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二次供水收费多少: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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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从林彪事件到四人帮垮台的斗争

 

一、周恩来对“左”倾错误的一度纠正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纠正“左”倾错误作出了努力,使各方面工作出现好转。

为了清查林彪集团的罪行,消除和减少这一事件造成的影响,中共中央于1971年9月18日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向高级干部通报了林彪“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情况。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9月日以后10天内拒不向中央揭发交代问题,而且销毁罪证,9月24日,中共中央命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彻底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逐级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基层传达。从1971年12月11日至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陆续下发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三批材料,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清算林彪的两面派手法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结合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指示,加强政治思想、组织纪律、党的领导的教育等。

“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对于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教育一些犯错误的人,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林彪一伙极“左”的真面目,争取国内形势的好转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毛泽东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和江青等人的干扰破坏下,对林彪集团罪行的批判不可能深入彻底。

这一时期,毛泽东从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也吸取了某些教训,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做法作了自我批评和纠正。他在周恩来的密切协助下,亲自抓了落实干部政策工作。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为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平了反。他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在悼词中肯定了陈毅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一生。4月上旬,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下令把中央近500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从各地“五七”干校调回北京。4月24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以后许多老干部或其家属纷纷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查清问题、落实政策。毛泽东在一些信件上作了批示。周恩来根据批示,加紧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使一批受迫害的老干部恢复了名誉并重新安置了工作。一批专家、学者、教授也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1972年8月1日,陈云、王震、滕代远等老干部出席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5周年的招待会。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揭发林彪的信上写了批语,指出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他没有历史问题,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没有屈服于苏修。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与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提出要给贺尤、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并作自我批评,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7月,中共中央为杨、余、傅平反。9月29日为贺尤平反并恢复名誉。上述一系列做法在国内产生重大反响,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鼓舞。

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过程中,鉴于“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对各方面实际工作的破坏,周恩来在一些全国性会议和其他场合,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希望各方面工作走入正轨。这一努力是1967年2月前后老一辈革命家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继续。周恩来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不批透,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针对当时由于受“突出政治”的影响,许多干部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情况,他指出:“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他鼓励各级干部要敢于抓生产、抓业务。1972年7月14日,周恩来指示当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说,要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并强调“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根据周恩来意见写成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3篇文章,批判了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和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左”倾错误的某些措施,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因而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这时期,毛泽东希望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他采取措施纠正了某些具体错误,对批判极“左”思潮起初也是支持的。但是,他始终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担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因而又采取种种措施来维护“文化大革命”。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以“正确路线”代表自居,攻击一切妨碍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人。他们此时竭力反对批判极“左”思潮。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张春桥指使上海《文汇报》攻击这篇文章,把矛头直指周恩来。《人民日报》3篇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指使《文汇报》以工人群众的名义写文章攻击3篇文章是大毒草,并指令在人民日报社内部开展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和“右倾回潮”。由于“文化大革命”本身是“左”倾错误的产物,批判极“左”思潮势必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毛泽东最终不能容忍对极“左”思潮的进一步批判。1972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表示不同意批“左”,他断定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从此只准批极右,不准批极“左”。这样,周恩来对“左”倾错误的纠正被迫中断,而江青一伙愈加得势,使“左”倾错误继续发展下去。

 

二、国民经济的回升与畸形发展

 

1968年底,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基层单位相继建立“革命委员会”,之后,1969年4月又召开了中共九大,国内政治形势稍趋稳定,加上广大人民群众对动乱已经十分厌恶,和苏联对我国施加军事压力等原因,从上到下都有恢复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搞好生产的愿望。

1968年底,周恩来指示即刻着手编制196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1969年2月召开了中断两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下达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这个《计划纲要(草稿)》由于是临时班子仓促起草的,缺乏深入调查研究,所以比较粗糙,大多数指标过高,难于实施,但它毕竟结束了两年经济发展无计划的状态,使国民经济发展重新走上计划经济的轨道。

