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生梦死湾仔之虎:作家亲述为写作在监牢当陪号:死囚被提审很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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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亲述为写作在监牢当陪号:死囚被提审很兴奋

2011年06月22日 08:48
 作者:徐剑铭

 

  作者 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徐剑铭

《法治周末》记者专访《死囚牢里的陪号》我在死囚牢当陪号的日子

“我是法治进程中的牺牲品或者受害者,我不能白牺牲”

《法治周末》:可否称《死囚牢里的陪号》是一本完完全全的纪实文学?有多少虚构、多少真实?

徐剑铭:在艺术上有些处理,比如隐去囚犯的姓名,总的来说是真实的。

出书是想记录我们法制不健全的时代,呼吁健全法制时代的到来。当时的法律还是学龄前儿童,出现冤案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环。我是进程中的牺牲品或者受害者,我不能白牺牲,我要把自己观察到的和经历过的东西告诉大家。

《法治周末》:一般人失去自由两天就会心神大乱,你如何应对你蒙冤入狱一年多的生活?

徐剑铭:陈忠实说我是个英雄。我们家出身也不好,我经历的磨难很多,对苦难我能想得开。

我是记者又是作家,既然那个时代的死囚犯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插曲,我有责任记录下来,提醒社会,揭示法治进程中法制残缺的一个事件。

“揭示人类中的黑暗,展示黑暗中的人性,为生命而祈祷”

《法治周末》:书中你提到死囚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悲观绝望,除了带着镣铐,其他包括心态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有个死囚犯在临刑前,还在打牌,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面对生命随时都有可能被结束,他们真得不害怕吗?

徐剑铭:年纪大的怕些,年纪小的不怕。那几个打牌的都是个孩子,他基本上没有享受到社会的温暖,从少管所到劳教场,没有在社会上好好生活过一天,所以对生命非常随意。

我问他明天就上路了,怎么还在打牌,一点不在乎?他说,活着有啥意思,明天就把我送回姥姥家了。

那是个男人的世界,已经到了那个地步,大家逞着强,怕被人笑话软弱。但大部分人都还是比较平静的。

《法治周末》:你写到号子里有潜规则,你在里面怎么应对这些潜规则?

徐剑铭:我进去之前不了解狱中的情况。小号里确实有牢头狱霸,谁厉害谁为王,有的人为了少挨打就巴结“红头”(编者注:指牢头狱霸)。但死囚号里鲜有这种情况。

我进去没人欺负我,因为我的草民气质,他们觉得和他们是一类人。后来他们发现我是记者,就说,记者以后可以给我们写东西。入狱没几天,我就帮一犯人写状子,有期徒刑15年改为8年,我因此名声大噪。

《法治周末》:你在狱中给许多犯人写了上诉状,有的甚至在你的帮助下获得了减刑,这除了和你的好笔头有关,你是不是接受过法律方面的教育或熏陶?

徐剑铭:没有,法律总得讲理,我是从理性角度分析这些东西。我就是以基本的良知和道德判断为他们写状子的。我没怎么上学,好笔头是自己练出来的。

有人说我,利用文采为人辩护,救下那么多犯人,是在钻法律的空子。我说,当时法律不健全,确实有空子可钻。我看到活生生的生命就要被枪毙,而且有的是因为盗窃两三万元就要赴死,我心生怜悯。

《法治周末》:书中有一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每月的10日是在押犯人的家属到看守所为犯人送东西的日子,犯人们称之为“清明节”,因为“只能送东西,不能见人,跟给死人上坟一样”。死囚牢里,改判的几率有多大?

徐剑铭:有个年轻犯人跟看守说:“跟我妈说,下回不要再来送东西了,我是个啥人嘛,是个贼!”这点对我颇为触动。

改判几率很低。他们等三五年、七八年判决的都有,那时候没有羁押期的限制。他们在自己要被羁押多久、是生是死都不确定的状态中存活着。当号门响动,叫谁出去提审时,他们会特别兴奋,他们认为即使死也要给个结果。最失落的就是“死号子”,一天到晚没人管,反而被提审一下说明有人过问这件事儿。

《法治周末》:在死囚牢里,你得时刻做好准备面对一个又一个生命的结束,你是怎样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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