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十一中分数线:九一三事件人物姬应五--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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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人物--姬应五

(2010-02-24 10:31:52)  

姬应五(1923---)时任空4军第二政治委员

    九一三事件前,空军已经决定姬应五担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空4军军长,但命令没有下。九一三事件后,姬应五被关押七年,最后按正师职退休。张廷发要把他“踢”到河南老家,姬应五说:我至死也不接受,我死也要死在空4军,我不死我就要申诉。南京军区空军将姬应五的原话上报空军,空军还是按正师退休处理,但没有再强迫姬应五搬家。

    至今,姬应五仍住在空4军的家属院里。

    放出来以后,姬应五才知道空4军军长郑长华早在1974年就放出来了。郑长华是抗美援朝英雄(1952年12月2日上午,时任空12师34团团长的郑长华率16架战机起飞,击落美机最先进的两架F-86,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一等功臣),被降一级,按副军级离休,进了军队干休所。当然光是英雄还不行,鲁珉的英雄比郑长华还高一等,是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虽然毛泽东说鲁珉是个好同志,鲁珉还是被判了10年。从当时揭发的材料看,姬应五不比郑长华更重,但是最后处理,姬应五比郑长华多关了好几年,而且处理重得多。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陪外宾到上海,接见郑常华和姬应五,说事情讲清楚就行了。

    1972年春节过后,姬应五和空4军军长郑长华在空4军接受了一个多月的揭发批判。虽然他们与“两谋”没有关系,也没有其他问题,但还是被收审。上海受九一三事件牵连的人由王洪文负责,南京受九一三事件牵连的人由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负责。许世友提出把郑长华和姬应五弄到南京来,王洪文没有同意。不知道王洪文是怎么想的,可能是不想让许世友“抢功”吧,他把郑长华和姬应五押送到北京的中央专案组。因为当时中央专案组关押犯人的亚洲疗养院关不下了,郑长华和姬应五被押送到总后丰台一家空置的干休所。当时总后受九一三事件牵连的人也都是因为亚疗满员,才由总后看押的。

    几天后,中央专案组两个人来审问姬应五,姬应五说我的材料都交了,现在手头没有。他谈了两个多钟头,主要说上海空4军成立教导队,是1971年3月,空4军第一政委王维国对姬应五说,要培养基层干部,林立果到上海来,也可以给他站站岗(教导队1971年4月9日成立,从空4军中抽调106名干部战士)。再一个是九届二中全会后,有一天晚饭后,王维国打电话叫姬应五和郑长华来一下,他们到了以后,才知道林立果到上海来了,要见他们。林立果没说几句话,就借接电话离开了。然后周宇驰说,现在斗争复杂,吴法宪草包,你们要支持王维国,王维国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们也要说从西边出来。虽然这话说得过一点,也无大错,王维国是空4军第一政委,当然要支持他的工作。

    中央专案组的人说,你谈的还是和过去一样,没有新的问题。从此再也没有找姬应五谈过他自己的问题,偶尔找他都是证实某个事情。

    1973年,中央专案组对姬应五说:你没有什么问题,很快就会放回去了,你也不要计较被关押了。中央专案组关于姬应五的上报处理与郑长华一样,没想到姬应五又继续被关押。直到1978年国庆节前,给了姬应五结论,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活动,敌我矛盾,双开,送河南国营农场监督劳动改造。

    1981年冬,陈云有一个批示:(九一三事件)除少数几个人外,其他的人都是党内政治斗争犯有错误。胡耀邦根据陈云这个批示,召集“两案”会议,说九一三事件也就是三、五个,十个、八个人。

    1982年1月,根据陈云、胡耀邦的指示,中央下发9号文件。

    1982年5月,给了姬应五第二次结论。是南京军区空军组织部副部长找姬应五谈的,说他错误严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姬应五认为结论具体写了当时的情况,没有意见。但报到空军,空军1985年批下来的结论不写具体事情,只笼统说成立教导队,造枪,公然违反了中央1982年中央9号文件的精神。罪犯应该按四条,动机,过程,后果,态度而确定,而给姬应五的结论却只字不提具体过程,好像很有罪一样,其实包括成立教导队,全是工作关系,没有一点阴谋。

