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眼看世界图片:遵义会议前朱德铁腕定鼎

遵义会议前朱德铁腕定鼎

顾则徐

说明：自从2010年春我的《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台湾版名称为《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虽然大陆索求的专业、非专业人士很多，但碍于海关之封建割据，本书难以一睹。时常有出于社会公义之朋友，希望我能将部分内容提供到网络，以使较多的读者共享。犹豫至今，方决定选择部分估计可在大陆发布的章节，陆续以单列文章标题在博客登出。有本说明者，即为该书节选。

就红军战略而言，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已经完成了转折，黎平会议明确中央红军的目标是创建一个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但是，这两个会议都开得十分匆忙，中共中央需要作进一步的详细计划，因此，在进军遵义的过程中，要在遵义开一个充分的会议已经是中共高层人尽皆知的事了。也就是说，这个会议本来是一个关于以政治策略和重建根据地的会议，但当会议开始之后，在早已预谋的毛泽东策动下，方向完全转变了，开成了一个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的会议，而军事路线问题的实质，则是军事决策权从而也是在当时的中共实权的调整。

红军“突破”后，毛泽东虽然没有权力，但名义上的地位很高，既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又是最高“政府”首脑，因而有能够比较自如活动的空间，从一开始踏上突破之路时，他就开始了被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半个世纪后写的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称作的“担架上的‘阴谋’”。毛泽东之所以在担架上进行活动，是为了与王稼祥进行联盟，当时王稼祥因伤躺在担架上随军委纵队行动。王稼祥本来已经是毛泽东的支持者，但仅仅支持并不够，毛泽东还需要他成为自己的同盟者，成为一个积极的共同主张者。毛泽东做到了这点。有了王稼祥的同盟，毛泽东与王稼祥又争取到了洛甫的支持。这样，他们三人就形成为了一个小集团，在遵义也是住在一起。

试图调整军事路线和权力的问题已经不是一般的政治分歧，毛泽东仅仅得到王稼祥的同盟和洛甫的支持，并不能够达到目的。王稼祥和洛甫虽然是中共政治核心人物，但相对权力较小，也没有什么实力。毛泽东的成功与否关键是在两个目前的实权人物周恩来和朱德手上。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的关系实在太微妙，他没有对他们有任何活动，也不敢轻易进行。虽然周恩来在军事立场上已经倾向毛泽东，但这种倾向也可以认为是对朱德的倾向，在政治阵营和派系上周恩来仍然属于博古一帮。朱、毛之间在军事上的想法彼此十分清楚，根本不需要进行沟通，但毛泽东同样心底很明白朱德始终没有放弃对毛泽东的不满。对这样两个决定性的人物进行活动，弄不巧反而后果会很难堪。这方面毛泽东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反正，即使达不到目的也没有关系，能够在政治局里形成自己的小集团就已经足够满意，是很大的成功了。

对毛泽东“担架上的‘阴谋’”，博古、周恩来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即使知道，至少在反应上是很迟钝的，因为，没有任何资料说到他们有过相应的准备行动。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毛泽东太当回事，因为，在政治局里，即使已经有王稼祥、洛甫的合作，毛泽东的势力仍然是比较小的。还在进行“突破”前，在安排人选的时候，博古、周恩来愚蠢地将老练的项英留在了中央苏区做最高领导，这可能仅仅是因为项英一直反对他们的大屠杀，但项英并没有在意，还特地提醒博古，叫他们千万别带毛泽东走，但博古拒绝了项英的建议，可见他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后果，或者明知道毛泽东将会捣乱也并没有在乎。

