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自然博物馆时间:周国平演讲：做一个有灵魂的人（转载）

演讲人：周国平
                演讲地点：上海图书馆             　　(周国平，男，汉 族。1945年生，上海人。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8年毕业后到湖南农场劳动。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获得哲学硕士、博士学位。1996年以其怀念夭折女儿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而闻名，并被列入畅销书排行榜。现为国内著名的尼采哲学研究专家，出版各类著作20余种，其中《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译著《尼采美学文选》、《人与永恒》、《爱与孤独》、《偶像的黄昏》、《只有一个人生》、《守望的距离》、《经典的理由》、《无用之学》等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此外，还著有《周国平文集》，并和摇滚歌手崔健合著《自由风格》，引起较大反响。 )                 朋友们好！我特别高兴能够回到我的老家来和大家交流，尤其是在上海图书馆这样一个地方，我对上海图书馆是有着深厚感情的。我非常喜欢图书馆的氛围，大家安安静静地看书，周围摆满了书，给人的感觉十分神圣、高贵，这样一种氛围对我的感染是特别大的。记得我是十一岁时开始来上海图书馆的，现在已经五十年过去了。回过头去看，这五十年一路走来，我非常感谢上海图书馆，在这里我读了很多大师的书，从他们的书中，我明白了一个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通过读他们的作品，我觉得和他们的灵魂有一种交流，而他们的灵魂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善良，丰富，高贵。我决心要做像他们这样的人。但从现在的社会来看，我们最缺乏的品质也是善良，丰富，高贵。现在普遍缺乏善良，很冷漠，而且精神贫乏，人生追求非常单一，就是物质，还缺乏高贵。如果从前的哲人复活的话，来到我们这个时代，他们最怀念的品质一定就是善良，丰富，高贵，他们会为今天我们缺乏这些品质而感到遗憾。             　　下面我就具体谈谈对这三种品质的理解。
            　　一、善良——生命的同情
            　　第一点，善良。善良其实就是生命对于生命的同情。无论是东方的哲学家还是西方的哲学家都认为，同情心是人和动物区分的开始。有了同情心，人和动物就不一样了，同情心是人类全部道德的基础。孟子说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就是指同情心，如果没有同情心就是“非人也”。西方的哲学家也是这样看的，比如，亚当·斯密认为：人有利己本能，生物总是趋利避害的，这无可非议，不管人类如何进化，还是属于动物；但人不光有利己本能，还有同情本能，能够推己及人，这就是同情心。同情是人类社会一切道德的基础。亚当·斯密说，人类有两种最基本的道德，正义和仁慈。正义就是不可损人，用孔子的话来说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慈就是要帮助人，用孔子的话来说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种最基本的道德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同情心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可以这么说，人和动物的区分是从同情心开始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就是从同情心的丧失开始沦为“兽”的，一个人要是没有了同情心，那么，他什么坏事都能干。所以，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人，就是孟子所说的“非人也”。如果一个社会普遍缺乏同情心、缺乏善良，或者一部分人邪恶、不善良，而又不受制裁，在这样的环境中，善良的人反而受害，于是不敢善良，这样的社会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一个好社会和一个坏社会最基本的分别就是能不能给人一种安全感，如果普遍没有善良，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优秀的灵魂，其最基本的品质就是善良，他对生命有一种感动。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孩子，那么他的人性就有问题；如果一个人看见孩子是喜欢的，但别的地方有问题，那么这个人还是有希望的。很多大师都对生命怀有一种敬畏，比如泰戈尔，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诗，“我的主，你的世纪，一个接着一个，来完成一朵小小的野花。”在一个没有生命迹象的地方，突然发现生命，人都会感动的。有一个著名的探险家，他在荒野上看到一朵野花，马上就跪了下来，说道，天主到这里来过。             　　对生命的感觉是很重要的，但又是很容易麻木的。很多年前，我曾经收到过一个女孩的来信，她的信特别感动我，她说：在我眼中，你不是一个学者，也不是一个散文家，你是一个生命，你是一个善于聆听其它生命的生命。我读你的书，就感到是一个生命在静静地聆听另一个生命。