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超力高科技 待遇:外国人眼中的农民工

2009年2月11日《参考消息》副刊，读到两篇转载的文章，都是谈农民工问题。一篇是新加坡《联合早报》上郑永年所写，另一篇是英国《卫报》记者乔纳森·芬比所写。很有水平，也很犀利。故乐意附和、鼓吹几句。

我之愿意附和，有两点考虑。一是人同此心问题。不管是哪国人，新加坡人，或英国人，或美国人、日本人，也不管是干什么行当，只要有人心，大概对事情的感觉不会有大出入。我们许多中国人，跟外国人的感觉完全不同，不是说我们有什么特别之处，或许我们这颗心的感觉功能出了大毛病。外国人能看见的，我们自己竟然看不见，这叫熟视无睹，死鱼的眼睛一般。二是出口转内销问题。许多问题我们自己感觉很真切，但一定要借外国人的口说出来才管用，才能引起重视。国内的人，任你怎么说，都跟放屁一样。这是改革开放后新增加的毛病，是脑子出毛病，是智力有问题。毛泽东说，要向实践学习。“三农”题目的实践者是农民，想解决问题，就该跟农民学习，拜农民为师。农民的问题不一定非得出口到国外，然后再推销到国内，才知道价值。眼面前你不知道价值，内销回来才惊奇，这说明你跟汉元帝的智力相等，他是把王昭君卖给匈奴后，才惊讶其艳色，可惜悔之晚矣。今天我们来说句实在话，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的毛病，就是各级官僚，既得利益和权势集团，根本不甚了解群众的需求，更不了解人才的价值，今天也一定程度上是这样。所以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才一股劲儿往资本主义跑，极少相反的。哪天若是反过来，那才显示你社会主义优越性，才是人尽其才的清明社会。目今考托福、争留学、办移民的人还很多。但也有“海龟派”回来，说明我国还有生机。但求出国的人，可以戏称之为“海鱿”，多于“海龟”，说明我国还有很大问题。若是哪天，连外国人，美洲的。欧洲的，非洲的，亚洲的人，都愿意到中国来居住，所谓农者愿耕于其野，商者愿负于其途，贤者愿讲于其庭，能者愿仕于其朝，士者愿学于其堂，这一步才可称为盛世。我看我们的社会，目今虽曰繁荣，但离这一步，还远得很。

郑永年先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搞学术研究的。以前也多读到他的文章，经济学方面的居多，偶尔也有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都比较深刻。但这篇名为“中国应逐步废除农民工制度”的文章，印象最深。一则是我因写“也谈农村问题”的帖子，曾仔细琢磨过这个内容，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二则最重要的，是郑氏在这个问题上动了很深的感情，说了很实在的话。芬比是英国记者，不是研究学术的，字里行间自然更多情感成分，说话也比较委婉，文章的题目是“中国需为农民工找到新位置”。我要跟着他们鼓吹的是以下几点。

首先，学术研究，写文章，说话发言，要不要带感情。很多人的意识里，是不要带，因为学术是理性的，带感情容易偏颇。平时这句话，也不为大错。但在危机时刻，大是大非上，学术而不带感情，我个人认为这是一句屁话，要不得。我不想在这里深谈其原理，只引一句老俗语，叫做“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你做学术研究，不掉泪，那是因为你没有伤心到极点。进而，你没有伤心，很可能是你根本没有心，或者有心而麻木了。你是拿学术当作饭碗子，当作生财之道，肉心虽在，而人心早给什么东西吃掉了。你是拿这句话，遮掩自己的没有良心、良知，无勇、无谋，推卸责任，所以才给你定义为屁话。

我为什么平时不愿读国内的学术文章？是因为这些文章多半是没人心的，不像新加坡郑氏和英国芬比氏那么有感情。两亿来农民工的苦痛，他们如隔岸观火，像看水族馆金鱼似的，站在外面长篇大论。这样的人，根本没有鱼的体会和情感，而他们却偏要自称是金鱼专家、经济专家，难怪乎他们说的，满篇都是不着边际的废话。我们的社会，拿出那么多的金钱去供给学术和研究，敢情养的是一帮不深入鱼缸，只在外面高谈阔论的废物点心。

