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卫视1月5日节目表:王铸烈士传略

王铸烈士传略

开原县民政局

在1932年冬季的一个阴暗的夜晚，哈尔滨第二中学的大礼堂上安放着青年学生潘启华的遗像，四周悬挂着一百多幅挽联，这个被残酷的社会环境和不幸的婚姻折磨致死的青年，自杀后七、八天才被同学们发现。人们悲伤、愤慨，不顾校方的多次阻挠，坚持召开了追悼会。会上一个年轻的教师愤恨的说：“潘启华死去了，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要了他的命，没有‘九·一八’便没有他的自杀。当然他走的是自己消灭自己的绝后路，此路是不通的！我向大家喊一声：别跟着他走，向左转去，我们要象人一样的活，打着活！让敌人一个一个倒下去。假如不幸敌人将我们射倒了，那我们也死得值。”讲这番话的人，名叫王铸。那时，日本侵略军占领哈尔滨市已经半年多了，没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是不敢讲这番话的。王铸不但公开的表明了坚定的抗日立场，而且努力在行动中实践自己的誓言，直到生命结束之前的短暂时刻，他还愤怒地对日寇呼喊着：“总有一天你们会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假如我还活着，一定要狠狠勒紧绞索……” !

王铸字昆山，1901年3月1日生于辽宁省开原县大白庙子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八岁时进本村的私塾读书。十四岁时考入华商会学校（现在的开原实验小学）。 1923 年毕业后，他当上乡村的小学教师。 1928 年，王铸考入北京燕京大学。在校时，由于不断读些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书刊，如《响导》、《新青年》等，使王铸眼界大开，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觉悟也进一步提高，并积极参加了校内外的各种进步活动。1929年，他从燕大毕业后，回到家乡辽宁开原，在故乡积极普及教育。为了解决校舍，他把庙里的泥像搬了出去。这件事遭到了祖母与全家人的极端反对。全村人也都议论纷纷，有些亲戚朋友劝他说：你这样作是要得罪神仙的，将来会给你带来灾难。可他却说：泥像是人作的，如果说他们成了神仙，那么人不就是活神仙吗！为了普及文化知识，移风易俗，他曾多次带领学生到广场游行。号召妇女剪长发，不裹脚，成立“从俭会”。同年7月由县教育局和留日生、东北大学、燕京大学的同乡联合一起，召集农商各界组织起国民简易教育协进会，通过了简章，选举王铸为主任干事，并于 8 月 2 日举行了开展识字运动宣传游行大会，推动了城乡的普及教育活动。 1930年，他任开原县教育局视学委员时，有一次，到各小学检查工作，了解到已经有三个月没给教师发工资了，回局后，向局长谈了这件事，他说无钱发放。为此，王铸组织三百名教师找局长说理，终于取得胜利，补发了工资。由于这事触犯了官老爷们，王铸被撤职了。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王铸来到哈尔滨在《哈尔滨新报》社作编辑工作。他经常邀请社会名流，撰写文章，揭露日寇侵略罪行，号召各界群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经常报道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概况及各界人民的抗日呼声。1931年1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元旦，他为报社写了《新年致词，组织专稿回顾了一年来国内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情况，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严重危害。他除作好编辑工作外，还经常和报社的几位党员一道在夜间去贴标语、撒传单，参加飞行集会等活动。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力量，1932年夏季，党组织派王铸到吉东地区吉林自卫军担任抗日游击队政委。1932年冬，他被调回，在东省特别区立师范、第二、三中学作教谕，党内职务是支部书记，兼作省委秘书处工作。他家是党的地下联络站，那时满洲省委的冯仲云和爱人薛雯就住在他的家里。北满特委主办的《东北红旗》 主编何 x x，被党营救出狱后也住在他的家里。为了营救同志，党组织曾派王铸到监狱去探望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李跃奎，传达了省委营救他的意见。那时李只承认是盗匪，有出钱保释的可能。后来李跃奎被叛徒刘某供出以后，王铸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省委为了安全，立即通知王铸转移到关内去工作。他想没人知道他的党内身份，而且有很多急办的事情没有办完，所以在五月初已经上了火车又下来了。回家后，他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坚持工作。1934年5月，他领导学生在南马路实验小学实习时被逮捕了。王铸被捕后，在敌伪宪兵队、警察厅受到了严刑拷打，他顶住了，没有暴露党的任何机密。在敌人刑讯时，他痛斥敌人：“你们别妄想，我是不能供出我的一个伙伴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把绞索套在你们自己的脖子上，假如我还活着，一定要狠狠勒紧绞索……”他的行动鼓舞和教育了很多同志。

刘宝琪被捕以后，曾说：认识王铸的学生董雨航，因此董就被抓进来了。董挺刑拒供，敌人没有捞到什么。后来王铸在狱中多次向刘宝琪做工作，终于使他推翻了原供，董被无罪释放。临出狱时，王铸告诉董雨航：出狱后要找省委老马接关系，然后到抗联或关内，继续作好革命工作。董听后感动得热泪盈眶，恋恋不舍，洒泪而别。王铸在狱中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革命充满着必胜信心，他编了一首《狱中快乐歌》，在狱中高声歌唱，对难友们鼓舞很大。敌人对王铸无计可施，只好按一般政治犯判处五年徒刑，他提出上诉，继续坚持斗争。但敌人用极残忍的法西斯手段，疯狂拷打百般折磨，使他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遭到了严重的摧残，生命垂危。敌人无奈准其保外就医。他家属于1937年农历冬月初七，把他从监狱接出，不到几个小时就死在道外的一家客栈里。临死前，他对爱人说：你们记住我是怎么死的，让孩子们靠劳动生产吃饭，将来你们找共产党，继承我的革命遗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