她最后没有落款，而是在落款的地方写了这么一句话：生命本来没有名字，我是，你是。我看完这封信特别感动，就想找到这个孩子，我翻看信封，但信封上也没有她的名字、她的地址，邮戳是河北的一个小地方。后来我写了一篇题为《生命本来没有名字》的文章，其实，我文章的题目是抄她的，著作权是她的，但我没办法偿还她，因为我始终找不到她，到现在还是找不到她。             　　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本没有名字，没有身份，没有职务，什么都没有，这些东西都是后来附加的。可是后来，慢慢地，我们就不是作为一个生命来生活了，而是作为一个身份或者所谓身价。而且往往也是把自己看成这样，很少去倾听自己的生命到底要什么东西，自己的生命过得舒服不舒服，这种敏感没有了，更普遍的是追求物质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时代，似乎财富是最值得追求的，而全部的生活内容无非就是赚钱和花钱这样两件事，觉得这就是生活。其实，中外很多哲人都认为，人的生命对于物质的需要是非常有限的，更多的物质并不能让你的生命感到真正快乐。我认为，物质的欲望是被社会刺激起来的，并不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但我们往往被这种物质的欲望所支配了，而忘记了我们的生命需要什么。一方面对自己的生命的感觉麻痹了，另一方面，相互之间也不是用生命对生命的态度来对待，往往是身份和身份之间、利益和利益之间的较量。人和人的关系成了不是生命本身的一种关系，而是利益的关系，我觉得同情心的泯灭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生命感觉的麻痹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从现状来看，人们善良的缺失和对于生命感觉的迟钝确实比较普遍，这是很可悲的。我们的社会普遍有一种对他人的冷漠，对生命的冷漠，甚至是冷酷。             　　我在北京看《新京报》，看到每天都有凶杀案，报上经常会报道发现无名尸体，而杀人的原因和杀人的行为之间极端不对称，很多情况下是为了一个很小的理由或者很少的钱而杀人，这说明对生命是非常麻木的。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两篇报道，都是父母把孩子打死了。一篇新闻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贪玩，没做作业，父亲就用铁杆打孩子，把孩子当场打死了。另一篇是讲一个五岁的小姑娘和小朋友闹了点矛盾，人家告状到家里，她的母亲也是当场就把孩子打死了。我是同一天看到这两篇报道，心里很难受。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起来也很难受，据媒体报道，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一个75岁的教授，带着他60多岁的妻子和15岁的女儿，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去西单图书大厦给女儿买书，买完书坐车回家。在车上，售票员说他们没有买票，其实他们买过了，就争辩了几句，女孩在旁边说了一句，“你怎么这么事儿！”这个女售票员就掐住女孩的脖子，女孩窒息了，当场昏迷。女孩的母亲恳求司机快送孩子去医院，司机不理睬，两口子只好把孩子抬下车，在好心路人的帮助下，将孩子送到医院，但女孩很快就死了。一个15岁的女孩，而且是老夫妇的独苗就这么没了！前些日子法院判售票员无期徒刑。             　　我现在不愿意看报纸，看了就难受。前不久还有一件事情也让我很难受。一个外来的妇女在北京借了间屋子，开了家裁缝铺，不过这间屋子是房东搭的违章建筑。后来城管就来执法了，要把违章建筑拆了，来了很多车，当时这个女的一看，就特别着急，昏过去了，连小便都失禁了。房东是学医的，一看情况就知道非常危险，房东就恳求城管把病人送医院，城管拒绝了，说自己是来执法的，不管这个。后来，房东老太太上街拦出租车，一连拦了十辆都没拦下，直到第十一辆才成功，但送到医院时，这个外地妇女已经死了。这么多司机连这个举手之劳的事都不愿意做！             　　我相信，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每个人的人性中都有善良的种子，但为什么这么多人的善良的种子烂在里面了呢？很多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大家都不懂呢？我想有必要追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个人分析下来，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我想追问我们的传统，其实儒家文化是很讲究同情的，孟子说，恻隐之心是“仁之端也”，没有恻隐之心是“非人也”。“仁”是儒家道德的核心，可是，我们想想，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对生命是什么态度？这种善良是不是得到了发扬？没有。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对于生命其实是很残忍的，基本上可以说，在专制权力面前，生命等于零。“君命臣死，臣不得不死”，大臣得罪了皇帝，往往是被满门抄斩，甚至株连九族，成百上千人被杀掉，人命是不值钱的。             　　可是为什么儒家的仁义道德在政治上、在实践上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呢？我觉得，儒家伦理是有问题的。西方哲学家认为人有两个本能，一个是利己的本能，还有一个是将利己之心推己及人，知道其他人也是爱自己的，这就是同情。