在这样一种比较有利的环境下,1969年的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并缓慢地回升。这一年的工农业生产基本上达到或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1969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613亿元,比上年增长23.8%,比1966年增长了7.2%。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同1966年相比,粮食为98.6%;棉花为89% ;钢为87%;原煤增长5.6%;原油增长49,4%;发电量增长13.9%,1969年财政收入虽比上年增加45.8%,但仍未达到1966年水平。

上述情况说明1969年主要经济指标除少数外,大部分仍然相当于或低于1966年的水平。如果与计划指标相比,除原油外,几乎全部未能完成计划。这表明1969年的经济回升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经济工作中的严重困难和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和解决。

进入1970年,国务院于2月15日至3月21日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拟定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由于对当时国际形势可能导致外敌入侵的估计过于严重,对国内经济形势初见好转过于乐观,会议突出强调要“以战备为纲”,要“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要求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会议规定1970年工业总产值比1969年增长17%,基建投资增长46%;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6500亿斤;钢达到3500万吨—4000万吨;煤达到4亿吨—4.3亿吨等。

为了完成1970年度计划指标,使经济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本年度内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一)根据战备的要求,优先照顾和重点安排内地大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1970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完成的投资额中,内地建设占55%。(二)稳定落实农村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发展。1970年8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重申《农业六十条》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的政策,提出加快北方缺粮地区农业发展的措施,如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肥料,发展养猪;搞好农业机械化等。(三)大力支持地方发展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等“五小”工业。(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为解决经济管理体制过于集中,和建立地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要求,将包括鞍钢、大庆油田、长春一汽等在内的2600多个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不加区别地下放给省、市、自治区管理,有的又层层下放,有的实行双重领导。

由于采取了以上的政策措施,1970年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5.7%,大部分工农业产品的产量超过了1966年的指标。

1970年国民经济发展所达到的实际水平基本上完成了1965年5月制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

1970年国民经济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文化大革命”依然持续,“左”的错误还占据统治地位,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在这一年的经济工作中暴露出许多矛盾和问题,如基建规模偏大,积累率过高,原材料工业不能适应加工工业发展的需要;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内地建设过急过快,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企业下放一哄而下,缺乏统一组织指导,造成企业管理混乱等等。

1971年至1975年是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四五”计划强调以战备为中心,制定了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四五”计划的第一年1971年的经济计划突出发展重工业,突出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制定过高的指标,狠抓内地和国防工业建设。这样造成这一年国民经济出现“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随之而来的是市场供应紧张,货币发行量增加,并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周恩来发现了“三个突破”的问题。在1971年12月5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情况时,他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12月16日至1972年2月12日,全国计划会议在京召开。会议起草了《会议纪要》,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若干措施,要求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等。但张春桥借口《纪要》长了,不好发,阻止文件下发。这样,到1972年底,虽然采取了措施,但“三个突破”的问题未能彻底解决,相反还有所发展。为了解决粮食供应问题,除了进口粮食外,还挖了国家库存,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一个窟窿”。

1973年1月7日至3月30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研究了解决“三个突破”、“一个窟窿”问题的具体措施,提出调整“四五”计划过高的计划指标,大力加强农业,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适当降低国防建设费用,精简职工人数。

经过1972年和1973年两年的整顿,国民经济形势有了好转。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1973年工农业总产值达3967亿元,比上年增长9.2%;主要工业和农业产品都有所增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106.7亿元,比上年增长8.2%;财政收入809.7亿元,比上年增长5.6%,实现收支平衡。1973年成为这几年来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

取得这样的成绩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努力奋斗的结果。他们在长期动乱的局面下,始终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守岗位,勤奋工作,使我国的工业交通、重点工程建设和科学技术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三、外交工作的新突破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一伙严重干扰外交工作,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从1968年起,由于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领导和主管外交工作,并较快地纠正了偏差,消除了不正常状态,外交工作才走上正轨。从7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周恩来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采取积极的步骤实现了外交工作的新突破。

