗，力求尽快康复。7月14日，经中央军委、华东局批准，粟裕到青岛疗养。三野参谋长张震后来在《张震回忆录》中记载，毛泽东和军委决定，只要身体恢复情况良好，粟裕还必须准备执行抗美援朝的新任务。书中说：“粟裕同志因操劳过度，身体很差。因此，就在那次华东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研究并报请军委批准，让他病休两个月，后经毛主席批复，只同意他休息到8月中旬，并根据身体恢复情况，还要准备执行新任务。”临行前，粟裕还带病主持召开了三野会议，研究了朝鲜战争问题，并对其余各项大事作了必要的部署。张震回忆说：“粟裕在去青岛休息前，主持召开了三野会议，研究了朝鲜战争问题。”

    因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去青岛治病，毛泽东专为他配备的两个副手也就可以不急于到职了。副司令员萧劲光在海军司令员任上，副政委萧华主持总政治部日常工作，都有自己一摊子事情。因此，东北边防军的指挥机构也就建不起来。加上其他一些情况，周恩来深为焦虑。7月22日，他与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联名致电毛泽东，提出自己对边防军工作的建议：

    “原来军委确定之边防军指挥机构，虽从作战上来说较为有利，但目前似有困难。⑴、边防军粟裕司令员需要休养，副司令员萧劲光、副政委萧华一时还难以离京北去；⑵、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等感到层次太多，有所不便；⑶、边防军的供应需要强有力的后勤组织方能胜任，而中南只能组织轻便的后勤机构，刚到东北恐亦有困难。基于以上情况，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新的边防军司令部24。”

    毛泽东于7月23日复电表示同意，批准东北边防军暂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指挥，并统由东北军区供应，边防军后勤司令员李聚奎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边防军的日常训练工作暂由13兵团统一组织，并先后任命洪学智、韩先楚为13兵团副司令员，赖传珠因离职养病，由邓华兼任兵团政委。

    军委决定将东北边防军暂归高岗指挥，“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新的边防军司令部”。可见，此时军委在等待粟裕病情好转，尔后前往东北组建指挥机构，因而一切只做临时性的安排。应当指出的是，东北边防军原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指挥，此时暂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代替指挥，同样清楚地表明，东北边防军是野战军、大军区级单位，粟裕与高岗的军内级别是等同的，如同边防军的后勤司令员李聚奎可以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显然二者是平级的。

    但是粟裕休养半个月后，病情仍未见好，他心急如焚。8月1日，粟裕特地托到青岛探望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带信给毛泽东，报告自己的病情和心情。信中说：

    “在此休息期间除两手已不如在宁（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总部驻地南京）时之颤抖外，头晕头痛症并未见好转，文件书籍均不能阅读，每日只能看看报纸，且每次不能超过二十分钟，出外游览超过一小时，亦即头晕目眩不能支持，但因新任务在即，而自己病症未见转好，心中甚是焦虑，以致愈加不能定心休息。据医生及一些患神经衰弱症之同志谈，此种病非短期所能治愈，愈重则治疗愈费时日，职以为依目前局势发展似有一时期之间隙，因此请求能批准职给予较长的休息时间，以便于专心休息以期早日恢复工作25。”

    粟裕信中所说的“新任务”即指抗美援朝指挥作战26。尽管病情严重，他还是表示：在“目前局势发展似有一时期之间隙”的情况下（毛泽东也认为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请假休养较长时间后，能早日恢复工作，即履行东北边防军兼政委的职责。

    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朝鲜战争的形势时，进一步明确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27。”周恩来也在会上指出：“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28。”可见，毛泽东与周恩来都强调了出兵朝鲜的必要，毛泽东还再次明确指出东北边防军出动时“用志愿军形式”。