    姬应五,1937年10月在河南偃师上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由党组织送到陕北公学读书,1939年1月转到抗大一分校,毕业后分到冀鲁豫129师。1949年春渡江战役后,姬应五时任团政治处主任,随二野向江西上饶进军。这时中央军委命令,从四个野战军各抽调800名连排干部,体检合格后学习飞行。同时调四个团的干部到空军。姬应五因此调到空军二航校,担任组织科科长。1950年5月,航校内部选拔飞行员,姬应五体检合格,先到一航校学习轰炸机,然后又转到三航校学习歼击机。从三航校毕业后,姬应五到空12师,担任副师长。1959年初,姬应五担任空5军副军长,带空12师到广州东边轮战。刘亚楼抽优秀干部编写空军条令,由姬应五担任飞行条令组组长。1960年初,本来上边想让白崇善到空4军,但江腾蛟不愿意,说白是飞强击机的,让姬应五去。姬应五不想去,但也只好服从命令,1961年5月,姬应五到空4军担任副军长。1969年,姬应五担任空4军第二政委,仍吃空勤灶。

    姬应五认为:(九一三事件)邓大人管一次,重一次。

 

附录:张聂耳《拥抱生命》摘录:

    1980年10月中旬一个晴朗的日子,我随父母又一次来到上海,住在空4军新建的招待所。自从1968年离开上海,我这已经是第三次回上海了,我再不会像1980年乍回上海时那样伤感,我的心已经平静了。

    最重要的是,我这次意外地接触到了一些新的人物,他们引发了我持久的兴趣。到上海的当天,板凳还没坐热呢,就有一个人来看望父亲了。父亲说,他叫姬应五,是原空4军第二政委,九一三事件后受了处分,正在等待落实政策,就住在我们对面的旧招待所里。听了父亲的介绍,我对这个叫姬应五的人平添了几分好奇。我打量姬应五,我感觉他看上去像个老工人,不,他更像个老模范。他成天穿一件旧衬衣,一双旧布鞋,说话、办事又认真又实在,没有一丁点儿花花肠子。他有时一天竟会到父亲这里来三次,聊些过去的人和事,很激动很亲密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有关九一三事件的红头文件里,好像没有姬应五这个名字。我忍不住问父亲: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吗?父亲叹口气:我看没什么问题。小林贼搞的事情,他知道个屁!

    父亲对姬应五丝毫不避嫌,我甚至觉得,父亲对他太热情了些。我渐渐知道了姬应五是三八式干部,在延安抗大学习过。1950年,中国空军刚刚成立,他就从陆军调来并在空军新成立的航校干部班学飞行了,毕业后分到空5军下属一个师当师长。我的父亲恰于1954年调到空5军工作,所以就同他很相熟了。也许,见到这样的老部下,父亲会回想起美好的50年代,回想起他年富力强时许多难忘的往事,令他兴奋感慨不已?

    从姬应五那里,父亲了解到原空4军军长郑长华按副军级在武汉离休了,原空军作战部长鲁珉刑满后住在河南。谈起郑长华和鲁珉,父亲的脸上露出了深深的伤感,他止不住地深深地叹息。郑长华和鲁珉都是空军英雄,鲁珉还是特等功臣。父亲在空5军时,郑长华是副师长,鲁珉是该师下属一个团长。父亲对我说:那时候,郑长华和鲁珉是我最喜欢的两个飞行员啊。

    我过去不认识鲁珉,但很小就认识郑长华了。小学四年级放暑假的时候,爸爸带我们姐妹几个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郑长华恰好也在那里。爸爸说:他叫郑长华,是空军英雄。我们问:我们的课本里有张积慧,他和张积慧谁更了不起?爸爸哈哈地笑:都了不起,都是英雄。那时的郑长华,大约只有30岁吧?他刚从苏联学习归来,送给父亲一台漂亮的蓝色收音机。他还带回来一架苏联照相机,很热情地给我们照了许多照片。由征尔导演,我们一会儿劈叉,一会儿弯腰,郑长华就给我们横拍竖拍,然后放大了送给我们。那些照片使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一见到他,我们就高声叫他郑叔叔。郑长华看上去非常老实规矩,对我们的热情呼喊简直有点不知所措,不像有的飞行员叔叔特别调皮特别能开玩笑。想不到,这样的人也受到九一三事件的牵连,到底是他们真的有问题,还是凡空4军的领导必有问题呢?我忽而心生疑窦。