而儒家伦理在这两点上都出了问题，第一，儒家伦理是否定利己的，儒家不让每个人爱自己的生命，那又如何能做到推己及人呢？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不爱自己的生命，那么他的同情心也是麻木的。所以，同情的前提是爱自己。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利”是生物的本能，要生存，就必然趋利避害，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利益其实是不能否认的。关键在于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时，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而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             　　另外一点，我觉得儒家伦理在推己及人方面也有问题。孔子说“能近取譬”，就是要从自己身边开始推己及人，但是，“推”的范围局限于宗法关系之内了。于是，这种“仁”、“同情”就变成了“孝”，而把“孝”放到国家的层面上来看，就变成了大臣要把皇帝当作父母一般来孝顺，于是就有了“忠”。本来是一个好端端的“仁”，结果蜕化成了“孝”和“忠”，全国百姓都忠于一个人，这个人有绝对的权力，于是就造成了其他人的生命都是不值钱的。             　　让善良的人得到保护，不善良的人得到惩罚，要做到这一点，我想只有一条路，就是建立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出发点就是保护生命的权利，即保护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损害别人的利益，损害别人的权利，法律就要惩罚。如果社会保护“利己”，惩罚“损人”，那这样的社会绝对是给人以安全感的社会。我这样来解释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当然，我们正在朝建设法治社会的方向走。             　　而走这条道的必经之路就是市场经济。我不认为现在的很多问题是市场经济造成的，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能产生很多好东西。我们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秩序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状态，它应该是有序的。             　　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善良。有时候，我们不敢善良，做了好事往往倒霉。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报道，一对夫妻吵架，后来那个妻子想不开，自残了，用手敲打玻璃窗，结果玻璃碎了，把动脉割断了。丈夫这时急了，没想到会这样，就抱着妻子上街拦车，但很多出租车都不停，虽然最终还是拦到了。现在的问题是，人们看到这种情况都喜欢躲。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现在人们不敢善良，因为经常有一些坏蛋利用人们的善良来设陷阱。所以，我认为，关键是要建立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
            　　公交售票员李素丽用她的善良和爱心帮助了无数的乘客             　　南京市的小学生在街头宣传“五讲四美”
            　　二、丰富——精神的财富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丰富”。“丰富”是指人不仅有生命，还有精神，这是人和动物更重要的区别。人有精神能力，而动物只有生存本能。“丰富”就是要让人的精神能力生长、开花、结果，每个人都要如此，这就是精神上的丰富。             　　人有哪些精神能力呢？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把人的精神能力分为三种，智、情、意。“智”是指思考能力。“情”就是情感，人有情感生活，有对爱的体验，有对美的体验。“意”是指意志，就是能够支配自己的行为，按照道德做事，也就是对“善”的追求，这可以说就是信仰。所以，“智”、“情”、“意”就是人的智力生活、情感生活和信仰生活，这三种生活组成了人的精神生活。所谓的“丰富”就是指人应该过这三种生活，三者缺一不可。             　　首先，人应该过智力生活，头脑是上天给人的一个恩赐，因为人有头脑，所以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充满兴趣，能够进行独立思考。这是人类最可贵的禀赋，在运用这种能力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一般我们会误认为，人有头脑、会思考是为了解决自己的衣食等生活问题和对物质的欲望，似乎人类头脑的价值就在这里。我觉得这是本末倒置了。其实，从人的享受来说，精神能力的运用和得到满足是更高级的享受，思考问题的过程充满着快乐，而这种快乐是任何物质享受不能比的。我相信，任何一个优秀的人都是这样的，把精神能力的满足当做更高级的快乐。我特别喜欢一个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他认为，一个人要满足自己生存的欲望，但人的精神能力是更高的快乐。