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中医院是几甲:当升国旗唱国歌的时候

当我们的国歌音乐旋律开始响起的时候，我们的国旗也随之冉冉升起。与之同时，我们一边凝视着冉冉升起的国旗，一边唱起了我们的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此时此刻，脑海里总会浮现出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在当年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情景；耳边总会响起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的悼词。由此心中总会感觉到我们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帝国主义蹂躏和受尽屈辱的痛苦；由此心中总会涌现出对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强暴表现出毫无畏惧敢于与其拼搏并付出生命代价的民族英雄们的敬意。　　

国歌让我们勾起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受尽屈辱历史的回忆；同时，国歌又是在鼓舞我们加强经济建设，尽快摆脱落后和贫困，把我们国家建设成具有强大的经济和国防力量的国家﹑复兴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决心。　　

自1840年起，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在在高调提倡人权的国家，在那时，为了向中国倾销、走私被现在国际社会称之为毒品——鸦片，利用他们自己的工业革命成果－－船坚炮利，悍然地向中国封建清王朝发动了战争，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腐朽没落的封建清王朝的军队抵挡不住当时用现代工业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军队的进攻，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由此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就是这个《南京条约》，除了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和赔偿2100万银元以外，我们国家的领土香港被割让了；我们国家的与其货物进出口关税不能自主决定，而是要与其协商决定了，使得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第一次遭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破坏。　　

从那时开始，别的西方列强也以此仿效，时不时用武力威胁，迫使封建清王朝作出妥协，以满足他们贪婪无比的利益要求，使其在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实际经济利益。腐朽没落的封建清王朝无力与其对抗，坐视着一个又一个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丧失，徒唤奈何。　　

续《南京条约》之后，清政府又签订不平等的《望厦条约》，这个条约扩大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他们的兵船可以任意地到中国各通商港口巡查贸易。由此我们国家的主权再受到了损害。　　

之后，西方帝国主义为了继续扩大在华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又借机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抵挡不住强悍凶狠的西方帝国主义联军的进攻，再一次在战争中失败。在这次战争中，中国乃至世界文化艺术中的瑰宝圆明园被野蛮的西方帝国主义焚毁了。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讲，圆明园被西方帝国主义焚毁事件是一个巨大的耻辱，是一个巨大的心理疼痛，是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在帝国主义的武力淫威之下，战败的清王朝政府不得不再一次与西方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使得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和领土，就连被当今国际社会称之为毒品的鸦片在当时的中国土地上也被贸易合法化了。　　

另一个帝国主义乘这次战争的机会，用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使得中国的东北地区丧失了大量的领土。　　

 再之后，中日的甲午战争，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又战败了，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巨额的赔偿之外，台湾岛及其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被割让了。这个条约使得中华民族进入了巨大的灾难之中。　　

续此之后，清王朝抵挡不住西方帝国主义八国联军的进攻，又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除了巨额的赔偿之外，外国军队可以在当时的清王朝首都驻军保护其使馆。在一个国家的首都驻军，就意味着可以威胁和掌控这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可以随时干扰和破坏这个国家的政务，使这个国家无法正常行使正当的主权。因此，至此，中国的主权丧失已经达到了顶点。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了，我们的民族完全沦为任西方帝国主义宰割的奴隶了，清政府也完全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了。　　

翻开这一部中国近代历史，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讲，是一部饱受西方帝国主义蹂躏﹑受尽屈辱的历史；是一部伤痕累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的历史。每每念及于此，无不掩卷长叹，悲愤满腔。尽管清王朝腐朽没落、腐败无能，但是，就捍卫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独立而言，也涌现出不少不畏西方帝国主义强暴，敢于与其拼搏，有的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牺牲的民族英雄，如：林则徐﹑关天培、史荣椿、龙汝元、邓世昌等等，这些民族英雄们都是值得我们当代人所纪念的。　　