    更令我吃惊的是,几天后,南空原副司令周建平也来看父亲了。我过去不认识周建平,只是在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文件里知道了这个名字。那些文件中说周建平是“三国四方会议”中指定的“南京的头”,换言之,他对于九一三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周建平的出现,令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了1971年的深秋。那时,我还在沈阳军区长途站当电话兵,九一三事件对我的震撼实在太大了。年轻的我第一次对文革本身产生了怀疑。可是,以我那时的认知能力,还根本无法理解九一三事件。在我的头脑中,凡被写进文件的人,都是些青面獠牙磨刀霍霍要谋杀毛主席的坏蛋。可现在,当我看到周建平的时候,有一忽间我简直惊呆了。周建平一望而知是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无论他的长相还是他的做派,都使我一眼就认定了他的身分。只是,他情绪萎顿,一提起自己的事情,就显出非常冤屈的样子。他说话带有浓重的江浙口音,但条理清晰,措词准确,我猜测他参加革命前是个学生。他是作“免予起诉”处理的,党籍自然已经开除了。但他不服,一直在向上申诉。听他和父亲聊着许多往事,我真的糊涂了。我眼前的这个周建平就是文件中的那个周建平吗?可我怎么也看不出他有丝毫反革命迹象啊。几天后,父亲带我回访他,他那时没有自己的住房,住在他夫人的一个单元房里。见到我们,他又谈起了许多关于九一三的往事,我越听越感觉有意思。他给父亲一份写好的申诉,希望父亲替他递上去。那申诉我看了,我觉得如果他写的是事实,那么他实在是应当申诉的。他还说他最痛苦的事情是失去了党籍,他说像他这样一个从年轻时代起就参加革命的人,党籍比生命还要宝贵……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上海的前一天,姬应五的女儿来找我了,她问我:王维国(空四军原第一政委)刚刚放出来,你想不想见他?我一听,好奇心陡增,我说:当然想见啊。说罢立即随她去见王维国。

    她于是领着我来到一栋摇摇欲坠的破筒子楼里。楼梯上的石灰斑驳脱落,时而可以看见上面歪七扭八地写着“打倒他××”、“××他王八蛋”之类。公用洗漱间里,女人们正在哗哗地洗涮,一条破走廊将房问隔成南北两面。王维国的家就住在这栋破楼的一间南屋里。败者为寇。我莫名其妙地想到了这句老话。

    王维国的儿子长得挺端正,穿一身西装,看上去挺得体,但王维国的妻子则令我难以置信。她又高又胖又黑,穿一件旧军装,看上去很脏,活像个拣破烂的。她正在用一把大剪刀剪铅皮,断铅皮弄了一桌,身边放着一个塑料绳编的装铅皮的大口袋。对于我的到来,她似乎毫无意识,既不理睬我,也不认为自己这么剪着铅皮有什么不雅观。

    在屋子的一角,坐着一个男人,他大约60开外,看上去并不显老,但很瘦。这个人就是王维国。看到我时,他有些亢奋,两眼闪闪发亮。他用干瘪的手同我紧紧一握,说:你好。我的目光扫射四壁,我看见了墙上一张王维国过去穿军装的照片,那时他挺胖的,而且挺有朝气。相比之下,他的变化可太大了。也许因为姬应五的女儿带我来的缘故,王维国对我似没有什么戒备。我还没开口问话,他已经直筒筒地切入主题了:什么我要谋杀毛主席!毛主席还接见我呢!什么政变!我们一开始就是反对张春桥的!审判的时候我一个人同他们辩论了九个半天,结果说我态度不好,本来判11年,结果加刑3年,成了14年。他停了一下,又说,那个时候,天天不睡觉,我还以为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谁知道成了反革命。那个时候问我怎么谋害江青、张春桥,现在又问我怎么同他们勾结,奶奶的,两个鼻孔都叫他出气!放出来的时候告诉我军籍开除了,括弧党籍已开除,奶奶个逼!党章规定,开除党籍要本人参加,支部大会通过,上级党委批准。我什么时候参加过支部大会?上级党委什么时候批准的?文件呢?会议记录呢?我几十年的党龄,你一个括弧就把我括掉啦?他顿了一下,愤愤地说,算啦,我也不革命了,我革够了。我出来的时候,把军装统统扔在里头,统统不要了!我现在准备去做一身白西装,戴上一顶绅士帽,再提上一根文明棍,就这样到处逛逛。怕什么,就这120斤!

