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医院鬼屋:九一三事件人物郑维山--舒云

九一三事件人物--郑维山

郑维山（1915-2000）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在时任大军区正职的人中，因九一三事件被解职的有5人，占了近四分之一。他们是：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福州军区政委周赤萍、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

    而郑维山在九一三事件前就被打倒。

    文化大革命初期，郑维山根据周恩来、叶剑英指示，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他带领部队多次处置北京和华北地区的突发事件，制止武斗，收缴武器，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1968年3月24日夜，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大会上，有一条“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的罪名。会后，林彪指令北京军区党委立即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即北京军区党委第12次扩大会议。会期50多天，批杨余傅的同时，上批“黑后台”聂荣臻、徐向前，下批在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萧文玖。郑维山在会上据理力争，却没有用。最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出面，郑维山才勉强保住乌纱帽。

    两年多后，郑维山和李雪峰因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简报，受到批判。

    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陆军38军《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报告》上批示，质问为何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的太上皇？

    1971年1月9日，北京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后来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人参加的军委座谈会并入，叫华北会议，其实是全军性的会议。江青到会讲话，说郑维山陪陈伯达到内蒙古视察，“背着中央”，为“庐山反党作准备”，还说“可能和勃列日涅夫到阿拉木图遥相策应”。江青说郑维山“伙同”、“勾结”陈伯达反对林彪，在庐山帮助陈伯达反党夺权，公开诬蔑北京军区有一套“打烂38军，乱保定，攻北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计划”，成了“一块反革命根据地”。江青说“杨余傅事件”，就是华北山头，这个“山头”很大呀，同志们想想，他们就在主席身边搞“山头”，这多么危险！现在查清楚了，这个“华北山头”大得很呀，而且有历史性和隐蔽性呢，军队的同志完全不能掉以轻心。江青攻击“华北山头”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到郑维山、傅崇碧，一个班底接一个班底”，“是坏人当道”。诬蔑聂荣臻“从1937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江青说“华北山头主义”顽固得很呀，这个陈伯达就是“华北山头主义”的政治头头，是太上老子。陈伯达为什么敢反党反毛主席，就是因为他有“华北山头”作后盾。他有个武将叫郑维山嘛，郑维山和陈伯达搞在一起反对林副主席，看来北京军区不改组不行了。

    中共中央决定：将李雪峰、郑维山调离原职，另行分配工作。

    郑维山被隔离审查了。

    1971年5、6月，纪登奎和李德生在人民大会堂找郑维山谈话，说中央委托我们找你谈，你是认识问题，再进一步认识可以安排工作。郑维山让秘书杜辛起草了检查，已经交上去了。还让进一步认识，怎么认识？郑维山火了，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怎么处理都可以，华北几十万军队说成反革命军队，几十万干部说成反革命干部，符合马克思主义吗？郑维山越说越气，拍了桌子，力气过大，把桌上的三个茶碗全震翻了，茶水撒了一地，安排工作的事也就黄掉了。

    郑维山被押往安徽山区的一个部队农场劳改。

    九一三事件后，郑维山又成了林彪的“大将”。

    1973年7月10日，中央专案组上报《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建议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却没有开除郑维山的党籍。8月20日，中共中央一致通过。

    郑维山名义上党籍和大区正职没动，但实际上与世隔绝八年。他的三个秘书和家属子女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牵连，不许留在首都，不许在铁路沿线，不准在部队……。好不容易盼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郑维山还一直被关，代号“老关”，连看守郑维山的部队官兵都不知道“老关”是谁。

    1974年批林批孔，北京军区揭发出郑维山七大问题（见附录）。从这个材料看，郑维山的问题比很多九一三事件的人物重，但是，他为什么能解脱呢？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了，郑维山仍被“忘”到脑后。

    1978年11月16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给时任总政主任的韦国清写了一个报告，内容是郑维山子女给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写信，要求早日对父亲郑维山的问题作出结论。聂副主席嘱，请总政干部部阅处。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提出，郑维山的复查由总政或北京军区做。因为郑维山在关押前，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建议请北京军区作出审查结论。

　　1978年12月12日，北京军区推，说郑维山已调离原职，其行政和组织关系均已交总政管理。鉴于此种情况，建议由总政负责作审查结论。也是，郑维山关了整整一个八年抗战，北京军区领导换了好几茬，谁想替前任擦屁股？