拯救中国，挽救中国的命运，是当时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的强烈心愿。经过戊戌变法和《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使得这些先进分子彻底放弃了对清政府所抱有的幻想，认识到只有推翻清朝政府统治才能救中国。于是，辛亥革命爆发了，它结束了清朝政府在中国的统治。　　

如何才能拯救中国，如何才能挽救中国的命运，各种政治势力带着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出现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先是袁世凯占据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个通过象征着西方民主主义的议会制度选举出来的临时大总统不久就窃国恢复帝制称起皇帝来了。结果，众叛亲离，在全国人民上下的一片声讨中死去。有的乘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贯出现的军阀割据的现象。军阀相互之间的征讨战争，使得中华民族深深地陷入了内战的灾难之中。在那时，也有过北洋政府，也采用过像西方那样的象征着民主主义的国会制度。但是这个民主主义的国会制度，在当时的中国，犹如拖着辫子的清朝人穿上西装一样，不伦不类，根本无法结束军阀间的相互讨伐战争，根本无法统一中国。事实表明，像西方那样的象征着民主主义的国会制度是根本治理不了当时的中国的，是根本行不通的，是根本拯救不了中国的。　　

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提出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治主张，采用联俄﹑联共的政策，在广州誓师北伐。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北伐取得了成功。国民党统治下的国民革命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然而，由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思想文化，在国家政治上，国共两党不可能长期地﹑平等地联合下去。两党的联合行动是暂时的，两党的斗争发生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在1927年发生了国民党大屠杀共产党人士的4.12事件。这个事件倒过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中国，两党或者多党共同执政或者像西方资本国家那样通过选举各党派轮换执掌政权是根本行不通的。这个事件给当时还处在幼稚阶段的共产党上了一堂活生生的课，给了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于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武装同国民党斗争以夺取政权的思想和理论在共产党方面随之出现。于是，国共两党之间的武装斗争从此开始了。　　

在中国，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都不存在两党或者多党联合执政或者通过选举各党轮换执政的思想文化基础。由于中国的历史和我们中华民族形成中所带有的特点，决定了在中国的最后封建社会王朝清政府结束在中国统治地位之后，中国只能由一个政党来统治和执政，其他的党派或者政治势力只能是处于协助的地位。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以及社会安定所必需的。究竟由哪个政党来统治和执政，这，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来选择。　　

军阀之间的混战和党派之间的斗争，使得刚从封建社会里走出来﹑本来就非常落后的中国更加虚弱了。于是，引起了一直窥伺着﹑垂涎着这块中国大陆宝地的东边岛国－－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侵略野心急剧膨胀，不自量力地发动了侵略中国战争。9.18事变后，东北三省被占。卢沟桥事变以后，中日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当此时，中国又面临了一次﹑而且是更为严重的外来侵略和亡国的威胁，在这关乎到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大义面前，中国各党派和政治势力表现出少有的团结，纷纷捐弃彼此间的前嫌，站到了一致抗日这杆大旗之下，同仇敌忾，一致抵抗外来的侵略。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抗战，在付出巨大的生命牺牲和巨大的财产损失的代价之后，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终于第一次赢得了抵抗外来侵略战争的彻底全面胜利。　　

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即当时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场抵抗外来侵略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在当时，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和意志，在抵御外来侵略﹑捍卫自己国家主权和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方面起着巨大的激励作用。尽管，《义勇军进行曲》出现在当时的抗日战争时期。但是，抗日战争是自中国近代1840年开始以来，中华民族历次抵抗外来侵略战争的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讲，《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捍卫自己国家主权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战歌；同时，从现在看来，也是过去我们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面对强悍的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表现出的不畏强暴﹑敢于抵抗和勇于牺牲的不屈不饶精神的写照。因此，现在的我们国家的国歌是一部自近代以来我们中华民族饱受西方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受尽屈辱的浓缩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面对强悍的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暴﹑敢于抵抗和勇于牺牲的不屈不饶的民族精神史。　　