    8月上旬，13兵团第38军和第39军由河南、第40军由广东进至东北边境地区，完成集结任务。之后，军委又调第四野战军第50军及部分高炮部队、工兵部队编入边防军。至此，边防军第一批各部已全部到达指定位置。毛泽东于8月5日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请高岗同志负主责，于8月中旬召集各军师干部开会一次，指示作战目的、意义和大略方向，叫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务使士气旺盛，准备充分，部队中的思想问题必须予以解答。我们当令萧劲光、邓华、萧华参加这次会议29。”显然，鉴于粟裕需休养，而各项准备工作又不容松懈，毛泽东只得令萧劲光、萧华先去部队熟悉情况，并做必要的战前动员。

    ８月８日，毛泽东收到了粟裕托罗瑞卿转交的信，对粟裕的病情十分关切，当即复信：

    粟裕同志：

    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休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

    问好!

    毛泽东

    八月八日30

    粟裕将这封毛泽东的亲笔信保存了多年，在1983年4月才赠给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时亲笔作了如下说明：“这是1950年我在青岛休养时向主席写信报告我的病情后主席给我的回信。信中所指新任务是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因我的病经久未愈，后来改由彭德怀去担任了31。”当时美军还没有越过“三八线”，朝鲜局势不很明朗，毛泽东预计东北边防军“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还没有到主帅必须立即出马的地步，所以说“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延长了他原来“只同意他（粟裕）休息到8月中旬”的时间，要粟裕安心养病，以便尽快康复上任。

    8月11日，根据毛泽东8月5日的指示，边防军所属13兵团召开各军、师干部会议，听取部队情况汇报。边防军副司令员萧劲光也遵照军委命令专程从北京赶来出席会议，并宣布了边防军未来的作战任务是：“准备赴朝鲜作战，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部队出国作战时将使用‘志愿军’的名称。同时中国不准备对美公开宣战32。”随后，高岗于8月13日至14日主持召开了东北边防军高级干部会议，对边防军的任务、出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军事准备的要求等进行了动员和部署。东北边防军师以上主要领导均参加了会议，高岗受军委委托在会上作了报告，萧劲光、萧华和邓华均在会上作了讲话。高岗说：

    “如果美国侵略者占领了朝鲜，毫无疑问，一定会准备力量，来进攻我们的东北与华北，进攻我们的祖国。那么我们究竟是让它打下朝鲜，让准备力量，增加气焰，等它打到中国来的时候再去消灭它呢？还是现在争取主动，配合朝鲜人民军，在国土以外，消灭敌人，保卫自己好呢？显然地，在国土以外消灭敌人，是有利于我们，有利于我们的朋友，有利于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的事业的。”

    ……

    “边防军出动时，到朝鲜去是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这样的处置，可以使朝鲜人民喜欢，又很策略。”

    “我们曾经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曾经消灭了八百万美蒋军队。现在党和人民要求我们去消灭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我们应该勇敢地担负起这一光荣的战斗任务33。”

    8月11日及8月13日分别召开的这两次会议，因连续在沈阳举行，通常被合称为“沈阳军事会议”。从萧劲光、高岗等人的发言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时东北边防军的任务更加明确，即准备入朝作战。

    需要指出的是，边防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副政委萧华出席了沈阳军事会议，说明尽管海军与总政治部工作千头万绪，但他们还是能丢开手中相对次要的工作，随时就任边防军新职的。最终志愿军出动时，他们没有到职，最关键的因素是粟裕因病未能到任，作为中央专门为粟裕挑选的“作战上来说较为有利”的副手萧劲光、萧华，也就没有必要出动了。同时也说明，为有利于作战，方面军指挥机构的建立只能由主官牵头，否则萧劲光、萧华完全可以先行建立指挥机构，然后等待粟裕到任即可。

    从7月7日周恩来提出东北边防军一旦参战，则“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到8月4日毛泽东再次明确指出“用志愿军形式”，以及萧劲光、高岗等人关于边防军准备以“志愿军”名义出国作战的讲话，均有力地说明中共中央、军委在组建东北边防军时，就曾考虑和提出，一旦赴朝参战，即采用志愿军的名义。而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实际上也就是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这是一种战略上的决策，也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