如果人们只是体验物质的快乐、身体的快乐，而没有体会过精神的快乐，那他就不知道后者的快乐之于前者是更甚的。今天，我们很多人就是只是沉湎于身体、物质这样低层次的快乐中，而觉得世界上没有更快乐的事情了。但只要享受过两种快乐的人，都会得出精神快乐是更快乐的结论。约翰·穆勒就说，不满足的人比满足的猪快乐，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满足的傻瓜快乐。每个人的天性里都有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但很多人的这个“苏格拉底”是沉睡的，甚至再也醒不过来了，这就很可悲了。             　　我想强调一点，人的智力生活的满足本身就是一种很高的价值，我们不要用物质成果来衡量它。社会也是如此，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发达，生活越来越富裕，人就幸福了吗？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真正幸福的生活是人们精神上非常自由，非常发展，有大量的精神财富。每个人都对世界有好奇心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好奇心会降低的。爱因斯坦认为，好奇心是神圣的，因为有好奇心，人和神就很接近了。但爱因斯坦又说，教育没有把我们的好奇心完全扼杀掉，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对于今天中国的教育来说，更是这样。我觉得，智育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和鼓励好奇心，培养人们自主学习的能力。但当今的教育往往把功利放在第一位，所谓的知识是很狭隘的，只是为了谋生学一点东西。大学只是一个职业培训场，中小学就是为了高考而准备。中国的孩子很苦，被沉重的课业压得喘不过气，很少有玩的时候。孩子的天性是需要玩的，只要我们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他自然会学习的。             　　这一点，我从自己孩子的身上看得很清楚，我女儿刚满八岁，在她四五岁的时候，已经能够阅读《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了。我没有刻意去教她，也没教她认过字，只是在每天睡觉前，妈妈都会给她念童话，当时她感到奇怪，说：这上面都是字，故事在哪里呢？后来有一天，我发现她自己翻开童话书，自己在念，她识不了几个字，在那里蒙呢。但时间长了以后，我发现她总是可以翻到昨天妈妈给她讲的地方，看来大致能读了。有一天，她对妈妈说：妈妈，你不要给我念了，不然我自己看就没意思了。原来她都能看懂了，这个时候，她还没上学呢。孩子的兴趣其实是自发的，只要保护好、引导好，自然会发展得很好。如果强制孩子学习，这就会让孩子感到反感，怎么可能学的好呢？所以我很担心，觉得现在的教育培养出来的都是单调的、不丰富的人。目前，我想写一本书，对教育的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这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智力生活。             　　另一个是情感生活，人应该有丰富的情感体验，对爱、对美的体验，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还有一个是信仰生活，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我们可以看到，智力生活与“真”相对应，情感生活对应的是“美”，信仰生活对应“善”。所以，我们讲的真善美，实际上最早是柏拉图提出来的。从人类精神领域来说，“智”与科学相对应，“情”对应于艺术、文学，“意”对应哲学、宗教。人类应该去享受这些东西，而不是单纯地生活在外在世界上。我们的社会是非常浮躁的，人们总是生活在外在世界，而没有自己的内在世界，或者内在世界很单薄。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人们的全部生活仿佛就是挣钱和花钱。这就是贫乏，是与“丰富”相反的。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是这样过的，只有物质，而没有精神，纵使他再有钱，我都会说，他是度过了贫穷的一生。             　　当然，我们可以去争取做一个物质上的富翁，这也是对的，但同时，精神上的丰富是更重要的。只要成为了精神上的富人，即使物质上贫穷一点，我觉得，你还是幸福的。如果把全部的幸福寄托在外在物质上，这是很不可靠的，一旦财产、地位没有了，人就垮了，因此，精神上要有自己的家园，即使外在再变化，都有着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对“丰富”的要求。             　　怎么样去“丰富”呢？我觉得有三个途径。首先，要养成独处的习惯。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忍受独处的人越来越少了，往