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主要有二大政治势力，一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政治势力；一个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治势力，这股势力在当时是最大最强的，比当时的共产党的势力要大要强得多。无论是毛泽东也好，还是蒋介石也罢，他们都是传统中国思想文化培养和造就出来的政治领袖，他们的思想不可能游离于传统的中国思想文化。因此，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思想文化是造成了国共两党在掌控国家政权问题上的矛盾是根本不可能调和的，两党之间的斗争发生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两党之间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经过三年的中国国内革命解放战争，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铲除了割据一方的各个军阀势力，使中国除了台湾省及其周围岛屿以外达到了真正的统一，取得了全中国的统治执政地位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表明了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更替政权，还是治理国家，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更替政权和治理国家才能成功。因此，更替政权和治理国家，民主是必要的﹑是必需的﹑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国家的民主表现方式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的。像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各政党通过选举来夺取政权或者取得国家执政地位的民主表现方式只是其中的一种。由于传统的中国文化和当时的中国处于分裂的实际情况，用武力实行中国的统一﹑取得全中国的统治执政地位是当时政党的唯一选择。纵观中国一部历史，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分裂与统一的斗争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统一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大最高利益。如何捍卫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是决定了我们所采取的民主方式。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是中国民主主义的胜利。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民真正地站起来了；标志着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饱受西方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受尽屈辱的历史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初步达成了先前的先进分子的“拯救中国，挽救中国的命运”的心愿。　　

由于《义勇军进行曲》在当时的影响和产生的巨大作用，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前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被确定为代国歌。然而，到了　2004年3月14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才被正式作为国歌写入宪法。其间也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后来又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国歌的论争过程。但是，国歌承载着民族的士气，背负着不可忘记的历史，都一再说明：现行版应该保留，即便需要改词也要慎重而行。　　

看了一些近年来提出修改国歌的建议，使人感到悲哀和愤慨。悲哀之处就在于提出修改建议的本人对自己国家的国歌所具有的含义的认识是那么的浅薄和不足。愤慨之处就在于修改建议者没有加以周密的思考，就不恰当地提出修改国歌的建议。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歌词是对我们中华民族面对凶暴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暴﹑敢于抵抗和勇于牺牲的不屈不饶的民族精神的写照。这对我们当代的军人乃至国民仍然有着保卫国家安全的巨大精神激励作用。面对当前不容乐观的国家安全形势，一旦国家安全遭到威胁和破坏时，就要求我们的军人立即挺身而出。无论面对怎样的强悍凶暴敌人，都应当向先烈们那样敢于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与敌人进行拼搏。在现代战争中，无论兵器怎样先进，总是要靠军人掌握投入战场的，总是面对敌人与其拼搏的，拼搏中，总是有生命牺牲的。因此，胜利总是用人命换来的。如果军人没有压倒敌人和为了胜利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勇气，即使武器再先进也是难以取得战争胜利的。而国歌中的这一个歌词恰恰是给我们军人敢于与强悍敌人拼搏的勇气的精神动力和力量。而提出修改意见的政协委员认为：“现在不需要冒着炮火前进，不提倡冒着炮火前进，也没必要冒着炮火前进。”将这句歌词单纯地理解为具体的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的情景，对国歌所具有的精神含义的理解是如此的浅薄和平面，这怎能不使人感到悲哀？　　

有的政协委员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歌词过于耸人听闻，不适合和谐社会，等等。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词是告诉我们当代在和平环境的人们在距当今不远的80年前，中华民族遭遇到了一次严重的外来侵略和亡国危险；是告诉当代在和平环境的人们要有居安思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思想。这没有什么过于耸人听闻的，也与适合不适合当今的和谐社会是完全不相干的。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是我们始终追求的目标，然而，在国际上有的国家为了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千方百计地在我们国家周围制造一些麻烦和挑起一些事端，来牵制和延缓我们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现在我们国家的安全形势是不容乐观的。面对这样的国家，我们只有提高百倍的警惕，加快我们的国防力量的建设，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危机。而我们的国歌恰恰是给我们增强危机意识感的。长久不懈地保持我们的危机意识，增强我们能够应付任何危机的能力，是我们建设和谐美好社会的根本保证。　　