    在7月7日提出“志愿军”的名称之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最初曾想以“支援军”名义，出兵援助朝鲜人民军作战。在征求民主党派意见时，黄炎培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自古道出师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周恩来说：我们叫支援军，支援朝鲜人民嘛。黄炎培说：支援军那是派出去的。谁派出去支援？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毛泽东听后说道：有道理！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这是民间的事，人民志愿帮助朝鲜人民的。毛泽东说着，拿起笔来将“支援”两字改写成 “志愿”。周恩来说：对，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的志愿兵。黄炎培频频点头，笑道：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此后，“志愿军”的名称就定下来了。　

    显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这个重大策略是正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国家的军队，是官方的，如果东北边防军以此名义出国参战，这就表明是国家派出去的，等于中国向美国宣战。而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出国参战，是民间的，是群众志愿组织的。这样做，不给美国对中国宣战以口实，比较策略，对中国有利。

    后来美国军队与志愿军直接交手后，他们知道遇到的是“中共正规军”，而不是什么“志愿军”。但是他们也承认了志愿军这个名字，因为他们害怕把战争扩大，以此表明自己不是和新中国开战，中、美两国还未进入战争状态，以安抚其国内人民及其盟国。关于中国以人民志愿军名义参战，美国出版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一书说：“中共政府给这些部队起了一个好名——‘志愿军’。中国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两全其美。”　

    ８月中旬，第三野战军主力９兵团奉军委命令开至津浦铁路线，第一野战军主力19兵团也奉命开至陇海线，均处于机动位置上待命。

    出席沈阳军事会议的萧劲光返回北京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军事会议召开的具体情况，并反映了东北边防军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毛泽东据此于8月18日致电高岗，首先肯定了高岗在军事会议所做报告的正确性，同时决定边防军延长至９月底完成各项出动准备，这份《关于边防军务必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给高岗的电报》中说：“萧劲光来告边防军的各项问题都可以解决；边防军完成准备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34。”

    与此同时，总参谋部的作战参谋们对朝鲜战局进行反复研究后认为，美国“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很大”。8月23日夜间，雷英夫将这一结论向周恩来汇报后，立即得到毛泽东召见。毛泽东详细听取汇报后指出：美军在仁川登陆确实是个值得密切注意的大战略问题，并立即决定采取三项措施：（1）检查督促东北边防军各项战备工作的情况，严令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工作，保证随时可以出动作战。（2）将敌人可能在仁川登陆和朝鲜人民军应该有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如部队主动后撤或在仁川加强布防等，告诉朝鲜和苏联方面，供他们参考。（3）总参谋部和外交部要随时密切注视朝鲜战场情况的变化35。

    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主要领导参加的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并作了《充分准备，出手即胜》的报告。周恩来通报了朝鲜战局的复杂情况和可能面临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困难局面，强调边防军要加紧训练，务必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待命出动。他还特别强调：“如果出国作战的话，主要对象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李承晚伪军”。同时，因粟裕在休养，周恩来说明了东北边防军暂归高岗指挥，等正式开战时再派出高一级的指挥员，他说：“将来部队行动后，前线指挥要一个统帅去，萧劲光、萧华也是在部队出动时再去36。”萧劲光、萧华都是毛泽东特意安排给粟裕的副手，可见此时，中共中央与军委依然在等待粟裕病情好转。正如张震在《张震回忆录》中所指出的：“根据身体恢复情况，还要准备执行新任务。”

    8 月底到9月初，毛泽东开始进一步着手充实东北边防军的力量，考虑在已集中的边防军第一批部队四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八个军37。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于8月31日主持召开东北边防军建设计划会议，决定东北边防军以11个军（36个师）60万人作三线配置：以第四野战军13兵团(含42军)为第一线，第三野战军9兵团为第二线，第一野战军19兵团为第三线。并预定第一线部队出动后，第二线部队北上至第一线部队原驻地，第三线部队移至第二线部队原驻地，边继续训练，边准备参战。