记得金融危机发生时，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八十多岁的老人了，竟然说出全世界的人都没有说的话。她说，这么大的危机，怎么没人告诉我们呢？人家不愧是国王，一句话就点到要害处。听了这话，我觉得西方的政要，特别是全世界搞经济研究的，都该找个浴盆，头扎在水里面，憋上三天三夜，或者从金融大厦的顶层跳下来，以谢世人。当然可以穿潜水衣或带降落伞，我们不想要他们的命，只是想让他们痛醒。是呵，金融危机的损失，有人估计至少在二十万亿美元之上，造成几亿人失业，造成全世界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这么天大的事儿，而你们竟然事先不知道，则经济和学术研究这个行当，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不是要打一个天大的问号吗？我们学术界不真该惊醒了吗？

在下有一个很犀利的帖子，叫“教授不仁如学何”，是批评不仁之教授的。现在可以再扩展一下，叫“教授不智如学何”。学是要到达智慧的，智慧的人要能够见机，知道潜在的危机。你不能见机，说明你没有智慧。没有智慧，说明你所学的，多是不切实用的知识。尽管你学富五车、八车、百车、千车、万车，于真正的智慧还没有入门。即使你得了诺贝尔奖，也还是智慧贫乏之人。我曾留心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他们研究的题目，除了一两位差可外，绝大部分都是不着边际的。我看是跑题，跑到爪哇国闹海啸去了，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难怪英国女王说这些奖金得主，连同诺贝尔奖的评委，也是一群饭桶，要么是精英之饭桶，要么是饭桶之精英也。

我觉得做任何行业，首先要的就是这颗人心。没有人心，怎么研究人的社会？人是靠心行为的，社会是由行为构成的，经济也是人心构成的。你连人心怎么运作都不懂，怎么研究社会行为？怎么研究经济？我非常同意这名英国记者，乔纳森·芬比的话。他说，中国应该把2009年当作历史转折点，而琢磨如何彻底解决农民工问题。根据他的意见，按照他的思路，我们应该把09年当作新起点。一切现成的东西，无论你是专家、学者、教授，还是诺贝尔奖的得主，都必须从新观念的高度，重新审视，重新评价，重新取用，因为你研究的那些知识不起作用呀，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过去三十年，这一页就翻这么过去了。好的也有，坏的也有。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屁股是不用追着打了。但你千万不要再背着过去的成绩，背着这个陈酸的包袱，还在台上自吹自擂。

但是我最担心的是，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新起点”的真正含义，不知道它的厉害。我有时很感慨，觉得应该是常识的东西，大家一定会懂。但事实上，到后来一看，没有真正懂，所以倍感惋惜。所以我的行文和语气，必须要犀利一点，要酷一点，以引起人们的警觉。先惊醒了再说，慢慢再进之以药草。此岂余之所愿乎？有伤雅致，我不得已而为之也！

新起点是什么？今日流行文化盛行，耳熟能详，每个人都能说个大概其，但恰恰是这个大概其害我们。我们以为懂了，其实并未真懂。这个古人称之为“乱朱之紫”，孔子所痛恨者。你看到的是紫，而不是朱，不是真红，不是正红。你拿紫当朱，拿葡萄当红豆。比如新起点，常人一定也知道，无非是未来要有新目标，今后跟过去不一样诸如此类的话。但在下要问你，你知道新目标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跟过去不一样是什么意思吗？当然你还可以继续说下去，但我们谈上三天三夜，你也不一定能像八十岁的女王那样，说到要害处。当然，这主要不是你的过错，责任在当前的流行文化。流行文化的毛病，是口里名正言顺的辞藻，实际却不懂其中的含义，就像广告明星口里吹着三鹿奶粉，实际不知其内含三聚腈胺一样，跟鹦鹉学舌一样，跟机器人一样。流行文化只是让人看起来是那样风姿，而实际行为和内容却大相径庭，看起来是纯真少女，而实际可能是艳照之门。用孔子的话说，这叫做“巧言令色，鲜矣仁”，作秀而已，摆Pose而已。我们不要学流行文化，对自己的言行不负道德责任，因为他们是在利用公共之器，赚公众的钱。赚公众的钱，自然要合乎公众的利益。我们买他们的帐，客观上就是支持和纵容虚伪和欺骗。所以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真知其意。真知而后言，真知而后行。