有些人认为，在奥运会领奖台、在和平友好外交仪式等场合反复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国歌歌词已不合时宜，国歌歌词未能传承中华民族文明历史，不能适应中国现实国情、服务中国的未来，也没有面向世界等等。　　

我们不知道在奥运会领奖台、在和平友好外交仪式等场合反复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国歌歌词有什么不合时宜。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民族对事物思维方式的体现。当中国体育运动员站在奥运领奖台上面对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唱起自己国家的国歌的时候，对他国人民，就是告诉他们距离当今不远的时期，我们中华民族曾经遭到国外帝国主义奴役过，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现在我们国家强盛了，我们的体育远动员也能站在领奖台上，我们为此感到骄傲和荣耀；对自己运动员来讲，就是要牢记和认识到我们国家和民族在距离当今不远的时期曾经遭到国外帝国主义蹂躏和奴役过的﹑我们的人民被称为东亚病夫的那段受尽屈辱的历史，现在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和平的环境是先烈们通过奋斗并付出巨大牺牲的代价换来的，在这个独立和和平的环境里，通过国家的培养和自己个人的努力才换来国家和自己个人荣誉。这有什么不合时宜？　　

我们现在在和平环境里反复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就要我们牢记过去我们中华民族的那段受尽屈辱的历史，是居安思危思想和忧患意识的体现，而居安思危的思想和忧患意识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古来即有之。我们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国歌歌词，怎么会是“未能传承中华民族文明历史”呢？　　

我们必须清醒地﹑理性地看待我们国家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尽管现在我们国家的GDP经济总量处在世界中的第二位。但是，距离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人均GDP还不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且我们国家的周边安全形势也很严峻，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的懈怠。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估计我们的实力，长持居安思危的思想和忧患意识，以促进和持续发展我们的经济建设，尽快将我们国家的国防力量建设得更加强大。因此，现行版的国歌歌词不是什么“不能适应中国现实国情”？恰恰相反，现行版的国歌歌词比以前更适应现在的国情，更能服务于国家的未来。　　

至于说到现行版的国歌歌词“没有面向世界”。我们不知道要怎样的国歌歌词才能算是面向世界，这个话的含义实在难以理解。各个国家的建国过程不一样，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历史和文化也不一样，各个国家按照自己民族的实际情况，来创作或者选择自己的国歌歌词和音乐，我们国家也是这样。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各国呈现出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构成了世界的绚丽多彩的文化。　　

同样，在和平友好外交仪式等场合反复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国歌歌词也不是已不合时宜，恰恰相反，而是非常合事宜。和平友好外交是要用实力做后盾的，没有坚强的实力后盾哪里有真正的和平友好外交？中华民族在外交上的一部受尽屈辱近代史不就是证明了这一点吗？东边邻国的外务省在写中国实力报告时，就是从1840年开始写起的。难道中国的外交官就不能在和平外交礼仪场合唱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国歌歌词来追思自己的国家从无外交到有外交再到有实力外交的过程？事实上，在利益至上的强权外交世界里，在和平友好外交礼仪结束之后，无不是谈判桌上争夺利益的外交辞令和唇枪舌战。唱起国歌就是让我们的外交官记住他们的先驱在对外外交上所受的耻辱，就是要让我们的外交官记住要如何保住通过几代人领导人的努力才得来当前的外交成果，就是要让我们的外交官展开自己的智慧，鼓起自己的勇气和豪气以巩固和发展现有的外交成果，为国家和民族谋取更大的利益。诚然，中华民族向来怀有“强者怜悯富者慈悲”的美德，对于贫穷落后的国家在外交上也会将心比心，以自己的经历和遭遇来理解对方 并以礼相待的，以尽我们的国际义务。　　