    第三野战军9兵团是粟裕麾下最精锐的主力，集中了第20、23、26、27军四支劲旅，曾经分别在苏中、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土集、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诸经典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后来在朝鲜，9兵团取得了志愿军唯一一次歼灭美军一个成建制团的战绩。它此时作为边防军第二线部队配备，显然最早缘于东北边防军司令员粟裕7月份的建议，同时也是为粟裕一旦上任后，能够有一支自己熟悉的老部队使用而作出的情理中的举措。

    三、高岗焦虑：建议指挥部队的统帅早日来东北。毛泽东无奈，粟裕之外，又加林彪为司令员人选。

    8月30日，面对朝鲜局势呈进一步严峻的趋势，代替粟裕负责暂时指挥边防军的高岗十分焦急。他虽然是东北军区司令员，但实际并不懂军事，更没有指挥过大规模战役的经历。然而他深知，边防军统帅至今未到职，使各项准备工作很不充分，这必然影响即将到来的作战。因此，他致电军委和毛泽东：“建议指挥部队的统帅与专门人材早日来东北，以便作充分准备。”

    但直到此时，粟裕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能不在入朝部队最高指挥员人选上做第二手准备，开始考虑让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率军出征的可能性。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在其著作《第一次较量》中说：“军委反复考虑了入朝部队最高指挥员的人选，开始倾向于粟裕。因粟裕正在青岛养病，后考虑让林彪去38。”后来，徐焰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最初考虑由粟裕担任志愿军的统帅，后来属意林彪39。”

    然而林彪此时也有病在休养，自1950年上半年解放海南岛以后，担任中南军区司令员的他基本上不管中南军区的事情了，下半年还到了北京。毛泽东给林彪带去了几次口信，以征询的方式表明中央要求其出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准备出国作战的意图。９月初，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成文从朝鲜回国，写了一个《汇报提纲》给周恩来，周恩来让柴成文去向林彪汇报。柴成文猜测毛泽东那时可能是想让林彪率兵出征的，所以周恩来才让他去给林彪汇报40。林彪则将自己每晚失眠，怕风、怕光、怕声音，身体虚弱多病等情况上报毛泽东。

    毛泽东知道林彪有病也是实情，当时，美军还没有越过“三八”线，主帅到位的情况依局势来看还可以再等几个月。因此，他于9月3日复高岗8月30日电，指出：“林（彪）粟（裕）均有病，两萧此间有工作，暂时均不能来。几个月后则有可能，估计时间是有的。”从这封电报可以看出，毛泽东开始将粟裕、林彪两人一起作为抗美援朝的最高指挥员人选考虑了。他在等待粟裕和林彪病情好转，几个月后，无论是粟裕与林彪谁的病好一点，再决定谁出马不迟。因为最高指挥员人选未定，相应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的人选也未确定，致使后来局势突然恶化时，不得不临时匆匆指派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在来不及组织指挥机构的情况下，彭德怀只好利用13兵团的司令部作为志愿军的指挥部了。

    为加强东北边防军，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多次与军委各部门会谈。9月3日，周恩来将会谈确定的《关于加强边防军计划的报告》上报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如下：

    ⑴、兵力：11个军36个师连特种兵总队及后勤部队，共约70万人。第一线5个军15个师（除东北已集中4个军处，再调中南现在广州1个军集中东北。）；第二线3个军12个师，从华东调出，10月底可集中济徐之线；第三线3个军9个师，拟从西北调出，集中时间约在年底。特种部队除已集中东北者外，新增数目见炮兵、战车项内，后勤组织在计划中。

    ⑵、补充兵员：准备20万人，从华东、西南保留复员壮丁10万到12万，从东北、华北等新区及河南于明年春季动员10万人。

    ……

    ⑻、后方勤务：关于被服、帐篷、鞋袜、干柴、油盐等等，均照70万人准备。汽车准备分批购置一万辆，汽油照一年需要购存。卫生组织照20万人伤亡布置，医药器材照70万人准备……41