新就不是老的。新目标意味着要以新标准来判断，意味着新的价值观，新的价值观意味着新思维。比如国家的GDP，过去我们以为是最重要的，现在我们不这样认为了。因为它伴随着巨大的环境损失。新思维是实际的GDP要减去环境损失，才是真正的GDP。所以名义的GDP我们要调低，可是真正的全面的社会效益却可能是增长的。再比如薪水，过去的货币数量很高，但主要是靠加班加点，过劳工作来的，不可持续。现在薪水没那么高，但不再过劳，增加了休闲和学习的时间，可以持续，也可以为将来之新生产力储备新知识和新技能。总体算起来，个人的福利，社会的福利，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倒增加了。对货币收入，对环境，对个人福利，要有不同的看法才行。否则一定误认为低速和减薪损失太大了。这还都是小的变化，人人都可以感觉和理解的。

若往深里说，可就吓人了。既然是新形势，必然要新思维、新观念、新技能来适应它，也就是要推出新人。不能适应这个新变化的东西，必然被淘汰，得从台上退到台下，从演员变为观众，在家里吃退休金。你若是从政当官的，不能真正理解“科学发展观”，不能体会“以人为本”的真意，很遗憾，你的仕途将就此打住。你若是学者，你所学、所教、所赖以生存的知识，将陈旧，将不再能获得以前的重视。你若是生意人，你现在的业务必将萎缩，而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发财。你若是白领文员，或许你现在所从事的是夕阳行业，忙碌一生而晚景凄凉。你若是学生，很可能寒窗学到的都是没用的知识，未出校园，就已经胎死腹中了。你若是市民，你将不得不为买米买菜买水付高昂的价格。若是农民。你将不得不面对阴晴不定的初级就业市场，和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过去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变了，再也不是我们以前认为的价值了。

很多人以为这是暂时的，不久就会过去。但老羊告诉大家，阁下很可能这是一厢情愿，还是拿老思维来看，这正是我所深忧的。历史上哪一个帝国的衰落不都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甚至世界大战？而美国这样一个历史上最强的超级大国的衰落，怎么可能不动荡呢！若是往前看得再久一点，美国之能强，是因为它继承和发展了西方四五百年的思想和科技成果。美国之衰，说明西方思想、文化、科技，在大方向上出了问题，当然这不否定在某些细节上仍然有生命力。四五百年之久，那么光辉的公主时代，而今要降为市井民妇。这么大的变动，能不伴随刻骨铭心的煎熬，和翻天覆地的激荡吗？我看深层次的问题，四五百年积累的老病沉疴，还远没有暴露出来。目前的损失，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我真希望我的看法是错的，但事实很可能证明，在下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危机不是暂时的，而是长久的，或许五十年，或许一百年。危机不是减轻的，而是阶段性逐渐加重的，直到新体制确立和定型。这些不是巫术和占卜，是基于人类的历史经验。