(一)中苏边界谈判的恢复。中国和苏联存在边界问题,但在两国友好时期,边界地区是安宁的。

60年代初以后,中苏关系日趋恶化,苏联开始挑起边界事件。1964年2月至8月,在中国倡议下,中苏双方举行了边界谈判。中国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但谈判未取得结果。1964年10月以后,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新领导,大量增兵中苏边界,不断进行边界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同时派兵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1969年3月2日和15日,苏联出动装甲车、坦克和武装部队,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两次侵入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多名。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一再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3月29日,苏联政府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声明,主张两国的“官方代表在最近期间恢复于1964年在北京开始的协商”。对此,中国政府于5月24日发表声明,重申中国政府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而反对诉诸武力的一贯主张,并申明:如果苏联政府认为这是软弱可欺,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打错了算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加强战备,一方面希望通过谈判缓和中苏间军事对抗的紧张关系。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双方达成谅解,认为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为此双方应首先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定。10月,双方在北京恢复了边界谈判。苏联方面在谈判中先是反对讨论签订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后虽同意讨论这一问题,却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而这个问题是柯西金在北京与周恩来会晤时同意过的。这样,中苏边界谈判历时近9年,未取得任何结果。

从60年代以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不断向外扩张。中国始终坚持在两国关系和整个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美国阻挠,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长期被剥夺。60年代初以来,中国一贯支持亚非拉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注意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使中国在国际上得到很多的支持。同时,中国注重与西方国家建立关系。

1964年1月与法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0年内先后与加拿大、意大利、智利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样,在联合国各成员国中赞成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国家越来越多。为了继续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在1971年8月2日抛出“双重代表权”方案,即同意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但也不剥夺台湾当局的代表权。对此,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双重代表权”。

1971年9月22日,美国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一次关键的程序性表决中遭到失败。联合国总务委员会决定把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提案,放在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前讨论。10月25日,经过激烈的辩论,26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及利亚等国的提案,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当局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的一切机构。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中国和其他友好国家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巨大胜利,它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及影响。

(三)中美关系缓和和中日建交进入70年代,国际形势在战后20多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认为有必要结束长达20多年的敌视状态,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从美国方面来看,在美苏两大国的军备竞赛中,苏联占有优势,而美国由于在越南战争中陷入困境,已处于劣势。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主张利用世界上各种相互斗争的力量的对立,以维持均势,从而确保美国的霸主地位。他希望通过改善对华关系来抗衡苏联,并谋求从越南脱身。从中国方面来看,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集结重兵,咄咄逼人。为了抵御来自北方的严重威胁,同时,为了有助于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也为了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希望缓和同美国的关系。

尼克松上任伊始,指示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1969年7月美国宣布对中美之间人员往来和贸易交流放宽限制。1970年1月经美方首先提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举行。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法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等国领导人向中国转达谋求关系正常化的信息。

中国对美国的表示作出了积极的反应。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美国著名记者、作家斯诺,并同他站在一起检阅游行队伍。12月18日,毛泽东再次会见斯诺,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1971年4月,中国邀请在日本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7月9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来到北京。7月16日(北京时间)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应邀于1972年5月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问中国到达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尼克松。接着周恩来与尼克松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两国关系交换了意见。

28日,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公报》的主要内容有:双方同意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关于台湾问题,中国方面重申: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双方还认为发展两国间的贸易和进行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联系和交流是互相有利的,并同意为此提供便利。

《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为以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日本政府曾长期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之际,日本国内各阶层要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猛增。

1972年7月,田中角荣就任首相后,表示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首要任务。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在大平正芳外相陪同下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接见,同周恩来总理就两国邦交正常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同日,日本方面宣布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中日建交结束了两国长期敌对的历史,揭开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新的一页。

70年代初以来,中国同西欧(包括北欧和南欧)国家出现了建交高潮。1969年前,西欧国家中,只有瑞典、丹麦、瑞士、芬兰、挪威和法国先后同中国建交。英国和荷兰同中国互没有半建交性质的代办处。到70年代末,除安道尔等4个小国外,中国同所有西欧国家建立或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70年代初,中国还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个时期,中国同上述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良好的合作。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际关系进一步得到改善。