            　　往把独处看成一种痛苦、一种惩罚，仿佛一个人呆着，日子就没法过了。其实，根据我的体验和与精神大师的交流，他们都认为独处是一种特别的快乐，能够和自己的灵魂进行交流，是很快乐的。这个过程就是自己过内心生活的过程，好好回顾一下自己走过的路，立足于人生的全局给自己一个坐标。我认为，哲学就是起这个作用的，哲学是一种分身术，可以把一个人变成两个人。肉身的自我可以在社会上奋斗，但一定还要有一个更高的自我，每个人的身上都应该有一个更高的自我。怎样才能有一个更高的自我呢？首先，就是要有独处的习惯，经常反思一下自己。             　　我承认，能说会道是一种能力，其实，我的口才是不好的，我也很害怕做讲座。但是我觉得，独处是一种更重要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独处的能力，那么他丢掉的是灵魂，会变得浅薄。如果没有交往的能力，丢掉的是利益，那么，我宁可丢掉利益，而不愿丢掉灵魂。尼采说，有的人不喜欢自己，甚至讨厌自己，所以总是要逃到别人那里去。那么，尼采就问，这样的人对别人有价值吗？一个连自己都讨厌的人，到别人那里无非是对他人的干扰。一个人必须丰富自己，这样才能使自己有价值，有了独处，有了内在的东西，然后才能有高质量的交往。如果大家都有内在的丰富，那么这样的交往是高质量的交往，否则的话无非是利益的交换。             　　第二，通过读书来形成更高的自我。读好书的过程就是接受大师熏陶的过程，自己的灵魂也会越来越充实。所以我强调，一定要读好书。现在外面的书太多了，但很多是“垃圾书”，畅销书不一定是好书。我的主张是少看一点畅销书，多看一点经典读物，虽然经典书大部分是不畅销的，但的确受益无穷。我认为，人的趣味很重要，趣味要高。而现在“快餐”太多，追求感官刺激，但读过就完了，对于人的精神是毫无帮助的，这样就没有读书的必要了，还不如去卡拉OK。其实，阅读本身就应该是精神生活，让人感到精神上的愉悦、精神上的启迪，这样的读书才是有意义的，才是真正的阅读。阅读的过程是人的灵魂提升的过程，多和大师们交流，慢慢地，读者和大师的精神就接近了，能从大师的角度去看世界了，这是多大的愉快啊！所以我认为，读书的品位要高，这样才有意义。我们这个时代看重享受人类的物质财富，享受高科技的成果，但在书籍中，积累着人类的精神财富，如果不阅读，这笔财富是不会属于你的。事实上，这些财富是向所有人敞开的，但很多人并没有去享受这笔财富，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             　　我很庆幸自己发现了这么一个宝库，我要感谢上海图书馆，让我感受到书籍的魅力。于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爱读书了。上高中时，我住在黄陂路，在上海中学读书，坐50路车，那时的车费是5毛钱。我一周回家一次，父亲只给我5毛钱的车费，是单程的，但我还是舍不得坐车，靠步行上学放学，一次要走一个多小时，把省下来的车费买书。高中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高尔基的一段话，他说，“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当时就是这样的感觉，感受到莫大的快乐。我的主张就是，不要光享受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享受得越多，越占便宜。一个优秀的人应该养成过智力生活的习惯，让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始终处在活跃的状态，另外，要有一种自主学习的能力，所有的大科学家、大学者始终保持着智力活动的习惯，这是一种高品质。第三，是通过实践完善人的社会性。人首先是动物，所以会有食欲、性欲、自我保存能力等自然属性。同时人又生活在社会之中，作为集体活动的个体，或作为社会的一员而活动时，又要表现出社会性。在哲学上，通常把一些对人类整体运行发展有利的基本特性称为人的社会性，如利他性、服从性、依赖性、以及更加高级的自觉性等。当然于此相对还有反社会性，如为了利己损人、损害公众、损害社会等等。任何一个社会和国家都会对其社会成员的社会性提出很具体的要求，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信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次序；西方资本主义信奉“自由、平等、博爱”的规则。要做一个精神丰富的人，就要尽量完善自身的社会性。怎样做呢？当然是通过实践。形象些说，医生治病、演员表演、运动员比赛等都是实践；抽象些说，社会调查、科学实验等等也是实践。在实践中，人的社会性可以不断完善，还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心灵丰富起来，脱离纯粹物质的需求。             　　此外，还要保持心灵生活的习惯。我把“智力生活”和“心灵生活”区分开，前者是指动脑子，后者是情感的体验、信仰、对生活意义的思考。一个人的人生目标首先应该是让自己成为优秀的人，我们这个时代注重成功，把成功看成是第一位的。我觉得成功应该是“优秀”的“副产品”，要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智力生活要始终是活跃的，情感生活要始终是丰富的，只要给予一个合适的环境，这样的人迟早会成功的。如果不是一个优秀的人，只是工于心计，拍马奉承，那么这样的成功是非常平庸的，这对于人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即使在社会意义上不成功，但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人，那么你的人生仍然是成功的、充满意义的。             　　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现在我有了点小名气，有读者爱读我的书，看似成功了，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很表面的。我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广西的小山沟里，在那里差不多度过了十年的时间。