    王维国的话令我惊骇,也令我久久难忘。他的情绪也许不正常,但他的神经无疑是正常的。九一三事件到底怎么回事?这些年轻时代投身革命的人为什么要犯错误?甚至沦为反革命去坐牢?姬应五、周建平、王维国触发了我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我对九一三事件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兴趣。

    可惜我们第二天就离开上海了,要不然,我肯定要和王维国多聊几次的。

    离开上海后,我又随父母去了广州、深圳、长沙、韶山。

    这趟旅行,我行程数千公里。一路上,我见到了许多,想到了许多,我那原本不安分的性情从此再没有片刻的安宁了。我的思绪飞远了,我再不满足于只从父辈的个别故事中寻找写作“上流社会”的小说素材,我开始希望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并希望从全部历史中寻找更深刻的东西了。我隐隐地意识到,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涵盖了整整几代中国人,父辈的血液里包括我的血液里,都渗透着这个历史过程的艰难、辉煌与惨痛。我要表现它,从中寻找历史的、人性的最深刻的哲理,这才是我今后写作的宗旨所在。

回到北京,已经是12月。冬天降临了。可我的心却像一蓬燃烧的火焰。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尽快找到一个与九一三事件有关的人。

    我按姬应五留的地址给鲁珉写信,但不见回音。我不甘心,又盘算如何寻个借口再请假去上海找王维国,但建鲁(张聂尔丈夫)不同意,他说我这样瞎闯只能浪费时间和精力。可我还是不肯罢休。有一天,我在(34师政治部)办公室里偶然聊起上海见闻,科长说:你何不就近去找胡萍呢?我问:胡萍在哪里?科长说:就住在附近,你去问问那些女飞行员,她们肯定知道。

    这可是个好主意呢,我立即找到一个女飞行员,果然,她很快就带我见到胡萍了。

    胡萍,文革中的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34师师长(是党委书记)。34师一向被称为“皇家空军”,因为该师长期以来一直担负着迎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任务。胡萍作为“皇家空军”的老师长,曾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专机的机长,以后又是空军主管专机的副参谋长……说实话,翻开他的履历,每一页都响当当亮闪闪。遗憾的是,林彪的座机坠毁在温都尔汗了,他以“资敌罪”被判处11年徒刑。

    此时的胡萍,住在西郊机场附近的一个农民家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这么个地方居住,这地方离他工作了多年的机场只几步之遥啊,每天听着空中那熟悉的飞机的响动,他不感到痛苦吗?胡萍家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大床,一张桌子,一个取暖的煤球炉,和一个很醒目的对他的家来说简直有点儿奢侈的书橱……我由此意识到胡萍喜欢读书。胡萍个子很高,说话带着浓重的胶东口音,黝黑的脸上有许多出过天花后留下的麻子。34师的老人过去都戏称他“胡麻子”。当胡萍弄明白我的来意后,很果断地说:对,我认识你爸爸。你来随便聊聊我欢迎,但是,关于九一三,我无可奉告。真是当头一棒。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他竟“无可奉告”。这家伙可真够冷漠无情的。

    我在心里埋怨他。我觉得我现在很尴尬。我既不能发火也不能马上告辞,只能傻乎乎地坐在那里看着他……不过……就在我看着他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人尽管处境悲哀,但目光里依旧存着骄傲,骨子里依旧无法掩饰地透着清高。他说话时喜欢在屋子里巴掌大的一块空地上来回踱步,并高高地扬起头,仿佛不愿屈从命运的摆布。他还挺前卫地养了一条棕色的小狗,而且同那小狗亲密极了。这使我深信他的内心有许多苦闷,需要找个活物陪伴。否则,按他目前的生活状况,是断不会养狗的。