    从这一计划可以看出，中央军委是准备与美军大打的。从兵员数量来看，东北边防军辖11个军36个师连特种兵总队及后勤部队，共约70万人；从预备伤亡的准备来看，按“20万人伤亡布置”，这已超过了国内战争任何一次战役的规模了。解放战争的大决战中，辽沈战役解放军伤亡6万余人，淮海战役解放军伤亡13万余人，两次战役的伤亡加起来才接近20万人。显然，军委是按这两次战役的伤亡总数来准备朝鲜战争的卫生组织的。

    另外，军委设立的东北边防军70万人的规模，与粟裕指挥台湾战役准备的最大兵力16个军（含预备队）65万人一样，无论从兵员数量还是从直属军委领导来看，都是典型的野战军级别单位。有人以“边防军规模很小，不能与志愿军相提并论”的说法，认为粟裕任司令员的边防军是兵团级单位，甚至无视粟裕此前统率攻台大军65万人的事实，认定他只是兵团级将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出国时的志愿军和东北边防军第一线的兵员数量差不多。7月13日边防军成立时第一批部队25.5万人，后来边防军以志愿军名义出动，参加抗美援朝一次战役时是26万人。到参加二次战役时志愿军部队增加到38万人，但还是大大少于周恩来9月3日“加强边防军”计划中的11个军70万人的规模。直到志愿军发起第五次战役时，总兵力才达到14个军，在朝鲜投入的兵力才超过周恩来9月3日的“加强边防军的计划”。抗美援朝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联合国军”投入到战场上的总兵力增至69万余人，中朝人民军队总兵力增至112万余人,其中志愿军为77万余人。虽然此时志愿军兵力超过周恩来“加强边防军的计划”，但相差仅7万，差距不大。

    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大城市和工业基地安全，军委还制订了防空计划，将三个航空兵师、十五个高射炮团和一个探照灯团，分别部署于东北及沿海大城市，担任对空防御42。

    针对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提出的东北工业设备向内地迁移的建议，周恩来也与有关人员进行了会商，结果均认为不宜内迁，而应以出兵朝鲜的积极防御方式来加以保护。最后决定只将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工业设备和战略储备物资向北迁移43。在汇报《关于加强边防军计划的报告》的同时，周恩来又将此会商结果报告毛泽东、刘少奇：“关于东北工业设备迁移问题，经与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诸同志面谈，均认为从目前形势看来，以加强积极防御消极迁移为好。”这就再次表明中共中央和军委是准备让东北边防军出国作战，而不是等美军进入中国国境线后再被动防御。

    9月15日，朝鲜局势更加严峻起来。美国第10军（内含南朝鲜军）从朝鲜中部的西海岸仁川港登陆，全线进抵“三八线”，将朝鲜人民军主力隔断在“三八线”以南；以美国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从釜山防御圈向北实施反攻，对朝鲜人民军构成南北夹击之势，致使朝鲜人民军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蒙受重大的损失。9月27日，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私人军事代表马特维耶夫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绝密电报，汇报了朝鲜的这种严重局势：“人民军损失惨重”，“装备弹药严重供应不足，燃料缺乏，运输差不多已完全瘫痪。兵员与弹药补充的组织工作很差。部队指挥系统从上到下一团糟44”。9月29日，周恩来书面报告毛泽东：“根据连日情报、外讯及倪志亮来电，美李敌军已分路北进，按其所到位置，朝鲜西路军似已被敌隔断，东路军亦尚未集结到忠州以北。而美帝国主义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从倪志亮二十七日电看来，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似此情况甚为严重，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45。”