博古、周恩来之所以会犯轻视毛泽东的历史性致命错误，根源在于他们忽视了朱德这一关键性因素。从周恩来到中央苏区的一开始，周恩来就忽视了朱德在党内斗争中的重要性。博古到中央苏区后，同样也是继续犯了这一错误。朱德不参与政治权争和老实人的态度，以及他作为职业军人的服从命令特点，蒙蔽了专门的政治家们，朱德几乎没有任何抗拒就让李德取代了自己更是强化了他们的错误印象。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朱德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实质上已经是中共最重要的核心领袖之一，而作为政治局成员之一也事实上成为了一名政治家，他不只是一名完全的职业军人了，不可能不关注党内最高权力的权争和其它政治问题，他不卷入终究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一当朱德卷入政治权争将会如何？一当朱德站在毛泽东一边将会如何？在中共遵义会议之前，只有毛泽东非常清楚这点，并有过切身的深刻体会，所以，他始终非常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朱德之间的关系。

朱德是个反对党的权力漫无边际地管理、指挥一切的人，也是个反对枪指挥党的人，他与毛泽东的冲突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发生的。朱、毛冲突的起点，是枪指挥党的问题，是井冈山时毛泽东作为红四军党代表和军委书记去指挥地方党。在党指挥枪的前提下，朱德希望寻找比较好的党的领导进行合作，因此，中共中央到中央苏区他很高兴，同时也不去参与和干涉党的权争，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已经涉及到中共中央和自己的军队生死存亡的问题了，他不参与和干涉政治已经不可能。对朱德来说，现在是必须要进行决断的时候了。就他的军事经验来说，他不会认为所谓的川黔边根据地计划将是可行的，遵义地区是个鸦片多于粮食的赤贫地方，在这样一个地方要弄一个有规模的根据地本就缺少基础，而且，强大的国军也会很快追击、围拢过来，如果不解决军事决策权问题，就将是毁灭的前途，而军事决策权问题最终就是一个政治权力问题。

有一个因素强化了朱德的决定性分量。博古、周恩来的权力合法性实质上是来源于莫斯科，但现在这个来源已经中断。1934年8月，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央红军“突破”问题的含糊的答复指示之后，中共上海局突然被国民政府特工机构破获，这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联络就中断了。这意味着博古、周恩来已经不能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权争的胜负表面上就完全取决于了投票，但实质上则是已经取决于了以朱德为代表的军方实力派的取舍。博古、周恩来显然对政治局内的投票还充满信心，却没有注意到命运现在实际上已经掌握在了实力派手上，而所谓的实力派，现在也就是军方，具体说来，就是朱德之手。

当朱德准备干涉政治，选票问题对于韬略深厚的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这是个轻易就可以解决的“难题”，而且，一解决就解决到了彻底。朱德的第一个动作是用铁腕轻易制服了一直在自己面前装老大样子的周恩来，同时也救了这位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朱德的总司令部设在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新修的私人官邸，朱德与周恩来的房间同在主楼三楼，因此是邻居，彼此谈话很方便。在访问过周恩来本人和不少中共要人的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里介绍道：“据说，他（本书作者注：指周恩来）的老朋友朱德大概事先跟周打了招呼，表示自己准备推举毛。朱的这一举动在两派竞争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是至关重要的。周很明白大家肯定会对他投不信任票，为了使这一不可避免的情况不至于太糟，周同意了朱德的做法。”迪克·威尔逊在这里似乎还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朱德的决定性分量，朱德要“推举”毛泽东并不需要周恩来“同意”。朱德跟周恩来谈了一夜话，据说周恩来在这神秘的一夜里甚至痛哭了起来。朱德向周恩来说明自己的决定，对周恩来来说就等于军队已经作出了决定，并且否定了周恩来过去的作为，而且，朱德实际就是逼迫周恩来必须立即决定自己立场，不然就将彻底抛弃他。虽然周恩来掌握着特工和政治保卫局，也是很强大的实力，但这种实力在“和平”状态下才是非常恐怖的威慑，当军人们真的动手起来，特工和政治保卫局的人就只是乌合之众而已。对周恩来来说，向朱德表明自己转变立场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虽然朱德会保护周恩来，但周恩来从此将意味着失去窥视中共最高领袖地位的任何可能，不仅以后莫斯科不会再进一步信任他，而且在中共党内也不会再有这方面的竞争力，而不转变立场的话，则更将可能失去所有，如果按照周恩来自己轻易杀戮季振同的思维来说，应该不得不想到如果朱德把红军大失败的罪责公开载到周恩来一个人头上，已经失去人心的周恩来甚至可能连脑袋都会保不住。对朱德来说，他事先制服周恩来，也是要救周恩来，他对毛泽东太了解和不满了，虽然对周恩来也不满，但周恩来是眼前的中共政治领袖唯一可以对毛泽东形成牵制力的实力人物，就象朱德曾跟龚楚私下表达过的想法，他的“民主”本性决定了他不愿意在中共出现由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