(四)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70年代,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显著成就,是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从1970年到1979年,中国同亚非拉5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支持第三世界为争取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中国在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友好合作的同时,也注意维护和促进第三世界各国间彼此的团结,支持各国发展本国经济,打破多少年来富国压榨穷国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70年代前期,毛泽东根据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发展变化,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构想。

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指出:“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发展中国家”。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又说:“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个战略构想虽然在理论上有不合乎实际的方面,但它强调在世界反对霸权的斗争中团结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并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的策略,对于当时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和其他友好国家的关系,包括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都起过积极的作用。

 

四、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九·一三”事件以后,中共中央需要在组织上进行清理和补充工作,确定今后的任务和方针政策。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为中共十大的召开作准备。会议着重讨论了十大代表产生办法和修改党章的原则。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13名老干部,又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会议还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起草十大的有关文件。

7月10日,中央专案组提出《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告概述了林彪集团的罪行,分析了林彪叛党叛国的历史根源。中央专案组建议中共中央: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8月20日,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的报告。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代表1249名,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大会的议程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政治报告共分三部分:(一)关于九大路线;(二)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三)关于形势和任务。报告强调:“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报告批判了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揭露了他们“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本质,认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要特别重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报告提出当前要抓紧时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继续搞好批林整风,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报告还强调: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我们要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抓革命,促生产”。要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群众,“切实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删除了有关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的规定,还删去了“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样的话。但又增加了一些错误内容:党章的总纲中规定“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把“敢于反潮流”精神作为“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写入总纲;在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和党的基层组织的任务中把“批判修正主义”同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作为第一条,放在重要位置。

大会选出中央委员195名和候补中央委员124名。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挤出中央领导机构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一些野心家、投机分子和帮派分子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会议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结成了“四人帮”,江青集团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了更多的权力。

中共十大继续九大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文化大革命”一整套“左”的方针政策,使“左”倾错误不但没有因林彪集团被粉碎而得到纠正,相反却延续下去。江青集团在十大上扩充了自己的势力,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继续带来了灾难。

 

五、“批林批孔”运动全国动乱的再起和国民经济的再次恶化

 

林彪事件以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许多人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持厌倦、怀疑、观望和抵制的态度。周恩来对“左”倾错误的纠正虽然被打断,但很明显这种努力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毛泽东担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所以采取措施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他感到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同中国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儒家反对变革的斗争有相似之处,批判林彪联系批判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并肯定法家的历史作用,可以达到深入挖掘林彪集团的思想根源和巩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因此,在中共十大前后,毛泽东在几次谈话中提出批林同批孔联系起来的问题。

林彪叛国以后,江青等人在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子和孟子某些言论的材料,上报毛泽东。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8月5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写的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尤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8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发表《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的文章。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明确表示“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出于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毛泽东在1973年7月4日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批评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的工作,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

21 日,他接见中央军委会议全体人员时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江青一伙在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以后,通过直接控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反所谓“右倾回潮”、“修正主义回潮”,同时指令两校的“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1974年1月12日,江青、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批判组”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转发全国。毛泽东同意这一建议。1月18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材料转发全党。“批林批孔”运动于是在全国展开。

江青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权势,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在“批林批孔”中另搞一套,不批林,也不批孔,而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一批中央领导人。

1974年1月24日,江青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擅自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大会。次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在会上俨然以“批林批孔”的领导者自居,和姚文元、迟群、谢静宜等在讲话中不指名地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等。大会前后,江青背着中央政治局以个人名义给军队和地方许多单位写信,送材料,还派人到军队“点火放炮”,“放火烧荒”,进行夺权活动。