    由于战场局势恶化，朝鲜首相金日成很快向苏联求救，并通过苏联请求中国派兵赴朝作战。9月29日，金日成和朴宪永联名给斯大林写信，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援助”，即“直接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金日成还要求斯大林：“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建立一支由中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志愿部队46。”在要求斯大林替他向中国寻求帮助的同时，金日成还直接派人到北京求援。10月1日，朴宪永携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亲笔信抵达北京，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请求中国出兵赴朝参战47。同一天，斯大林也发来了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的电报。斯大林在电报中说：“根据眼下的形势，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指挥员统率48。”

    鉴于这种严重局势以及金日成与斯大林出兵的请求，10月1日夜，毛泽东等领导人开会，研究援朝问题，初步议定按预定计划令边防军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国援助朝鲜。就在当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命令南朝鲜军队首先越过了“三八线”向北进攻。毛泽东于10月2日凌晨2时紧急致电指挥东北边防军的高岗、第１３兵团司令员邓华，电报说：“（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3）、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49。”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准备让东北边防军出动，正式抗美援朝了。

    四、林粟均有病，出兵援朝万分火急！毛泽东说：“我的意见还是请彭老总出马。”

    中共中央已初步决定边防军以志愿军名义正式出国作战，并令边防军作好了随时出动的准备，但入朝部队最高指挥员人选还未确定，毛泽东面临到了最棘手的问题。最早中意的粟裕病情至今未见好转，为他精心搭配的指挥班子也未能建立；８月底与粟裕同时考虑的林彪也还是表示身体虚弱多病，委婉推辞就任司令员一职。另外，林彪对出兵朝鲜的态度不是很坚决，他认为入朝作战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出兵，可能“引火烧身”，后果不堪设想50。毛泽东原来还期望等一等粟、林两人的病情变化，现在出兵迫在眉睫，不能再拖了。

    经过两昼夜的思考后，毛泽东想到了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10月2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及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等人出席会议。会前，毛泽东已经和政治局常委们探讨了入朝部队最高指挥员人选问题。毛泽东说，原拟粟裕，但粟裕重病在身，一时难以康复，不能出征；又考虑由林彪挂帅，可是林彪身体也不好。毛泽东向大家征询意见，说：“出兵援朝万分火急，我的意见还是请彭老总出马”。朱德首先表示同意，其他人员也赞同。中央书记处遂决定改派彭德怀挂帅。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告之中国已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同时请求苏联政府给中国提供武器装备援助。电报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作战，援助朝鲜同志51。”

    此时，虽然早在1943年就被中共中央赋予重大决策最后决定权的毛泽东，还是表现极为慎重,决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在更大一些的范围内继续讨论出兵问题。10月4日下午，他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会议中间赶到）、张闻天出席，中央委员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列席了会议。这次讨论中，许多领导人（非中央书记处成员）对出兵抗美援朝有顾虑，因为当时国内困难重重，长期战争的创伤尚未治愈，土地改革尚未完成，大陆的土匪特务尚未肃清，他们考虑的主要是解放军落后的武器装备能否打赢世界上最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中国的经济力量能否支持持久战争，因为一旦失利，中国的处境将更加困难。同日，彭德怀被中央办公厅派专人从西安接来北京。当时，他正在办公室里审阅开发和建设大西北的计划，准备赴京向中央汇报。为了不泄露机密，中央没有告诉彭德怀火速赴京的原因，他来不及向部属交代一下工作就匆匆上了飞机。彭德怀万万没有料到，这次去北京会派他到朝鲜去指挥一场恶仗。他飞抵北京后，直奔中南海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场。直到此时，彭德怀才知道是讨论出兵朝鲜问题，因事先不了解情况，又没有准备，彭德怀只静坐会议室，倾听别人的发言。

    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约请彭德怀到中南海谈对出兵的看法。彭德怀表示赞成出兵援朝的决策。毛泽东又谈到了出国部队最高指挥员人选的情况，说：“我们的意见，这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这个准备吧？”彭德怀沉默片刻后，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在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明态度。下午，彭德怀在继续召开的会议上发言，表示坚决支持出兵援朝。他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经过充分讨论、权衡利弊之后，与会人员对出兵的意见达到了一致。中共中央当即作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与会者一致同意由彭德怀挂帅，指挥志愿军援助朝鲜，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散会后在中南海湖边，有人笑着称赞彭德怀不服老，彭德怀豪情万丈地回答说：“我到死也不服老……”