    不知怎的,一个古怪的想法飘过我的脑际了:我和他其实有着某种共通之处呢。我的处境其实也很悲哀,我已经患了癌症,已经被判“死刑”,我和他一样都是可怜的人,而且也一样地不愿意屈从于命运的摆布。

    我生出了“物伤其类”的怜悯。我想我其实用不着计较他的态度的。要他谈“九一三”,不是如同要我谈“淋巴瘤”一样地苦不堪言吗?我这是在揭他的伤疤么,他当然要反抗。不过,我想做的事是非做到不可的。我无论如何一定要让他告诉我他所知道的事情。而且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信任我,会意识到我的造访是善意的有意义的。我于是又开口了。我东一搭西一搭同他瞎聊,以缓和我们谈话的气氛,时不时,我会猛地将话头扯到九一三事件上。忽然,他冒出一句:我没做什么亏心事。我内心坦荡得很。

    这话令我吃惊。我再次定睛注视他,他正从火炉边走到窗前,一副高视阔步的样子。一会儿,他在窗前站定,抬头凝望窗外的天空,久久地不肯回转身子。我想到他过去跟毛主席、周总理都熟悉,他给他们开飞机,那时候他一定很威风很神气很自豪吧?可他却落到了今天的地步,为什么呢?

    我问他:那你怎么解释今天的一切呢?

    他长叹一声:你不会懂。他说这话时,语调里含着一种长辈对晚辈的轻视。

    那你可以教我嘛。我这个人可不笨。我固执地说。他竟笑了。

    过了几天,我又去拜访他。这一回,他好像比较热情了。我对他说,我很想向他请教一个问题:高级干部为什么会犯错误?是不是私心作怪?因为在文革年间,所有的人包括我父亲,只要检讨,总是挖自己的“私心”,然后上纲为“野心”。

    听完我的话,他淡淡一笑,他说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努力工作,一心想着如何保证中央首长的专机安全,绝不曾想到会落得今天的下场。他说:谁愿意当反革命?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复杂情况下,谁不想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如果这也算私心,那就是私心吧。

    我又问:林彪和毛主席不是亲密战友吗?怎么会闹得你死我活?

    他沉吟片刻,说:恩格斯说过,伟人之间的许多分歧,最初往往是从很小的地方开始的。

    那毛主席和林彪的分歧是从什么样的小地方开始的?他猛地挺不耐烦地摇摇头:那谁知道?

    就这样,那一阵子,我常去他家,也不管他高兴不高兴。我向他借书看,也把我的书借给他。我不断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瞎问着,时而似有所悟,时而又坠人五里雾中。他呢,时而说出片言只语,时而又缄默不答,但始终回避要害问题。他的妻子也是胶东人,一望而知年轻时很漂亮,她有时也和我谈些往事,有时还留我在他拮据的家中吃饭。这使我很不忍心,但为了我的目的,我就只好不客气啦。

    终于有一天,胡萍开口了。那是一个星期天,他终于对我谈起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一些情况了。他讲起了当时的政治背景,讲起了那天晚上的一些细节以及他个人的思想过程,最后,他皱着眉对我说:九一三后专案组第一个审查的就是我。因为我管专机。那时我就讲,你们尽管查,要是查出是我制造的阴谋,我负一切责任。

    胡萍戛然而止,轻轻地叹一口气,怅然若有所失。

    我问他:你当时一点儿也不知道毛主席正在南巡吗?

    他说:一点也不知道。因为毛主席早就不坐飞机了。我要知道主席很健康,林立果说主席病重,我就会怀疑了。

    我又问:那你审判时为什么不申辩呢?

    他摇摇头:我都讲了,没有用。他叹口气又说,聂尔啊,我辛辛苦苦为他们干了一辈子,想不到落得这个下场啊。

    我不再问什么了。我需要好好想一想。我向他告别,骑车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