有人拿出日本前外相町村信孝认为中国国歌是抗日歌曲，不利于日中友好，希望修改的意见来要求修改国歌，对于这样一个要求修改国歌的建议，我们感到非常愤慨。如前面所述的那样，尽管国歌是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但是，抗日战争是自中国近代1840年开始以来，中华民族历次抵抗外来侵略战争的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讲，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捍卫自己国家主权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战歌。据说建国初，有人认为带有歌词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义勇军进行曲》过于耸人听闻，不适合当作国歌。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认为，建国了，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还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显然，当时的领袖们选择《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本意是要国民们长持居安思危的思想，记住过去受尽屈辱的历史。建设好自己的国家，避免重蹈过去因为国家落后和贫穷被人奴役的历史。而并不是记住中日战争的历史仇视日本国家的意思。毋庸讳言，领袖们教导我们记住过去国家被人侵略﹑被人奴役﹑受尽他国侮辱的历史当然包括中日战争的历史。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讲，对那场由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我们中华民族的巨大生命牺牲和巨大财产损失是刻骨铭心的，给我们所带来的巨大痛苦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然而中国并没有因此而仇恨战败后的日本国家，相反，用传统的以德报怨的美德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要求。对此日本方面不应当感谢中国人民吗？对于我们来讲，当我们唱起我们的国歌时，就是要牢记过去那段受尽屈辱的历史，懂得落后就要被打被欺的道理，以此来加强我们加快国家经济和国防力量的建设的决心。对于日本方面来讲，要懂得中国方面的思维方式和特点，要理解那场由他们国家的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心理，事实上那场战争也给他们本国人民也带来巨大的灾难。两国的友好关系只能建立在正确面对过去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建立真正的两国友好关系，才能面向更好的两国未来友好关系；没有无视或者忘记过去才能建立两国友好关系和面向更好的未来友好关系的。因此，在当时，身为一国外相町村信孝氏对我们国家的国歌的发言是极不妥当的。以此来建议修改国歌的那更是极不妥当了。我不知道该建议者在百年之后有何面目见抗战中牺牲的先烈们于地下乎？