    5月8日，毛泽东颁发命令，正式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因为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这时，彭德怀已经没有充裕时间来重新组织了。军委决定以边防军所属13兵团指挥机构升格为志愿军总部。10月18日，军委发出命令：“彭德怀的临时指挥所与兵团部合并，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 第二天，东北边防军以志愿军的名义正式跨过鸭绿江出战。

    根据时间可以看出，彭德怀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是很紧迫的。而让粟裕以及后来的林彪担任司令员是有充分的时间考虑和准备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了志愿军统帅的人选，早在边防军组成后，中共中央和军委曾考虑在边防军出动时，由粟裕或林彪出任统帅，但林彪和粟裕均有病在身，不能挂帅出征。彭德怀临危受命，对此没有思想准备，但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52”。

    粟裕没有就任东北边防军的司令员兼政委，给抗美援朝作战带来了两个极大的不利影响。第一，因为这个关键位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留给粟裕的，所以边防军的司令部一直没能组建，代替他暂时指挥边防军的高岗没有（也不熟悉）进行实质性的备战工作，更多的作用是负责后勤准备。边防军的训练工作则仅仅依靠13兵团兵团部组织。这样的作法对于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影响还不大，因为13兵团以前就有东北作战经验，调到东北的时间又早，对入朝作战有准备。兵团部也可以具体指挥到各军，后勤补给也熟练。可是兵团部毕竟是兵团部，辐射力有限，和野战军司令部（边防军司令部）有根本的区别，无法很好地照顾各个兵团之间的协调。这一点从9兵团入朝就开始表现出来，一直延续到第5次战役。具体表现便是调动混乱、后勤不力、各部队不熟悉战场和敌军、指挥部不熟悉各兵团战斗力。

    第二就是由于彭德怀是临时上任的，从未到过东北的他不很熟悉战场，既不熟悉敌人，也不熟悉参战部队，同时也没有整体作战计划。正如他本人所说：“我从未打过这样的仗，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根本不知道联合国军进到什么地方。”可以假设，无论是粟裕1950年7月或林彪1950年9月初就赶赴东北，便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势必要带去一套野战军司令部的人员（粟裕本来已经在华东军区司令部选配指挥部的参谋、通信班子），并对朝鲜局势密切关注，时刻根据变化来判断战场态势，并对中国军队入朝所需的人数、火力配备、后勤保障、出国时机进行统筹安排，并及时发现问题，迅速改进。因为粟裕、林彪均不能到位，使本来应该由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做的事情，都靠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北京完成，这样的缺点是远离前线，脱离实际，反应周期过长。这是历史永远不能弥补的遗憾。

    在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同时，中共中央为了早日恢复粟裕的健康，与苏联协商，决定粟裕去苏联继续治疗。1950年11月2日，粟裕抱病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华东军区高级干部会议，并作了《主次战场与现代化战争》的讲话，就抗美援朝中的主战场与次战场、突击方向与牵制方向、持久战与速决战等军事战略以及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与如何应对原子弹等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53。对中央安排他去苏联治疗，他在会上说：“我感到不安，因为时局紧张，任务很紧迫。只有等休养好了，再回来同大家一道工作54。”由衷地表达了自己对因病未能率军出征朝鲜的自责之情。

    1950年12月，粟裕到达苏联。在莫斯科经过１个月的初步检查，诊断为长期过度疲劳及受伤次数较多，且有２次伤及脑神经，需较长时间治疗休养。而后由检查出整个肠子错位，互相扭结。医生判断为战争中翻滚、摔打、跌撞过重、过频造成的严重内伤。直到1951年8月，粟裕的身体才基本痊愈，于9月从苏联回到祖国。

    选自人民出版社:《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