江青集回利用控制宣传舆论大权之机,操纵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唐晓文”、“池恒”等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名,影射周恩来在前一时期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某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安排一批老干部的工作是“搞复辟倒退”,“开历史倒车”。这些文章大批“周公”、“宰相”,还对周恩来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6月14日,江青在一次会上大讲所谓“儒法斗争史”,要求写文章批“现代的大儒”。随后,江青又在天津的一次谈话中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并暗示“大儒”就是周恩来。江青还别有用心地授意写作班子写文章吹捧吕后、武则天,为其篡权制造舆论。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等人借机大反所谓“复辟回潮”。1973年12月,江青一伙利用编造的北京市的一个小学生对教师不满的日记大作文章,把这个小学生吹捧为“反潮流典型”,掀起批“师道尊严”、“反右倾回潮”的浪潮。1974年1月,他们又将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中学一女生因未答完英语试卷遭老师批评而自杀的事件,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在教育领域大批“右倾回潮”。在文艺方面,把晋剧《三上桃峰》说成是“为刘少奇招魂”,把宣传教师是辛勤的园丁的湘剧《园丁之歌》说成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张目,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

“批林批孔”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全国动乱的局而再次出现。在江青集团的煽动下,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的组织,拉山头,打派仗,搞打砸抢,一些领导干部或被重新打倒,或被迫离开岗位,或卷入支一派压一派的派性斗争中,各级领导班子再次瘫痪。历史科学领域受影响最深,整个中国历史被歪曲成“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史”,凡是历史的进步都是法家的功劳,凡是历史的倒退都是儒家的罪过。一切在历史上有作为的人都被封为法家,在历史上的反面人物都是儒家。中国伦理道德传统中优秀的部分如“尊老抚幼”、“尊师爱生”等统统被否定,代之以“斗争哲学”,培养了一些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极端好斗的情绪,使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良好的同志关系遭到践踏,使中国的伦理道德水准大大降低。

“批林批孔”运动还使刚刚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有人喊出“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使得一些企业领导不敢大胆抓生产,因此导致工业生产的下降。

1974年工农业总产值为4007亿元,仅比上年增长1%,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0.4%,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2%。

毛泽东虽然支持“批林批孔”运动,但是此时却不愿再次出现社会大动乱的局面。为了制止混乱的局面,扭转生产下降的势头,中共中央于4月10日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许成立战斗队一类的组织和搞串连活动。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判了“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指出要揭发批判停工停产的幕后操纵者。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达到篡权的图谋有所觉察,对他们进行了多次批评。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也是难改呢”。他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帮派活动,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六、“四人帮”组阁阴谋的失败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

 

“四人帮”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表面上不得不有所收敛,但实际上并未停止阴谋活动。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四人帮”认为四届人大是进行权力再分配的好时机,妄图利用这次会议由他们出面组阁,窃取更多的权力。

1974年,周恩来身患癌症后病情加重,住院治疗。

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上主持国务院工作。“四人帮”对此非常不满,伺机对邓小平进行攻击。他们多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故意制造事端,对邓小平进行围攻。邓小平理直气壮,与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四人帮”经过密谋,于10月18日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派王洪文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告状,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王洪文造谣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还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王洪文还吹捧江青、张春桥,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实现由“四人帮”组阁的阴谋。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说: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20日,毛泽东又让人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12月23日,周恩来和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说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再次提出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和对周恩来、邓小平工作的支持,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保证了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2864名。代表不是自下而上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而通过所谓“民主协商”产生出来的。会议的议程是:修改宪法;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人。朱德主持了大会,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抱病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重新展示了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走的蓝图:”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报告还提出:要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王导的方针;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要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

张春桥向大会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把所谓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并把这条基本路线列入大会通过的宪法的总纲中。这样就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倾错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这部宪法还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当作“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规定“国家保障群众运用这种新形式”。这样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

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为副委员长。大会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华国锋等12人为副总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的确定,给广大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使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虽然张春桥等人进入国务院领导班子,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未能得逞。

 

七、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和开展全面整顿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后,周恩来病情加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当时,受“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技术等方面工作陷入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不顾刚刚出来工作、困难重重的处境,努力排除各种干扰,按照四届人大确定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三项指示,即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的有力配合下,着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