有人自以为是，不自量力，拿出自己创造的所谓新国歌歌词想来取代现行版的国歌歌词，并认为反新国歌歌词方案,实质是“反公民道德,反文明进步,反诚信良知,反民主民生,反和解合统,反改革开放真善美。”这样武断地下结论，着实让人吓了一大跳。那我们就来分析分析这个建议者创作的所谓新国歌歌词，且不说他创作的歌词读起来拗口不顺，根本不合我们汉文歌词的特点。新歌词中有一句“维护宪法人权”，维护宪法是没得说的，但是要将“人权”一词写入我们国家的国歌歌词里就有极大的问题。“人权”是西方思想文化的产物，是曾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利用它在当代所做的慈善，是用来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到至今为止，没有看到能够使人信服的完整的人权理论。“人权”一词的最基本的含义应当是：作为一个人而应该享有的权利，这个定义不会错吧。然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乃至有民族﹑国家。事物中总有对立和矛盾面，当个人的利益和社会﹑民族﹑国家的利益发生了对立或者矛盾时，对个人来讲就要以社会﹑民族﹑国家的利益为重，放弃个人的利益权利，这个道理我想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吧。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现在在高调提倡“人权”的国家在当时自己的民族将要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通过法案，将各人的财产也归入国家所有，以备战争物资所需要。而当时这个国家的人民都自觉遵守这个法案，放弃个人的财产权利。现在的人们都不会指责这个国家在当时的这一法案是侵犯人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权利。那对我们现在的国家来讲，既然说到了人的权利，那自然民族﹑国家的权利的话题也随之出来，在当前，毫无疑问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复兴我们中华民族的权利是第一位的（是指在和平环境里），是优先于﹑高于个人权利的。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复兴民族是要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的，换言之，安定的社会环境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复兴民族的前提。因此，凡是不利于或者破坏社会安定环境的因素都将为我们所不容。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和法律也是维护我们社会安定环境的保障，对企图破坏社会安定环境的行为和言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最近，西方人士总是指责我们限制言论侵犯人权，而我们声明正当的批评甚至批判是允许的，但是，蛊惑人心﹑恶意诽谤﹑煽动颠覆政权等要引起社会不安定甚至混乱的言论当然是不允许的，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于是，东西方对人权的理解就出现了差异。且不说谁是谁非。再看看西方人对人权是怎样理解的，当然我不是从他们的学说中学习理解他们所说的人权，而是从他们所做的事情中学习理解他们所说的人权。且不说在19世纪为了向中国输出被今天称之为毒品－－鸦片，不惜用武力进攻中国的事情，也不说用当时新发明的机关枪扫射当时要求摆脱殖民地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印度民众，就说说上个世纪的在外华侨吧。我想西方人所说的人权应该包括每个人都享有和他们西方人一样平等地得到对待和不被歧视的权利吧，也享有个人的人格尊严应该被得到尊重的权利吧。一部在外华侨史告诉我们现在在鼓吹人权的国家里，当时的华侨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对待，他们的人格尊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在看看现在出版的关于中国书籍里，以自己西方为中心，鄙视﹑歧视中国民族的语言充斥全书，这种做西方思想文化的学者连起码的要尊重他民族也做不到，还能和别人奢谈人权吗？再举一列，最近，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THORBJORN JAGLAND）最近关于人权发表文章，强调人权高于主权，他在文章中这样讲：“由于世界从民族主义发展到了国际主义，主权观念在上个世纪发生了变化……《世界人权宣言》说，民族国家不再拥有最高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标准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世界共同体有责任确保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标准得到尊重”。且不说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在实际操作中是否能行得通，举一个例子便可以知道了，现在世界上10亿人口处于饥饿状态，既然是“人权高于主权﹑国际人权标准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那富裕的挪威就有责任拿出更多钱来救济这些处于饥饿状态的人们。然而挪威并没有这么做。也不理论人权是否属于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管理的事情。我们仔细查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并没有发现亚格兰所说的“民族国家不再拥有最高的、不受限制的权力”。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各会员国签署的国际性文件，理应得到大家的尊重。然而亚格兰为了证明自己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论点，不惜将《世界人权宣言》中没有的内容说成是《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内容。这不是无视《世界人权宣言》内容的真实性吗？这不是无视由一国具有选举权的人民选举出来的﹑且代表一国人民在《世界人权宣言》上签字的政府权利﹑即人民的权利吗？连起码的人民权利都不尊重，那还有资格谈人权吗？因此，现在在高调提倡人权的，实际上是在历史上严重践踏他国人权的，现在衰退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能用武力干涉人家的内政，却拿人权来做幌子，指责曾经遭到他们严重践踏人权的国家侵犯人权，以激化人家国家的内部矛盾，遏制人家发展以维持自己霸权的地位。　　

诚然，人权和《世界人权宣言》是美好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但是，由于世界各国的历史和思想文化不同，处在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这样就对人权的把握尺度也有所不同。如在我国东边的邻国日本，它是脱亚入欧的，应该算是东方的西方国家吧。在一次欧姆真理教发动的沙林事件中，致使数十人死伤。这一事件，激起了日本全体国民对欧姆真理教的愤怒，强烈要求政府对其严惩。在一次电视实况转播的评论会上，有个宗教学者可能由于出于对宗教的考虑，说了偏向于欧姆真理教的话，结果招来大家的指责，他所在的工作单位－－某大学也将其开除了，以致失业。按照西方人的人权标准，人人都有发表言论和主张的自由，这个学者发表偏向于欧姆真理教的言论是不应该受到被开除惩罚的，学校此举是侵犯人权的。然而，在这个东方的西方国家里，民众和人权组织并没有指责和非难这个学校此举是侵犯人权。很显然，在这个东方的西方国家里，人权是要受到人们的是与非﹑善与恶的认识程度制约的，也就是在这个东方的西方国家里对人权的认识标准与西方的西方国家是不同的。据《人权与主权的真实关系》一文，美国至今拒不加入联合国通过的几个主要人权公约，理由就是这些公约不符合美国宪法，如果加入，就会损害美国宪法的最高权威。却不说美国的这一举动是对亚格兰的人权高于主权学说的否定。这说明在美国人眼里，人权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宪法是高于人权的。在当今我们的国家里，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民族国家的发展权利要高于人权。因此，从上述几个例子可以知道，人权在有的国家的意识形态里并不是至高无上的，而且在实践中由于各国的思想文化不同而引起对人权的认识标准也有所不同，即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既然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共同的人权标准，西方人就不能凭自己的想象标准而来指责中国限制言论侵犯人权。事实上，西方人说的人权只不过停留在一个抽象的框架和暧昧不明的理论模式上,这犹如按照自己的理想要求，去设计和制造出一台还不知道在实际使用中性能如何﹑又不知道能否达到自己的设计理想要求﹑就想以非常高的价格卖给人家的机器或者设备一样，难以使人问津。　　