我喜欢读书、写作，而那是一个很闭塞的地方，我在当地的县委做宣传干事，我的工作就是给县委常委“讲课”，所谓的“讲课”就是读报纸，把中央的政策宣传一下，是很没有意思的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我想出人头地应该怎么做呢？当然是好好工作，让领导喜欢我。当时有60多个大学生和我一起被分配到这个只有10万人口的县里，而这些大学生中，只有我一个在县政府里工作，所以很多人都很羡慕我，如果我好好做下去，可以走升官这条路。这也是那个情况下唯一的出路，那时也没有从事科研的可能性，因为所有的研究机构都瘫痪了。但是我发现，这条路不适合我，比如说，遇到某些问题，我自己的看法和领导相左时，我会忍不住说出自己的意见，这就让领导很不高兴。另外，我读书的习惯也改不了，那里书也不多，我就从县中学里找书来读。县委的宣传部有一套《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我把这两套全都通读了一遍，读完之后没有书读了，我就到县中学里，当时，我的同学正好被分配到县中学，我在他们的阅览室里发现了一套不全的《万有文库》，那简直是如获至宝啊！因为我爱读书，我的上司就找我谈话，说我太脱离群众了，应该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都喜欢打牌，而我不喜欢，他们就说，周国平哪会打牌呀，他就会读书。他们特别看不起我，这样，我就觉得自己仕途是走不成了。这不适合我的性情，那我就按照自己的性情来做吧，所以，最后我也坚持读书和写作，尽管写的东西是不可能发表的，包括写诗、写散文和有关学术方面的。当时根本想不到“四人帮”会倒台，我以为自己就是一辈子待在那里了，我写的东西也就是自娱自乐而已，但我还是坚持这么做，因为我觉得这是在这样环境中所能过的最有意义的一种生活了。我本来是作为唯一的苗子被选到县政府，结果是没有培养前途，最后被放到了离县城很远的县党校里，我反而很高兴，因为那里没有人打扰我，我可以整天在屋子里看书了。而原本在我下面的其他同学却开始升官了，但我很安心，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想过这样的生活。如果从成功的意义上来说，我那时是很不成功的，但我觉得自己比别人优秀，我在实现内心的东西，尽管没有在社会上成功。后来考上了研究生，能够写一点东西了，我觉得和我那段经历是分不开的。我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写的东西，发现很多现在写的东西其实在当时已经开始写了，很多想法都是共同的、连贯的，而不是回到北京后突然冒出来的。
            　　我觉得，一个人首先应该优秀，精神能力、智力能力和情感体验要得到发展和实现，内在的优秀是更重要的。我们可以在条件合适的时候，把这内在的东西表现出来，从而使之成为自己的事业。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事业，但“职业”不等于“事业”。“职业”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也许你的职业很能挣钱或者很有权力，但这还只是“职业”，不是“事业”。什么是“事业”呢？我觉得用人的内在能力来说，有两条标准。第一，要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对事情本身有强烈的兴趣，而不是因为利益，没有利益也要做，就因为喜欢。这是“事业”的一个标准。另一个标准是，由于从事了这份事业，而让人生意义得到了实现，做这件事要让自己感到其中的意义之所在。人的精神能力无非有两种，一是天生的、智力的能力，每个人的能力品质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适合从事这方面的事，而有的人就不适合。我觉得，这一点很可能是老天安排好的，人的天赋能力和性格是注定的，但很多人可能没发现自己的能力到底在哪里，能发现自己的能力这是一种幸运。如果做一件事本身让你觉得非常快乐，那么就说明你的能力在这里。杜威说过，兴趣是才能可靠的征兆。如果是因为利益而产生“兴趣”，那其实是不算“兴趣”的，我指的是事情本身的吸引。我用这两方面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从事的是不是真正的事业，最幸运的就是职业与事业合一，我感到自己就比较幸运。我认为幸福有两点，一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并且能够靠这个养活自己；二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并且让他们感到快乐。做到这两条，人生就算是幸福了。
            　　在北京的书市上选购图书的人们
            　　三、高贵——人格的骄傲
            　　第三个问题，我来讲讲高贵。我们这个时代很少提到“高贵”，其实“高贵”在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古希腊、罗马时代，“高贵”被看做是最重要的价值。但那种“高贵”不是指地位，而是精神上的高贵，我从古希腊的哲学家身上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尼采说过，古希腊的哲学家是具有帝王气派的精神隐士。古希腊哲人的这种高贵有两个最著名的故事，一个是关于第欧根尼的，他是希腊化时代的一个哲学家。他在当时的希腊世界是非常有名的，那时候统治欧亚大陆的是亚历山大大帝，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君主。第欧根尼提倡人应该过简朴的生活，因此他也没有自己的房子，就住在一个木桶里，或者有时就露宿街头，吃的食物也是非常简单的，基本上靠乞讨维持生计，完全是一个乞丐的样子。