(一)铁路运输方面。由于“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破坏,造成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局的运输长期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铁路干线的运输,直接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人民生活。为了解决这一影响大局的关键问题,中共中央于2月25日至3月8日召开了全国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会上,邓小平发表讲话指出:现在的大局是实现四届人大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两步走的设想。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是大错特错。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解决的办法是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规定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在铁路系统大力恢复和健全各项必要的规章制度。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军工作组,会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调整和充实了问题严重的铁路局的领导机构,使铁路运输状况在一个多月内迅速好转。到4月份,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都疏通了,全国20个铁路局除南昌局外,超额完成了装车计划,列车安全正点率也大为提高。

(二)工业生产方面。铁路的整顿工作带动了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1975年的前4个月,全国钢铁欠产达195万吨。5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29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克服“软、懒、散”的现象;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特别注意把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钢铁生产明显回升。其它工业部门在钢铁工业整顿的带动下,也同时进行整顿。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经济形势日渐好转。1975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自3月份以来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铁路货运量等在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最高水平。

(三)农业方面。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国务院先后在山西昔阳和北京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着重强调搞好农业的重要性,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拖了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邓小平还强调整顿工作的问题,他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华国锋在会上作了题为《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认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政治任务。会议要求到1980年,全国1/3以上的具建成大寨县,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次会议积极的方面在于使全党和全国都重视农业,大抓农业。会后,各地区抽调上百万干部到农村社队帮助整顿。由于历史的局限,这次会议宣传的大寨所谓“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经验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四)军队工作方面。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的整顿问题。邓小平于7月14日作了重要讲话,强调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要加强干部学习,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要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根据会议精神,压缩了军队的定额,安排了一些军官转业到地方,并对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把一批追随“四人帮”,坚持派性的人调了下去。这样稳定和巩固了军队,为后来粉碎“四人帮”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五)科学技术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科学院及其所属的科研机构大部分长期处于瘫痪状态,因此,科技工作急需整顿。7月,中共中央派胡耀邦等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经过调查研究,并听取了邓小平的意见,胡耀邦主持起草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于9月26日向国务院作了汇报。汇报提纲强调科技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要充实加强科技队伍;加强理论研究工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邓小平充分肯定了这个文件,强调要解决科研人员生活中的困难,不懂行、不热心、有派性的人不能进领导班子,要办好教育,培养科技事业的后备人才。这个文件在当时未能正式下除以上几方面整顿工作外,文艺、教育工作也进行了整顿。7月,毛泽东两次谈到文艺问题,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要逐步扩大文艺节目。邓小平利用这个时机开始抓文艺工作整顿,强调要搞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一些被“四人帮”打入冷宫的作品,如电影《创业》、《海霞》、《万水千山》、《长征组歌》又重新公演。教育工作方面,教育部长周荣鑫在周恩来、邓小平支持下着手整顿教育。他在不同场合发表许多讲话,针对“四人帮”破坏教育工作,提出“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不能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这样符合不符合主席的方针?”“一讲就是两个,一个是十七年,一个是七二年回潮,就是不讲林彪路线的干扰”。从10月起,在周荣鑫主持下开始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准备报请中央批准后全面开始教育的整顿。

在全面整顿过程中,为了清除阻碍整顿的“左”倾错误,邓小平在思想理论问题上提出许多重要的观点。

10月中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文章。文中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文章还抨击了“四人帮”散布的“左”倾观点,提出要把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革命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等。这篇文章没有定稿,更没有在报刊上发表。此外,邓小平在9月27日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各方面都要整顿》的讲话。他强调“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他还强调了“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批判了林彪、江青一伙割裂毛泽布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罪行。

经过各方面的整顿,全国的形势日趋好转,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增长15.1%,农业增长4.6%。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的增长。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开始出现。

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工作实质上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恢复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整顿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不仅对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为后来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准备。全面整顿取得的成绩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鼓舞,他们又重新看到了国家的希望。

 