　　“皮球”又很有道理地踢了回来。

　　北京军区现任领导不了解情况，总政就更不了解情况了。

    没办法，郑维山夫人孙景波去找胡耀邦。孙景波时任262医院政委，郑维山被关后，她带着小儿子被“照顾”到郑维山身边。因长期关押，孙景波得了精神病，病情好好坏坏。孙景波借口回北京治病，找到重回中央任职的胡耀邦。解放战争中，郑维山是华北第三纵队司令员，胡耀邦是政委，彼此友谊深厚。胡耀邦问，老郑呢？怎么也找不到了？

　　1978年12月29日，胡耀邦召集公安部、总政和北京卫戍区处理总参副总长阎仲川等人的问题时，提到原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的问题。

    1979年2月1日，根据胡耀邦的指示精神，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提出：郑维山的结论，拟由总政会同北京军区，对他的错误事实重新核实，提出意见，上报中央，请中央军委审批。对郑维山先结束劳动，由总政派人接回北京，住在招待所，等待结论。总政主任韦国清批示：遵照聂副主席对郑维山同志给中央、中央军委的信的批示办，同意解除劳动，调回北京，等待结论。

　　这样，“四人帮”倒台两年多后，郑维山才结束劳改，回到北京，住在总参招待二所，开始漫长的等待。郑维山明白，要先给“华北山头主义”平反，否则，在这顶大帽子下，个人平反也难。

　　1979年7月13日，郑维山给胡耀邦写信，要求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胡耀邦批示：郑维山的这次报告是要求为平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不断反“华北山头”，矛头指向聂总，并株连了不少的人，当然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聂总不便多说。由于是非未清，又还有些同志受株连。我建议采取适当办法，对此案予以澄清。

    1979年初，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根据中央军委聂荣臻等领导人的批示，由徐厚田处长起草为郑维山落实政策的第一稿：关于郑维山的主要错误，一、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两次表态同意设国家主席；二、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关于抓杨勇同志的问题上与老帅当面对质，是错误的；三、在五台山给林彪修纪念馆；四、把陈伯达捧为北京军区“太上皇”；五、“支左”中“支一派压一派”，主要是“磁县事件”。因为手头没有材料，徐厚田基本上是按着郑维山的检讨写的。郑维山明确表示不同意，说我的检讨是在那个特定情况下不得不那样写的，并不是实际情况。郑维山要求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对华北会议批判他的几个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1982年中央组织部8号文件关于落实政策要善始善终的问题，提到坚持“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方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既犯有错误，又受过错误处理的，要考虑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对其所受的错误处理应予以平反纠正，对其说的错话，办的错事，要教育本人总结经验教训，一般不写入结论。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根据这个精神给郑维山再作结论。结论提到了几个问题，一、磁县问题；二、冀东黑党问题；三、同于桑两次去天津的问题。经过复查，这几个问题基本都不存在了。但是，还有些问题在阻隔着。

    文化大革命时，上将杨勇是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是副司令员。杨勇是怎样被抓的呢？时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说，1967年1月，围绕批判和揪斗萧华的问题，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起因是有一天陈伯达接见某派群众组织代表，公开点了总政主任萧华的名，说他不像个战士，像个绅士。当即在总政造成混乱，有人要打倒萧华。周恩来很生气，说这是谣言，江青很紧张，派人连夜覆盖大字报。我们都以为这事已平息下去，便未再追究。1月19 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问题，叶剑英、聂荣臻和我与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争论起来，他们认为军队不能特殊，应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我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和地方不同，不能搞“四大”。争来争去，僵持不下。这时，叶群要发言，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发言稿，念起来，说萧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陈伯达、江青在一边也讲了萧华很多坏话。因军委从未讨论过批判萧华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江青、叶群代表谁的旨意，事关重大，所以我在散会时着重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一条纪律。

    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查实，所谓对杨勇烧而不焦，是那天夜里4 时以后，毛主席有指示传达下来的，但没有文字材料。话传到军委，几个没有被打倒的老帅徐、聂、叶在三座门开会，毛主席有这么个指示，我们怎么执行。最后讨论的结果，要执行还应该北京军区执行，决定把郑维山叫来。郑维山记得很清楚，那天晚饭吃得很晚，他还喝了两口酒，才听说要开会。他怕嘴里有味，顺手抓了把茶叶嚼，坐车到了三座门。老帅说，郑维山，毛主席有指示，对杨勇烧而不焦，你回去后执行。也没具体解释。郑维山懵头懵脑，不打倒，要烧？我回去怎么执行？那么多人也不好问，郑维山退到隔壁的休息室，决定等散会后，再问个明白。因为是后半夜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累得要命，坐着坐着就睡着了，老帅们都走了也不知道。等他醒来会早散了，郑维山想，这可怎么办？不能回北京军区，一回去就要执行最高统帅的命令，叫我对司令员烧而不焦，我一个副司令员怎么办？郑维山想来想去，决定打电话给徐向前，徐帅是老上级，又一向欣赏他。电话打过去，警卫参谋挡了，说徐帅很疲劳，刚睡下，不能惊动他。郑维山又打电话给聂帅，聂帅倒是接了电话，说这是毛主席指示，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郑维山只能硬着头皮回北京军区。此时，毛主席的指示早传到了，杨勇已经被抓。以后聂帅在电话中对总政副主任史进前说，我可以证明抓杨勇与郑维山无关。