一天，亚历山大大帝碰到第欧根尼，大帝对他说，我是大帝亚历山大。第欧根尼回答说，我是狗崽子第欧根尼。狗崽子是第欧根尼的绰号。亚历山大顿时肃然起敬，对他说，先生，我能帮你什么忙吗？第欧根尼说，你能给我做一件事，就是请你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就乖乖地走了，他边走边对侍从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那我愿意做第欧根尼。第欧根尼在物质上过着很简单的生活，但是在灵魂上他是很骄傲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阿基米德的。当时他所在的城被罗马军队攻下来了，而他还在街头思考他的问题，在地上画着几何图形。罗马的士兵看到了他，就要抓阿基米德，他不肯走，还在看着他的图形，说，你们不要破坏我的图形。就在这个时候，罗马士兵一剑把他刺死了。阿基米德把对智力的追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里面就蕴涵着高贵。             　　我们批判奴隶主、贵族，但他们中很多人也有着高贵的品质。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很多贵族被杀了，包括国王路易十六，但其中很多人在走上断头台时，确实表现得很高贵。一个贵妇人在临刑前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马上向他道歉，对不起，请原谅。讲完这话之后，就被杀头了，她一直到死，始终保持着高贵。还有一个贵妇人，排队坐着等待行刑，因为人很多，大家坐着比较拥挤。她旁边的一个老太太一直在哭，她就站起来，让老太太可以坐得舒服一点。相比之下，老太太觉得自己太失态了，就不哭了。贵妇人的镇静，临死前所表现的从容与优雅，是装不出来的，这就是一种内在的高贵。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有这种高贵，这种尊严，处处都要体现出这种尊严。在中国的社会传统中，人们把这种人格的高贵归结为一种“君子之风”。千百年来，人们往往乐以君子自居或夸奖他人。孔子说自己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却很快乐，因为他有大志向，以胸怀天下为乐。这也符合孔子的君子行为准则——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另外，在《论语·雍也》中，夫子还夸奖颜回：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就是颜回不把怒气转移到无关的人身上，不重犯同样的错误。如此看来，无论人品，还是学品，颜回可堪表率。儒家管这种品行叫作“有情无累”，情感和自我分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自然对个人外在条件的好坏看得不重了，也因此达到了人格的高贵。             　　康德认为，人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个是肉体的存在，是属于自然界的，要服从自然规律，是不自由的，由自然支配。另一方面，人是精神的存在，有灵魂，有头脑，从精神的存在来说，人是自由的，并不服从自然规律，受道德规范约束。道德不是自然界的法则，是人的行为准则，而自然界的生物是没有道德准则的。所以，康德说，人是自己行为的立法者。这就是人的高贵之处。实际上，道德法则和自然法则是相违背的。自然法则是趋利避害的，利己的，但道德法则要考虑到别人的利益，这是人的伟大之处，是人的自由之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康德说，人是目的，在任何情况都不能把人作为手段。所谓“人是目的”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是区别与其他生物的，是道德、精神层面上的高贵，是精神性。而不能把这个意义上的人作为满足物欲的手段，当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做不道德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人就只是“手段”了，而没有把自己作为“目的”。             　　对待他人也应该这样，不能把他人作为满足自己欲望的手段，把每个人都要看成是有尊严的人，有灵魂的人，让灵魂与灵魂相对待。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尊严感，道德滑坡不能光靠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其根本在于尊严问题。真正的道德教育应该建立在灵魂的高贵的基础上，要教导人们做高贵的人，做有尊严的人，有尊严的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必然是道德的。最可怕的就是有尊严的人碰到没有尊严的人，有尊严的人在精神上是有洁癖的。而没有尊严的人相互碰在一起，那就是恶斗。所以，人与人之间应该普及尊严感，这样的社会才会是美好的社会。最后我想说，我从上海图书馆开始，读了很多书，收获也很多，自己感到，就一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善良、丰富、高贵。我们应该有善良的心、丰富的心灵和高贵的灵魂，这样才是真正的人。我怀念这些品质，也希望现代的人具备这些品质。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