八、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是得到毛泽东的支持的。但是,毛泽东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支持整顿的,所以一旦整顿工作导致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时,他就要维护“文化大革命”,并从理论上作进一步地思考,加上“四人帮”顽固地阻挠、抗拒和反对,使整顿工作面临种种难以克服的障碍。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他在长沙又同周恩来谈及这个问题,他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把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依然存在的按劳分配、商品交换看作是资本主义性质或者容易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这说明他原有的带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得到进一步发挥。可以看出,他希望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办法来破除“资产阶级权利”,实现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目标,这样做从理论上和根本制度上论证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同时也表明了他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决心。这些错误的论述被“四人帮”加以夸大、渲染,并作为他们反对整顿的武器。

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内容。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毛泽东的谈话。由此,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在全国掀起。

“四人帮”不甘心“组阁”失败,他们利用一切时机来达到攻击周恩来、邓小平,以掌握更多权力的目的。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共33条,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作了断章取义的引证,严重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四人帮”还借此运动大批所谓“经验主义”。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同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宣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也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全面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仅仅归结为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文中张春桥还叫嚣要全部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这时期,“四人帮”反“经验主义”、打“土围子”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和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

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不良意图有所觉察。4月23日,他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再次批评了“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和搞宗派活动。他对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由邓小平主持于5月27日和6月3日两次召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此后一段时间,“四人帮”的活动有所收敛,这对当时的整顿工作是有利的。

但是,“四人帮”的野心不死,他们仍在竭力寻找时机。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应北京大学一位教师的要求,谈了对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他认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姚文元闻讯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说评论《水浒》对于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毛泽东同意姚文元的意见。这样,“四人帮”策动了一场“评《水浒》运动”。这时,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以批“宋江”、批“投降派”,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江青在这期间到处散布“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再次散布说“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毛主席”。她所说“架空晁盖”实际上是诬蔑周恩来、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毛泽东在得知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后,斥责她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毛泽东的批评又一次抑制了“四人帮”的阴谋活动。

毛泽东自1971年冬患重病以后,病情时轻时重,但是他始终担负着决定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大事的重任。1975年下半年以后,他的病情逐渐加重,他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由他的侄子毛远新担任联络员进行联系。此时,他接近和信任的人越来越少,他对实际情况越来越不了解,他对党和国家大事的设想和主张越来越抽象化。

1975年9月28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成绩是七还是错误是七,有分歧。”“担心中央,怕出反复”。11月2日,毛远新又向毛泽东汇报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这种歪曲挑拨式的汇报,同意他的观点,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据此,毛泽东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并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

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传达毛泽东对刘冰信的批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曾于1975年8月、10月先后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党的原则,是正常现象。但毛泽东却认为这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矛头是对着我的”。他还认为信由邓小平转交说明“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传达毛泽东批示后,率先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批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至此,整顿工作被迫中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逐步推向全国,从不点名到点名批判邓小平。

1976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毛泽东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认为一些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因为“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他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是两个: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毛泽东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谈话,对当时大多数干部来说,已经很难有多少说服力了。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决策上的错误,更猖狂地攻击邓小平,反对整顿工作。他们把整顿工作说成是“复辟”,把恢复工作的老干部说成是“还乡团”,还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把四个现代化说成是为“资本主义准备物质基础”。他们诬蔑邓小平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在搞“修正主义”。

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得到人们广泛拥护。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既违背事理,又违背人心。这场运动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否定了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一批坚决执行正确政策的干部受到打击,帮派人物和造反派头子又被任用,国民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使全国局势再度陷于混乱。由于这场运动完全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意愿,因而一开始就受到广泛的抵制。经过这场运动,人们更加认清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真面目,一股长期蕴藏在心中的憎恶和愤恨的情绪即将迸发出来。

 

九、四五运动  毛泽东逝世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9时57分在北京逝世。

周恩来一生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无限悲痛。1月11日下午,当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时,北京上百万群众自动仁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遵照周恩来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了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1月21日和28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觊觎总理职位的野心没有得逞。

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他们凭借控制新闻舆论大权之机,大量压缩、砍掉有关怀念周恩来的报道和文章。更有甚者,在举行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他们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无视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的真实感情,继续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

3月5日,新华社播发沈阳部队广大指战员纪念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13周年的新闻稿。“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在刊载这条消息时,将文中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删掉。