    文化大革命后北京军区反复核查，证明抓杨勇、廖汉生与北京军区无关，更与郑维山无关。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定的情况下，不要说大军区领导，就是国家主席，不是也说抓就抓起来了吗？你找谁讲理去！特别要说明的是，廖汉生、杨勇相继被抓后，北京军区机关一些造反派说军区党委是“黑党委”，把郑维山在内的几位副司令员、副政委也抓起来了，要军委表态。后来徐帅亲自给军区造反派打电话，才放了郑维山等人。1967年1月29 日零时，杨勇被抓一个星期后，周恩来、徐向前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北京军区机关和文工团的造反组织代表，反复说明杨勇、廖汉生的事情，不准对军区领导人一个又一个揪斗。在这次会上，宣布郑维山代理北京军区司令员，李雪峰兼任军区第一政委，陈先瑞在四个副政委中牵头。

    1967年10月，经中央批准，郑维山代理北京军区党委书记。

    1969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郑维山为北京军区司令员，陈先瑞为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李雪峰、郑维山、陈先瑞为北京军区党委书记。同时，撤销杨勇军区党委委员、常委、第二书记的职务。撤销廖汉生军委党委委员、常委、第三书记的职务。

    经过复查，郑维山的问题基本不存在了。

    1980年7月12日，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徐厚田处长起草了为郑维山平反的第二稿。7月14日，总政副主任史进前打电话给徐厚田，说昨天聂帅说，郑维山同志的问题要快点解决，可以代中央起草个文件，发县团以上单位，因为这个问题牵连了不少同志，要解决好。很快派人将郑维山的家属接来北京，并解决过党的生活、看文件以及派警卫员、坐车等问题。徐帅也打电话问及此事。

    7月22日，在总政主任办公会议上，副主任梁必业、朱云谦说，郑维山的结论应由北京军区作，如坚持不作，军区党委要正式写报告表态。

　　7月29日，总政将此内容电话通知了北京军区。

　　8月27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给韦国清主任、梁必业、史进前副主任写报告，说北京军区秦（基伟）司令、袁（升平）政委一再表示，不了解郑维山的全部情况，无法作结论。建议将我们的初稿征求北京军区的意见。

　　9月1日，北京军区政委袁升平批示同意，司令员秦基伟圈阅。

　　这样，给郑维山作结论的工作就交到了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徐厚田广泛搜集材料，并找郑维山谈了一次话，之后起草了文件初稿。稿子送聂帅、徐帅审查。徐帅批：不了解情况。郑维山是徐向前手下的一员战将，红军时就当了师长，很能打仗。聂帅对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草稿亲自修改，10月29日退回，并指示尽快上报。

    10月30日，史进前副主任说，聂帅讲，你们总政办事太慢。

    不是总政办事慢，而是给郑维山平反的阻力太大。为郑维山平反的第一稿在军委办公会议上通不过。会上提出三个问题，第一，是磁县事件，文化大革命初磁县火车站两派武斗，造成铁路中断，人员伤亡，军委办公会议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与郑维山有关。徐厚田专门核查了63军的作战日记，是周恩来直接打电话找63军军长徐信，让他处理，指示把两派隔开，郑维山没有插手，而且人员伤亡是武斗中造成的伤亡，不是军队的责任。第二，冀东黑党问题，当时说郑维山把陈伯达捧为“太上皇”。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要视察，谁敢阻拦？陈伯达在唐山讲冀东黑党问题，印成传单散发，当时很轰动，解放前在冀中一带的地下党都被抓了起来。这件事郑维山的秘书杜辛可以作证，因为郑维山陪着陈伯达到唐山，杜辛也跟着。杜辛搜集了当时的传单，也记了笔记。杜辛回忆说，因为是地方上的事情，郑维山在那个会上一句话也说。第三，是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两次到天津的问题，也是说郑维山支一派压一派。为了证明此事，徐厚田专门到公安部找于桑了解，于桑说，当时把66军军长刘政抓了起来，需要找造反派，把刘政放出来，所以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亲自出面，到天津找到刘政下落，这个事更与郑维山无关了。