人权是西方思想文化发展到某个阶段的产物，以西方的人权标准推销到东方去，这当然是行不通的，道理很简单，东西方思想文化是不一样，就如同一套化工装置建在中国的广东地区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同样的装置建在中国北方地区就不行了，因为，那里的气候寒冷，金属材料在低温下，里面的组织结构会发生变化，使材料变得脆弱强度下降，在使用时装置就会发生泄漏甚至爆炸，无法正常使用一样。只有将装置的材料改为耐低温材料才行；就如同在上海地区的瘦长高楼在日本是建不起来一样。因为，日本是个多地震地区，在设计高楼上，它的耐地震载荷系数要比我们国家的大得多，这样的瘦长高楼首先在设计强度计算上就通不过，只能建造又粗又高的大楼。　　

说到底，西方人所推销的人权在理论上还处在属于半生不熟﹑浑浊不清的初级阶段上。而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标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写照。将这样一个在理论上还不成熟的人权写入新的国歌歌词里（假如需要更换新的国歌歌词的话）合适吗？答案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人不需要﹑也没有必要按照外国人的设计思路来追求自己的政治理念，我们自己祖先留给我们优秀的思想文化，结合借鉴国外值得借鉴的思想文化，根据我们的需要，来形成和追求我们自己的政治理念。　　

国歌是国家的标志，是民族精神的写照。是容不得没有经过严谨和缜密地思考，且没有深邃的思想文化的人对其说三道四的；更不能容忍一些人出于商业上的考虑，发表一些雷人雷语想以此出名而拿国歌来说事的。　　

每当凝视着冉冉升起的国旗，唱着现行版的国歌的时候，抚今追昔，感慨良多。每当中华民族陷入灾难和分裂的时候，总有一些优秀中华儿女为了拯救民族于灾难之中和维护国家统一而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得以长期生存于至今的原因所在。小子降生于一贫民茅屋之中，秉承中华民族之传统思想文化教育，以至于今日，虽然不才，与其他国人一样，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承先祖之基业（物质和精神的总和），极力呵护，惟恐不周，尽最大可能去充实它﹑发展它，使其发扬光大，以传后来子孙。在这块中国大地上，一切持有各种政治主张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其最终目的不就是为了这个吗？盲信西方思想文化，不切实际地提出一些不合国情的政治主张，只能使人们的思想混乱，只能是干扰和破坏社会安定的环境，只能是影响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只能是阻碍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起到一些对我们国家别有用心的人所起不到的作用，达到一些对我们国家别有用心的人所达不到的目的。这些政治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我们坚决反对。　　

歌唱现行版的国歌，可以使我们当代人明史；可以使我们当代人记住先前先进分子的“拯救中国，挽救中国的命运”的心愿；可以使我们当代人记住是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中国的诞生，以至于有今日；可以使我们当代人保持清醒的头脑，清楚地知道对如何延续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维护国家统一自己应该肩负的责任和义务；可以使我们当代人清楚地感觉到加快我们国家经济和国防力量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可以使我们当代人增强复兴中华民族的决心。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讲，现行版的国歌精神依然光芒四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