在制服了周恩来后，或者说不管周恩来是真服假服，朱德采取了第二个强硬的动作，就是让政治局会议成为扩大会议，让军队主要将领们一起参加会议。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说：毛泽东“还邀请了临时革命政府委员、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等来参加1935年1月7-8日举行的会议。这些人形成了多数，他们违背党章的规定和党内生活的一切准则，不仅参加讨论而且还参加表决”。李德的这一回忆是错的，但说明了政治局以外人员参加会议对会议结果的重要性，不仅是“讨论”，而且还涉及到了“表决”，也就是票数问题。遵义会议参加者一共是二十个人，其中政治局委员六人：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扩大了的人员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扩大了的正式代表总共十七人。此外有作为军事顾问列席的代表一名李德，伍修权是李德的翻译，临时代替邓颖超中央秘书长职务的《红星报》主编邓小平是记录人员。十七个代表当中，并没有李德所说的较低职务人员，增加的非政治局人员全部是红军最主要的军队首脑。同样，所增加参加会议的七名军队首脑，也不可能是由毛泽东“邀请”来的，当时毛泽东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力，如果毛泽东胆敢这样做，会议不等召开，毛泽东就将因违反纪律而一败涂地了。促使做到这点的，只能是朱德。当朱德个别向周恩来摊牌时，周恩来已经无法拒绝朱德邀请军队首脑参加会议的要求，即使周恩来予以拒绝，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朱德也同样有权力以讨论军事问题的名义下达指令，当朱德下达指令，七个军队首脑站到了会场门口，政治局拒绝他们进入参加会议，后果就将不堪设想，因此，周恩来除了在这个问题上予以同意外，别无它法。而当周恩来、朱德一致要求会议扩大进行，博古也就根本无法予以拒绝了。

由于李德把政治局会议向军队首脑扩大弄成了是毛泽东的“邀请”，因此，他就由此理解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表现，他说：毛泽东之所以敢在遵义会议上攻击中央，是因为“突破封锁线以后，整个政治生活和党的工作实际上只是在军队中进行；而这支军队，正如我以前多次提到过的，几乎完全是由农民组成并受职业军人的指挥。毛在部队指挥员中和部分政治工作者中，由于多年共同战斗，有许多追随者。中央苏区的转移，在他们中间引起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和不稳定的感觉，这是他有机会煽动起来的。”实际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并没有对军队首脑进行什么冒险性活动，更没有找过朱德。但李德这理解说明了军人参加会议对会议后果的决定性影响，也说明了当时所谓党的工作实际已经就是军队的工作。李德说：“在党的最高领导人中有一些比较年青的干部，如王明、博古、洛甫和周恩来，他们中只有周恩来在军队中有支持者。”可见，李德事后认识到了博古他们缺乏实力基础的严重性。其实当决定会议要扩大召开时，博古他们就已经认识到了事态不妙。本来，按照他们的估算，毛泽东在政治局里面无法占到多数，军队首脑一参加会议，情况就大变了，但他们仍然对政委们比较相信，于是马上就展开了活动，博古最亲信的凯丰专门找聂荣臻谈话，试图寻求支持，结果被聂荣臻回绝。这样，不等会议开，博古他们就已经气短了，而毛泽东则有了意外惊喜，信心倍增起来。一般研究者跟李德一样，都认为周恩来“在军队中有支持者”，其实是不加分析的习惯性思维，实际上这时候周恩来已经失去了他在军队中主要的亲信，刘伯承、聂荣臻已经完全成为了朱德的亲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