若是这番话还不能明白，那我问你，请你回答。咱今后的生活准备跟谁学呢？一些人或许还继续学美国，但我告诉你，那是死路一条。美国人折腾失败的，你怎么会成功呢？你要跟死人学长生，那是脑子有毛病。而且中国这三十年，基本学美国，现在中国的毛病，比美国的还大。疾病已经很重，要进ICU，重症监护病房，你还要学美国，不是脑出血而饮药酒吗？你说我学欧洲的，也不成。欧洲虽与美国不同，但精神是一脉的，酒精度数不同而已。美国不成的，欧洲也不成。你说我谁也不学，我自己干，这是个好想法。但我要问你，怎么干呢？过去三十年我们主要学美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疾病。学习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代吗？更是死路。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什么行呢？你若是问了这个问题，就对头了。你若真正思考这个问题了，你的智慧就来了，好运就来了，这叫“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庄子说的。到底什么行，我们现在并不知道。不知道怎么走，就是新的方向还未定，而唯一能肯定的是，老路都不能用了。新未定，老不用，这就是新起点。我们得琢磨新方向，探讨新道路。这就需要新思维，新创造。没有这样大的、新的思路，就变成救火队员，疲于应付感冒发烧，而不知其实病在心火过盛，病在肾水不足也。这是我们从芬比文章中感悟到的。

郑氏对农民工问题的感觉是极其准确的。比如他就看到，改革开放前的第一波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波工业城市化，都是以严重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我的感觉是，连续五十年的剥夺，请原谅我用这个可能有些过分的词，已经窒息了经营农业的生机。再比如，他说农民工对我国国民经济，乃至世界的繁荣，贡献都是最大的，他甚至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度”这样的说法，这意味着农民工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可是看我们社会，对待农民工的态度，哪里是对待凯旋归来的断臂壮士？像对待做出盖世贡献的英雄的样子？我们这个社会，真地有严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了。这个内容我已经在“也谈农村问题”的帖子里谈到一些。所以郑氏认为，社会对待农民工的态度，是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原则，也是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原则。什么叫违背了“道德原则”？用俗语说，就是缺德，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连续五六十年，在农民身上缺了大德。我们享受了他们的劳动成果，却没有给予他们以应有的待遇和尊敬，还不缺德吗？缺德到什么程度呢？缺德到他们不能依靠这个世界上最辛勤的农耕劳动，而有尊严地自生自存，缺德到必须依靠政府的恩惠和救助才能生存的地步。而潜意识里，很多人，包括阁下，也包括我自己，都或多或少地缺过德。我们的缺德，现在演变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不仁，任何压迫和剥削，最后都会返回到自身来，绝不会消失。这是孔子的仁学告诉我们的，马克思也这么说。所以郑氏和芬比都很担心，都很忧虑我们不能重视这种现状。

乔纳森·芬比在文章的结尾说，“曾经受益的中国现在可能希望他们（农民工）消失”，并说农民工、污染、贫富差距和腐败，是三十年改革的四大后遗症。读到这样的文字，一个外国记者写的，叫我欲哭无泪。私下里，不仅是政府个别人这么想，其实我们每个人私下里不都是这么想的吗？把农民工看作是包袱，是难以擦净的屁股，最好早早打发掉。我要说的是，这种想法一是不道德，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不仁亦复不智。我们打发不掉的。农民工不会种田，也不想种田。他们不能生存，就一定会生乱。治理污染、贫富差距和腐败，可以慢慢来，可以等上三年五载。但农民工是人，是张口吃饭的人，有思想，有感情，会说话，能行动。不仅他们自己，还有家人的吃饭和生存，若是不认真解决，一年以后就可能出大事。如果田地不能吸引，流水线和工地不能呆住，请问靠什么方法，叫这几千万农民工消失呢？消失到什么地方去呢？

最后，有感于郑氏和芬比氏的珍贵文章，我劝大家每天买份《参考消息》，仔细读读。里面很多好文章，十足的真知灼见，开阔视野，增加智慧。不要看小报，也要少看网上许多无聊的文字。现今信息发达，称为“眼球经济”、“眼球社会”，我们的眼球最重要。要珍视和保护自己的眼睛，非真勿视，非善勿闻，非美勿行。我们要自己的眼球在冰雪上滚，越滚越清莹，越滚越透彻。不要在红的、黄的、黑的，浮躁之雾、甚嚣之尘里滚，越滚越浑浊，越像涸鱼之眼。大家的眼睛清澈了，这个社会就会逐渐变好，是余之所深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