　　为了加快给郑维山平反的进度，所以在聂帅批示“太慢”的当天作急件报韦国清主任，据此，1979年12月6月，中央下发了第93号文件，即《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郑维山同志1979年7月13日向中央、中央军委要求澄清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中央经过查证，正式宣布：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坏人当道”等，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中央确认，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有在华北地区战斗过的部队和工作过的同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凡有关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的文件、讲话、简报和个人检讨材料一律撤销，凡由于这个案件受到打击受害和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按照一般规定，中央文件发到县团级，北京军区把这个文件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但是，中央93号文件下发半年多了，有些单位落实得不够，有的单位没向下传达，有些同志的职务受了影响没有调整。据徐厚田处长回忆，郑维山的平反问题，从1978年11月开始接收，到1980年9月22日最后上报的结论，共用了10个多月的时间。尤其是郑维山的结论，最难做，在所有等待平反的老干部中，他的平反时间最长、最细，原来郑维山的结论，一条一条都调查过，都推翻了，并写了调查报告。

    这时正赶上中央军委任命各大军区负责人。本来郑维山坚持回北京军区，不行。去总参？去海军？都不行。这时，调某大军区司令员到兰州，他不想去，郑维山提出他去兰州军区当司令员，这才定了。但是郑维山的结论通不过，任命就不能下。别人都有了任命，只有郑维山还挂着。徐厚田记得他正在青岛调查北海舰队的一个干部的问题，总政副主任朱云谦打电话叫他赶快回来，因为郑维山的复查一直由他主管，让他到军委办公会议上说清楚。徐厚田如实汇报了关于郑维山问题的调查，结论是郑维山没有问题。军委办公会议终于通过了。

    郑维山，河南省新县泗店乡人，家境贫苦，读过一年私塾，以放牛为生。父亲郑国麒曾是村苏维埃农协主席，参加黄麻起义。郑维山受父辈影响，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炮兵连、通信队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参加长征。

    郑维山作战勇敢，他刚当88师政委时率“夜老虎”团夜袭二郎山，全歼川军“王老虎旅”，使88师形成了“近、快、猛、狠”的战斗作风。长征途中，郑维山三爬雪山，三过草地，九死一生。1936年底，郑维山带主力88师随西路军西征，参加指挥四十里铺、倪家营子等多次大血战，最后在梨园口、康隆寺以死阻敌，直至部队被打散，他自己头部负伤昏迷，被当时老乡救下，逃过马家军的搜捕，讨饭回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抗日战争中，他任晋察冀军区抗日军政学校主任军事教员、抗大二分校主任军事教员，抗大二分校副校长，军区教导团团长兼政委，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张家口卫戍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华北军区第2兵团三纵队司令员，第19兵团63军军长。

    1950年10月，郑维山任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1年2月赴朝作战，协助杨得志、李志民指挥了第五次战役、夏季防御作战和开城保卫战。1952年7月，调任第20兵团代司令员。1954年8月，郑维山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5年2月至1971年1月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1982年，郑维山到兰州军区担任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临行前邓小平接见他，说关于作战问题，你是内行，我就不讲了。我主要强调两点，一是用20年时间绿化大西北，造福子孙后代；二是培养选拔好10个接班人。郑维山是第三次进驻兰州了，此时他已年近古稀，身体也不好，但他还是“拼命三郎”的劲头，带领有关人员三上西北高原勘察地形，先后行程7万多公里。在现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军委防御作战方针研究出一套完整的、现代条件下的西北地区防御作战方案。郑维山在兰州军区工作了三年多，他按照邓小平植树育人的指示，加强军队建设，培养和选拔了一批优秀干部到领导岗位上。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提倡营区绿化，并组织部队协助地方植树种草。

　　1985年，郑维山按大军区正职离休，居住北京。

    1998年4月，郑维山在例行体检时，发现肺部有一块阴影，确诊肺癌，切除手术成功。一年后病情变化，郑维山住进北京军区总医院化疗。

    2000年4月19日，转301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郑维山向夫人孙景波和大儿子郑勤等六个子女断断续续地口述给中央军委的信。大意是我身体日渐不支，感觉日子不长了。……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我郑重请求，在我不行的时候，适时停止对我的治疗，多节约些医疗经费，也是我对党的最后一次贡献。我一生积蓄无多，请将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我最后一次的党费上交组织，平时积存下来的书籍送给大别山一个学校，供山区的孩子们使用。丧事从简，中央早就提倡，我是当年带头签字的老同志之一。我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进八宝山，也不搞任何形式的送别仪式，尸体供医学单位解剖后火化，骨灰撒在大别山屋脊洼的山上。

    2000年5月9日，郑维山面向他浴血奋战过的河西走廊，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