25日,《文汇报》在头版发表的新闻中竟然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明目张胆地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从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北京人民从3月底开始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怀念和对“四人帮”罪恶的痛斥。4月4日是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北京和外地的群众不顾禁令来到广场的人次达200多万,敬献了2073个花圈,形成了花山人海的壮观场面。

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在华国锋主持下开会,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会议在江青等人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认为这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会议决定于当晚(4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会议的决定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4月5日凌晨,广大群众看到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诗词、挽联等都被收走,守卫花圈的人被抓走,异常气愤。他们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口号,并高唱《国际歌》。群众同部分民兵、警察、战士发生了冲突,广播宣传车被群众砸坏,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着火。晚上9时半,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以及5个营的卫戍部队,奉命手持木棍、铁棒进入广场,驱赶、殴打和逮捕留在广场上的群众。这就是“天安门事件”。

4月6日,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听取了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4月7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所谓“现场报道”和4月5日晚吴德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经姚文元组织炮制的“现场报道”,诬陷群众悼念周恩来是“反革命活动”,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当晚,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了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它反映了全国人心的向背,表达了人民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捍卫社会主义民主的坚定信念。

天安门事件以后,“四人帮”在全国又掀起更大规模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各地组织声讨邓小平的游行集会,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邓”文章,继续鼓吹“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他们这样做是要整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实现由他们掌权的目的。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朱德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为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京津。这次地震损失巨大,累计死亡24.2万人,重伤16.4万人。震后,中共中央派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慰问团赴灾区慰问,同时各地人民和人民解放军积极以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援受灾地区。但是,“四人帮”却认为“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攻击抗震救灾工作是“以救灾压批邓”。8月下旬,“四人帮”开始将邓小平在1975年指导下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3个文件诬蔑为“三株大毒草”,组织上百篇文章进行批判。但此时这种批判已遭到广大干部和群众们广泛抵制。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从1957年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犯了严重错误,然而“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的逝世使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位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使人民群众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前途深为忧

 

十、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在毛泽东病危期间和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

8月下旬,“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突击向上海民兵发放枪支7.42万支,大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又发放子弹600万发,炮弹1.5万多发。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擅自在中南海紫光阁架设17部电话,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取代中共中央的领导。“四人帮”还指使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有的在信中公然提出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为江青上台大造舆论。9月28日,张春桥向他在上海死党传话说,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9月29日,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猖狂活动,使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他们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仍然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酝酿解决“四人帮”的办法。身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四人帮”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也认识到必须清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痈疽。9月下旬以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多次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和步骤。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9月16日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中公开发表。

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载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声称“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篇文章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中央领导人,实际上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信号。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面临严重危机的关头,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在多数同志同意的情况下,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于10月6日晚采取果断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当晚10时,中央政治局在北京玉泉山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

10月7日凌晨,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这个决定后由1977年7月举行的十届三中全会追认。

从10月7日到14日,中共中央分批向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通报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

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各地纷纷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欢庆这一历史性的胜利。

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作乱时间最长的一个阴谋集团,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滔天罪行。粉碎“四人帮”,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长期斗争的结果。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从此,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文化大革命”的10年给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大悲剧。在思想上,“文化大革命”混淆了是非,使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四处泛滥,在一系列理论、政策上造成严重的混乱;在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地混淆了敌我界限,严重地损害了国家政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据统计,“文化大革命”10年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直接迫害的共有729511人,其中34800人被迫害致死。在经济上,“文化大革命”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给国民经济带来了重大的损失,10年中仅国民收入就损失5000亿元,这相当于建国后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在文化上,“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教育、科技事业遭到破坏,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在组织上,“文化大革命”全面破坏了党的组织建设,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遭到破坏,由此造成派别林立,以帮代党,以帮代政,严重地分裂了党政军组织和人民群众,留下了严重的创伤。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他们的抵制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国民经济虽遭受巨大损失,但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在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作为发动和领导者应负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虽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对后来顺利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是在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中走入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一次错误实践。认真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正确的健康的道路上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